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北京书画界征集时人书画作品，准备送往欧洲、美洲和日本等地巡回展出。余绍宋也送上了两件作品，其中《秋晚》一幅，深受各界好评，得奖载誉归来。展读《晚秋》，秋高气爽，林树萧疏，有秋风扑面，神清气爽之感。寥寥数笔，秋林远岫，层次分明，不用设色而墨韵深沉。没有深厚功力是很难达到这种境界的。

《秋晚》展览后送还，某出版商借去印刷出版画册，后来一直放在家中。日军侵华，杭州沦陷，不久友人发现此画已流落至沪，购得后寄归。因此余绍宋在上面还专门写了一段题跋：“此画昔经送往莫斯科、柏林、纽约、东京展览，谬得佳兴誉，且有影本流播人间。廿六年（1937年）随杭州以沦陷，越三岁，友人从上海购得寄归。是亦可谓曾经沧海者矣，虽曰敝帚，聊复珍之。越园自记。”

余绍宋生前曾对人说：“吾书第一，竹次之。”其实他画的竹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能以写字的方法描写不同自然环境下竹的风韵，不论风、霜、雨、雪，各尽其态。所说的竹次之，是和他自己的相对比较而言。

古人说：“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必须先有法，才可能有个人的意。中国的楷书，在两晋和南北朝还是形成和进化阶段，到了隋唐已进入稳定时期，一切法度都已齐备。所以后人学楷书，必从唐代书家入门。余绍宋自幼从颜真卿书法入手，后来又遍学唐代其他各家书法。从他所遗留下的作品和日记中可以知道，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李北海等人的书法，他几乎统统临习过。中年以前他也经常研习，凡著名的魏碑、魏墓志、魏造像也都有所涉猎。中年以后他对帖产生了兴趣，从此二王、赵子昂等人的风格也渗入了他的书法，于是形成了他自己兼蓄各家之长的书风，使他后来的书法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生前的书法作品很被人们重视，一生中所书碑刻、摩崖不下百种，而且遍布大江南北，可惜现今存世不多，我个人所见碑刻、摩崖拓片仅二三十种。现把他在杭州期间所书碑刻排列如下。

《蹇季常先生墓表》，1932年50岁时正书，林志钧撰文，石碑原在北京西直门外。

《重修西溪厉樊榭先生祠堂记》，1932年50岁时行楷，马叙伦撰文，王褆篆额，石碑原在杭州西溪，后被砌入杭州蒋村一无名桥下，2004年被发现，并从桥墩下取出。据报载碑额至今仍下落不明。

《重修绍兴大禹陵碑》，1933年51岁时正书，章炳麟撰文，高丰篆额，石在绍兴大禹陵。

《张集遗赠菊种碑记》，1933年51岁时正书，程学銮撰文，石碑原在杭州孤山，今不知去向。

《鄞县大咸乡澹灾记》，1934年52岁时正书，沙文若（沙孟海）撰文，高丰篆额，石碑原在鄞县，今不知去向。

《重修杭州西湖岳忠武王庙碑》，1934年52岁时正书，王廷扬撰文，石碑在杭州岳庙。

1942年冬，浙江省政府委员阮毅成、许绍棣议定成立浙江省征集史料委员会，并任命余绍宋为主任委员。余绍宋推荐叶左文、刘祝群、邵裴子、陈训慈、胡健中、查宽之等13人为委员。由于战时各种原因，一些委员未赴任。翌年８月１日，在征集史料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浙江通志馆，馆址设在云和县大坪村，余绍宋任馆长，孙延剑任总纂。

《浙江通志》自清雍正以后，200多年来，不曾续修或重修。虽然多次议修，但都没有成功。离此次修志最近的一次是民国初年，由喻长霖、沈曾植、朱祖谋、缪荃孙等人续修，诸人多系前清遗老，完全站在清代的立场搜集了一些资料，记事至清末为止，对民国的事，一字不提。许多与民国有关之事，也刻意隐讳，对孙中山及革命党人，仍沿用清时的称谓，称为“乱党”。民国政府出钱养了一批遗老，修志10年，只收集了一些资料，最后不了了之。资料分散在上海、嘉兴等地。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里，修撰一部省志，要比平日艰难得多，人力、物力都十分缺乏。从1943年到1949年，在他的领导和浙江通志馆全体同仁的不懈努力下，《重修浙江通志》初稿完成了125册。到了1949年3月，时局动荡，财政不敷，余绍宋不得不向省政府提请停止馆务。5月3日，杭州解放，不久余绍宋病逝于杭寓。浙江通志馆被撤销，所有图书资料，连同初稿一并交由浙江图书馆保存。33年之后的1982年，浙江各市县掀起修志热潮，浙江图书馆根据初稿，誊清后光电刻印出版。

余绍宋一生完成两部地方志：《龙游县志》和《重修浙江通志》，因此为他在方志学界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1945年夏，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时候余绍宋正在云和大坪村浙江通志馆馆长任上，听到日寇投降的消息，万分激动，用杜甫诗韵口占一律：“夜半俄闻敌已降，起来颠倒着衣裳。惊疑醒作还乡梦，失措欢如中疾狂。何意忽能逢此日，从兹不必滞他乡。八年锋镝余生在，莫向崦嵫叹夕阳。”这时候他已63岁，还是想着“莫向崦嵫叹夕阳”，希望在晚年还能再干些事业，起码要完成《重修浙江通志》。在浙江省政府阮毅成先生的帮助下，他物色杭州北山街的梅庐作为浙江通志馆的办公地点。年底，通志馆即由云和大坪迁到了杭州梅庐。

这期间他虽然也参加过几次浙江省参议会、制宪国民大会等会议，但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修志和书画上面。他在这一时期的书画作品确实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他对中国书画语言的理解又有了新的提高。这都可以从这时期的作品的题跋上得到证实。余绍宋这时期的代表作有《烟江叠嶂图卷》《松壑流泉图轴》《青绿山水轴》《拟石田山水卷》和《雨竹》等；书法作品有《重修魁星阁碑记》《草书四屏》和《自书陈子昂诗册》等。

1949年1月，浙江人民促进和平委员会成立，余绍宋被公推为主任委员，竺可桢、吕公望、金润泉等人任常务委员。余绍宋以委员会的名义致函国共两党，全文是这样写的：“我们无党派的人看起来，大家既都以民意为重，都不忍生灵涂炭，便应立即握手言和。应主张的尽管主张，应让步的总要让步，坦白表示相忍为国，一切以民意为从，方是表现诚意，方能实现真正和平，得到民主自由的幸福。古语说得好：‘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便是真正的民主。古语又说：‘抚我则后，虐我则仇。’便是真正的自由。孔子所说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之治，也有共产主义的精神，也合于近代民主自由之真理。我们无党派的人替一般无党派的老百姓说话，是真实不虚、无所偏倚的。至于我们浙江，三年来虽未作为战场，但当八年抗战之后，民生凋敝达于极点，又受战争影响，征调之繁，实已民不堪命。所以代表说这几句良心公道的话，希望和平早日实现。”

原信稿中还有句话可能出于某种考虑当时被划掉了，原文是这样的：“……可惜政府近年来措施大都违反民意，弄得民心丧尽，才闹到今日的局面。”可见余绍宋对国民党当时的祸国殃民的表现是非常不满的。

1949年初，国民党已处在全面崩溃的边缘，社会动荡、经济凋敝，浙江通志馆已无法维持。３月８日余绍宋函请浙江省政府结束馆务。同年４月，浙江省临时救济委员会成立，吕公望为主任委员，余绍宋、竺可桢等人为常务委员。此时的余绍宋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全身出现血点。４月初住进劳动路浙江病院医治，起初因拔牙出血不止，后来又患胃出血，虽经中西医会诊，仍无法治愈，最后诊断为败血症。4月下旬，长子余翼自衢州来杭省亲。6月30日下午，一代学者、书画家余绍宋在杭州萱寿里寓所与世长辞，享年67岁。

余绍宋逝世后，浮厝杭州净慈寺，1952年葬于杭州龙驹坞。1950年3月，余翼、余献、余遂三兄弟将先父余绍宋先生所遗寒柯堂藏书1.6万余册，古书画、文物及自作书画千余件，悉数捐献给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江省人民政府谭震林主席签发了褒奖状，予以表扬。

1951年8月，龙游县军管会要用余绍宋遗产河西街房屋，得知他生前做过高官，就给他枉加一顶官僚反革命的帽子，没收了在龙游的一切财产，并通知杭州、衢州等地，没收了他在这两地的所有遗产，包括房屋、书画和文物等。从这一日起，余家子孙两代人就背上了难以洗刷的冤情。此后，余绍宋的一切都被人遗忘，谁也不敢宣传。曾看到以前出版的文史资料辑刊，偶尔也提到余绍宋，明明是当时他为民意说话的事，也要歪曲成坏事。他的遗著、书画作品也不再被人重视。

1984年经子孙无数次的申诉，并得到邓小平办公室的批示，在浙江省和杭州市委、市政府的关怀下，于当年9月，龙游县撤销了1951年12月的错误判决。

21世纪初，在浙江省委宣传部、省社科院等机关领导的关怀和主持下，组织人员编撰《浙江文化名人系列研究丛书》，共录有古今百位名人，余绍宋以方志学家、书画理论家入围。浙江文化名人系列电视片《余绍宋》于2005年2月26日播出。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从海派到现代大师丛书》，余绍宋也位列其中。从高官到书画大师，余绍宋颇具传奇性的一生，以及一代学者书画大师的风范，渐渐为人们重新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