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古代始终是农耕时代，所孕育的自然是农业文明。这就决定中国文化有着浓重的农业、农村、农民色彩，中国农业有着知识分子的广泛参与，或言农村、农民中诞生出大多数知识分子。这一特征的精髓概念，就是耕读文化。耕读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影响极为深远。那么，像所有文化都有一个生长过程一样，耕读文化具体是何时、在何种背景下形成确立的呢？对此，学界不乏说法，然似缺乏论证，更未必正确。有学者关注到宋代这一问题的某些方面，并有精彩论述，但多是从文学、建筑等角度的认识，从历史学角度而言，尚有诸多问题需要论证研究与揭示。
一般而言，耕读一体的形态先秦即存在，区别是形式不同、程度不同、普及范围不同。如果从士大夫角度而言，读书人无论从哪里入仕，家中大多总是有田产的，但不一定直接耕作或经营。科举制实行后，农家子弟入仕前以及致仕后，也还会与耕作经营打交道，但也未必直接耕作。耕读概念包含两层意思，一指读书者和耕作者是同一人物，即躬耕躬读、半耕半读，是为个人的耕读；二指一个家庭同时经营农业和学习读书，其成员一部分主要耕以生存，一部分主要读以发展，读书者通常都是子弟，是为家庭的耕读。 耕读分合作为一个问题的提起，应当从孔夫子说起。自从春秋时期民间教育兴起，孔子就力主区分耕读。《论语·子路》：“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在《论语·卫灵公》中又进一步指出：“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反复强调的是，读书做官是君子的职业，耕田种地则是小人的职业，不可混合在一起，亦耕亦读，正如君子、小人不会融为一体。作为历史上第一个民间教育家，他的意思大概还有既然读书，就应专心致志，不能一心二用；况且农耕跟着长辈就学会了，而他教的是道理。其学说的继承发扬者孟子，同样秉承读书做官的理念，并有所发挥。《孟子·滕文公上》：“然则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强调阶级差异，宣扬的是要做官以俸禄养家，而不能屈尊耕田，劳心者与劳力者有着天经地义的差别。孔孟圣言，遂使士农对立，也即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对立，并随着儒家地位定于一尊，成为统治思想，后代以至于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不良风气，把读书事业抬到远离农业的高空。 然而，即便有此圣贤教导，毕竟是“重农”的农耕社会，毕竟文化要发展，有此两大客观基础，耕读不可能断然分开。实际上，耕而读、读而耕的情况一直陆陆续续、星星点点的存在。班固曾回顾道：“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约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这也是“三十而立”的一个内容，之所以持续时间长，是因为半工半读，而非全心全意只读书。孔子时代也遇见过耕地的隐士，即《论语·微子》所载“长沮、桀溺耦而耕”。有关隐士耕种的例子很多，属于“士”而后“耕”，耕是隐的形式，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耕读模式。 汉代以来，耕读事例渐多。如兒宽“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贫无资用，尝为弟子都养。时行赁作，带经而锄，休息辄读诵，其精如此”。三国诸葛亮自我介绍道：“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属于隐耕。另一典型就是晋代陶潜，他“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卧起弄书琴，园菜有余滋”。这是先读书做官、后耕田读书。三国西晋时期学者、医学家、史学家皇甫谧二十余岁时，“就乡人席坦受书，勤力不怠。居贫，躬自稼穑，带经而农，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带经而农”，即边耕边读。唐代的事例，如“儒翁九十余，旧向此山居。生寄一壶酒，死留千卷书。栏摧新竹少，池浅故莲疏。但有子孙在，带经还荷锄”，也是耕读的意思。 从上大致可以看到，宋以前的耕读者成分简单，主要是隐逸之士和学生；数量也有限，尚谈不上普遍；多是以读为主，以耕为辅，或耕只是读的一种辅助形式，二者没有水乳交融，相辅相成，更缺以耕为主的读、从耕出发的读。
流淌千余年的耕读文化上游，到宋代汇聚成洪流。随着唐代中后期士族门阀的瓦解，以及宋代社会的大发展大变革，在文化方面出现三大新形式。一是平民百姓可以通过科举入仕；二是教育发达，文化普及，以农民为主的广大底层民众有学文化的热情和条件；三是大量的士子、落榜考生没有或未能科举入仕，沉淀在农村家乡，以新的面貌继续务农。因而，边耕边读、半耕半读，就成了常态，“耕读”二字联合，作为专词在宋代应运而生。 检索爱如生等有关大型古籍数据库，最早出现“耕读”二字连用的，似是北宋中期的曾巩，他在孔延之墓志铭中写道：“幼孤，自感厉，昼耕读书垄上，夜燃松明继之，学艺大成。乡举进士第一，遂中其科。”这是一个耕读成功例子的亮相。但是，真正将其作为一个词语和概念使用的，是北宋后期官员唐庚，他所拟的考试策论题目就是《耕读》，让考生论述：“问：先王之时，其所谓师儒者，乃六卿之吏；而其所谓士者，乃六卿之民。故为士者未尝不耕，而为农者未尝不学。《周官》以九职任万民，而士不与焉，盖以士寓其间故也。周道衰，管仲始以新意变三代之法，定四民之居，而士农之判，盖自此始。而孔子、孟子之教，以耕稼为小人之事，非士君子之所当为，而从学之徒一言及此，则深诋而力排之者，何也？舜不耕于历山，禹稷不躬稼而有天下，伊尹不耕于有莘之野乎？何害其为圣且贤。而孔子、孟子之论如此，必自有旨也。有司愿与闻之。”他提示的耕读演变历史是：三代时，只有六卿之官吏与六卿之百姓两类，读与耕并无分野。春秋时，管仲划分人民为士农工商四民，人们才各司其业。至孔孟，将读与耕强化为君子与小人之事。实际上，古来圣贤无不耕作，孔孟为何这么说呢？这一试题的提出，反映着深刻的社会历史问题：耕读原本就应当为一体，孔孟断然分开的深意何在？其实际意义，未尝不是不便直接批判孔孟的婉转措辞，更是为当时流行的耕读模式扫清理论障碍，寻找历史依据，为“耕读”一词和耕读理念的登台鸣锣开道，大造舆论。 耕读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陈旉也曾纠结于此，试图破解。他一生隐居躬耕，并撰写《农书》，这就无法回避孔孟的观点。为了使自己的事业符合儒学，他努力向其靠拢，调和耕读对立：“仆之所述，深以孔子不知而作为可戒……此盖叙述先圣王撙节爱物志。”出版时又对官员说：“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先圣之言，吾志也。樊迟之学，吾事也。是或一道也。”实际上仍然未能调和，既不能洗白孔孟，也不能洗白自己。 至南宋，耕读一词进一步扩展，将耕读名之于室额。李敬子因故被免官，“敬子既归，躬锄耰，其乐不改，治庙祀，裁古今彛制为通行，家事绳绳有法度。筑室曰‘耕读’，以待学者，横经其间，士争趋之，舆议亟称其贤”。自己实践耕读，并号召广大士人耕读，受到士绅的高度赞扬。还有士大夫把耕读标之于堂号。合肥长官、赵鼎曾孙赵纶作示子赵玉汝诗云：“颜筋柳骨徒尔工，岛瘦郊寒竟何益？劝汝耕田勤读书，丰公非是无官职。”其子赵玉汝“今于居之堂，摘末联‘耕读’二字以昭扁，志不忘也”。为了纪念乃父，表明孝心，将父训凝聚为“耕读”二字，揭之为匾额，建堂明志。宋代遗民卫富益，还将这一概念自命为别号。他宋亡不仕，隐居教授著述，有《四书考证》《性理集义》《易经集说》《读书纂要》《耕读怡情》等著作。晚年还故里，“自号‘耕读居士’，绝不言世务，不理城市”，把宋代的耕读理念带到元代，表明了自己的政治姿态。 这些情况表明，从“带经而锄”的行为开始，流传了千年之久的耕读事实最终在宋代概括提炼成一个确切的词语，耕读理念形成并进入文化层面，意味着耕读现象的普遍。
在文化普及、科举制发展的背景下，宋代社会中耕读已成为普遍现象。依据不同需求和形式，大致可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士人的耕读生活。其中又分几种形式。 一是“耕隐”。南宋士大夫牟巘在《耕隐说》中，阐述这种耕读隐居的生活时说：“自昔以来，士率以隐遁为高，事或不同，其致一也。有隐于耕者，长沮、桀溺耦而耕是也……吾友俞好问之田邻蔡道明，字子诚，自号‘耕隐’，其慕耕耦隐者欤?‘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为此言者可谓知本矣，要使其后人长留得读书种子耳。吾老农也，曾无寸土可以施其鉏镬，于耕隐盖不胜健羡，因书而归之。”这是耕读最早的源头之一，至宋代更加普遍。如宋真宗时陕西隐士刘巽，“治《三传》，年老博学，躬耕不仕”。 二是耕读作为事业和生活方式。如胡宪原本太学生，后“揖诸生归故山，力田卖药，以奉其亲”。绍兴进士范良遂，“笔研不灵，卜筑江上，且耕且读，书与学俱晓。自号墨庄，有诗集刊于家，吴荆溪为序”。南宋学者张邦基，失意后“归耕山间，遇力罢，释耒之垄上，与老农憩谈，非敢示诸好事也。其间是非毁誉，均无容心焉。仆性喜藏书，随所寓，榜曰‘墨庄’”。这些士人将耕读作为良好的归宿。远在广东沿海的南恩州莫家，从南宋末期开始一直践行这一模式：“宋至嘉定间，而天祐公又赐进士及第，称世家矣。载传世而生阿玖公，始迁恩州那西村，以耕读为业，世有隐德。”将耕读作为世代相传的事业。 三是作为奋发图强的起点和形式。更多的情况是士人不得不边耕边读书，寻求出路。正如晁补之所言，这是宋代最为普遍的现象：“补之尝游于齐、楚之郊，见夫带经而耕者，莫非求仕也。”都是农家子弟为了改变命运，通过读书参加科举而入仕，是“鲤鱼跳龙门”式的拼搏形式。 第二类最重要，即农民的耕读，这是新的主体或基础。 耕读模式是由两个行为组成，也是由两个阶层实践，因而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自上而下的，士大夫不以耕种为耻，读书之余经营农业；二是自下而上的，农民不以读书为无用、不可能，耕作之余亲自或督导子弟读书。第一层意思在宋代已经毫不值得赞赏，因为早已不是孔夫子时代读书大都能够做官，而是大都不能做官，况且连商人也早就“以末致富以本守之”，农耕是本，是历代的基本国策，至少在理论上任何一个阶层也不敢轻视。耕读模式最有价值的内涵，就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纷纷读书，即自下而上的读书热潮。 宋代还出现一个与耕读一词相关的新词：“识字农”。如陈著：“世多多才翁，谁识识字农。”宋末元初的黄应蟾云“荛夫被儒衣，耕叟辟家塾”，便是宋代许多农民学文化、有文化的真实写照。例如“田父龙钟雪色髯，送儿来学尚腰镰”。具体例子如北宋洛阳富裕农民王德伦，全家识字：他“常于孟春读诵《金刚经》数千遍……尝读《大戴礼》，觊取青紫于世……购藏经籍，以训子孙为务”。有子四人，一人“翼习《毛诗》，学究志业”，一人“亦常专经，止于中道”，一人进士及第入仕，一人“幼读诗礼”后“废书而置产”。他的妻子也读书识字：“常说孟母择邻之事，以晦诸子，又好看《多心经》。”此可谓典型的耕读之家。北宋后期的毛滂自言其家三代耕读不辍：“某本田舍家，自父祖皆昼耕锄，夜诵书。”常德府富农余翁，家中专有书房，“家岁收谷十万石……庆元元年六月，在书室诵经”。两宋之际的张守指出：“中上之户稍有衣食，即读书应举，或入学校。”在文风浓郁、教育发达地区，相当一部分人家都是如此。如叶適所说：“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以辅人主取贵仕。”具体如福建，“闽俗户知书”，连被差点为乡兵的人，也“大抵举子也”。其中的建州，有半数农民家庭已是半耕半读：“山川奇秀，土狭人贫，读且耕者十家而五六。”读书识字只是生活的必需，未必非要参加科举。 把耕读当作人生快乐之事，是耕读文化普及流传的前提之一和内在因素。四川士人家颐就说：“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吴兴人张维，“少年学书，贫不能卒业，去而躬耕以为养。善教其子，至于有成。平居好诗，以吟咏自娱。浮游闾里，上下于溪湖山谷之间，遇物发兴，率然成章，不事雕琢之巧，采绘之华，而雅意自得。倘徉闲肆，往往与异时处士能诗者为辈。盖非无忧于中，无求于世，其言不能若是也”，都是以耕读为快乐人生的事例，意味着耕读生活对士人很有吸引力。这不仅是个人爱好，还成为一方风俗。 耕读盛况因而形成。如陆游有诗云：“农畴兴耒耜，家塾盛诗书。”具体情况是，冬季农闲，农家开始了另一种繁忙即延师教子：“十月东吴草未枯，村村耕牧可成图。岁收俭薄虽中熟，民得蠲除已小苏。家塾竞延师教子，里门罕见吏征租。老昏不记唐年事，试问元和有此无？”这些都是倡导和描述耕读之风，并认为前代无此习俗。刘克庄说：“闽人务本亦知书，若不耕樵必业儒。”务本知书即耕读的统一，已经十分普遍。由此带来的一个影响重大的副产品是，新一轮的兼并在这种背景下兴起：“古者士则不稼，大夫不为园夫红女之利，今者公卿大夫兼并连阡陌。”其特点就是士大夫热衷于买地耕种。 宋代虽然还未出现“耕读传家”一词，但这个理念已然形成。具体事例，如苏辙在给诸子的诗中写道：“般柴运水皆行道，挟策读书那废田？兄弟躬耕真尽力，乡邻不惯枉称贤。裕人约已吾家世，到此相承累百年。”这表明其家已有百年的耕读传统。南宋前期舒邦佐的传家训词中，就有“后世子孙，优必闻于诗礼，勤必苦于耕读。教子择姻，慎终追远”。显然就是耕读传家的意思。陆游说得更直接：“力穑输公上，藏书教子孙。”类似例子很多，如黄岩赵十朋有诗云：“四枚豚犬教知书，二顷良田侭有余。鲁酒三杯棋一局，客来浑不问亲疏。”本人是“贤士”，家有两顷农田，四个儿子都读书。王十朋“亦有东皋二顷，两子皆学读书”，作诗云：“薄有田园种斗升，两儿传授读书灯。”陆游晚年在家乡当“识字农”时，有诗云：“大布缝袍稳，干薪起火红。薄才施畎亩，朴学教儿童。羊要高为栈，鸡当细织笼。农家自堪乐，不是傲王公。”“诸孙晩下学，髻脱绕园行。互笑藏钩拙，争言斗草赢。爷严责程课，翁爱哺饴饧。富贵宁期汝？它年且力耕。”从诗中可以看出，其所教后代子孙的人生目标并不是为科举入仕，而是做有文化的农民。一般而言，读书求知目的有三：知识改变命运，知识服务生活，知识提升身心。读书大多不能改变命运，但可以改变生活方式，改善生活质量。如张邦炜先生所言：“宋代读书人的学习目的是多元的，其中较为常见的大致有以下三种。一是为谋生而读书。二是为做官而读书。三是为救世而读书。”这是宋代与前代大不相同的亮点，也是耕读文化成熟的标志之一。 中国古代耕读传家的理念从宋代开始确立与普及，这是宋代民众文化水平高起点的基础。在宋人看来，耕读都是人生的必须，其中耕是生存的需要，读是发展的需要；耕是本分，是物质需要；读是更新，是精神需要。基本生活环境改善之后，宋人对精神生活的需要更加强烈，也就是农民对文化的需求上升，主要还是为了子孙的发展和家庭生活质量的提高、社会地位的提升。如黄震说：“人若不曾读书，虽田连阡陌，家赀巨万，亦只与耕种负贩者同是一等齐民。”意思是农民应当读书，否则土地再多也只是普通百姓，读书的农民才有品位。文彦博甚至明确指出：“则知富于文者，其富为美；富于财者，其富可鄙。”流传至今的俗话“三代不读书，不如一窝猪”，就是民间对耕读或农民读书的强调。更深入普通农民人心的是卜算文化，北宋邵雍辑录的古代占梦书中对此有明确的态度：梦见“耕田读书，大吉。占曰：且耕且读，务本之象。必名利双全，大富大贵也”。此书虽据传为晋代葛洪编撰，实际上此前并无文字等痕迹，也即并未在社会中起作用。只有在宋代适宜的环境中，才能广为流传。 在理论上，历史进程证明孔孟耕读分离的主张不符合社会实际和历史发展，宋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社会现实，在一定程度上消融了士农界限。更关键的是，耕读合一理念与习俗的形成，是对孔子耕读分离的公然反叛与不屑，确属宋人大胆解放思想的表现。 耕读文化的关键是读，全国范围内，不读而耕者毕竟是大多数，读而耕者，通常多见于文风昌盛的地方。
耕读模式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结合，意味着二者的相辅相成。宋代历史证明了这些辉煌成就，在此主要提示三个方面。
第一，对知识分子和文化而言，耕作的实践有利于思维的创新和学问、创作题材与水平的提高。例如济州士人邓御夫，“隐居不仕，尝作《农历》一百二十卷，言耕织、刍牧、种莳、括获、养生、备荒之事，较之《齐民要术》尤为详备。济守王子翻尝上其书于朝”，成为由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的农学专家。其他如陈翥、邓御夫、陈旉、胡融、陈景沂等在乡间躬耕自食，同时撰写农书以总结生产经验，从而“把私人农学传统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如陈翥写出世界第一部研究泡桐的专著《桐谱》，刘蒙著成第一部菊花专著《菊谱》等即是。有学者统计宋代农书141部，而唐以前历代（含唐）农书总计也不超过80部，足见宋代是传统农学迅猛发展的时代。应该说，这正是耕读文化的产物。 最典型的人物是两宋之际的陈旉。他一生隐居躬耕在淮南的西山，是位饱学之士：“西山陈居士，于六经诸子百家之书，释老氏黄帝神农氏之学，贯穿出入，往往成诵，如见其人，如指诸掌。下至术数小道，亦精其能，其尤精者易也。平生读书，不求仕进，所至即种药治圃以自给。”针对“士大夫每以耕桑之事为细民之业，孔门所不学，多忽焉而不复知，或知焉而不复论，或论焉而不复实”的耕读分离状况，立志隐居耕读，著《农书》三卷：“此盖叙述先圣王撙节爱物之志，固非腾口空言，夸张盗名，如《齐民要术》《四时纂要》迂疏不适用之比也。实有补于来世云尔。”多年的亲自实践，使之发现前代名著《齐民要术》等的“迂疏不适”，敢夸海口。书中有不少突出特点，至今被称为“我国第一流古农书之一”。绍兴年间完成《农书》后，正招抚难民垦辟荒地的知真州洪兴祖如获至宝，“取其书读之三复，曰：‘如居士者，可谓士矣。’因以仪真劝农文附其后，俾属邑刻而传之”。作为首批耕读的农学家，他是耕读文化的杰出代表，在耕读文化确立过程中起到标志性作用。 另一突出事例是农诗事的兴盛。有关研究表明，宋代农事诗的创作异军突起，成为宋代最引人注目的几类诗作；宋代是农事诗发展的高峰期，达到其艺术内涵的顶峰。这些成就都是耕读文化的产物，丰富了诗歌的题材和内容，使之更接地气，更有内涵，也使农业情况更多、更具体地传播与士大夫，使之更加关注。 第二，知识、知识分子大量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大大增添了农业的文化含量，促进了农业发展。典型如南宋初期四川人苏云卿隐居在南昌耕作：“披荆畚砾为圃，艺植耘芟，灌溉培壅，皆有法度。虽隆暑极寒，土焦草冻，圃不绝蔬，滋郁畅茂，四时之品无阙者。味视他圃尤胜，又不二价，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先期输直。夜织履，坚韧过革舄，人争贸之以馈远。”他开辟荒地种植蔬菜，以渊博的知识功底和聪颖，很快成为种植高手，无论冬夏均有蔬菜上市，而且品质优良，深受市场欢迎，商贩以至于提前付款订货。意味着无论技术还是经营，都是非常先进的。 第三，对社会影响最深刻的，是促使文化普及到农家。正如北宋朱长文所谓：“虽濒海裔夷之邦，执耒垂髫之子，孰不抱籍缀辞以干荣禄，裦然而赴诏者，不知其几万数，盖自昔未有盛于今也。”所言“执耒垂髫之子”，就是农家儿童。除了一心想通过科举入仕的大众潮流以外，非科举功利的识字读书者颇多。如会稽陈姓老人，生三子，有孙数人，“皆业农……子孙但略使识字，不许读书为士”。宣和末，河北“有村民颇知书，以耕桑为业……其家甚贫”。有的农家送子弟入学校读书，仅是为了应付官府的差役：“学书意识偏傍，与门户充县官役足矣。”在文风浓郁的东南地区更是普遍，如邵武军“力农重谷，然颇好儒，所至村落，皆聚徒教授”。读书成为农家风俗，也即耕读文化的普及与硕果。 当然，耕读文化的效应绝不止于此，对官员的政治理念、治国行为等也有不小的影响。总之，耕读文化自从宋代确立以来，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当代学者对耕读文化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耕读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遍的道德价值趋向，是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独立意识的精神寄托”。“对于读书之人来说，耕读生活是他们最基础的生存形态”。同时敏锐地注意到这一文化形态确立于宋代：“班固描绘的耕养之道的蓝图被南宋士绅践行了”；“耕读传家是乡土中国生活观念的底色，它的兴起和发展与理学的塑造有着相当深刻的内在关联……在理学重新塑造后的人生信条中，耕读传家成为致太平事业的起点，读书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它继续演进、发展，最终凝定为乡土中国的基本生活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所言不乏真知灼见，但限于所论主旨，完全是从士大夫角度看问题，没有注意到广大农民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也没有看到北宋的盛况。 耕读文化由此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宋以来的古代后期意识形态和生产领域中发挥了很大作用。遍及农家的对联“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就表明耕读文化普及和深入人心的程度。所有这些，都是宋文化的历史贡献。
耕读文化源远流长，由零星的隐士行为发展为广大的士人行为，扩展为普通的农家行为，从特殊现象到普遍的人生信念、生活模式、价值趋向，如同从幕侧伴奏的笛声到舞台中央的交响乐。具体来说，对农家而言，读书不再是奢侈品，而成为必需品；对士人而言，耕读不仅是科举必须，也是生活乐事。这一强化与转变，完成于宋代。这与宋代农学大发展、成为北魏以来传统农学发展的一个新高峰正相一致。 耕读统一才能形成耕读文化。耕读文化是文化普及和可持续发展的深化形态，把文化融进社会不可或缺的生产活动并与之并列，号召士人像重视读书一样重视农业，号召农民像重视生产一样重视文化。正如两宋之际的李石在眉州劝谕百姓耕读结合时所云：“俾田与孝同力，稼与学并兴。”这种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结合、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并举的模式，既是生产模式，也是生活模式，广大士子因而有了实实在在的起点和落脚点，广大农家子弟因而有了文化武装和前途希望，使农业文化有了新发展，使文化与农业较好结合，对于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更是具有直接且深远的作用。特别要指出的还有，耕读模式增强了阶层之间的对流性和代际流动性，一定程度上消弭了社会的代际焦虑，使底层农家子弟有了长期发展愿景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是为宋代社会经济文化大发展的产物，经宋人的确立宣扬，遂成为优良传统的经典，是农耕文化的升级版，成为中国古代后期一种标准的生活模式，也是中华文明的一次更新与完善。其阶层结果，就是造就了明清的乡绅。 但是，耕读文化也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从后代的历史情况来看不能评价过高。尤其是在政治上并未产生多大积极影响。被美化成田园诗的耕读文化顺从并固化了农耕思维，耕读的百姓有了自我修复能力，相应地也顺从并强化了君主专制主义，使之稳稳地落实在农耕大地，如系舟之锚，牢牢固定在大地，专制主义之舟从此只有前后左右的飘荡，中国政治不再航行前进。正如陈尃言：“知夫圣王务农重谷，勤勤在此，于是见善明而用心刚，即志好之，行安之，父教子召，知世守而愈励，不为异端纷更其心，亦管子分四民，群萃而州处之意也。”世守而愈励的耕读文化，目的就是“不为异端纷更其心”，可谓一语道破。故而，耕读文化只能改变个别农民的命运，不能改变群体农民命运。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直到西学东渐之前再也没有大变化。因为普及的耕读人家主体已经不是以往少数自由自在的隐耕士人，而是农村士绅和农民，从“野生”到“圈养”，失去了独立人格和自由自在，落入世俗的牢笼；况且，经过理学强化的耕读文化贯彻着孔孟之道，不可能滋生新思想新文化。当然，这些反思都是题外话了。 近来李治安先生总结历史，提出了“耕战模式”概念。指出：“自‘商鞅变法’滥觞，基于授田和二十等爵的编民耕战，构成了秦汉以降近半帝制国家临民理政的主导性模式。它历经秦西汉的鼎盛、北朝隋唐赖‘均田’‘府兵’及‘租庸调’的再造复兴和明代‘配户当差’为特色的最后‘辉煌’，在两千年的历史舞台上表演不同凡响。作为马克思所云‘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典型体现的编民耕战模式，重在对百姓及地主经济实施全面管控，尤以徭役、兵役沉重，故特名‘耕战’。其目标是举国动员和富国强兵。”这一论断甚有识见，但宋代社会与之不同，不在“耕战模式”推行之列。那么，填补这一时代空间的，或许正是“耕读模式”。并且由“耕战模式”的政府行为变为“耕读模式”的个人行为，由政治现象变为文化现象，因而更有生命力。实质与目标，却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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