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赴战场，首战告捷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解放大军马不停蹄，继续挥师东进，为解放台、澎、金、马作准备。当时我所在部队——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所属第八野战高炮团已进至福建闽南漳州厦门一带驻防待命。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我部奉命由海防前线立即返回上海，进行整编和换装。部队由一个团扩编为一个师，武器全换成苏式 “85”“37”口径高炮和多管高射机枪，相应配备雷达、程控指挥仪等装备器材，这些都是当时最好的防空武器。为了尽快学会掌握 使用，部队迅速掀起练兵热潮，在数十名苏联军事专家的指导下，开展了为期一个半月的突击训练。这段时间，我们并不知道要去朝鲜参战，但从训练改用新式武器，部队开始清装活动，规定每个战士只准用公家发的一块白布，包几件衣服随身带，其余超规定的个人用品，都要寄回家或自行处理掉，大家心里已有点数。估计部队要执行重大任务，要远行，打大仗，个别同志已猜测到要出国门， 打洋鬼子。

1951年3月上旬，果然一声令下，我们全部人员、装备都上了火车，军列从上海出发，一路北上，三天三夜，到达东北边境城市安东（即现在丹东）。安东，原来与北朝鲜仅一江（鸭绿江）之隔，对岸是北朝鲜口岸城市新义州。从江这边望去，此时全是一片废墟。连接两国的鸭绿江大桥朝方一侧被炸成几节，是临时修通的。

安东笼罩在一片战争气氛中，商店关门，工厂停产，学校停课。空袭警报声日夜不断，街上满是部队在过往穿梭行军。偶尔少数过路百姓，也都行色匆匆，神态凝重。我们住的几家房东，在忙着收拾家当，说准备举家内迁，投亲靠友去避难。置身其中，莫不让人有一种战争将要临头的强烈感觉。部队在安东休整7天，动员教育、补充给养弹药、组织后守留守等。这时我们已完全知道部队要去朝鲜打仗了。3月15日晚，上级决定部队分两部分跨过鸭绿江入朝，一部分坐军列，一部分组织摩托化车队开进。我们乘军列进入朝鲜境内不过三五公里，就遇上了敌机，扔下的照明弹把地面照亮得如白昼一般，这怎么办，大家正着急，火车不快跑，反而慢下来，停住了。这是怎么回事？一看，只见火车头竟摔开我们，独自快速开着跑向前面不远的山洞里躲起来了。我们呆在车上，走不开，躲不成，急得真像热锅上的蚂蚁。万幸，敌机盘旋几圈后，竟没有发现我们，开走了。火车头调头回来拉着我们继续走。凌晨3时，我们在离安东70公里的定州站下车，天很黑，为了不暴露目标，汽车一律闭灯行驶，牵引着火炮，前进速度很慢，驾驶员看不清路，两个战士反穿白里子大衣在车头前引路，15公里路程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东方开始发白，在半山上靠公路密林地宿营。大家七手八脚刚把车辆、火炮伪装隐蔽好，天已大亮，只见七八架敌机一下子冲出来，把山脚下的火车站炸得一塌糊涂。第二天晚上的行军，上级明确要求，部队必须在次日拂晓前赶到150公里外的目的地，并进入阵地，负起该处公路桥的防空任务，当时行军速度成为问题的关键。指挥员反复研究，并派多名随军翻译到当地了解情况，最后决定走另一条公路主干道。这条路每隔1公里必有一处防空哨，敌机来了就鸣枪报警，这样，在知道上头没有敌机的情况下，我们汽车就放心大胆开灯高速行驶。结果提前到达了指定位置，并做好了战斗准备。仅仅过了几小时，时间到了1951年3月17日上午9时，突然一阵刺耳的马达声，4架敌机飞到我地面目标上空，一头扎下来就对公路桥投弹轰炸，我们按预先的作战方案，集中火力，猛烈地向敌机射击，不到两三分钟，只见其中一架敌机机身冒出浓烟，显然，他还想立刻升高逃跑，但没出多远，就摇摆着急速下降，一头栽倒在江中心。另外3架敌机也霎时逃得无影无踪。公路桥没有被破坏，照样通行无阻。

这次前后不到10分钟的对空作战，是我们入朝后开打的第一仗。首战告捷，大获全胜，阵地上一片欢呼声，同志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对空作战，战果丰硕

自1950年10月我志愿军入朝参战，敌地面部队节节败退，到 1951年上半年，战线已南移至“三八线”附近以南地区。敌人没讨到便宜，又丢了面子，不甘心失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自以为拥有1200架飞机（当时我志愿军还没有组建空军，连一架飞机也没有），妄想通过空中对我实施毁灭性打击，挽回败局。为此，每天出动数百架敌机到我前后方狂轰滥炸，把成千上万吨炸药倾泻到半岛北部大片土地上，北朝鲜的城镇几乎都变成一片废墟，铁路、公路、桥梁、车站、码头没有一处不遭严重破坏。肆无忌惮、独来独往的敌机，不仅多得像乌鸦似的到处飞，而且飞得极低，经常顺着公路、擦着树梢，贴着山脊超低飞，寻找地面目标，见到公路上有人有汽车常常追着打，机枪扫除，很紧张，使人望而生畏，人们只好躲起来。那时，北朝鲜白天看不到一个人，晚上也望不到一丝星火灯光，似乎是一个无人区。在严重的空中敌情面前，我们部队对空作战任务，也极为艰巨、繁重。除天气不好以外，我们每天都会对8架10架甚至几十架飞机进行战斗。有时一天单门火炮打出的炮弹有数百发，炮管都快要打红了，用水冷却一下再打。为了抓住战机，有力有效打击敌机，我们的阵地大都选择在视野开阔，周边无阻挡的小山头、高坡等空旷地形上。战士们长年累月生活在阵地 上，以阵地为家，与火炮为伴，人炮不离，日夜值守监视空中敌情。哪怕是天寒地冻，气温零下二十几度的日子，也常常在炮位值守待机，一呆就是半天整日的。渴了就抓几把雪，饿了就塞上几口糙米面。晚上和衣而睡，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听到阵地上发出的警报声，迅速进入站位，把炮口指向来犯敌机，瞄准手不断修正并报出敌机飞行方位、角度、高度、距离等数据。随着指挥员口令：“打！”炮弹就会成串成片地飞向敌机，使敌机陷于我密集火力包 围或密集火力拦阻之中。迫使敌机要么避险接连逃遁，要么远离目标弃弹而去，否则就难保不被击落击伤的下场。实战证明，这一战术和方法，每每都收到狠刹敌机气焰，遏止其破坏力，有利于保护好地面目标，提高我对敌机打击力度和战绩的目的。1951年5月初的头三四天，敌机出动上百架次对我德川地区的一处重要目标，实施大规模空袭，我地面炮群6个阵地24门37机关炮，集中火力，统一指挥。同时开炮猛烈射击，形成强大的空中火力包围和阻挠，不仅取得一举击落敌机5架、击伤20多架的战绩，而且发现有三分之一的敌机“临阵脱逃”，只报个到或在远处丢掉包袱（扔下炸弹）就走了，削弱了对我地面目标破坏的威胁。我部入朝两年零四个月，经上千集群对空作战，取得丰硕战果。据当时部队不完全统计，共击毙击伤敌机800余架次，其中击落46架，生俘敌飞行员多名。先后保护了50多处位于北朝鲜5道（省）10郡（县）1市（平壤市）的重要防空目标，避免遭受大的破坏损失。

战争意味着流血。胜利的代价是生命的付出。1951年底，敌机对我阵地实施报复性攻击，一枚炸弹落到我阵地三号仓位近处，一次造成5人伤亡。1951年1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在转移阵地途中，本队在过桥时受堵不能通过，和我同坐在司机室的三班长王战成下车探路了解情况。被突如其来的敌机机枪扫射，腹部中弹，坐在桥边喊痛。我发现他负伤，立即解开他的衣服查看，从左腹部取出已凝固成像猪肝那样的血块，并赶紧先用急救包包扎伤口止血，请正在行军的步兵连卫生员做进一步处理后就把王战成抱上车，放在担架上躺着。部队到达目的地，我还问他怎么样，他说：“不要紧的，就是伤口痛。”正准备送他去医院治疗，再叫他时他不出声，仔细一看，战友王战成已双目紧闭，永远离我们而去。

战友黄兴，英名永存

战友黄兴，与我同龄并同年入伍，在朝鲜战场，我俩一直在一起，患难与共，生死相伴，并肩作战。直到他在1952年4月8日的对空作战中，舍生忘死，壮烈牺牲，我们从此阴阳两隔。他永远长眠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记得那年我和他都刚满18岁。

黄兴是山东人，其实原先我们并不熟悉，也就是1950年底，部队从福建调回上海进行整编换装那段时间，黄兴调入我连，和我同班，担任炮手。从此，我们开始相识、相知，成为亲密战友。

自1951年3月15日，部队入朝参战那天起，我和黄兴朝夕相处，在硝烟弥漫、弹片横飞的防空阵地上，顶烈日、卧冰雪、冒生死、战敌机，度过了整整三百多个日日夜夜。我们都经受意志、体力的无数次严峻考验。黄兴生性乐观，他坚定刚毅、不畏艰难的性格，和我很合得来。战斗间隙，我们经常促膝长谈，交流生活、打仗心得体会，相互勉励。在交谈中，我了解到黄兴来自山区农村，家有病弱双亲和幼小弟妹，生活比较困难。尽管家里有如此多的牵挂，但他当上志愿军，来到朝鲜后，除了每月按时通过军邮寄出一封家书外，不再有丝毫分心和想念。他脑子时时刻刻想的都是打仗，一门心思为了打好仗。他一见敌机就怒不可遏，恨不得立刻把它们都消灭，甚至做梦还在喊“打下来，打下来”。他是火炮弹药装填手，开始操作难免不够熟练，经过反复苦练，很快掌握要领，达到甚至超过了正常装填弹药的速度，确保了火炮射击战术和技术性能的最大限度发挥。

有一段时间，因战伤给连队战斗力造成一些影响，黄兴写下血书，向党支部保证：“打下敌机、为国争光”“保家卫国、不怕牺牲”“轻伤坚持战斗，重伤不要人管”。5月2日上午10时，多架敌机对杨德郡仁坪铁路中心站进行空袭，一枚炸弹落在离黄兴二三十米处，我和其他战友两耳震得流出了血，黄兴右臂被弹片击中受伤，鲜血直流，劝他先包扎一下，他摇了摇头，立即改用左手给大炮继续装填弹药，直到战斗结束，独臂完成两百多发炮弹的装填任 务，荣立战功一次。

1951年9月下旬，部队到达平安南道尚在建设的永柔野战机场，执行防空保障任务。野战机场三面丘陵小山，炮道正面开阔平坦，地形如凹字形。黄兴经过多日细心观察，根据机场地形，来犯敌机飞行航线和活动规律，和战友们商议后，向上级提出“机场最佳防空作战的几点建议”，得到领导的重视和支持。10月13日一整天，近百架次敌机，分多批飞临机动上空，对目标实施疯狂扫射投弹。我地面数个阵地战斗分队，按照修订后的作战方案，集中、统一、定向，同时向敌机猛烈开火，形成一条大范围高密度的空中火力墙，先后击落击伤敌机二十多架。其中被击落的一架美军F-86佩刀式敌机飞行员被朝鲜人民军活捉。这次作战，黄兴又立新功，并受到“志司志政”的通令嘉奖。

1952年初，我高炮部队，为更有效地保护目标，打击敌机，实行灵活机动的防空游击战术。4月上旬，我部转移到温井地区，保护一处渡口码头的空中安全，由于连续几天在此处与敌机交手，击伤敌机多架。4月8日上午天刚亮，4架敌机突然对我阵地实施报复性凶恶攻击。敌机采取同时从多个方向对我阵地反复俯冲，猛烈扫射，并投下多枚凝固汽油弹。顷刻，我阵地各处燃起熊熊烈火，顿成一片火海。阵地中央，一箱装满炮弹的木质弹药箱被引燃，发出丝丝燃烧声。箱内炮弹一旦爆炸，后果将难以设想。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黄兴高喊着“危险！危险！”我只见他几步就冲到弹药箱旁，抢起那只弹药箱向阵地边上的小河沟跑去。在他抛出弹药箱的瞬间，传来“咣咣”的声声巨响，炮弹也同时炸响了。黄兴倒在血泊中，再也没有起来。阵地上全体战友安然无恙，火炮及所有作战器材均完好无损。黄兴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这一切。

黄兴牺牲后，上级破例为他举行了现场追悼会，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记一等功。号召全体指战员向英雄学习。并决定立即开展“学黄兴见行动，打下敌机当英雄”的活动。

事过多年，追忆战友，告慰英灵，英名永存。

胜利之本，党和人民

朝鲜战争，是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场规模最大的局部地区国际战争，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什么能够打败掌握最精良现代武器、以美国为首的十五六个国家军队组成的联合国军呢？根本的原因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作出一系列正确的战略决策。同时，也和中朝两国人民，对我志愿军的全力支援密不可分。

停战后，一次我去上级机关驻地办公，路途较远，返回时天色 已晚，便找路旁一户朝鲜百姓投宿。一位大娘开门后听说我是志愿军，二话不说，就热情招呼我进屋，并让出炕中央最好最暖的位置让我睡，我进屋黑咕隆咚的，看不清什么，就躺下，一觉睡到大天亮，醒来一看。原来，这家的炕较小，全家七八口人，男女老少睡在一起，本来就已经够挤的，加上我一个更是挤到不行，连翻个身都成了问题，我身旁睡的还是两个二十来岁的大姐小妹。我心里很感动，也感到很过意不去，当时想起身告辞就走了。哪晓得大娘大伯不让我走，叫我吃早饭。大娘还为我缝好棉衣背部的一道口子。临走时全家送到门口，大伯又塞给我一包酸（泡）菜，我再三谢绝不成，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觉得心里热乎乎的。最后向他们鞠了个躬就走了。回队路上，我边走边想眼前的情况，觉得好像回到祖国自己的家，见到自己的父母及全家亲人一样！

战争期间，我们每个人都亲身体会到祖国人民是尽一切可能支援前线的。当时全国人民同心协力，努力生产，节衣缩食，捐献飞机大炮，前方缺什么就给什么，不但从人力、物力、财力、物资上满足一切需要，还不断派出慰问团、寄慰问品、写慰问信，鼓励子弟兵英勇杀敌，不断地给部队注入强大精神力量。我曾收到辽宁省寄来的一封慰问信，内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对看上去只有四五岁的小姐妹。姐姐举着枪，对着跪在地上，双手向上举的是小妹妹，照片上方写着“缴枪不杀”四个字。我猜想，姐姐扮志愿军，妹妹则是美国兵。这张照片给予我极大的启示、鼓舞和力量。当我看照片上那天真、活泼、可爱的小姐妹的动作，联想到我们在朝鲜，确实感到使命神圣，任务光荣，责任重大。“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打败敌人，打赢战争”，这是祖国的重托，也是人民的期待。我们决不可让祖国人民的祈盼落空。从这以后直到1955年10月回国的日子里，我一直随身带着、想着照片上的两个小姐妹，也想着那天投宿的朝鲜大娘家的情形。无论行军、打仗，或是帮助朝鲜老百姓恢复战后生产生活，志愿军都格外有劲，什么困难、危险都不在话下，敢作敢为，也曾立过几次战功。

朝鲜战争，我们终于取得胜利了。荣誉属于祖国，功劳归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