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上清

2006年8月2日，浙江省档案馆从省历史学会会员蒋逸人先生处征集到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先生的两封来信。弄明白这两封来信的前因后果，也使我们获悉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发现最早向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籍

《社会主义神髓》

1980年6月初的一天，酷爱历史的蒋逸人先生又去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看书。这天，他査阅到一本名为《社会主义神髓》的书。这本已被译为中文的图书是日本早期社会主义启蒙时期的重要著作，作者是日本社会主义先驱幸德秋水。该书将马克思译为“马尔克思”，恩格斯译为“音盖尔”，把《共产党宣言》译为《共产党宣言书》，把阶级斗争译为“阶级战争”，把共产国际译为“万国劳动者同盟”。书中说：一千八百四十七年，马尔克思与其友音盖尔同发表《共产党宣言书》，评论阶级战争之由来及其要终，并谓万国劳动者同盟以来，社会主义俨然成一科学，非若旧时之空想狂热也。”

蒋逸人

仔细读完该书，蒋逸人已经明白：幸德秋水是在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等著作的基础上，撰写了这部著作。尽管该书存在着一些不足甚至错误，但显然作者是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解释社会主义的各种问题。

以前，人们一般都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才传入中国的。但是，这本介绍马克思主义、介绍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中译本图书的印刷日期，则是“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初一＂；发行日期，则是“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五”。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初一即1903年9月21日，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五即1903年10月5日，这也就表明：中国早期的进步知识分子早在1903年就已经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接触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中国革命博物馆提出征集此书

后来，蒋逸人把这一重大发现写信告诉给中国革命博物馆，引起该馆的高度重视。1980年6月23日，该馆派出一位叫杜魏华的同志来到杭州。随后，杜魏华在蒋逸人的陪同下走进了浙江图书馆古籍部，调阅了这本编号为“362／4022／2”的珍贵图书。蒋逸人告诉笔者说：“后来，杜魏华同志回北京时带走了这本《社会主义神髓》。”

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不久，中国革命博物馆从北京发来“党保字第310号”专函，专函全文如下：

蒋逸人同志：

《社会主义神髓》一书已由杜魏华同志带回。经研究，我馆拟收藏这本书，可否赠我馆？如同意馈赠，我们将复印三本复印件，赠给你和浙江图书馆等。另付给奖金五十元，发给捐赠文物奖状一张。以上意见如何？望函复。

此致

敬礼！

中国革命博物馆

1980年7月25日

蒋兔人说：“收到这一专函后，我没有直接去参与该书的征集工作，后来应该是中国革命博物馆与浙江图书馆之间的具体联系。”不过，蒋逸人一直认为，这本《社会主义神髓》中译本，后来应该是去了中国革命博物馆。

致信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教授

发现了1903年10月出版《社会主义神髓》中译本后，蒋逸人开始将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到了该书中译本的各种版本上。

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日文原著问世于1903年6月。浙江图书馆收藏的编号为“362／4022/2”的《社会主义神髓》中译本问世于1903年10月5日，也就是说，原著出版三个月后，就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可见，这应该是该书最早的中文版本。该书封面上印着的出版的单位是“《浙江潮》编辑所”，翻译是“达识译社”。蒋逸人说：“该书是我们浙江人翻译出版的。因为《浙江潮》编辑所是当时浙江籍留日学生在日本成立的一个组织，而达识译社应该是浙江籍留日学生的一个学术小团体。

1907年，日本东京的奎文馆书局推出了由创生翻译的《社会主义神髓》中译本。由于长期以来在日本能看到的最早《社会主义神髓》中译本是1907年出版的版本，所以，许多日本学者都认为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最早被翻译成中文的时间是在1907年。蒋逸人先生注意到，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先生等人所著的《日本的近代史》也将此书最早译为中文的时间说成是1907年。

1980年11月5日，蒋逸人将发现1903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神髓》中译本一事写信告诉给了井上清先生。信中还说：“我们见到的那本1903年中译的《社会主义神髓》，可能在中国已成为“孤本”（附上照片二张），因为许多图书馆的藏书中都无此书，关于此书的翻译、出版、得书与收藏等情况，我们已作了查考，将整理成文投寄有关刊物，若得刊载当寄奉请予教正。”

12月25日，井上清先生给蒋逸人回信，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由于尊函，我才初次知道幸德秋水著《社会主义神髓》一书的中文译本在原著出版后三个月就很快地出版了。我认为尊函对于幸德秋水的研究，对于日中人民的友好、学术文化交流的历史研究都是非常有意义而且很重要的。我想尽可能找到机会把你们的重要发现（实际上这对日本学术界来说是一个新发现）介绍给日本人民。

井上清先生还在信中提到，希望以后能有机会来杭州，与蒋逸人先生当面进行学术交流，但是，他的这一愿望后来一直没能实现。1983年初，《浙江学刊》第1期刊登了蒋逸人等人的研究成果——《<社会主义神髓>的中译问题及其他》。随后，蒋逸人又将这期《浙江学刊》寄给了井上清先生。井上清先生收到刊物后于这年3月29日再次给蒋逸人回信，信中说，《浙江学刊》已收到，文章已阅，一些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日本学者也已阅看了这篇文章。井上清先生的来信还特别提到：“我们要继承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传统，增进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发展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海内“孤本”仍藏于浙江图书馆古籍部

1903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神髓》中译本，今天究竟藏于何处？为了弄清这个问题，笔者去了浙江图书馆古籍部。该部的同志调出了多个版本的《社会主义神髓》中译本，发现那本1903年出版的、编号为62／4022/2”《社会主义神髓》中译本仍在馆内。看来，浙江图书馆当年并没有将这本珍贵图书放行出省，被杜魏华同志带去北京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最后还是回到了浙江图书馆。

浙江省档案馆（新馆）

藏于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的这一海内“孤本”，今天已是100年前中日两国先人探索真理、追求真理的历史见证。而蒋逸人先生收藏的两封井上清先生的来信，更是记录了中日两国人民继续增进学术交流发展友好传统的史实。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井上清先生已于2001年11月23日在日本东京去世，享年87岁。而蒋逸人如今也已经是80高龄的老人，他开始为如何保存井上清先生的两封来信而犯愁。2006年7月21日至23日，浙江省历史学会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在杭州华北饭店召开会议期间，蒋逸人先生向笔者吐露了自己的这一苦恼。笔者马上与浙江省档案馆联系，希望该馆能收藏井上清先生的两封来信。浙江省档案馆高度重视此事，立即与蒋逸人先生联系，希望能征集这两封蕴涵着丰富历史信息的珍贵书信。蒋逸人先生欣然同意。

2006年8月2日下午，蒋逸人先生邀请笔者一同前往省档案馆捐赠信件。把井上清先生的两封来信、中国革命博物馆当年寄来的专函和介绍信等都送入浙江省档案馆后，蒋逸人先生对笔者说：“这样来，我的心头也就卸下了一块石头。”

文章原名《两封日本来信引出一段往事——最早向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籍是这样发现的》

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