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随着唐五代时期杭州城市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吃喝玩乐有着较高的追求。杭州人的主食以稻米为主，肉类食品主要食用羊肉和牛肉，并且大量食用水产品，流行饮酒饮茶。杭州城内外建起了很多园林，游览风气盛行，官员和文人士大夫是最积极的推动者，社会风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城市娱乐生活充实，到处都有歌舞音乐，文娱活动十分热闹，正月十五观灯、端午竞渡、钱塘观潮等，都较有地方文化特色。吃喝、游览和娱乐活动，反映出了杭州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富足状况。

关键词：唐五代  杭州  饮食  园林  娱乐活动

杭州是唐代浙西道的一个重要城市。杭州位于钱塘江边，江南运河的南端，交通地位重要，商品贸易十分兴旺。唐后期，杭州周围地区农业生产发展，城内手工业较为发达，丝织业、金银制造业、食品业等很有特色。钱镠驻扎杭州后，杭州成为吴越国的都城，正式成为两浙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时人谈到杭州时说：“地上天宫，轻清秀丽，东南为甲，事兼华夷，余杭又为甲。百事繁庶，地上天宫也。”杭州被比喻成完美的地上天宫。五代时的杭州，“邑屋之繁会，江山之雕丽，实江南之胜概也”。

宋人王明清说：“杭州在唐，繁雄不及姑苏、会稽二郡，因钱氏建国始盛。”杭州城市商贸略次于苏、越两州。但杭州的交通地位十分重要，商品贸易渐渐兴旺。至吴越国以杭州为都城，杭州城军事地位、政治地位和经济的发达程度在江南地区已首屈一指。唐代中期，李华说杭州是“杭州东南名郡”，“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杭州人口众多，商业已现兴旺的景象。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加，人们对吃喝玩乐必然有着更高的追求。因此对杭州吃喝玩乐的研究，将会使我们对杭州城市的研究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一、杭州的饮食风尚

对南方城市中的大多数人而言，主食是稻米饭。在江南的平原地区，水稻是大面积成片种植。权德舆曾说：“江东诸州，业在田亩，每一岁善熟，则旁资数道。”杭州周围都是水稻生产区，民众的日常主食必然是稻米。杭州城内也食用一定量的麦饭，居民还食用各种面粉和米粉制成的饼。《清异录》卷上云：“道忠行化余杭，一钱不遗，专供灵隐海众，月设一斋延僧，广备蒸作。人人喜曰：‘来日赴忠道者蒸雪会。’忠之化人，惟曰买面，故称‘面忠’。”汤饼可能与今日面条相似。

杭州人的食物中，肉类比较重要，羊肉和牛肉应是主要的产品。孟诜《食疗本草》称，北方的河西羊最佳，河东羊亦好，但“江浙羊都少味而发疾”，说明羊肉在南方的肉食中占有一定比重。他说南方羊“都不与盐食之，多在山中吃野草，或食毒草。若北羊，一二年间也不可食，食必病生尔。为其来南地食毒草故也”。当然，南方食用羊肉的数量是不能和北方相比的。这里谈到的江浙，自然也包括杭州。食用牛肉也比较常见。吴越胡进思年轻时以屠牛为业，后“民有杀牛者，吏按之，引人所市肉千斤”。忠逊王问胡进思一般大牛杀后可得多少肉，进思说：“不过三百斤。”杭州杀牛者不会只有胡进思一人，市场里牛肉的消费量应是挺大的。严昇期摄侍御史，“于江南巡察，性嗜牛肉，所至州县，烹宰极多”，也大体说明了食用牛羊肉的情况。

杭州东为钱塘江，不远处就是大海，境内河流湖泊密布，因而人们的饮食和水产品关系密切。唐中宗景龙元年，李乂上疏说：“江南水乡，采捕为业，龟鳖之利，黎元所资。”因此，鱼类产品被大量地运进城市中的市场。白居易谈到杭州“鱼盐聚为市”，说明城内鱼产品销售十分多见。唐末吴越王钱镠时，“应西湖之捕鱼者必日纳数斤，谓之使宅鱼。有终日不及其数者，必市为供之，民颇怨叹”。钱镠喜欢吃鱼，因而在西湖捕鱼的渔民每天一定要送几斤到宫内，成了变相的渔税。陶谷《清异录》卷上谈到：“水族加恩簿吴越功德判官毛胜，多雅戏，以地产鱼虾海物，四方所无，因造水族加恩簿，品叙精奇。”他将各种水产品全部给一个官位，虽是游戏笑谈，但列出了众多时人食用的淡水和海产品名单。这些水产品，按书中的先后次序有：江瑶、章举、车鳌、蚶菜、虾魁、蠘、蝤蛑、蟹、彭越、蛤虫樂、文、鲈、鲥、鲚、鼋、鳖、鲎、石首、石决明、乌贼、龟、水母、真珠、玳瑁、牡蛎、梵响、砑光螺、珂、螺蛳、蛙、鱁鮧、江豚、鳜、鲤、鲫、白鱼、鳊、鲟鳇、鳝、葱管、东崇、崇连、河豚、鳆、蚬。这么多的水产品，说明人们对鱼类的食用数量在增加，认识上分类更加细化。同书又云：“孙承祐在浙右，尝馔客，指其盘筵曰：‘今日坐中，南之蝤蛑，北之红羊，东之虾鱼，西之粟，无不毕备，可谓富有小四海矣。”以南方的蝤蛑（即青蟹）和江南的虾、鱼招待客人，认为是最高的档次。蟹的鲜味为人称颂，所以不少人特别爱吃蟹。不过一直到唐代末年，杭州农村不食蟹，“时有农夫田彦升者，家于半道红，幼性至孝，其母嗜蟹，彦升虑邻比窥笑，常远市于苏、湖间，熟之，以布囊负归”。从这条史料看，苏、湖一带是食蟹成风，但杭州食用者还不是特别多。钱昆少卿家世代居住在余杭，“杭人嗜蟹，尝求外补。或问欲何郡，昆曰：‘但得有蟚蟹无通判处可矣。’闻者以为笑”。这是宋初的情况，说明没多少时间，从唐末以后到宋代初年，杭州人已比较喜欢吃蟹了。《清异录》卷下云：“吴越有一种玲珑牡丹鲊，以鱼叶斗成牡丹状。即熟，出盎中，微红，如初开牡丹。”这是一种腌制的鱼产品。

承继了传统，杭州城内居民饮酒十分普遍，在饮食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杭州酒楼有夜间经营的，“高楼酒夜谁家笛，一曲《凉州》梦里残”。唐五代江南制酒业比较发达，一些带有浓厚地方酿造工艺特色的酒得到了人们的喜爱。杭州有种名酒叫梨花春，白居易《杭州春望》云：“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其诗自注云：“其俗酿酒趁梨花时熟，号为梨花春。”说明杭州地区酿出质量的酒是在春季。余杭县的酒也十分出名，早在开元间已为人们称赞。诗人丁仙芝云：“十千兑得余杭酒，二月春城长命杯。”喝酒在杭州的中上层社会流行。唐末御史中丞萧某为杭州刺史，“会宴于城楼饮”，方干与吴杰作陪。吴杰晚至，“目为风掠”，萧“笑命近座女伶裂红巾方寸帖脸，以障风”，方干看了就不乐意，两人就作诗相互嘲讽起来。城楼上饮酒能高瞻远瞩，观赏风景特别有利。有漂亮的妓女佐酒，男人们状态会好，喝起来更带劲。崔涓守杭州，在西湖上饮饯中使。有人献木瓜，这是从来也没有过的，崔涓“传以示客”，让各位看看。中使不高兴了，认为这个应该送进宫的，“解舟而去”。崔涓十分担心，“欲撤饮”。“官妓作酒监者”马上对崔涓说：“请郎中尽饮，某度木瓜经宿必委中流也。”这位杭州官妓本来是在宴会中是作酒监的，因为中使搅局，让一场酒没有好好喝完。酒喝得比较高兴，喝酒的人还会唱歌跳舞。吴越王钱镠衣锦还乡，在临安设牛酒大陈乡饮，“别张蜀锦为广幄，以饮乡妇”。喝得兴起，他“执爵于席，自唱还乡歌以娱宾曰：‘三节还乡兮挂锦衣，吴越一王驷马归。临安道上列旌旗，碧天明明兮爱日辉。父老远近来相随，家山乡眷兮会时稀，斗牛光起兮天无欺。’时父老虽闻歌进酒，都不之晓，武肃觉其欢意不甚浃洽。再酌酒，高揭吴喉唱山歌以见意，词曰：‘你辈见侬底欢喜，别是一般滋味子，永在我侬心子里。”国王这样放开一唱，众乡亲当然十分高兴，“叫笑振席，欢感闾里”，君民之间饮酒成这样的快乐，是很少见到的。直到宋代，临安“山民尚有能歌者”。

杭州是唐代重要的制茶区，在陆羽《茶经》卷下《八之出》中有较详细的叙述。陆羽认为杭州“临安、于潜二县生天目山，与舒州同”，此外，“钱塘生天竺、灵隐二寺”，这儿已提到了三县生产茶叶。《太平寰宇记》卷93云：“於潜县……山极高峻，上多美石泉水名茶。”证实於潜县天目山区在唐五代时生产出的茶叶是比较有质量的。皎然《对陆迅饮天目山茶因寄元居士晟》云：“喜见幽人会，初开野客茶，日成东井叶，露采北山芽。文火香偏胜，寒泉味转嘉。投铛涌作沫，著碗聚生花。”知唐末人们特别喜爱天目山茶。余杭县的径山产名茶。唐张又新《煎茶水记》云：“吴楚山谷间气清地灵，若俊颖挺，多孕茶荈，为人采拾，大率右于武夷者为白乳，甲于吴兴者为紫笋，产禹穴者以天章，显茂钱塘者以径山。”湖州紫笋、越州天章、杭州径山茶是今浙江最有名气的三种茶叶。此外，余杭天柱山，四隅斗绝，耸翠参天，“山出佳茗，为浙右最。”《咸淳临安志》卷27《山川六》谈到新城县西的七贤乡仙坑山六朝时即“山产茶，其味特美。”唐代杭州的属县中，大部分都是生产茶叶的。据《册府元龟》卷169《帝王部·纳贡献》记载，吴越国在五代时向北方政权贡茶共12次，其中3次没有具体数量，9次有具体数字的共贡343800斤。虽然这些是在整个吴越国境内生产的，但必定也有一部分是杭州生产的。由唐入宋，由于喝茶流行，茶叶价格转高：“自唐至宋，以茶为宝，有一片值数十千者，金可得，茶不可得也，其贵如此。”唐末至五代，曾任吴越宰相的皮光业特别喜爱喝茶，某天中表请他去尝新柑，“筵具殊丰，簮绂丛集”。但皮光业一到中表家里，不顾席上丰盛的菜肴，却是“呼茶甚急。径进一巨瓯，题诗曰：‘未见甘心氏，先迎苦口师。’”说明他对饮茶有特别的爱好。

二、杭州的游览活动和园林

唐五代时期杭州的游览风尚，既与人们的思想观念有关，同时又与社会比较富足的生活条件作为保障。中唐以后，游览的习俗为城市百姓所接受，“江外优佚，暇日多纵饮博”。饮酒、游山玩水是中唐以后文人学者在南方地区休闲活动的主旋律。

地处江南运河最南端的杭州，有着优美的自然环境，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有大量的官员、学者、文人墨客以及僧侣、道士通过运河来到杭州。这些官员和文人墨客，比较欣赏杭州城内及城外附近的景色，他们对杭州山水无比留恋。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三年，遍访杭州山水，杭州的许多景致因白居易的诗篇而享有盛名。西湖的美丽山水和晴雨晦明，借了白居易的诗歌而声名远播。白居易的诗友元稹时任越州刺史，两人诗信交往，各自赞美本郡山水之美。白居易以为杭州的山水名胜在江南无出其右，他对元稹说：“知君暗数江南郡，除却余杭尽不如。”又说：“可怜风景浙东西，先数余杭次会稽。禹庙未胜天竺寺，钱湖不羡若耶溪。”他还有不少诗提到了杭州城内的美丽，如“大屋檐多装雁齿，小航船亦画龙头”。白居易赞美杭州山水，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杭州山水与他的心灵世界十分呼应。他的诗篇，把浓浓的人文色彩抹遍了西湖风光。

杭州城内外的众园林是人们游山玩水的最佳去处。官员们最佳的游玩处是州治内殿堂楼阁，有虚白堂、因岩亭、高斋、清辉楼、忘筌亭、南亭、西园等景致。虚白堂面江倚山，凭栏可以看钱塘江潮，天气晴好时能远眺高山。白居易有《虚白堂》、《郡亭》等多首诗谈到虚白堂。如《郡亭》诗说：“况有虚白亭，坐见海门山。潮来一凭槛，宾至一开筵。终朝对云水，有时听管弦。持此聊过日，非忙亦非闲。山林太寂寞，朝阙空喧烦。唯兹郡阁内，嚣静得中间。”因岩亭和忘筌亭白居易也有诗谈到，如《因岩亭》说：“岩树罗阶下，江云贮栋间。似移天目石，疑入武丘山。”《忘筌亭》云：“翠（左山又献）公门对，朱轩野径连。只开新户牖，不改旧风烟。……自笑沧江畔，遥思绛帐前。庭台随事有，争敢比忘筌？”高斋在州宅东，临大溪，紧依山麓，因建筑单体高大，在城墙上，可俯瞰城内景象，吸引了很多人去登高远眺。严维《九日登高》云：“诗家九日怜芳菊，迟客高斋瞰浙江。汉浦浪花摇素壁，西陵树色入秋窗。木奴向熟悬金实，桑落新开泻玉缸。”南亭在杭州城“东南隅，宏大焕显”，在亭上可以看到钱塘江，所以杜牧说：“江平入天，越峰如髻，越树如发，孤帆白鸟，点尽上凝。在半夜酒余，倚老松，坐怪石，殷殷潮声，起于月外。”亭边有古松，有怪石，官员文人常在这里登楼倚轩，饮酒作诗。西园在郡治内，姚合有诗说：“西园春欲尽，芳草径难分。静语唯幽鸟，闲眠独使君。密林生雨气，古石带潮文。虽去清秋远，朝朝见白云。”可知西园有密林、草径、古石，是一个仿自然的庭园。清辉楼在州治内，应是元和年间刺史严休复改建。白居易有诗谈到此楼，诗序说：“严十八郎中在郡日，改制东南楼，因名清辉，未立标榜，征归郎署。予既到郡，性爱楼居，宴游其间，颇有幽致。聊成十韵，兼戏寄严。”杭州的州衙，亭台楼阁众多，官员可以登高远眺，可以聚会吟诗，还有以茂密的草树、精致的假山和烟渺碧池组成的园林，为官员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了舒适的环境。

杭州城外，有众多游览的景观。如杭州凤凰山下，武德中建有望海楼，也名东楼，楼高十丈。白居易曾有诗描绘在望海楼上四顾周围优美景色：“东楼胜事我偏知，气象多随昏旦移。湖卷衣裳白重叠，山张屏障绿参差。”又云：“不厌东南望，江楼对海门。……郡中登眺处，无胜此东轩。”西湖隋代还是一片葑草，唐代前期，西湖园林名胜以灵隐、天竺等寺庙园林著称。不少刺史认为西湖的自然环境十分幽雅，因而纷纷筑亭建设。大历中，相里造筑虚白亭。贞元年间，贾全为杭州刺史，也建一亭，后人称为贾公亭。韩皋为刺史，建侯仙亭。元和初年，裴常棣作观风亭，卢元辅作见山亭。西湖中间的孤山寺，“始以元和十二年严休复为刺史时惠皎萌厥心，卒以长庆四年白居易为刺史时成厥事”，也成为西湖景区的一部分，使孤山成为“楼阁参差，弥布椒麓”。白居易之前，断桥已经存在，张祜有诗称：“断桥荒藓合。”明人说：“桥堤烟柳葱青，露草芊绵，望如裙带。”白居易有诗说：“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就连白居易也不知湖中的长堤是谁造的。灵隐寺西南隅飞来峰下的冷泉亭，是白居易的前任元藇兴建的，“高不倍寻，广不累丈，而撮奇得要，地搜胜概，物天遁形”。白居易曾盛赞亭四周草薰薰、木欣欣、风冷冷，“山树为盖，岩石为屏，云从栋生，水与阶平”，其建筑华美巧丽，顺乎自然山水。到了白居易刺杭州时，他在孤山上兴建竹阁，对西湖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治，兴修湖堤和水闸。在这些官员的努力下，西湖一步步得到建设，成为迷人的风景胜地。

吴越国在凤凰山麓改建隋唐杭州城为王城时，“以山阜为宫室”，修建了握发殿、都会堂、八会堂、阅礼堂、功臣堂、天宠堂、仙居堂、天册堂、恩政堂、武功堂、大庆堂、瑶台院、义和院、天长楼、垒雪楼、青史楼等殿堂楼院，此外还建有不少假山莲池、曲水亭阁的园林。《全唐文》卷664收录有罗隐《虚白堂前牡丹相传云太傅手植在钱塘》，指昔日虚白堂前牡丹花名闻远近，眼下吴越国改名为都会堂，仍然是赏景宴乐的去处，因而罗隐大加赞扬：“莫背栏干便相笑，与君俱受主人恩。”城市的高墙外，各州县利用城市四周的自然地势建起的园林就更多了。吴越国大力治理西湖，使西湖恢复了唐代中后期的风貌。西湖周围的群山进一步得到开发。吴山不仅有众多佛寺道观，还修建了秾华园、江湖亭等亭园，遍植梅树。钱镠有《百花亭梅题二道》云：“秾华园里万株梅，含蕊经霜待雪催。莫讶玉颜无粉态，百花中最我先开”，“吴山越岫种寒梅，玉律含芳待候催。为应阳和呈雪貌，游蜂唯觉我先开。”江湖亭在吴山之巅，“左江右湖，故为登览之胜”。此亭为钱氏初建。西湖北宝石山南麓，钱弘俶于北宋乾德二年（964）建造了望湖楼，也即看经楼，楼南望平湖，可以远眺群山。涌金门外的西园，原为钱氏故苑，因园中产灵芝，所以后来将园舍为寺园。《西湖游览志》卷3说：“灵芝寺，本钱王故苑，芝生其间，舍以为寺，遂额灵芝。”嘉会门外的瑞萼园是吴越名园之一，忠献王钱弘佐的故园，重柳修竹，半山纡径，闲田绿野，溪流潺潺，是一个自然式的园林。钱塘门外有钱弘俶次子钱惟演的别墅，“有白莲、绿野等堂，碧玉、四观、披灏等轩，南漪、迎薰、澄心、涵碧、玉壶、雪氍毹等亭”，后来舍为寺庙，名菩提院，是个以众多堂、轩、亭组成的一个园林。

城市内外的佛寺亦成了文人们游玩的重要景致。寺庙除了所处地理位置较好外，能吸引游人的是寺中的法物和种植的树木、花卉。钱塘开元寺，因为有牡丹花而吸引了众人前去寻芳探幽。《云溪友议》卷中《钱塘论》云：“致仕尚书白舍人，初到钱塘，令访牡丹花。独开元寺僧惠澄，近于京师得此花栽，始植于庭，栏圈甚密，他处未之有也。时春景方深，惠澄设油幕以覆其上。牡丹自此东越分而种之也。会徐凝自富春来，未识白公，先题诗曰：‘此花南地知难种，惭愧僧闲用意栽。海燕解怜频睥睨，胡蜂未识更徘徊。虚生芍药徒劳妒，羞杀玫瑰不敢开。唯有数苞红幞在，含芳只待舍人来。’白寻至寺看花，乃命徐生同醉而归。时张祜榜舟而至，甚若疏诞。”白居易为杭州刺史在长庆初年，牡丹在江南的种植并得以流传大约在宪宗元和后期。寺院有独特的花卉，就能引得文人学士纷至沓来。

唐五代杭州游览风尚最积极的推动者是南来的官员和文人士大夫，他们是较有活力的群体，是时代风气潮流的引领者。地方官员中的很多人本来就是科举出身，具有很高的学养，平素已经十分钦慕江南山水，现在有机会到杭州，在任职的间隙，遍游周围山水，写下了许多诗文作品。如白居易、姚合等在杭州，他们游历山水后，都写作了众多的诗文。由于这此人在文坛上比较著名，因而他们的诗文很容易传播开来，使杭州山水知名全国。其次，不少文人为了科举功名，或是为了寻找仕进机会，来到南方，想结识朋友，干谒一些有名的官员或士人，同时增长自己的识见和阅历。唐代一些著名文人都曾经到杭州游览过。孟浩然玄宗开元十七年（729）以后从洛阳到润州、杭州，再至婺州、越州、温州等地。张祜“性爱山水，多游名寺，如杭之灵隐、天竺，苏之灵岩、愣伽，常之惠山、善权，润之甘露、招隐，往往题咏唱绝”。会昌五年（845）李播为杭州刺史，就认为：“吴、越古今多文士，来吾郡游，登楼倚轩，莫不飘然而增思。”当时武宗灭佛，大量佛寺被拆，李播盘算：“今不取其寺材立亭胜地，以彰圣人之功，使文士歌诗之，后必有指吾而骂者。”在社会风尚的推动下，李播只能顺应其发展，在杭州城东南造南亭。显然，会宴城楼亭阁，泛游洞庭太湖，成了文人学士在江南地区必不可少的活动。地方长官也常常以游玩来招待外地来的同僚、亲属、部下。朱冲和曾经游览杭州，“临安监吏有姓朱者，兄呼冲和，颇邀迎止宿，情甚厚，冲和深感之”。

文人士大夫在杭州城内外风景的游览，对民间风俗带来了一些影响。文人士大夫是时代精神文明的主要创造者。他们对大好河山的热爱，对山山水水的眷恋，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各阶层的生活风气。后代有很多人认为白居易等唐代文人的风尚对苏杭地区民风的改变影响较大。如明人认为白居易面对西湖山川秀发、景物华丽，“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在此湖”，直至明朝，杭州人还在学他的样，“四时邦人士女嬉游歌鼓之声不绝”。可见中唐以后，杭州的游玩之风盛行。杭州城内，一派游玩景象，西湖已是士女优游娱乐之所，“绿藤荫下铺歌席，红藕花中泊妓船”，是游乐者的天堂。湖面上每天笙歌袅袅，美酒佳肴，让人留恋忘返，“绊惹舞人春艳曳，勾留醉客夜徘徊”。白居易感叹在京城已没有意思，还是这人间天堂更舒心：“借问连宵直南省，何如尽日醉西湖”。再如苏州齐君房，将自己写的“四五六七言干谒，多不遇侯伯礼接”。事业不顺利，家里钱也不多，却在“元和初，游钱塘”，“至孤山寺西”，虽不能说是为了怡情养性而去游览，但为了自己弄个好名声有个好奔头，跑了不少地方，来到了杭州城。

原文刊发于《浙江学刊》2016年第1期，注释从略。作者张剑光系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