那是一年前的事，一位87岁的离休干部裘老先生约我在东河坝子桥凤凰亭相约，说有事要与我商量。
见面后，等不及我开口，他就从手中拎着的环保袋里拿出两样东西，一样是“坝子桥弄20号”蓝底白字的一块老门牌，另一样是摄于1950年2月18日（农历庚寅正月初二）水星阁的一张老照片。他叫我把这两样东西翻拍下来，说可能对我日后工作有用。
“坝子桥弄20号”门牌（现环城北路与建国北路交叉口），据老人介绍，这是他从小到大居住的家。“解放前夕，这里曾作为浙东革命根据地地下联络站，相继输送过200多位爱国青年学生奔赴革命，成为坝子桥头的红色记忆。”2000年旧城改造时，“坝子桥弄20号”被拆除，地名也随之消失。他将这块门牌保留下来，当作史料珍藏。
那张水星阁老照片裘老已保存了65年，他回想道：“水星阁可是一处历史悠久、景色秀美之地。60多年前，从我家翻过坝子桥，走上五六百步就到了水星阁，那时登上三层塔楼远眺艮山门周边热闹景象，看得煞煞清爽。”老人还兴奋地指着照片中站在水星阁大香炉前的那人说：“你仔细看看，这个就是当年的我呀！”
照片太小，加上时间长了变旧退色，模模糊糊的哪能辨别得出。为了不让老人扫兴，我答道：“回家用放大镜仔细瞧瞧。”
我与裘老相识纯属偶然，缘于我写了篇《坝子桥怀想》的随感，搅起了他心底沉淀的往事，并执着地寻找作者。他打探了好长时间，终于打听到我的手机号码，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裘老是位好谈、好学、好问的人，翻拍完他手上的两张照片，他朝水星阁方向指指，希望我能写点钩沉文章，将水星阁的历史还原。碰到这样一位执着的离休老
干部、老先生，我有什么理由推却呢？于是，就有了这篇《寻踪水星阁》的拙作。
水星阁坐落于环城北路以南，中河立交桥以东，新横河新坝以北，一块闹中取静、史长韵深的地方，现成为了“水星阁花园”小区。
清黄士珣《北隅掌录》云：“水星阁在白洋池上，形六角，如浮图，凡三层，高七丈八尺，自地至脊高六丈六尺，顶高一丈二尺，周围十四丈四尺。中供毗罗佛，此前人用以厌武林之火患也。似明中叶以后所建，各志未载。”阁以水星名也，地名以阁谓之。
这是一块有历史、有遗韵、有故事的地方。水星阁周边原有艮山门里白洋池，俚称南湖。据《嘉靖仁和志》载：白洋池，在梅家桥东，周三里。入内有千步廊、
留云亭、玉照堂、白莲池等景色，并植宋梅数十株，西有寂照庵，可谓一处“六楹抱阁，三层香尘不断；一径穿花，十里犹新”的胜概之地。陆游曾饮友南湖写下《饮张功父园戏题扇上》一诗，诗云：“寒食清明数日中，西园春事又匆匆。梅花自避新桃李，不为高楼一笛风。”只不过诗人游赏的是桃李季，并非梅开时。
清代倪涛《武林石刻记》载：南宋“绍熙元年春月辛丑，故循王之曾孙、宣义郎、直秘阁、前通判临安军府事张镃请于朝曰：‘愿以城东北新宅一区，效前贤舍为佛寺。仍割田六十顷有奇，赡其徒。薰修植福，以伸归美报上之志。’上曰‘可。’赐额广寿慧云禅寺。”
绍熙元年（1190），张镃“一心归命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念想如愿，改舍宅为“广寿慧云寺”，俗称张家寺，寺内建有水星阁。
水星阁共三层，底层为砖木结构，二、三层装有玻璃窗棂，人可上下。阁内设有观音殿、厢房和禅堂，阁外平台上置有大香炉，占地27亩7分。阁东偏有康熙时碑，不过不是专记水星阁，是“记他事，只旁及水星阁一语”罢了。
清邹谔《慧云寺登水星阁》曰：“杰阁秋登远望收，城隅俯瞰碧波流。山形北走环湖墅，堞影南翔拱郡楼。剩有荒祠香社散，欲寻遗碣菜畦留。春风取次传梅信，玉照堂空花月幽。”水星阁周边水系密布，北有运河、上塘河，东有东河、中河，南有新横河（仓河），并连通白洋池水泊，素有“四水环绕的地标建筑”之称。
南宋《四朝文见录》载：“白洋池在田家楼侧，号小水晶宫。”《西湖杂咏》又载：“白洋池上动秋风，疑是潜虬转窟中。记取田家楼侧伴，此间亦有水晶宫。”
古时白洋池，水势浩渺，久旱不涸。据《南宋京城杭州》录：淳祐六年（1246）二月久旱，六月丙午久旱；次年五六月，久旱，祷雨不应，西湖几乎干成了枯田，但白洋池水却依然盈满，出现了“人争汲此水以给食用，至有以舟载卖者。民免于渴，阖城赖之”的景况。清钱塘人梁启心《城北泛舟看菜花》诗：“白洋池北小门东，暖蝶纷巡野岸风。饱食年年怜旧味，贪看处处续残红。几家亭馆疏畦外。一角城闉落照中。好是园家多近水，玉流金池过乌篷。”水星阁岂止景美，更是城东北隅一处赏月之地，清诗人陈裴之赞：“月轮天近水星天，高阁来看夜月圆。山影隔云低似梦，江流归海远如烟。闻歌欲唤龙宫女，把酒应来鹤背仙。客与主人俱好事，诗成都供百花前。”
水星阁“四水环绕”，常言“水火不容”，但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一月初四下午六时三十分，水星阁火药局爆炸，毁民房六七百家，震塌民房200余间，死50余人，原因不明。《耕馀集》感谓：“嗟此水星灵，遇火不能制，岂曰一杯水，车薪救无计……寄于局中人，后须严护卫。既往不可为，将来还子细。”以提醒、以告诫。可见，倘若防范不严，也有近水救不了近火的时候。
杭州历代多火灾，史料确凿：南宋嘉泰元年（1201）三月，“城内大火，四天乃灭，焚民居五万二千余家，宁宗下诏罪己。”
元至元十四年（1277）十一月，“因民间失火延及，原南宋皇宫失火，宫殿被大火焚毁过半。”
元至正元年（1341）四月十九日午后，杭州大火，从东南烧到西北，近20里官民闾舍焚荡其半，总计毁官民房屋、公廨、寺观15755间，有10797户共38116人受灾，74人亡于大火。
时隔两年，元至正三年（1343），杭城又一场大火吞噬了10000多间民房。同年刻下《武林弭灾之记碑》，记下了这次杭城火灾的灭火经过。
先人建水星阁，有“用以厌武林之火患”之意。“厌”，通压，有一物降一物，镇住杭城多发火患灾厄的意蕴。
天长日久，岁月沧桑。历史上的水星阁兴废有之，乾隆五十九年（1794）经重修；同治七年（1868），由浙江布政使杨昌濬主持复建并撰文，并将《重建水星阁记》摹勒上石，立于阁内。水星阁周边直到光绪年间，仍有不少文人雅士被这里的旖旎景色吸引，成为聚集会合的佳处。古往今来，可见水星阁并非一块等闲之地。
面对杭城火灾接二连三地发生，清光绪八年（1882），同善堂督工勒石辟火碑，“分置省城四隅”，辟者避也。辟火图上刻着犹如八卦星宿画符，隶书“壹六之精，龟蛇合形”八字，四周刻有九叠文，此意亦然。借喻旧时玄武殿前常雕石蛇缠龟体，“玄武，水神之名”，体现了民间防范火患的心愿。杭城四隅置碑，一置鼓楼、二置水星阁、三置孝女亭，另一块无从查考。时过境迁，鼓楼那块已佚，水星阁的已毁，在杭州碑林尚能见到的是孝女亭的那块。此外，还能见到《武林弭灾之记碑》之碑，乃为中国最早记载火灾与防火的“海内孤品”。
时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城市道路建设的推进，水星阁逐惭变得残缺直至湮灭。50年代初，杭城北城墙拆除，为图省钱便捷，拆下的砖土碎石填埋了白洋池；在全民大炼钢铁的年代，“水星阁钢铁厂”应运而生，就地筑起了10多座小高炉，置于水星阁的辟火图碑则被推倒打碎，混杂在修筑小高炉的砖块石料中，在熊熊大火中化为尘埃。
1962年，在这块场地上建造杭州电子管厂，水星阁被夷为平地，作为唯一见证物的《重建水星阁记》石碑，幸好被有心人保存下来移至杭州碑林。
得知这一消息，笔者多次前往设在孔庙内的杭州碑林，在被称为“石质书库”的碑林中寻寻觅觅，终于在曲廊一处不显眼的玻璃橱内，寻到了那块楷书勒石的黑底白字《重建水星阁记》。碑石高101厘米、宽81厘米、厚21厘米，碑记该阁的得名由来、位置所在、四季景致、荒废兴葺和压胜之义等内容，再现水星阁的“庐山真面目”。
寻踪水星阁，追惜的是一种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