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严厉禁止本国民众经商等出境活动，所谓比较开明的对外政策只是向外国人开放，没有迈出允许本国民众外出的关键一步，与此不同，宋元不仅鼓励外国人来华，也允许和鼓励本国民众出海，海洋实践空前发展，海洋知识空前增长，对海洋地理的认知从模糊的想象世界变为真切具体的现实空间，在知识和观念上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为明清海洋知识发展，乃至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知识和观念冲击、交融奠定了重要基础。相关的研究讨论了宋元海洋知识、中国古代海域命名、明清南海东西洋、七洲洋等问题，在海洋知识和观念发展史上，宋元是重大变化和承上启下的时期，需要从整体视野更好地认识和总结，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对宋元时期海洋地理空间认知中的‘海’与‘洋’的认识作一讨论。

宋元时期，“九州—四海”的天下观念仍然是官方和士人认识海洋的重要知识框架。天下的结构是“外际乎天，内包乎地，三旁无垠，而下无底者，大瀛海也”。海围绕于九州为中心的陆地四周，构成“天下”。国家通过册封和祭祀四海神，倡导和维护“九州—四海”的天下观念。宋代，海神封号由宋太祖朝所封两字，宋仁宗康定元年加为四字，东、南、西、北四海神分别封为渊圣广德王、洪圣广利王、通圣广润王、冲圣广泽王。在宋人海洋活动日益频繁的东海和南海二海的海神不断因“圣迹”获得加封。宋高宗建炎四年东海神封号已加封至八字，为助顺佑圣渊德显灵王（乾道五年改助顺孚圣广德威济王）。绍兴七年南海神亦加封至八字，为洪圣广利昭顺威显王。北宋设东海神本庙于渤海湾中的莱州，于立春日祀东海神于莱州，设南海神本庙于广州，于立夏日祀南海神于广州。西海神和北海神祭祀则实行望祭，立秋日于河中府河渎庙望祭西海神，立冬祀于孟州济渎庙望祭北海神。显示宋朝皇帝对包括四海在内的“天下”的绝对统治权，“天子之命，非但行于明也，亦行乎幽。朝廷之事，非但百官受职也，百神亦受其职”。

蒙古入主中原后，也把祭祀四海神作为国家祭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灭南宋以前的至元三年（1266）正式“定岁祀岳、镇、海、渎之制”，祭东海于莱州界，对南海、西海和北海神则分别于莱州、河中府和登州望祭。灭亡南宋后，罢南海神望祭，在广州祭祀南海神，于河渎附祭西海神，济渎庙附祭北海神。元朝对四海神重新册封，从二字王爵逐步加封到四字王，东海神为广德灵会王，南海神为广利灵孚王，西海神为广润灵通王，北海神为广泽灵佑王。目的同样是显示皇帝绝对拥有“九州—四海”的天下，即“岳、渎、四海皆在封宇之内”。

士人仍以“四海”观念解释海洋。南宋为了与金朝争夺正统，在明州设东海神祭祀本庙，并解释其法理性，认为北起渤海，南到福建的海域即为东海。设立东海神本庙于莱州即说明自渤海起即为东海，直到“通、泰、明、越、温、台、泉、福，皆东海分界也”。把这一片海域称为东海，使得东海神本庙南移是合理的。在这一解说下，宋人认为广东路及其以南海域则通为南海。宋人称三佛齐的位置“在南海之中，诸蕃水道之要冲也。东自阇婆诸国，西自大食、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者”。即东自阇婆，西自大食所来的海路都是以三佛齐为中心的南海范围。

元代张翥为《岛夷志略》所作序中认为汪大渊的记载证实了邹衍之说，即“九海环大瀛海，而中国曰赤县神州，其外为州者复九，有裨海环之”。他说，对邹衍之说，“人多疑其荒唐诞夸，况当时外徼未通于中国，将何以征验其言哉。汉唐而后于诸岛夷力所可到，利所可到，班班史传，固有其名矣。然考于见闻，多袭旧书，未有身游目识而能详记其实者，犹未尽征之也”，而汪大渊“非其亲见不书，则信乎其可征也”的见闻“由有可观，则邹衍皆不诞焉”。吴鉴为该书所做的序也阐述了“九州—四海”的天下观念，证明其即“中国—四夷”的华夷秩序：“中国之外，四州维海，之外夷国以万计。唯北海以风恶不可入，东、西、南数千万里皆得梯航以达其道路，象胥以译其语言。惟有圣人在乎位，则相率而效朝贡，通互市，虽天际穷发不毛之地无不可通之理焉。”“惟中国文明，则得其正气。环海于外，气偏于物，而寒燠殊候，材质异赋，固其理也。”张翥承袭理学，“以诗文知名一时”，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吴鉴则是受命编修《清源续志》，因泉州为重要外贸港，“故附录（汪大渊之书）《清源续志》之后。不惟使后之图王会者有足征，亦以见国家之怀柔百蛮，盖此道也”。他们以官方立场解读汪大渊的记载，证明华夷天下的秩序和格局。而且元人与宋人一样为东海和南海勾画了边际，即所谓“海水终泄于尾闾”。认为爪哇即接近于“近尾闾之所泄”，“蕞尔爪哇之小邦，介乎尾闾之大壑”。

但是，在宋元时期即使是士大夫，也有人提出了对“四海”真实性的质疑。已有文指出，唐代在同州祭西海神，在洛州祭北海神，即说明西海与北海不在封宇之内，但尚未有人明确质疑其实际存在，宋人已有人对西海和北海的虚实提出了明确质疑。洪迈指出不存在所谓西海：“北至于青、沧，则云北海。南至于交、广，则云南海。东渐吴、越，则云东海，无由有所谓西海者。”实际上，按其所言“北至于青、沧，则云北海”，则北海也无实指的海域。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说“国家驻跸东南，东海、南海实在封域之内”，“其西、北海远在夷貊，独即方州行二时望祭之礼”，实际也就是说，东海、南海在宋朝封域之内，而并无西海和北海。元代更明确地提出了疑问：“海于天地间为物最巨，幅员万里，东、南、北皆距海而止，惟西海未有考。或以瀚海、青海当之，是与？否与？”“ 海之环旋，东、西、南、北相通也。而西海、北海人所不见，何也？”时人的解释是“西北地高，或踞高窥下，则见极深之壑，如井沉沉然，盖海云。东南地卑，海水旁溢，不啻万有余里”，又称“乾始西北，坤尽东南，故天下之山其本皆起于西北之昆仑，犹乾之始于西北也。天下之水其流皆归于东南之尾闾，犹坤之尽于东南也”。似乎从根本上解释了西、北二海不可能实有，但同时也动摇了“四海”的观念。

另一方面，航海者并不关注“东海”或“南海”整体概念，更不以其实践为“四海”作解说。他们关注的是航海所及的各国、各地的地理方位、航路、航程、物产、市场等信息。宋人已经对“东海”和“南海”海域的诸国和岛屿地理方位有了基本符合实际的认知，《 岛夷志略》所反映的元代地理认知也是如此。宋元对日本、高丽、东南亚等地的海上航线有明确认知和记载。宋神宗朝，日僧成寻搭福建商人海船来华，记录了日本经高丽耽罗，到明州的航路和海情。徐兢随使团出使高丽，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谨列夫神舟所经岛洲、苫、屿而为之图”，记载了明州到高丽礼成港间四十余个海中山岛、海域组成的航路。往来高丽的商人“能道其山川形势、道里远近”，“图海道”，画出海上航路图。

宋元对南海航路的记载也十分清晰。《武经总要》载：广州航路自广州“东南海路四百里至屯门山……从屯门山用东风西南行，七日至九乳螺州，又三日至不劳山（在环州国界）”。屯门山在珠江口东侧。自北而来的东北季风在广东沿海循岸而为东风。自屯门乘东风向西南方向航行，到九乳螺州、占城国（即环州）。自屯门西南行的具体路线《萍洲可谈》有所补充：“广州自小海至溽洲七百里，溽洲有望舶巡检司……过溽洲则沧溟矣。商船去时至溽洲少需以诀，然后解去，谓之放洋”。小海即广州市舶港：“广州市舶亭枕水……其下谓之小海。”

泉州往东南亚地区的航路在七洲洋与广州航路重合，“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自泉州便可出洋，迤逦过七洲洋，舟中测水约有七十余丈，若经昆仑、沙漠、蛇、龙、乌猪等洋”。宋人记载往阇婆国“于泉州为丙巳方，率以冬月发船，盖借北风之便，顺风昼夜行，月余可到。”是沿着丙巳针方向昼夜直航。元军征爪哇，从泉州出发，“过七洲洋、万里石塘，历交趾、占城界，明年正月，至东董西董山、牛崎屿，入混沌大洋橄榄屿，假里马答、勾阑等山”。从东南亚海域到广州和泉州也是在七洲洋分路：“三佛齐之来也，正北行舟，历上下竺与交洋，乃至中国之境。其欲至广者入自屯门，欲至泉州者入自甲子门。”即过交趾洋后（应是进入七洲洋）广州航线和泉州航线出现分野，一往广州屯门，一往泉州甲子门。

温州往东南亚的航路与泉州重合，“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历闽广海外诸州港口，过七洲洋，经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顺风可半月到真蒲，乃其境也。又自真蒲行坤申针，过昆仑洋入（真腊国）港”。温州航路自泉州外洋后应与泉州航路重合。即泉州—七洲洋—交趾洋—昆仑洋。温州到真腊先行丁未针，即西南17.5度方向，过占城后行坤申针，即西南47.5度方向。在上述主要航路还连接着各个国家和岛屿的航线，此不一一枚举。

宋元对南海和东海海域的水情和航行状况也有更深入的认识。如对南海之中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等，宋人有初步的认识，周去非还称“传闻东大洋海有长砂石塘数万里，尾闾所泄，沦入九幽”。赵汝适和祝穆也有简略的记载，称海南岛“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上下渺茫，千里一色”。元代《岛夷志略》则清楚地记载了万里石塘范围及其对航海的影响，称“石塘之骨由潮州而生，迤逦如长蛇，横亘海中。越海诸国俗云万里石塘。以余推之，岂止万里而已哉。舶由玳屿门挂四帆，乘风破浪，海上若飞，至西洋或百日之外。以一日一夜行百里计之，万里曾不足。故源其地脉历历可考。一脉至爪哇，一脉至勃泥及古里地闷，一脉至西洋，极昆仑之地……观夫海洋泛无涯涘，中匿石塘，孰得而明之。避之则吉，遇之则凶。故子午针人之命脉所系，苟非舟子之精明，能不覆且溺矣”。宋元时期对北起东沙群岛，南到南沙群岛广大范围内的岛礁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元代所说的“万里石塘”是指包括今西沙、中沙、东沙和南沙诸群岛在内的南海，已经开始将南海诸岛区分为四个岛群。岛礁区域成为航行的危险禁区。元朝往东南亚诸国的航线必须避开这一区域。这也成为元代东、西洋划分的重要标识。

宋元在航海实践构建海洋地理空间不是抽象模糊的“四海”，而是若干无形的航路和有形且方位基本明确的国家、岛屿构成的世界。元代曾发兵征爪哇，出兵凡二万，“发舟千艘，给粮一年、钞四万锭”。而两征日本，出兵逾十万，规模更大于征爪哇。如此大规模的海上军事行动，军队的航程、补给等需要精心计划，前提就是对“东海”和“南海”海域空间，各国方位、航路等知识的详细掌握和海洋地理空间的明确认识。在郑和下西洋以前，元代已经显示了组织大规模航海的能力和知识条件。

汉唐虽然也已经记载了中国到东南亚乃至以西的航路，但是其航路主要是由中南半岛沿岸标识构成。该时期有深海航行的事实，尚未见明确的航路记载和具体海域的划分。宋代明确提出了“东海”和“南海”的地理分界，即福建路海域及其以北为“东海”，广东路海域及其以南以西为“南海”，并将“东海”和“南海”划分出若干小的海域，这些海域名称主要以“洋”冠之，也有称“某某海”者。此“海”等同于“东海”“南海”中小海域的“洋”。元代亦如此。

宋代“东海”范围从福建路、两浙路到京东路划分了数十个“洋”。福建本地民众及地方官员从福建的角度，将福建以北的两浙路海域称为“北洋”，福建以南的广东路海域称为“南洋”。真德秀曾说海贼王子清部“目今窜入北洋，泉、漳一带盗贼屏息，番舶通行”；“比者温、明之寇来自北洋，所至剽夺，重为民旅之害”；“向去南风，贼船必回向北洋”。就是称福州以北入温州的海域为北洋。泉州沿海自北至南设置、晋江石湖寨、惠安小兜寨、泉州宝林寨、泉州围头寨四个军寨，其中“小兜寨取城八十里，海道自北洋入本州界首，为控扼之所”，围头寨“正阚大海，南、北洋舟船往来必泊之地”，“寻常客船贼船自南、北洋经过者无不于此稍泊”。“自南洋海道入州界，烈屿首为控扼之所，围头次之”。自北洋来即从两浙路海域进入福建，从南洋来则指从广东路海域进入福建。福建以东的海域被称为“东洋”。永宁寨“阚临大海，直望东洋”。法石寨的防御范围包括东洋，即“自岱屿门内外直至东洋，法石主之”。上述南洋、北洋、东洋是概指某方向的海域，范围尚不十分明确。

福建沿海海域还有其他被命名的洋。泉州沿海有赖巫洋。泉州海防水军曾“使兵船出赖巫洋，探伺至洋心，偶见一䑸船只从东洋使入内”。可见赖巫洋在泉州和东洋之间。泉州围头一带海域称为围头洋，即“本州海界围头洋”。漳州近海有沙淘洋，“贼船一十四只望风奔遁至漳州沙淘洋”。该洋在漳浦县海域，福建水军“逐贼至漳浦境内沙淘洋，败之”。福州沿海有西洋，具体位置在连江县沿海，即“连江县海名西洋，管连江、罗源海道”，“西洋在巨海中，四顾惊涛莫知畔岸，自廉山驾舟两潮始达，风或逆，旬月莫至”。

宋代两浙路温州及其以北海域被福建人泛称为“北洋”。元人也泛称浙江到山东海岸以东的海洋为“东洋”。朱名世随海运漕船自海盐县到直沽，有“东洋”诗：“东溟云气接蓬莱，徐福楼船此际开”。两浙海域被称洋的海域颇多。台州与温州交界处有大闾洋。元军征讨在浙东沿海活动的方国珍部，元将孛罗帖木儿“先期至大闾洋，国珍夜率劲卒纵火鼓噪，官军不战皆溃，赴水死者过半”。《 明史》载，大闾洋在台州府太平县，与温州交界，“东南滨海，曰大闾洋”。台州宁海县有牛头洋、五屿洋，该县境“东南二百五十里牛头洋入临海县”，“自县东便风一潮过五屿洋，至牛头洋小泊，潮入海门，一日夜至州。此水程也”。台州与明州之间有石佛洋。建炎四年正月一日宋高宗从明州海路南逃，“二日御舟早发，过石佛洋，初三日御舟入台州港口章安镇”。明州沿海被称为明州洋。南宋时，许浦水军追捕海盗王先，于贼船“五只至明州洋，沉船而遁”。明州西北方海中有洋山、大七山、小七山，这一带海域称为“大七洋”。海贼王先得到宋朝官方招安榜文，“船一十只，计八百余人，当日行使舟船到大七洋内”。日本僧人成寻来华，船宿于大七山，然后到明州。明代洋山海域仍称大七洋，太仓往日本针路过“羊山大七洋、小七洋”。明州海域还有青龙洋和乱礁洋。戴良从绍兴沿海经庆元海域北上，诗有“仲夏发会稽，乍秋别句章，拟杭黑水海，首渡青龙洋”。明郑若曾说到“过普陀青龙洋”。可见青龙洋在昌国普陀山岛近海。文天祥曾说“自入浙东，山渐多，入乱礁洋”，也在明州一带海域。

苏州洋是海路出入浙西的最重要海域。“苏州洋又名佘山洋，南舶欲入华亭者必放苏州洋，盖此处旧属苏州”，因地处苏州沿海而得名。苏州洋海域范围是长江口以南到明州（庆元府）东北之间。文天祥“苏州洋”诗称“一叶漂揺扬子江，白云尽处是苏洋”。文天祥从江北沿海路南逃，“出海道，然后渡扬子江，入苏州洋，展转四明、天台，以至于永嘉”。南宋时，苏州洋也是出入明州港海路的重要航道。往高丽航线要经过“定海之东北苏州洋”。明州（庆元）“自海岸至苏州洋二百二十里，其分界处系大海”。徐兢等人出使高丽回程，“过苏州洋，夜泊栗港”，次日“过蛟门，望招宝山，午刻到定海县”。杭州经钱塘江出海也需经由苏州洋。南宋时作为杭州辅助港的澉浦镇海路“东达泉、潮，西通交、广，南对会稽，北接江阴许浦，中有苏州洋，远彻化外”。因而苏州洋在拱卫杭州的海防方面有着重要意义。绍定二年伪降的李全曾“以粮少为词，遣海舟自苏州洋入平江、嘉兴告籴。实欲习海道，觇畿甸也”。元代上海是重要贸易港口，苏州洋成为繁忙的商贸航道。许尚在《苏州洋》诗中写道：“已出天池外，狂澜尚尔高。蛮商识吴路，岁入几千艘。”

长江口以北淮东沿海海域被称为淮海，淮海之中又被划分为南洋和北洋，即“淮海本东海，地于东，中云南洋、北洋。北洋入山东，南洋入江南”。北洋应是淮东路沿海与京东路密州海域相接的海域，“今自二浙至登州与密州皆由北洋，水极险恶”。南洋则应指与苏州洋相接的淮东南部海域。淮海之北洋往北入莱州大洋。元代海运航路，由南向北，“过刘岛，至之罘、沙门二岛，放莱州大洋，抵界河口”。莱州大洋又称莱州洋，朱名世有“莱州洋”诗，称“莱州洋内浪频高，矴铁千寻系不牢。传与海神休恣意，二三升水作波涛”，是莱州沿海海域，属于渤海。沙门岛也是南来海船进入渤海的标志：“海艘南来转帆入渤海者皆望此岛以为表志”。南来海船“至沙门岛，守得东南便风，可放莱州大洋”。

明州洋—苏州洋—南洋—北洋—莱州大洋等都是对近海海域的命名。浙西、淮东到胶州半岛以南的京东近海因长江、淮河和黄河入海，泥沙堆积，形成了不利于航行的暗沙。宋元时期有从暗沙海域利用“洪道”和潮汐南北航行的航路，这需要熟悉该海域水情的经验积累和航行技术，“缘趁西北大岸，寻觅洪道而行，每于五六月间南风潮长四分行船，至潮长九分即便抛泊，留此一分长潮以避砂浅，此路每日止可行半潮期程”。“一失水道，则舟必沦溺，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转棹”。该条称为里洋航路，不利于尖底海船航行。因而又有越过暗沙区域的两条航路，宋人分别称为外洋航路和大洋航路。里洋航路就是从海州发舟，沿近海，转通州料角，到青龙江、扬子江。外洋航路是海州发舟，直出海际，沿东杜、苗沙、野沙等诸沙外沿，至到金山、澉浦。大洋航路是海州放舟，望东行，入深海，复转而南，直达明州昌国县、定海。外洋航路和大洋航路经过的海域也被命名为不同“洋”。海船往高丽走外洋航路。出明州昌国一日航程，先入白水洋，“其源出靺鞨，故作白色”。再往北，入黄水洋，“黄水洋即沙尾也，其水浑浊且浅。舟人云，其沙自西南而来，横于洋中千余里，即黄河入海之处”。再往东北，入黑水洋，“黑水洋即北海洋也，其色黯湛渊沦，正黑如墨”。

元代从江南到大都的海运也经历过这三条航路。“初，海运之道自平江刘家港入海，经扬州路通州海门县黄连沙头、万里长滩开洋，沿山㠗而行，抵淮安路盐城县，历西海州海宁府东海县、密州、胶州界，放灵山洋，投东北路，多浅沙，行月余始抵成山”，“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险恶，复开生道。自刘家港开洋至撑脚沙，转沙嘴，至三沙洋子江，过匾檐沙、大洪，又过万里长滩，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经黑水洋，至成山，过刘岛，至之罘、沙门二岛，放莱州大洋，抵界河口”，次年“千户殷明略又开新道，从刘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转西至刘家岛，又至登州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朱清和殷明略的航路分别是宋人所言的外洋航路和大洋航路。以淮东近海为视角由近海远又划分出里洋、外洋和大洋。

按方位，白水洋应是长江入海口的外海，仍有浅沙分布的海域，水色呈白。黄水洋则位于黄河入海口的外海。黑水洋是胶州半岛以南的深海海域。元人说“以王事航海，自南而北，过黑水洋，抵登、莱”。黑水洋范围很大，元代戴良“渡黑水洋”诗称“舟行五宵旦，黑水乃始渡”。青水洋应是长江以北暗沙海域，向“黑水洋”过渡的海域。《新元史》载：“自刘家港开洋，过万里长滩，透深才方开放大洋。先得西南顺风，一昼夜约行一千余里，到青水洋。得值东南风，三昼夜过黑水洋”。明人林弼“青水洋”诗称“吴江东入海，水与天色并，波涛堆琉璃，一碧三万顷”。青水洋被认为在吴地的外海。

黑水洋过沙门岛即入渤海。元人所言渤海已经将其从广义的东海区别开来。先秦华夏世界最早接触的东面海域即渤海，故将渤海等同于东海。元人以沙门岛为渤海的南界，“北自平州碣石，南至登州沙门岛，是谓渤海之口，阔五百里西，入直沽几千里焉”。“东北则莱、潍、昌邑，正北则博、兴、寿光，西北则滨、棣二州皆岸渤海”。（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