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福建人将广东潮州及其以南海域称为“南洋”，但不见划分明确的海域范围。潮州近海有蛇州洋，南宋左翼军曾“于潮州海界蛇州洋同丘仝获到陈十五等一十四名”。左翼军自福建追击海盗，入潮州海域，可见蛇州洋位于潮州近福建漳州的海域。广州近海有零丁洋。文天祥被俘后船过零丁洋，留下著名的“过零丁洋”诗，提到“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明人记载：“零丁洋在香山县东一百七十里，宋文天祥诗‘零丁洋里叹零丁’即此”。海南岛与今越南北部之间有绿水洋。元将张文虎与交趾水军交战，“次屯山，遇交趾船三十艘，文虎击之，所杀略相当，至绿水洋，贼船益多，度不能敌，又船重不可行，乃沉米于海，趋琼州”。可见该洋介于交趾与海南岛之间。

海南岛东部海域有七洲洋，又称七州洋，是广西近海最著名的“洋”。《梦粱录》载：“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自泉州便可出洋，迤逦过七洲洋，舟中测水约有七十余丈”。从现存宋元文献中可知其位于海南岛东部，但对其具体位置后人存在争议。明人张燮称七州洋在文昌县以东海域,因七州山得名，所著《东西洋考》引《琼州志》载“在文昌东一百里海中有山连起七峰，内有泉甘冽可食。元兵刘深追宋端宗，执其亲属俞廷珪之地也。俗传古是七州沉而成海”。因而七洲洋又被称为七州洋。七州山“有七峰，状如七星连珠”，又名七星山，该洋也被称为七星洋。韩振华认为广东海域有万山群岛的广州七洲洋、海南文昌近海的文昌七洲洋和西沙群岛海域的大海七洲洋，认为《梦粱录》所载七洲洋是大海七洲洋，与文昌近海的七星洋不同。伯希和、向达、夏鼐、谭其骧等都对七洲洋有考证，有指海南岛东南洋面、七洲列岛海域等不同意见。刘义杰总结了以上各说，肯定了七洲洋就是海南岛东北方海域中的七洲列岛及其附近海域的观点，刘文运用航海针路和舆地图，考证精当，可为确说。

七洲洋往南进入交趾洋。《真腊风土记》载“过七洲洋，经交趾洋，到占城”。《岭外代答》称交趾洋在“海南四郡之西南，其大海曰交趾洋”。交趾洋北连琼州和廉州海域，钦江南流入海，“分为二川，其一西南入交趾海，其一东南入琼、廉海”。交趾洋再往南，进入昆仑洋。《海国闻见录》载“七洲洋在琼岛万州之东南”，昆仑洋在“七洲洋之南”。《岛夷志略》“昆仑”条载：“古者，昆仑山又名军屯山，山高而方，根盘几百里，截然乎瀛海之中，与占城西竺鼎峙而相望，下有昆仑洋，因是名也。舶贩西洋者必掠之，顺风七昼夜可渡”。藤田丰八等人考证，昆仑山即今越南南部海中之昆仑岛。昆仑洋又称混沌大洋，或混屯洋。元将史弼率军征讨爪哇，“过七洲洋、万里石塘，历交趾、占城界，明年正月，至东董西董山、牛崎屿，入混沌大洋”。昆仑洋往南，入沙漠洋，《梦粱录》谈泉州往东南亚航线时说到“经昆仑、沙漠、蛇、龙、乌猪等洋”。沙漠洋又称沙磨洋。方回在《平爪哇露布》中说“自昆仑洋而放沙磨洋”。商人往师子要过蛇洋，即“奇物试求师子国，去帆稳过大蛇洋”。龙洋不能确知其地。苏继庼认为乌猪洋由乌猪山而得名，指广东中山县南之海面。广州往东南亚的航路先经乌猪洋，再入七洲洋。

七洲洋、交趾洋和昆仑洋以东是被称为千里长沙、万里石塘的东、西、中、南四沙海域。宋元时期对这一海域的范围、特点及其对航行的影响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已如上述。宋人将今南中国海和东南亚海域最东和最南称为东大洋和南大洋，即“三佛齐之南，南大洋海也，海中有屿万，余人莫居之，愈南不可通矣。阇婆之东，东大洋海也，水势渐低，女人国在焉，愈东则尾闾之所泄，非复人世”。又称交趾洋中有三合流，“其一东流入于无际，所谓东大洋海也”。可见东大洋是长沙、石塘海域以东的海域，南大洋是南洋今近东南亚海岛地区的南印度洋海域，也包括三佛齐海域，如《桂海虞衡志》称“南大洋海中诸国以三佛齐为大”。这两个洋被认为是南海的边际。

元代在传统“南海”区域划分了东洋和西洋。《真腊风土记》载，真腊国其国中所用布“暹罗及占城皆有来者，往往以来自西洋者为上”。《大德南海志》有“单马令国管小西洋”“东洋佛坭国管小东洋”“单重布罗国管大东洋”“阇婆国管大东洋”的记载。《岛夷志略》多处记载“西洋布”“西洋丝布”，另如苏禄贸易之珠“出于西洋之第三港，此地无之”；旧港，“西洋人闻其田美”；昆仑，“舶贩西洋者必掠之”；古里佛，“亦西洋诸马头也”；大乌爹国，“界西洋之中峰”；尖山，“盘据于小东洋”；爪哇，“实甲东洋”；“东洋闻毗舍耶之名皆畏避之也”。关于元代东洋和西洋的范围已有较多讨论。苏继庼认为元代称吕宋群岛、苏禄群岛等一带海面为小东洋，加里曼丹、阇婆、孟嘉失、文鲁古、琶离、地漫等一带海面属大东洋范围，西洋指南中国海西部榜葛剌海、大食海沿岸与东非沿岸各地。陈佳荣辨析了元代东、西洋并综合藤田丰八等人的研究，认为元代东、西洋的分界是饽泥，大、小西洋的分界是蓝无里。大东洋西起爪哇岛西岸的巽他海峡，中经爪哇岛、加里曼丹岛南部、苏拉威西岛、帝汶岛，直至马鲁古群岛一带。小西洋包括马六甲海峡及以东部分海域，约当于南海的西部，大西洋就是今天的印度洋，包括从苏门答腊岛西岸至阿拉伯海一带。

宋代所言东大洋和南大洋与元代东洋的海域相接，但所指并不完全重合。元代所言东洋海域内有淡洋，指苏门答腊岛东岸日里河入海的海域，河口有淡水港，“洋其外海也”。西洋是很大海域的泛指，其中还包括若干称为“洋”或“某某海”的更小海域。元代称宋代蓝无里为喃巫哩，位于苏门答腊岛西北角，其“地当喃巫哩洋之要冲”。自东南亚往西的海船，“风信到迟，马船已去，货载不满，风信或逆，不得过喃巫哩洋”，于“此地驻冬，候下年八九月马船复来，移船回古里佛互市”。苏继庼认为喃巫哩洋指亚齐与斯里兰卡之间的海面。宋代将斯里兰卡岛海域称细兰海，登楼眉等“数国之西有大海名细兰”，“大洋海海口有细兰国”。又天竺国“其地之南有洲，名曰细兰国，其海亦曰细兰海”。可见细兰海指斯里兰卡岛以西到印度半岛以南的海域。印度半岛南端的马拉尔湾被称为大朗洋，即第三港之南八十余里，“洋名大朗”。天竺国“其西有海曰东大食海，渡之而西则大食诸国也”，“又其西有海名西大食海”。位于亚丁的哩伽塔国的近海海域被称为国王海，哩伽塔国居“国王海之滨”。苏继庼认为国王海即红海。此细兰海、东大食海、西大食海、国王海与上述诸“洋”一样，都是指具体的区域性海域，是“南海”的组成部分。

在中国古代海洋发展史上，宋元不同于汉唐明清的一大特点是政府全面鼓励本国民众出海经商。元代除了海上用兵时期短暂的海禁外，没有实行过明清时期的全面禁海和限制通商。宋代更是始终积极鼓励本国民众的海上经营。与汉唐仅允许外国商人来华，而禁止本国民众出海相比，宋元时期本国民众的航海实践得到巨大发展，同时也推动了整个亚洲海域的航海，实践基础上的海洋知识积累和对海洋的认知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宋元海洋知识积累的基础和路径又成为明清海洋知识和航海活动的重要条件，也成为中国海洋知识最终与世界形成共同知识和观念的历史前提。

已有学者指出了宋元在海洋发展史上相对于汉唐的显著变化。陈佳荣指出，“洋名起于两宋之际”，“两宋之际应是‘海’、‘洋’并用，而且逐渐以‘洋’代‘海’的时期”。李国强也指出“宋代以来，中国人对南海诸岛的认识日渐深入，在南海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都肯定了宋代在中国古代海洋知识史上的转折意义。从地理空间的认知而言，先秦汉唐对海洋认知主要是整体和模糊的“四海”认知，即作为“天下”组成部分的东、南、西、北海，对已经有海上交往的“东海”和“南海”也未见区划出明确的海域，言及水的“洋”未见指具体水域，而是形容之词。如汉代王逸解释《楚辞》“顺风波以从流兮，焉洋洋而为客”“西方流沙，漭洋洋只”道：“洋洋，无所归貌也”、“洋洋，无涯貌也”。即浩大无边之意。因而洋也用于形容河湖之广大：孔子感叹黄河“美哉水！洋洋乎！”还有“洋洋兮若江河”“河水洋洋”的赞叹。唐人颜师古解释“河水洋洋”之“洋洋，盛大也”，他还解释“浩浩洋洋，皆水盛貌”。《 初学记》对海的记载引用了《释名》《十洲记》《博物志》《汉书》等文献对海的描述，也反映了先秦汉唐对海的认识，即“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盖无几也”，以及对“东海之别有渤澥（海）”“南海大海之别有涨海”“西海大海之东小水名海者则有蒲昌海、蒲类海、青海、鹿浑海、潭弥海、阳池海”“北海大海之别有瀚海，瀚海之南小水名海者则有渤鞮海、伊连海、私渠海”等东、南、西、北四海的描述，仍是整体而模糊的描述。

《初学记》所引西海、北海的诸海是汉唐为坐实西海、北海，阐释“四海”的主观设想，并非实有，遑论西海、北海之中的具体海域。渤海和涨海也并非东海和南海中的局部海域，而是模糊地等同于东海和南海。所以说“东海共称渤海，又通谓之沧海”。关于涨海的范围有不同的讨论和观点。南溟子在《涨海考》中对各说作了总结。冯承钧认为中国古代是将今日南海以西之地包括印度洋概称南海，而涨海特指暹罗湾南之海域。而南溟子同意中国古代载籍将今日南海、东南亚海域、印度洋及其以西的海域都称为涨海的观点。韩振华也认为涨海包括今南海和南海以西的海域，他把涨海划分为“中国之境的涨海和外国之境的涨海”。中、外涨海的界限就是以“万里石塘”为界，界限内为中国涨海。相应地南海也划分了界限。到了宋代，中国之境的南海这个“海”仍然作为区别中、外的海域界限，“海”以内，是中国之境，“海”以外才是海外诸蕃国。元代过了七洲洋的万里石塘，才经历交趾洋、占城洋这些外国之境的海域界限，反之，七洲洋的万里石塘是“乃至中国之境”的中国海域之内。

实际上，先秦汉唐对渤海和涨海仍是“九州—四海”的“天下“构架下的认识。在这一逻辑下，东方之海通称“东海”，南方所有的海域都是“南海”，渤海和涨海也模糊地等同于“东海”和“南海”。从这一角度而言，南溟子对涨海范围的认识更符合历史的逻辑。刘迎胜认为在航海实践不够发达的时期，“南海”概念范围泛指中国以南的海域，也包括东南亚和东印度洋海域。在“天下”的认知逻辑中海洋不可能有“中国”之海和“外国”之海的观念，也不可能有海域的权力界限，特别是先秦汉唐对海域认知还在整体和模糊的状态时期。宋代《岭外代答》所言“三佛齐之来也，正北行舟历上、下竺与交洋，乃至中国之境。其欲至广者入自屯门，欲至泉州者入自甲子门”，是指进入“中国”之境的泉州和广州，是陆境而非水域。

宋代对“洋”的解释从“水盛貌”衍生而指海中的水域，即“今谓海之中心为洋，亦水之众多处”，又称“海深无际曰洋”。宋元时期“东海”和“南海”被划分成众多的洋，这是中国古代海洋地理空间认知上的显著变化。推动这一变化的主要因素是海洋实践。宋元时期大力鼓励外国商人来华和本国民众的海上活动。一方面，人们在海洋实践活动中对海洋地理空间的认识日益清晰，另一方面，航海实践也需要加强对具有不同水情和地理标识的海域加以区分。宋元给予命名的“洋”有一显著特点，即命名的“洋”主要集中在重要航路沿线和海洋活动最频繁的海域。“东海”海域最重要的航路一是明州（庆元）至宋代京东和元代山东、直沽的航路，宋代是联系南北的通道，元代漕粮海运其重要性更为加强。这一航路上不仅从南至北划分了明州洋、苏州洋、南洋、北洋、莱州洋、渤海等不同海域，而且根据近海到远海的水情和航行条件划分了里洋、外洋和大洋。二是明州（庆元）到朝鲜半岛的航路，划分出沿线的白水洋、黄水洋、黑水洋等。往日本的航线也是“东海”重要航线，除了近海各“洋”与前述相同外，未见具体记载。“南海”各“洋”如乌猪洋、七洲洋、交趾洋、昆仑洋、喃巫哩洋、细兰海、大朗洋、东大食海、西大食海、国王海等连续分布在广州到东南亚、印度洋的航路上。文献所见“洋”名最多的地区，包括宋代福建，宋元明州（庆元）及其以北海域，都是当时贸易和航运最频繁的海域，宋代明州到长江口海域更是拱卫行在临安的海防要地。而《岭外代答》专条所记交趾洋之“三合流”、《岛夷志略》专条记载的昆仑洋和万里石塘则因其水情复杂凶险，对航行具有特别重要提示作用而见于记载。七洲洋则因具有重要的地理标识作用而成为文献中出现频次最多的“洋”之一。

宋元时期对“洋”的命名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以所濒临陆地域名命名，包括州名、国名、岛（山）名等，如明州洋、苏州洋、莱州洋以所连陆上之州而得名，交趾洋、喃巫哩（蓝无里）洋、细兰海、东大食海、西大食海以“国”而得名，七洲洋、昆仑洋、围头洋等以海中岛屿（山）而得名；二是以方位命名，如宋代福建人将福建以南海域称为南洋，以北海域称为北洋，以东海域称为东洋，又连江县海域有西洋。宋元都将长江口以北的淮海分为南洋和北洋，北洋指淮东沿海与京东密州海域相接的海域，南洋指与苏州洋相接的淮东南部海域。元人还泛称浙江到山东海岸以东的海洋为“东洋”。元代又在传统“南海”区域中划分东洋和西洋。宋代还将东南亚海岛地区以东、以南海域命名为东大洋和南大洋；三是按水情命名，如“东海”海域有白水洋、黄水洋、黑水洋、青水洋、绿水洋，元人还将交趾与海南岛之间的海域称绿水洋，将苏门答腊岛东岸海水为淡水的海域称淡洋。还有蛇州洋、零丁洋、大闾洋等若干“洋”不能确知命名缘由。

按方位命名“海”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方法，这是基于“四海”想象这一海洋知识的重要源头。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按照东、南、西、北的方位加上海字，成为古代中国海洋命名海域的基本方法”。但是这反映的主要是中国古代对海域命名的最早方式和宋代以前的基本状况，如果进一步说，“在西方，按所属或靠近的国家或地区命名海域，即海旁边的州域地名加海子命名海域”的西方命名海域方法在明朝后期传图中国，“以州域称这一海域命名的原则想来是欧洲海域命名传统，在中国没有使用过”，“因此，中国古代的文献和地图难以找到这类海域地名”，则难以概括整个中国古代的实际。宋元对海域的认知已经说明，“四海”的观念正逐步被实践所突破，对海域命名已远非按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单一方法，不仅出现了按近海地域命名的现象，而且成了比较普遍的命名方法，即使是按方位命名海域其原则和逻辑也与“天下”观念中以“九州”为基本定位的东、南、西、北海不同，而是以更为具体的地理区域为定位。

同时，也可看到宋元的海域命名主要仍是区域性知识，并未形成全国性的海域名称的认同，遑论国际性的认同。“东海”中有南洋、北洋、东洋、西洋，“南海”中也有东洋、西洋、南大洋，甚至有福建路为基准的东、南、西、北洋，也有两浙和淮东的东洋、南洋和北洋。这种区域性的知识也没有在不同朝代形成稳定的共同认识。如刘迎胜讨论中国古代东洋、西洋名称时所说：“基于不同时代文献中有关东洋与西洋的记载，所得出的有关东洋与西洋的区分，只能是文献所记载的时代的区分”，“五代、宋时开始有西洋、东洋观念的产生，宋元时代西洋的概念已经广为使用，而宋元时代的西洋与五代时的西洋名称虽同，但地理范围有很大变化”。目前尚未见五代以“西洋”命名海域的资料，但“洋”名确实尚不具有稳定和共同认知。同样，元代之东洋、西洋也与其后的明代有别。虽然我们不能说元代以前的西洋是一个仍然只能存疑的问题，但西洋内涵确实不断随时代变迁而具有不同的寓意。南洋、北洋也如此，认为“清代也同南宋一样，把中国沿海一带分称为南、北洋，只不过宋代系以泉州为本位，清代海外交通贸易的中心点则逐渐向北推移到上海一带”，显然是对南宋南洋、北洋命名海域的总体情况及其与清代的区别缺乏充分认识。

但是，宋元出现的“洋”的划分及命名方式被明清所沿袭，特别是以陆地地域命名和不同于“四海”原则的方位命名成为主要的命名方式。这表明在海洋地理认知上宋元既在先秦汉唐之后出现新变化，也是为明清海洋地理认知奠定了重要基础。而这一转折和奠基的意义还不止于海洋地理空间认知，在航海技术、造船技术等海洋知识的诸多方面都是如此。从这一意义上说，宋元是中国古代海洋知识发展史上一个全新而重要的阶段。而且，也正是基于航海实践的知识积累和新变，16世纪以后中国才得以在与西方广泛交流中逐步形成世界共同的海洋知识和海洋观念。而知识形成背后的逻辑是由“天下”“四海”转为海洋实践这一全球海洋知识生成的共同理路。

宋元是中国古代海洋地理空间认知历史上的重要转折和变化时期，一方面“天下”格局下的“四海”观念依然存在，并对海洋地理空间的认知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在航海实践中“四海”的知识被航海者无意识地“遗忘”，对航海活动密切相关的地理认知成为人们海洋知识的主体。这不仅表现在对“海”的认知，尤其表现在抽象的“海”向具象的“洋”的转变，对人们海上活动有直接影响的海域因所临陆地、方位、水情等而被划分和命名为不同的“洋”，命名的方式也不再停留于“四海”想象的方位命名。

宋元时期对“洋”的划分和命名仍表现出区域性知识的特点，同一“洋”名被用于不同海域的命名，在时间上也尚未稳定为各朝沿袭不变的知识，不同朝代，包括宋代与元代，出现同名的“洋”，其地理范围也并不相同。但是，宋元时期的海洋地理空间客观认识背后所根据的航海实践的认知逻辑，不仅是对先秦汉唐海洋地理认知的发展和转折，也奠定了明清海洋知识发展的路径和方向。16世纪以后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开始与西方展开规模不断增长的海上交流，逐步形成世界共同的海洋知识和海洋观念。中国古代海洋知识生成的两个重要路径——“四海”想象被逐步突破和“遗忘”，航海实践成为知识生成的主要路径。航海实践这一知识生成路径正是沟通不同朝代、不同国家，形成共同海洋知识和海洋观念的共同逻辑，而在这一进程中宋元海洋实践的空前发展开启了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