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海上交通线一直为学界所关注，“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虽然提出于上世纪80年代，但相关研究此前已有学者开展。[①]随着研究的深入，“海上丝绸之路”概念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对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明州、泉州、广州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热点，对于沿岸港口如登州、青龙镇、温州等港口的研究也有丰硕成果。

海上丝绸之路路线图（蓝色）

随着对各个港口及航线研究的深入，学者也逐步认识到，“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个丝绸商品贸易的路线，也是一个贸易网络。它并不只是串连起了众多海岸线、岛屿上的港口、城市，而是将港口及其经济腹地都纳入到这样一个交往的网络中，港口城市、腹地城市、内河航道、市镇都被纳入到往来贸易所带动的物品生产、运输、交换当中。[②]港口与腹地关系更为紧密。一个彼此紧密联系的贸易网络不仅覆盖了南海，而且东海、日本海和鄂霍茨克海也被纳入其中，并在东亚册封体制基础上形成了“东亚通商圈”。[③]在这个宏大的贸易网络中，丰富的商品交换赋予这个网络包括陶瓷之路、香药之路、书籍之路等丰富的称呼。[④]萧婷(Angela Schhottenhammer)更提出了东亚地中海的观点，以强调这一海域活跃的贸易交流。[⑤]

除了物品的贸易，海上丝绸之路也是跨区域的文化传播、人员往来的网络。在东亚地区以中文为基本载体，形成以相似的知识文化的“汉文化圈”，[⑥]在这个文化圈内的各国长期存在文学、宗教、艺术、思想的广泛交流，直至晚清也“在外交场合以汉诗酬唱，是中国文化圈同文诸国间的国际礼仪”。[⑦]

宋代，在这个商品、文化交流形成的国际网络中，杭州虽然因为航道条件限制没有成为明州（宁波）这样的对外贸易枢纽港口，却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是这个网络中的重要交通节点，是商品和文化交流中心，以下就此问题略陈己见。

一 杭州市舶机构始终设置

宋代建立市舶机构管理海外贸易事务。以市舶机构的层级而言，在路一级设置市舶司，市舶务为市舶司下属机构，多在州一级。在州的下级政区设置有市舶场。但州一级的市舶机构也有称“市舶司”，宋代两浙路的杭州、明州即是如此。

史料中关于杭州市舶司的记载

北宋市舶司始置于广州，时在开宝四年（971），宋军下广州，即以同知广州潘美、尹崇珂充市舶使[⑧]。杭州市舶机构的设置，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认为当在端拱二年（989）。[⑨]藤田认为，之所以没有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在杭州设置市舶司，也就是吴越纳土这一年，是因为太宗雍熙二年（985）“禁海贾”，端拱二年解禁，故以端拱二年为杭州市舶设置的上限时间。但在吴越国时期，见于日本史料记载的吴越商人就有九批之多。[⑩]重视市舶税收的宋廷，当不会晚至十年后始置此机构。又，雍熙二年即有三佛齐舶主金花茶以方物来献。[11]入宋僧人奝然在太平兴国八年（983）乘坐宋商的商船到达台州，并在雍熙二年离开开封，计划自台州返回日本。当时携带的包括经书在内的物品，到日本后需要很多车辆才能运走。[12]以奝然在中日间往返主要乘坐宋商船只来看，[13]当时对商船出海的禁令执行并不严厉。日本学者松浦章统计，在太平兴国八年（983）到雍熙三年（986）这几年间，先后有陈仁爽、徐仁满、周文德、郑仁德等四批宋商到达日本，[14]也可佐证。雍熙四年（987），太宗即“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15]，考虑到雍熙二年五月，太宗将伐契丹，并遣韩国华往高丽，要求派兵参与会战。[16]所谓的“海禁”，可能主要是针对北方向高丽方向，对东南地区可能并无海禁措施，商贸往来应未禁止。若此论不错，仍以藤田丰八所据进一步推测，笔者认为两浙地区市舶司的设置时间应在太平兴国三年吴越纳土后不久，当早于雍熙二年。

端拱二年（989）五月诏：“今商旅出海外蕃国贩易者，须于两浙市舶司陈牒，请官给券以行，违者没入其宝货。”[17]说明两浙市舶司已置司，但是置司地点不详，推测应是在杭州。

市舶机构从杭州移置明州，再自明州移回杭州，最终杭州、明州各置司，置司于杭州的两浙市舶司在咸平中固定下来。宝元元年（1038）九月七日，太常少卿、直昭文馆任中师言：“臣在广州，奉敕管勾市舶司，使臣三人、通判二人，亦是管勾市舶司，名衔并同。勘会所使印是市舶使字，乞自今少卿监以上知广州，并兼市舶使入衔，内两通判亦充市舶判官，或主辖市舶司事，管勾使臣并申状。”天禧五年（1021）杭州官员结衔，王随以给事中、市舶使入衔，仍是相对较高的阶官。从任中师的上言，推测市舶司的具体事务是由使臣武职担任。

元丰三年（1080），朝廷定立市舶法，为推行此法，在置有市舶司的三路以转运副使兼提举市舶，以便推行。两浙转运副使周直孺兼提举两浙市舶。[18]这被看作是州郡官员不预市舶事务的信号，“旧制虽有市舶司多州郡兼领，元丰中始令转运司兼提举，而州郡不复预矣。”[19]但是这一变化仅是州郡官员衔内不带市舶，具体事务州郡官员仍旧会参与其中。如元祐元年（1086）知杭州蒲宗孟其结衔为“资政殿学士、太中大夫、知杭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其中已没有市舶司职衔，担任杭州市舶职务的是唐之问，其结衔为“承事郎、监杭州都酒务、兼权市舶司”。[20]苏轼元祐中任杭州知州，虽然衔内不带市舶，但是市舶事务仍是其职责所系。泉州商人徐戬案子中，苏轼先收到转运司牒和明州的申报，高丽商人二百多人自明州到杭州市舶司请公凭。可见杭州市舶司仍旧可以出具公凭。

两浙市舶司由于相对其他监司事务颇简，因此绍兴中两度被废，又被恢复，最终被裁撤在乾道二年（1166）。乾道二年（1166）六月三日，朝廷下诏罢两浙路提举市舶司，“所有逐处抽解职事，委知、通、知县、监官同行检视而总其数，令转运司提督。”至于罢两浙提举司的理由，是因臣僚上言：“两浙路惟临安府、明州、秀州、温州、江阴军五处有市舶。祖宗旧制，有市舶处，知州带兼提举市舶务，……今福建、广南路皆有市舶司，物货浩瀚，置官提举，诚所当宜。惟是两浙路置官，委是冗蠹，乞赐废罢。”市舶司的职事改由两浙转运司兼领，公文行用不能再用市舶司印，而改用转运司印。[21]每年夏汛由两浙路市舶司派员巡视明州、抽解等事务，也改由两浙转运司派员。[22]

此次废罢后，两浙路级市舶司未见再度恢复。淳祐七年（1247），两浙转运司进奉天基节银锭，其上铭文为：“两浙路转运司市舶案，进奉淳祐七年天基圣节银五百两，每铤五十两，计一十铤。十二月二十一日朝请郎直秘阁两浙路转运判官 臣尹焕上进”。[23]这说明自废罢两浙市舶司，转运司专设“市舶案”分管相关事务，可能由转运判官提领。由于转运司置司于杭州，因此仍旧有大量的市舶事务是在杭州处理。嘉定六年（1213）四月七日，两浙转运司要求，“诏令户部，今后不得出给兴贩海南物货公凭，许回临安府抽解……应客人日后欲陈乞往海南州军兴贩，止许经庆元府给公凭，申转运司照条施行。”也就是庆元府出给公凭，仍旧需要申报置司于杭州的转运司。此外，临安府所设的市舶务，一直以来都是外贸商品交易的重要市场。

综上，杭州自吴越纳土后，始终设有市舶机构，并作为重要的进出口岸存在。

二 北宋：海外贸易网络的重要节点

隋炀帝开大运河后，杭州在全国水运交通中的地位发生明显变化，[24]为浙东运河的起点，大运河的终点，沟通宁绍平原和杭嘉湖平原，成为钱塘江、大运河、浙东运河交汇的枢纽。唐宋时期通过运河连接的是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国内海运方面，东部海域有两条航道，靠近海岸航行称为“浙西道”，其路线自泰州而下，经通州料角、青龙镇、金山，抵达明州；远岸航线称为“浙东道”，自登州直航至明州。[25]杭州虽然入海受制于“海门中流至狭浅，不可浮大舟”，[26]但通过浙东运河和大运河，近海航路与内河航路建立紧密的联系，其中联系区域最广、最主要的通道是长江、钱塘江、浙东运河和珠江，[27]杭州作为东南交通中心，[28]实际是沟通海运、内河航运的枢纽。

宋代澉浦市舶务场景

以宋代长江三角洲港口体系为视角，很多以杭州为目的地的外洋船舶，为避免自海门钱塘江航道风险，先抵达明州再经浙东运河到达杭州，明州实际担任了杭州外港口的角色。[29]

通过运河及其水系，杭州成为泉州、广州贸易关节点。福建泉州地区商人赴朝鲜地区贸易颇多，据学者统计仅见于史籍《高丽史》者就有十九次，[30]其取道多先至明州，再赴朝鲜地区。杭州在这条航路中，作为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成为不少商旅的目的地之一。如元祐五年（1090）泉州商人徐戩，往来高丽贸易，曾在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经版，运往高丽受赏。[31]广州至杭州的水利运输也已较为成熟。自杭州经富春江、过衢州、信州至南昌的通道，自南昌经赣州过大庾岭，再由水路自韶州过英德到广州。北宋时自广州运输进口的香药入京已利用这条水运路线。[32]

杭州地区经济发达，通过水运系统连接宁绍平原，形成经济发达的广阔港口腹地。既为海外贸易提供极为丰富的货源，也成为进口产品的消费市场。

杭州是丝织品、茶叶、瓷器、纸张的主要产地之一，同时是药材、木材、盐等重要商品的转运中心，丝织品、瓷器等恰是对外贸易中的大宗，为海上丝绸之路运往其他国家的主要物品。江南地区所在的两浙路和江南东路在罗、绢、䌷、丝绵、丝绵茸线等项上都占全国首位，罗、绢等一般丝织品的数量和产量上在全国居于绝对优势。[33]太宗至道元年（995），杭州就已设官营丝织机构，民间丝织业也发达。崇宁四年（1105）泉州商人李充自明州贩运商品赴日本，其中有象眼40匹，生绢10匹，白绫20匹。[34]杭州周边湖州、润州等地也是丝绸的重要产区。北宋杭州属县都产茶叶，[35]周边地区如湖州、越州皆产名茶，如湖州产顾渚茶等。

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专烧外销瓷的瓷窑。地处浙江9个县的外销瓷窑址除龙泉外，其它分布在金华及衢州地区,有金华、兰溪、义乌、东阳、永康、武义、衢县和江山。[36]宋人记载“严、婺、衢、徽等船，多尝通津买卖往来”[37]，钱塘江正是金衢地区物品外销的主要水运通道，杭州正是这一水运通道的枢纽。

书籍、书版是北宋出口日本、朝鲜地区的重要货物。杭州是全国的刻书中心之一，北宋淳化五年国子监校订《史记》等书，后即在杭州刻板，此后又先后在杭州刻《周书》《北齐书》等史籍书版，杭州刻版著称于时。自明州往日本、朝鲜地区输出的书和刻版，很多是在杭州刻印，前述商人徐戩贩运到高丽的《华严经》刻板就是在杭州雕造，日本内阁文库藏《重钞管见抄白氏文集》即是在杭州刻印。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入北宋境内的物品，入境明州等地，不少也是通过大运河向北运往其他地区。由于缺少硫磺，为满足日常药物和军事需求，北宋向日本等地购入硫磺，形成东亚地区跨地区的硫磺贸易，并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硫磺之路”。[38]神宗元丰七年（1084），明州知州请招募商人于日本国市硫磺50万斤。[39]硫磺入境后，如果是充作军事用途，当是先运至杭州，沿大运河运至东京开封的军器监。

香药始终是北宋贸易进口的大宗，主要来自大食、三佛齐等地区，主要入境的港口是广州，广州因此成为香药北上运输的起点，太宗淳化年间自广州运送香药的士卒多达万人。其运输路线如前所述，自大庾岭入赣，再经杭州进入大运河，最终抵达东京开封。自日本入境的木材被称作“倭木”，是明州港的主要进口货物。杭州、明州等地的寺院、宅第多有用日本出产木材为建筑材料。

北宋杭州作为东南地区内河航运中心，是连接海上航道与内河航道的枢纽，是海上丝绸之路长三角港口体系的重要节点。作为经济发达的杭嘉湖地区、宁绍地区的中心城市，杭州所连接的广大腹地不但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产品生产地，还是进口贸易产品的消费地区。作为杭州外港的明州，正是依托这一区域发挥其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枢纽港口的作用。

三 南宋：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中心

建炎三年（1129）升杭州为临安府，至绍兴八年（1138）以临安为行在，临安成为南宋的都城，成为南宋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最大的商业城市。

成为国都后杭州聚集了大量人口，“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40]成为物资来往周转的中心，依靠成熟的水运体系，临安成为了全国的交通中心。从外地输入杭州的商品，主要利用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及其周边的水道交通网络，舟船运输至杭州。也有不少商品来自于荆湖川峡地区，这主要是利用长江水道运输商品。浙东运河在向临安转运物资、中转海外贸易品的意义更加突出，它从区域性运河通道，一度成为南宋政权的生命线。[41]

定都临安后，“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42]，海外贸易产品到达都城的距离大为缩短，特别以明州、上海镇为母港的海外贸易，由于靠近首都，内外运输更为便利。在海外贸易网络中，作为全国交通中心的临安，也成为这一网络的中心。

宋元时期东南地区港口分布

临安建都后，人口大量南迁，带动了周边地区进一步发展。绍兴三十二年（1162），两浙有224万余户，成为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一些山地丘陵地区也得到开发。已有的发达的平原地区经济，进一步开发的山地区域，为海外贸易港口提供了更为广阔，也更为富庶的腹地。

南宋的临安是丝织业的中心，《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述了杭州城中的29个行市，其中丝锦市、生帛市、枕冠市、故衣市、衣绢市、银朱彩色行等6个行市是出售丝绸及与丝绸有关衣物的专业市集。杭州出产丝织品从普通的绸、缎、绢、锦到绸、绫、纱、罗以及鹿胎、透被、绣锦等新名目，花色品种丰富。[43]嘉兴、松江、婺州等地的丝绸业也发展较快。

临安是南宋时期最重要的雕版印刷中心，并且影响和带动了周边湖州、绍兴、衢州、婺州和平江等地雕版印刷业的发展品。入华日僧俊艿回国时（嘉定四年，1211）带回国的书画有：十六罗汉二本（三十二幅），水墨罗汉（十八幅）南山灵芝真影各一幅，律宗大小部文三百二十七卷，天台教官文字七百十六卷，华严章疏百七十五卷，儒道书籍二百五十六卷，杂书四百六十三卷，法帖御书堂帖等碑文七十六卷。书籍画卷数量颇多。日僧圆尔辨圆于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来华，于淳祐元年（1241）回国，归国时也带了大量经书和儒家书籍。

书籍之外，纸张也大量出口，浙江是宋代的造纸中心之一，据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中对宋代文献中出现的纸品名称的统计，产地在浙江的就有二十余种，如越州的藤纸、竹纸、敲冰纸、剡藤、剡捶、剡溪玉叶纸、澄心堂纸、玉版纸、罗笺、越薄纸，杭州的藤纸、官令纸，温州的蠲纸、蠲糨纸，台州的天台玉版、黄檀、东陈、大澹、黄了，处州的轩样纸、婺州与衢州的藤纸，明州的皮纸与竹纸，严州的纸等。[44]

铜钱外流一直是南宋政府面临的一个问题，宋钱流入日本、朝鲜地区后均充当本位货币，甚至喧宾夺主，占居流通中的主导地位。两地都是宋钱外流巨大而稳定的市场。[45]一份写于文治三年（1187）山城国纪伊郡估价文书，其估算即以南宋铜钱估价。[46]嘉定年间日本商人一次自台州就带走铜钱十万贯，可见铜钱流出量之巨大。临安作为国都，商贸发达，富户巨室比比皆是，故临安特有出城带铜钱之禁。[47]

此外南宋还向日本出口铜镜，日本出土有明确纪年的湖州镜资料共14例，其中除一件为1125年之前的湖州镜外，其余全为南宋时期所造湖州镜。[48]铜镜的出境路线，也可能是取道运河，经明州贩运至日本。

临安作为南宋的文化中心，各种思想文化在这里汇聚交流，这是物质交流外，海上丝绸之路交流的重要内容。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在《日中文化交流史》统计，南宋时期来华僧人为109人，其中号称东南佛国的临安是目的地之一。临安府的径山寺与日本的佛教文化交流最频繁，对南宋以及日本佛教发展的影响也最大。日本僧人到达径山寺学佛先后20多次。灵隐寺先后有日本僧人圆尔辨圆、无关普门、寒岩义尹等来求法。淳熙十四年（1187）日本名僧荣西来到灵隐寺，拜慧远禅师为师，在寺三年后返回日本，大力宣扬禅宗思想，成为日本临济宗创始人。[49]通过来华日僧，大量的儒家典籍被带到日本，理学传播到日本。师从径山寺无准禅师的日僧圆尔辨圆曾将朱熹的《大学或问》等书带到日本，在传禅之余，在不同场合讲授南宋理学。他曾于1257年为当时的幕府执权北条时赖讲授《大明录》。[50]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南宋以临安为中心的佛教、儒家文化通过日本僧人被传播到日本。

临安成为首都后，这一地区成为皇室、豪门聚居的区域，因此也成为海外贸易品的主要消费区域。

以香药为例，北宋时香药经过水路自广州、明州运往开封，南宋就以临安为目的地。乾道七年（1171），广州市舶司起发粗色香药物货，以2万斤限定5个月到达临安。[51]淳熙二年（1175），泉州、广州市舶香药从海上以5万斤为一纲，泉州3个月、广州6个月到行在临安。[52]香药的主要消费群体是皇室、贵族。

宋代进口物品：玻璃珠、胡椒子、珊瑚珠、香料木

南宋日本商人自明州入境“博易惟是倭板硫黄”，[53]也就是仍以木材、硫磺为主。从日本运来的木材，临安也是消费地区。《武林旧事》记载：临安翠寒堂是高宗以日本罗木建。径山寺失火后，日本华商谢国明曾运来木材800多片用于重建。日本的木材还被用于制造棺木，陆游曾说“四明、临安倭船到时，用三十千可得一佳棺”，可见日本进口木材已为士民所用。

用于军事和药用的硫磺，也多是聚集于临安。宋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十一月，日本商人男女19人，漂流到温州平阳县，船中所载货物即为硫磺。到南宋后期，日本商船每年来华不下四五十艘，硫磺也都是主要商货。[54]当时军器制造较为精良的建康，所需硫磺应是自临安沿运河运输。

宋代海船残体

临安成为首都，奠定了它在全国交通的中心地位，也因此成为东南地区连接内河航运与海外航线的中心。临安的繁盛和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成为明州等港口的腹地，无论是产品生产，还是进口物品的消费，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临安都是这一腹地的中心。除了明州之外，上海镇、澉浦也可以视作是临安的外港。临安因此是南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中心。

作者系杭州市社科院南宋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①]陈炎《略论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研究》1982年3期。王赓武提出“第二条丝绸之路”的概念，见氏著《南海贸易与南洋华人》，姚楠译，香港中华书局1988年版。其中《南海贸易》一章完成于1954年，发表于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