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

蔡元培在任大学院院长时，提议创办了位于杭州西子湖畔的“国立艺术院”。“国立艺术院”从创建到发展，从办学理念到校址选择，从筹集经费到聘请师资等方方面面，无不倾注了蔡元培的心血和汗水。

早在1924年2月，林风眠、刘既漂、林文铮等留法学生在法国阿尔萨斯的首府斯特拉斯堡举行“中国美术展览会”，蔡元培应邀担任名誉会长，主持开幕典礼，并为《中国美术展览会目录》撰写序言，发表演说。由于蔡元培的支持，这次中国青年艺术家的海外美展办得非常成功。在展览会上，林风眠展出自己的大幅油画创作《摸索》，这是以人文主义的精神，描写人们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摸索前进。蔡元培对《摸索》这幅画，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中国现代美术中最富哲理的杰作，为此对林风眠也特别器重。美展闭幕后，蔡元培偕夫人去巴黎郊区林风眠家访问。1925年林风眠与法籍夫人迁居外省幕容乡下，蔡元培偕夫人再次往访，住宿三天，促膝畅谈。当时林风眠的经济十分困难，蔡元培特以1000法郎相赠。是年冬林风眠学成回国，由蔡元培介绍任“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简称“北京艺专”）校长兼教授。

1927年，当蔡元培得知林风眠、刘既漂、王代之等一批“北京 艺专”的教授们受到军阀的压迫，为保全这支优秀的艺术教育队伍，立即招集他们前往南京，为创办“国立艺术院”做好人才的储备。同年，蔡元培在大学院下设的专门委员会中成立艺术教育委员会，邀请林风眠任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艺术教育事宜。全国艺术教育委员会于当年11月在上海由蔡元培亲自主持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作出了筹办国立艺术大学的决定，并认为宜于长江流域选择环境适宜、风景佳胜之地，先建设一艺术学院，次及其他各地。这便是最终选择在杭州办校的基本依据。12月，全国艺术教育委员会在南京召开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由蔡元培亲自起草的《创办国立艺术大学之提案》。 提案充分展现了他专门针对艺术类大学而提出的办学理念。在他看来，“国立艺术院”系科的专业设置可分为“国画、西画、图案、雕塑、建筑五院，或将国画和西画两院合并，则为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四院；但科目班次，教员均不能裁减”。这种规划充分体现 了他中西兼容的艺术教育观及对艺术本身的理解。大学院批准成立艺术大学的提案后，派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林风眠、大学院秘书林文铮和王代之三人具体负责筹办事务。蔡元培亲自选聘林风眠为国立艺术院的院长，选聘林文铮为教务长。他们在筹办过程中，处处都得到了蔡元培的关心和支持。因为经费所限，校舍租赁让筹办者颇感为难。1928年1月，林风眠前往上海与蔡元培商量校址问题。在蔡元培的私邸，遇到了“第三中山大学”校长蒋梦麟。蒋梦麟是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最得力的助手和朋友。经过商定，蒋梦麟同意将第三中山大学名下的杭州“哈同花园”出让作为艺术大学校舍。“哈同花园”又称“罗苑”，是犹太富商哈同为中国妻子罗迦陵在杭州孤山脚下临湖建造的一座花园。因该花园侵占了湖面，经杭州民众再三抗争，政府将其收回，交与“第三中山大学”管理。蒋梦麟同意将此相让，租金每年象征性地仅收取1元。鉴于这几个筹办人均为年轻人，又都来自外省，蔡元培还拜托蒋梦麟多多相助。后来当“罗苑”的房屋不够分配时，蒋梦麟又向浙江省政府申请，拨借了“罗苑”对面的“照胆台”“三贤祠”以及苏东坡、白居易两公祠堂全部房屋，作为教室和宿舍。在设法解决校址的同时，筹办者将“艺术大学”正式定名为“国立艺术院”，一来“以示专门学术最高研究机关之意”，二来当时正试行大学区制，生怕大学之名与中山大学有所冲突。校名确定之后，蔡元培欣然挥毫，题写了“国立艺术院”的校名。这块镌刻着蔡元培墨宝、浸透着蔡元培心血的“国立艺术院”碑，至今仍屹立于“中国美术学院”校园之中。

“国立艺术院”教务长林文铮编订了《国立艺术院组织大纲》，经蔡元培审定核准后，在校内实施。组织大纲中写道：“本院为倡导艺术运动，养成高深艺术人材起见得设研究部。”研究部下设教员研究室和毕业生研究室，这在全国艺术教育中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措施。教员研究室成立后，学校提供模特儿等条件，凡是本校教职员都可以从事习作。这样，就造成了一种相互学习、研究、促进的风气。毕业生研究室纳入正规学制，招收高等艺术学校毕业生入学，目标是为社会造就更高一级的艺术人才，在中国艺术教育中开培养研究生之先例。

1928年，国立艺术院在西湖孤山脚下正式成立。考虑到林风眠年仅28岁，且在江浙声望不够高，以后工作中会遇到种种人际交往的困难，蔡元培特地偕夫人专程从南京赶到杭州主持国立艺术院补行的开学仪式，并在葛岭山下林风眠简陋的木房里住宿达五天之久，借此向全国学术教育界表示由衷推崇这位不可多得的少年艺术英才。正是由于有了蔡元培对林风眠的大力支持，才有了“国立艺术院”创建之初的勃勃生机。

杭州国立艺术院校园内

在开学仪式上蔡元培并发表了题为《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的讲话，为学校的未来发展确定了一个思想基调。讲话中他先是重申了“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认为西湖很美，但寺庙多，烧香的人也多，大学院在此设立艺术院，就是希望在自然美的基础上增加人造美，“使以后的人都移其迷信的心为爱美的心，借以真正地完成人们的生活”。强调“艺术纯以创作为主，无现实上的一切因占有欲而起的束缚，艺术家不要名誉、财产，不迎合社会”。“大学院设立艺术院，纯粹为提倡此种无私的、美的创造精神。所以艺术院不在学生多少，而在能创造。能创作，就是一个学生也可以。不能创作，一百、一千个学生也没有用”。他要求，“艺术院的林先生及教职员，他们都是有创作能力的人，希望他们自己去创作，不要顾到别的”。

若要办学成功除了必要的人才资源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经费保障。起初蔡元培充满幻想地认为，“想政府对于此十余万全国唯一之艺术教育费，当不难设法筹足”。但当时国内战争频繁，政府正好处于北伐战争的关键时期，军费开支浩大，教育经费捉襟见肘，在筹款问 题上相当艰难。“现在最重要的是北伐，有人以为在这紧张的时候，不必马上设立艺术院”。但蔡元培坚持“无论经费如何困难，在大学院方面，则决计使之实现，因为国内艺术教育实在是太缺乏了”。蔡元培的意志力每每在这种改革的关键时刻都显示出惊人的顽强。他殚精竭虑，排除万难，对提案中最低办学经费做了详细的规划，他说：“创办艺术最高学府，非累数十百万，本难措手，但以极节省极简要之组织及方法行之，亦可省许多经费。如果更以依次应行购置之图书教具，而以逐年渐次行之，最先止于勉强应用，则开办所省又特多矣。”在提出一系列节省经费的办学方法之后，他笔锋一转，又说：“最不可省者，厥为教员薪俸，此学校命脉所关，稍不敷用，则教员生活不能安定，缺席之事必多，学校精神因此颓唐，教育前途不堪设想。”在他看来，优秀的人才是学校的根本，为教师提供一个优良宽松的教学、生活环境，对学校精神的缔造是非常重要的。

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大门

1930年秋，“国立艺术院”因不合当时的《大学组织法》，改称“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学制三年，同时附设高级艺术职业学校。当时，蔡元培已辞去大学院院长职位，专心于中央研究院的事务，但他依然十分关心这所亲自筹建的学校。蔡元培曾多次写信给教育部负责人，呼吁将“国立杭州艺专”恢复大学性质。如1933年5月他给教育部长王世杰的信中说：“杭州艺术专校及上海音乐专校，其招收新生资格及学科程度，与大学毫无差异。自改专科以来，范围狭隘，教学设施，颇感困难。查大学组织法第五条载：凡教授艺术及音乐之学校，如其程度与大学程度相等，亦得称为学院云云。现闻林风眠、萧友梅两君，向贵部恳请恢复学院名称，以符名实，似属正当。倘荷核准，实该两校学子之幸。”蔡元培也经常利用自己的名望和地位为该校争取一些经费。如1931年5月“国立杭州艺专”在南京民众教育馆举办展览会，因“售出画件甚少”，经费拮据，他即写信给教育部，称“如蒙给予两千元，当敷周转”。1935年3月“国立杭州艺专”在南京举办大型展览会，他又写信给教育部：“该校经费支绌，拟恳大部在文化赞助费下拨助四千元，成斯盛举。”

总之，蔡元培对国立艺术院的支持可谓竭尽全力。正是在他的关心之下，才有了国立艺术院的创建和蓬勃发展，缓解了浙江当时高等教育薄弱的状况，促进了浙江艺术事业的发展，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艺术人才。

文章来源《民国杭州艺术教育》第一章（四）《呕心沥血兴艺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