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南宋定都临安已有深入讨论，但很少关注清人对南宋定都临安的评论。对清人的相关论述进行系统梳理，或可为今天进一步研究南宋定都临安问题提供一些启发和借鉴，亦有助于了解清人对南宋历史的若干基本认识。

清人对南宋历史有较高的兴趣，“偏安大事重讨论，更把零星纪风土”，定都临安这一南宋史的大事自然在“重讨论”的范围内。清人围绕定都临安发表的关于南宋史的评论很多。从评论者生活的时段来看，从清初一直到清末，都有人参与。从评论者的身份来看，上至皇帝和高官显贵，下至普通文人，其中有不少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和学者，还有受过教育的妇女。从目的来看，或是总结历史教训，为治国理政寻找借鉴；或是面对杭州之湖光山色和天水遗迹，抒发思古之感慨；或是读史至此，感叹南宋不能恢复中原，论前人之成败得失。从表达形式看，以诗居多，另有史论、序跋、赋、词等，不一而足。从评论的内容看，涉及定都之原因、经过、得失和影响等。限于学养和时间，本文仅就清人评论的内容择要加以论述，深入分析尚待来日。

一　清人论南宋定都临安之原因

对南宋定都临安之原因，清人的认识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临安优美的山水风光令最高统治者流连。持此论者甚多，如：

清初的王昊（1627—1679）在《硕园诗稿》卷一《读宋史感南渡时事》中称：“士女犹怀旧京阙，君王自爱半山川。”

康熙年间的宋至（1656—1725）在《纬萧草堂诗》卷三《读史九首•高宗》中称：“不复含羞忆靖康，临安山水耐勾当。宫中小筑西湖好，省却先朝花石纲。”

雍乾时的商盘（1701—1767）在《质园诗集》卷二《临安》中称：“何处销金第一锅，小朝廷恋好山河。”

乾隆年间，画家王愫之妻毛秀惠在《毛孺人诗•钱塘怀古》中称：“京洛烟尘弃不收，西湖台阁作金瓯。流连秋色还春色，歌咏杭州胜汴州。”

乾隆帝（1711—1799）在《御制诗四集》卷二一《题刘一清〈钱塘遗事〉》中称：“失策明题去建康，却耽山水便都杭。”

乾嘉年间的翁咸封（1750—1810）在《潜虚诗钞》卷一《建炎遗事五首》其一中曰：“余杭山水天然画，便作东都艮岳看。”

乾嘉年间的朱人凤在《祖砚堂集》卷一〇《临安怀古十二首》其一中称：“湖山竟把帝王留，驻跸杭州作汴州。”

嘉道年间的查元偁在《臶斋集•诗存》卷一《南宋》中称：小朝廷爱住江南。”

道光年间，刘家谋（1814—1853）在《外丁卯桥居士初稿》卷一《松风堂怀李忠定公》中称：“九哥爱住西湖好。”

道咸年间的牟葵阳在《涵虚堂诗草•西湖杂咏》中称：“临安旧是一穷陬，何事高宗珍重留。桃柳二堤湖十顷，特抛中土数神州。”

咸同年间的王汝金（1811—1883）在《味谏果斋集》卷一《钱塘怀古八首》其一中称：“天然名胜古今无，泥马南来壮帝都。”

咸同年间的曾谐（1817—1888）在《小石诗钞》卷五《钱塘怀古》中称：“迷恋莺花国，南朝此建都。”

以上诸例均提到了杭州山光水色之优美，系“天然名胜”“销金第一锅”，称南宋定都临安就出于最高统治者对该处山水风光的喜爱，持此种观点者虽多，但将关系王朝未来走向和命运的定都这一政治大事仅归结于帝王喜好，仍嫌浅薄。

第二，“钱塘形胜兆龙飞”的地理优势。

临安西枕天目山脉，山势被认为象征着“龙翔凤舞”，且东临钱塘江，北有运河，环抱西湖，水网密布，交通方便，系东南重镇。这些地理优势成为临安拥有“王气”而被确定为都城的重要因素“龙飞凤舞帝王州，南渡匆匆驻翠游”。

清人对此亦有评述，如：

清初的顾炎武（1613—1682）在《亭林诗集》卷三《杭州》中称：“宋世都临安，江山已失据。犹夸天目山，龙翔而凤翥。重江险足凭，百货东南聚。于此号行都，六帝銮舆驻。西输楚蜀资，北拥淮海戍。”

康熙年间，汪森（1653—1726）在《小方壶存稿》卷一三《钱塘怀古二首》其一中曰：“苍崖环抱势嵬峨，东挟江潮拥巨波。南渡衣冠移庙社，西湖灯火沸笙歌。”

康熙年间的王锡在《啸竹堂集》卷八《凤凰山怀古二首》其二中曰：“右薄钱塘左掠湖，赵家于此建行都。”又在卷一三《凤凰山怀古一百韵》中曰： 扬州之域浙江湄，凤舞龙飞山最奇。湖海奥区开霸国，斗牛分野肇王基。”

康熙年间的陈美训在《余庆堂诗文集》卷七《宋高宗》中称：“钱王霸业几勾留，王气重兴百五秋。南渡山河归故土，他生依旧驻杭州。”

嘉庆帝（1760—1820）在《味余书室全集定本》卷一七《临安咏古》中曰：“江山襟带据东南，宋室偏安竞尘谈。”

嘉道时期的郑祖琛（1784—1851）在《小谷口诗钞》卷一《钱唐怀古》中称：“灵鹫峰高夕照开，余杭城郭郁崔嵬。龙盘山势浮云尽，马蹴江声动地来。局到偏安留胜迹，人多杂霸惜奇才。”

清后期的严锡康（约 1819—1880）在《餐花室诗余•大江东去•钱唐怀古》词中称：“杭州胜地，是当年重镇，东南门户。衣锦城开遗迹在，却忆钱王曾驻……可叹宋室偏安。”

咸同时期的文星瑞在《啸剑山房诗钞》卷二《钱塘》中称：“滚滚江涛咽暮秋，东南形胜古杭州。山蟠天目钟王气，国压勾吴踞上游。五代遗封唐铁券，六朝残局宋金瓯。”

当然，清代亦有人认为临安在地理上有一些不利于建都的因素，主要是僻处东南一隅，无山河之险可凭借等，如：

乾隆年间，夏之蓉（1698—1785）在《半舫斋编年诗》卷六《过杭州城怀古》中称：“临安古名郡，僻处东南隅。佳气何葱葱，曾作宋时都。”

乾隆年间，郭起元在《介石堂集•诗》卷二《过临安有感》中称：“临安山水窟，岂是帝王都？难据重江险，空连百越纡。”

第三，杭州自唐宋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南宋在该处建都的重要因素。

杭州自唐代以来社会经济有很大发展，北宋时已成为富庶的“东南第一州”，可以满足朝廷庞大的物资需求。这是南宋在该处建都的重要因素。清人对此亦有明确论述，如：

康熙年间的王锡在《啸竹堂集》卷一三《凤凰山怀古一百韵》中曰：“烟火万家成市井，田畴千顷足耘籽。富饶地产鱼盐利，文采人多冠盖仪。越子勤劳疆土辟，钱王割据草莱披。宋家全盛干戈戢，杭郡升平士女嬉。侠客腰悬莲叶剑，娇娃口唱竹枝词。”

乾嘉时期的吴锡麒（1746—1818）在《有正味斋骈体文》卷一《钱唐怀古赋》中对杭州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生动描述：

禹躬行而乘撬，信厥土之涂泥。余杭之称斯肇，无余之封乃基。谓地逼于固陵，师安陈乎御儿。顾庆忌之攸宅，又传闻而蓄疑。究属吴而属越，山魂魂其无依。秦始以利觜长距，终得擅场，改置郡县，式廓四方。爰隶会稽，爰号钱唐。江海所凑，无波泱泱。念比庐其萍泊，界前洋与后洋。何桑田之一瞬，历万古而周行。尔乃重城结隅，闾阎鳞次。九市开场，环货方至。商旅殷阃，冠盖骈坒。家安其所，人乐其利。

盖引湖水而入城，九井开于李泌。荡斥卤而得甘，厥疾蠲乎痟疠。白苏继之，水利大治。闭闸云屯，决渠雨坠。脔葑不淤，芒种斯被。溯遗爱而不忘，祀典崇乎奕世。东望大江，陂塘连属。估帆乱飞，烟树低簇。浦寒积□之幢，苔绣埋沙之镞。迭石未倾，断岸弥曲。此非射潮之故迹，钱武肃王之所兴筑者乎？……

王乃张孔翠之盖，建华文之斿。税驾于樟亭之驿，观兵于叠雪之楼……三千之弩齐注，万里之威倏收。竹楗下兮盘石固，鲸涛息兮宛虹留。民免其鱼之患，灶无产黾之忧。于时朝野欢娱，士女丰泽。饰宝带与名驹，耀金书与玉册。山中则锦树恩叨，楼畔则铜丸响擿。庆功业兮久且长，乐韶华兮今复昔。花歌陌上之春，灯买人间之夕。家家烟火连云，处处笙歌沸宅。

百有余年，不被兵革。真人负扆之日，钱氏纳土之年。虽效忠之有所，终去国之可怜。翫芳草兮未歇，哀王孙兮不还。燕飞飞兮故垒，猿噭噭兮空山。遂令罢读残碑，空怀大树。追论保障之功，不啻甘棠之慕。塔有像而金涂，劵何盟而铁铸。叹金石之徒坚，已人民之非故。岂还我之江山，又苍黄而南渡。

凤舞龙飞，言开帝畿。牛车大去，泥马来归。骨肉飘零兮沙漠远，原陵寂寞兮汴水非。亦复桂子荷花，妖童妙伎，采香于明玉舩边，捐佩在销金锅里。珠帘启而宝镜澄，瑶席开而清讴起。人谓承平，君言燕喜。一角残山，两湖剩水。慨时者叹其半壁之安，珥笔者纪其中兴之美。

上赋记录了杭州从先秦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唐代兴修水利，推动了农业发展；吴越国时，社会安定，城市日益繁荣，这些都为南宋定都并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清人关于南宋定都临安原因的讨论即如上述。今人所关注的几个方面，清人基本上都已提及，但限于表达方式，清代每个人的讨论往往是零散、片面的，谈不上系统深入。

二　清人论南宋定都之争论

南宋建立之初，围绕定都之所有很多争论，其中以宰相李纲的建议最为人熟知。清人对宋人关于都城的争论也有一些评论，同时还分析了南宋最终采纳定都临安之议对南宋王朝发展的深刻影响。

顺治时的李继白在《望古斋集》卷九《都会论》中称：

靖康之变，逼于强邻也，岂非汴梁之不利哉？善哉，古人之言！曰中原无事，则居河之南；有事，则居江之南，此自肰之势也。西晋、北宋俱迁于南……高宗南渡，李纲亦言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为下。陛下宜且适襄、邓以系天下之心。又言南阳乃光武所兴，有高山峻岭，足以控扼；宽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邻关陕，可以招将士，东达江淮，可以运粮粟，南通荆湘、巴蜀，可以取赀财，北距王都，可以遣救援，暂疑驻跸，乃近汴都，计无出于此。今乘舟顺流而下东南甚便，一失中原，东南不能无事，退保一隅，不可得矣。胡寅以荆湘天下门户，三国之所必争，当措置以为根本之地。乃偷安临安，封疆日隘，知其不克有为也。

这里指出了偏安一隅的南宋政权在争夺中原方面不会再有大的作为。

清初的单隆周在《雪园诗赋初集》卷六《咏史十九》中称：“建业不可饮，何况居临安？”建都建康（三国吴时称建业）尚不一定能收复中原，更何况到偏居一隅的临安呢？

康乾时期的屈复（1668—1745）在《弱水集》卷一〇《钱塘怀古》其六称：“楼外高楼抛建业，梦中春梦自临安。百年舟泛西湖好，一夕风吹大海干。”

乾隆年间，郭起元有两篇文章论及南宋定都之争。一篇题为《宋论》，他首先通过唐和北宋历史的比较提出两朝定都利弊的问题：

宋乱于金，与唐乱于禄山无以异。唐不如宋之多贤君，而玄宗奔蜀，肃宗能自立灵武以复两京；而徽、钦一掷不复返者，何哉？盖治天下以德，守天下兼以力。唐都关陕，拥山河之固，扼天下之吭，有险可凭而力聚，其克复也易。宋都汴京，平原广野，无险可据而力散，是以溃败而不可收拾也。昔太祖欲迁洛阳，以渐都长安，太宗阻之，至举族北辕，而后知太祖之识虑远也。

接下来论述了宋高宗采纳定都临安的建议及由此产生的影响：

高宗初质金营而金帅却之，后朝命复如金师，至磁为众所留。夫亦祖宗之功德，天未绝其祀与？其时人有复仇之志，李纲为相，宗泽为将，腹心爪牙未尝缺也。可进战以复两京，迎二帝。顾听汪、黄、秦桧，日以奔窜讲和为事，又当强而不强者也。且也上策不知都关中，中策不知都襄、邓，都建业，而僻处临安下流之地。后虽以孝宗之贤，命张浚经略淮西，而进寸退尺，迄无成功者，由于建都僻陋，失其形胜故也。

另一篇题为《地势南北不同》，针对前人“帝王之兴于西北者，多能吞并东南；兴于东南者，不能奄有西北”，以明太祖为例提出了不同意见，但认为“建都所在，有非西北不可者”，并以周、秦、汉、西晋、隋、唐“得西北之势者”统一天下，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等都城在东南者“仅足以自保，竟不能跬步北上”的史实加以证明，最后指出：

宋高宗南渡，李纲、宗泽诸人建议，上策都关陕，中策都襄阳，下策都建业，至畏敌而都临安，是谓无策，遂终宋之世奄然不振。

乾隆年间，龚景瀚（1747—1803）在《澹静斋诗钞》卷一《咏史》中称：“牟驼冈上云压垒，流血宫庭成海水。过江一马化为龙，献公九子惟重耳。襄阳建康弃不都，斗大临安入釜底。遗民日夜望旌旗，君王但醉湖山里。蕲王归第鄂王死，未报大雠杀壮士。区区一桧亦何能，臣构当时志如此。”

乾嘉时的章铨（1740—1810？）在《染翰堂诗集•钱唐怀古》中则认为至少应都建康，而不是临安。他说：“不返中原应建康，百年行在竟钱唐。错疑复跸徽钦帝，枉杀精忠岳鄂王。河洛邱墟空洒泪，金缯和议自疏防。可怜五国城头骨，刘豫居然有御庄。”

乾嘉时的吕星垣（1753—1821）有《读史五古二百三十首》，其第二百二十首记述了李纲关于定都的建议：“高宗相李纲，纲顿首涕泣，十事干天听，新政之所急……二曰议巡幸，长安都第一，次襄阳建康，设备以驻跸。”其第二百二十二首论述了建康在地理上之优势，他说：

绍兴七年春，移跸建康府。建康形势雄，恃外蔽为辅。荆雍运臂肘，淮淝控门户。开门逐山东，振臂击梁部。敌国深入境，水利擅舟橹。掉尾以自救，掩后以袭取。如虎之出穴，非穴之藏虎。要以远险当，不以内险主。淮淝荆雍断，带京口相拒。虽有三面岗，并迎千帆举。陆师无通衢，顺流不可御。张浚弃盱眙，外险势将去。独赖岳招讨，大军扼淮浦。

道光到同治时的姜文衡（1789—1869）在《北山诗钞》卷二《南宋杂咏》其二中称：“汴州一弃问谁收，襄汉金陵失上游。邦国宏猷称设险，春秋大义罪合雠。偏安尚愧孙吴业，岁币甘随石晋俦。万里长城先自坏，何论土宇保金瓯？”他亦不赞成定都临安，认为其不能“设险”。

道光到同治时的林昌彝（1803—1876）在《衣山房诗集》卷四《维扬怀古杂诗四十二首》其十中称：“建炎宫阙宋行都，往日郊坛辇路无。战守江淮形胜壮，翠美何意爱西湖？”这说明了其主张南宋行都应在有利于战守兼具的江淮地区，而不应偏守一隅。

综上所述，清人对南宋定都争论的讨论，基本上是基于李纲的主张展开，大多赞成李纲，批评宋高宗定都临安而形成偏安之局。

对于宋高宗决定放弃建都建康的主要原因，今天有学者指出是“高宗求确保一己的安全与统治权的持续”，其说可谓一针见血。清代也有人从宋高宗的内心出发来分析其坚持定都临安的原因，即其一定要保证自己的生命的安全和帝位的稳固，如：

顺治康熙时期的屈大均（1630—1696）在《翁山诗外》卷六《和太仓许子题宋高宗赐岳武穆王班师手诏后》中称：“自写班师诏纸来，思陵花押玺函开。东南自足为天子，一片湖山绕露台。”既然“东南自足为天子”，可确保自己的天子名号，那就没有必要再驻跸建康等前线险地了。

乾隆时期的程景伊（1712—1780）在《云塘文集》卷八《宋高宗论》中称：

赵宋自南渡后，遂不复振，寖微寖削，以至于亡……向使高宗有不忘其亲之志，枕戈泣血，期报不共戴天之仇，内任李纲、赵鼎为相，外任岳飞、韩世忠等为将，奸人有进和议以误朝廷者，寸斩之以谢天下，然后宣诏中外，渡河北伐，厉兵卷甲，直捣中原，奉迎二宫，恢复疆宇，义声所播，电掣风驰，金人虽然强，可立驱除耳……计不出此，而偷息视荫于江海之一隅，利其位号之在己，忘父兄之大怼而不恤，甚者称臣屈膝，以徼幸于旦夕之安。呜呼！至此而三纲沦斁，天理或几乎灭矣！

“利其位号之在己”和“徼幸于旦夕之安”亦可谓直入高宗心底。

同光时期的王家振（1842—1908？）在《西江文稿》卷二二《宋论下》一文中称：

汴居四达之冲，无险可守，方全盛时，犹难自保。幸而再造，而金力未挫，能保虏骑之不复至，能保不为徽、钦之续耶？高宗殆见及此，故决然舍去，以就偏安之局。虽然高宗之身安，而高宗之志荒矣……高宗之志诚使枕戈卧薪，临安虽小，亦足以王；若迭事土木、蓄姬侍为便安计，则得汴适以长其骄侈耳！

这里则指出高宗不愿还于旧都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避免再蹈覆辙，确保自己“身安”，况且“临安虽小，亦足以王”，再以身犯险就毫无必要了。

三　清人论南宋定都临安导致的偏安之局

清人有云：“九哥本少英雄气。”宋高宗仓皇南渡，定都临安后，更是无意立志恢复，而是放弃父兄之仇，沉溺于“销金锅”的湖光山色和宴乐歌舞之中。清人在诗歌中对其多有批评，如：

顺治康熙时期的宋起凤在《杭州》一诗中称：“十四雄州霸一方，南迁宋室亦分疆……时际偏安多议论，主耽晏乐事铺张。”偏安危局之下，高宗依然不忘饮宴作乐。

雍乾时期，黄任（1683—1768）在《秋江集》卷二《西湖杂诗十四首》其一中称：“宋家万里中原土，博得钱塘十顷湖。”其五称：“荷花十里桂三秋，南渡衣冠足卧游。争唱柳屯田好句，汴州原不及杭州。”放弃包含旧都在内的万里河山，换得东南一隅的偏安。

乾隆帝（1711—1799）在《御制诗四集》卷一三《题南宋〈都城纪胜录〉》序中称：“宋自南渡之后，半壁仅支，而君若臣溺于宴安，不以恢复为念，西湖歌舞日夕流连，岂知剩水残山已无足恃？顾有若将终焉之志，其去燕巢危幕几何矣！而耐得翁为此编，惟盛称临安之明秀，谓民物康阜过京师十倍，又谓中兴百年余，太平日久，视前又过十数倍，其昧于安危盛衰之机亦甚矣哉！”其诗则称：“一线南迁已甚危，徽钦北去竟忘之。正当尝胆卧薪日，却作观山玩水时。”

乾隆年间的江权（1715—1785 ？）在《正颐堂诗集》卷八《临安》中称：“万家城郭临安郡，宋室偏安此地存。南渡衣冠忘北狩，西湖歌舞误中原。”

嘉道时的梁绍壬（1792—1835 ？）在《两般秋雨庵诗选•南宋小乐府八首•销金锅》中称： “子女与玉帛，北朝已有销金窟。艳舞又秾歌，南朝别有销金锅。国日蹙，偏安局，鬵中鱼，釡中肉，朝廷春凤凰，丞相秋蟋蟀。黄金买笑日不足，西子一笑诸陵哭。”

嘉庆至咸丰时的张维屏（1780—1859）在《燕台二集•钱塘怀古》中称：“泥马归来脱楚囚，西泠山水足忘忧……锅可销金轻社稷。”在《雪后登望湖楼》中称：“当年南宋支半壁，君臣宴乐江山羞。”

嘉庆至咸丰时的夏尚志在《尘海劳人草》卷一三《西湖怀古》中称：“南渡朝廷小，湖光不自由。若将西子比，似带沼吴羞。镜照千峰黛，妆开十里楼。岭云梳宝髻，城月挂帘钩。烽火惊来避，笙歌不肯休。蒙尘双涕泪，忘返一夷犹。帝顾园林喜，神居宗庙愁。”

乾嘉时期的韦佩金（1752—1808）在《经遗堂全集》卷二五《念奴娇•凤凰山》词上阕中曰：“竟依术者，煞风景十里，西湖填闭。省了销金锅里住，泥马骑来熏醉。勾践行成，婆留奉表，名色翻和议。吴山第一，画中指点形势。”

乾嘉时期的钟大源（1763—1817）在《东海半人诗钞》卷七《凤凰山怀古二首》其一中曰：“山形展翅入吟眸，曾把杭州作汴州。南内几闻归凤辇，西湖惟见幸龙舟。荷香浓送笙歌晚，桂子寒催蟋蟀秋。”

嘉道时期的李彦章（1794—1836）在《归楂杂咏•钱塘怀古》中称：“形势临安半壁孤，梦华空与话东都。宋家气运偏安局，圣母湖山孝养图。大内楼台非艮岳，樊楼灯火又西湖。汴州不及杭州好，莫问宣和旧酒垆。”

道咸时期的王培荀（1783—1859）在《寓蜀草》卷三《咏史六》中称：“共唤杭州作帝京，两堤花柳管弦声。西湖好景如天上，苦煞风霜五国城。”

在清人眼中，定都临安对宋高宗而言，不仅意味着其可以远离前线，安享豫乐，而是清楚地表达了其放弃旧疆，极力通过与金人媾和来维系偏安之局的立国方略。相关评论也有不少，如：

康乾时期的申甫（1706—1778）在《笏山诗集》卷一〇《恭和御制〈题宋中兴圣政草〉元韵》中称：“建炎草草事羞称，典午犹应逊大兴。南渡但凭衣带阻，中原遑计版图登。鄂蕲勇略功难就，李赵忠诚用弗能。忍耻甘心输币帛，亲征虚意饰钩膺。吴山浙水居偏适，雪窖冰天梦未曾。”

乾嘉时的师范（1751—1811）在《鹧鸪吟•杭州杂诗》中称：“绍兴真是小朝廷，天与湖山半壁青。北望无心恢社稷，偏安有意蹴英灵。”

乾嘉时的李赓芸（1753—1817）在《稻香吟馆诗稿》卷四《杭州怀古》中称：“称侄称臣笔不停，九哥安坐小朝廷。甘心半壁销兵气，唾手三台摘将星。”

嘉庆帝（1760—1820）在《御制诗二集》卷六三《南迁定都》中评曰：“不思守汴京，南迁避劲敌。庙主载以行，仓皇冒锋镝。荐享委守臣，愆礼益疏逖。临安奉蒸尝，交章转指摘。得失岂在兹，兴复心沦寂。得位即偷安，一语实贯的。”

乾隆至道光时的曾燠（1759—1830）在《赏雨茅屋诗集》卷一《题韩蕲王湖上骑驴图》中称：“官家甘作湖山主，盖世英雄皆不武。龙庭万里悲尘沙，驴背十年老烟雨。使臣奉表渡黄河，百战江淮终奈何。幸不冤魂沉狱底，得留华发照湖波。一僮携酒一随侧，策蹇湖边任南北。猖狂敢复如灌夫，款段犹堪傲新息。此身孤负旧时勋，但试摩挲刀箭痕。西蜀不闻迎太上，北平安用起将军。呜乎王也诚乐此，讵识西湖亦祸水。平章游后王气终，立马吴山人至矣。”

乾嘉时期的陈蕃（1730—1818）在《经史析疑》卷二三《南宋纪》中称：“二帝既北，康王遂南。时李纲总理内治，抚河东北以固根本；宗泽留守东京，结山水寨，以振远图，皆一时恢复之上策也。乃每事为汪、黄所抑，帝卒纳其避敌东南之计。又不都金陵，不都襄阳，而都临安，有以知帝无恢复之志矣。于是秦桧窥帝之隐，不欲迎还两宫，因力主和议。虽有赵鼎、岳飞、韩世忠等文武协力，而金牌之召、莫须有之狱，遂成千古之冤。呜呼！帝真甘为小朝廷而不耻耶！”

嘉道时期的詹应甲（1760—1845？）在《赐绮堂集》卷四《西湖怀古六首》其三中称：“泥马南来此定都，君臣倾国为西湖。三春开宴随花赏，八月观潮上画图。和议只应论割地，偷安深自厌援枹。凄凉五国城中客，雪窖年年望眼枯。”

嘉道时期的吴慈鹤（1778—1826）在《岑华居士兰鲸录》卷三《钱塘怀古》中称：“半壁关人事，神州愿陆沉。折磨诸将气，决舍两宫心。五国毡裘去，重华羽卫临。青衣行酒日，玉殿赏花吟。痛洒红鹃血，空听白雁音。”

道光前后在世的郝筨在《爱吾庐初集•临安怀古》中称：“错把杭州作汴州，金汤自坏岂人谋。应知五国城中恨，不系临安殿下忧。跃马将军终赐死，偏安天子惯无愁。南朝一样风流地，千古伤心泪未收。”

道光前后在世的方宗城在其《钱塘怀古》诗中称：“都建临安宫殿多，中兴帝子乐如何。北归泥马忘沙漠，南渡金牛隔汴河。”

嘉道年间，浙江萧山诸生高第之妻孙荪意在《贻砚斋诗稿》卷三《钱塘怀古》中称：“古杭形势称雄界，左右江湖作襟带……苍黄泥马渡江来，故国山河弃天畔。再延国祚百余年，占得临安半壁天。黍离莫洒孤臣泪，回首樊楼只黯然。偏安遂尔成南渡，此事由来亦天数。居民争望小朝廷，汴水苍茫渺何处。北地悲笳夜月哀，西湖歌管春风来。但得和戎长计在，君臣行乐莫相催。”

同治光绪时的黄福楙在《钱塘怀古》诗中称：“一统车书曾几时，复见泥马东南驰。山河依旧争割据，腼颜犹上中兴词。小朝廷遂偏安势，称侄称臣总失计。官家不闻神州叹，大夫未陨新亭涕。撼山空说岳家军，韩刘羽翼驰风云。长城万里乃自坏，东窗缚虎歼元勋。黄龙痛饮成虚局，二圣书难传雁足。寄环未归北地魂，销金争唱西湖曲。”

偏安之局的维系造成了又一个南北对立的局面，对南宋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恢复神州虚梦想，偏安国步渐艰危”。清人已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如：

清初的梁允植在《藤坞诗集》卷二《凤凰山怀古》中称：“凤凰山下草莽莽，危岩石激溪流响。宋家宫殿此山隈，薄暮秋风增俯仰。当日中原尚可图，何事偏安傍海隅。李纲建策终迁谪，宗泽渡河徒三呼。朱仙桥头曾转战，风波亭前磷火现。矫诏班师白日昏，谁遣金牌十二面？区区江汉仅图存，凤凰上下敞金门。北阙楼台开紫极，西湖歌吹起黄昏。屡见潜龙飞朱邸，国是纷纷难缕指……小康百有四十年，王侯春昼散轻烟。一夕江涛北风起，又见沧海变桑田。海上楼船怜世杰，矗矗孤忠悬皎月。正气犹传丞相歌，秀夫空自挥丹血。”

康熙年间的王锡在《啸竹堂集》卷一三《凤凰山怀古一百韵》中曰：“宋家南渡不思还，荒宴空教天步艰。帝子已沉鲛蜃窟，行人犹指凤凰山。笙歌尽变蛩声急，罗绮惟余草色斑。”

乾隆年间的蒋士铨（1725—1785）在《忠雅堂文集》卷一七《独泛西湖咏古偶作四首》其二中称：“天赐湖山习晏安，群奸接踵据朝端。贪夫柄国危亡定，名将成功晚季难。立节全忠惟自了，荒祠废冢怕寻看。挥戈未许回斜日，败局劳他尽力弹。”

乾嘉时期的杨瑛昶（1753—1808）在《不易居诗钞》卷一《登凤凰山》中称：“偏安半壁阻幽遐，荆棘铜驼感翠华。八代君臣同忍辱，两朝南北自为家。”

四　对清人关于南宋定都临安评论的点滴思考

清人对南宋定都临安问题的评论已如上述，由于清代文献尤其是别集存世数量巨大，前文所述或许只是挂一漏万，但笔者在搜集相关史料时，未曾刻意选择某些文献，而是充分利用目前影印出的一些清代诗文集汇编逐页翻阅所得，故应有一定的代表性，或许能反映清人对该问题认识的基本面貌。从每个人的论述来看，大多评论是零散、片面的，但从总体上看，即可了解清人对此问题的基本认识，并可发现今天学者讨论此问题时所关注的诸多方面，清人均已有所评论。两相比较，其中最大的差别或许只是清人多用诗歌等文体，更多的只是提出自己的观点，而未能加以详细分析论证。或以为文学家的评论往往有感而发，其中带有个人强烈的感情色彩，比不上史学家客观严谨，但他们大多是基于传统道德伦理对人物和事件进行评论，如基于忠孝观念指责宋高宗不顾父兄之仇，弃却中原南渡行，九哥不孝更无情”。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够反映清人史学评论的基本面貌和论调的。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只是一纲要，更详尽的分析尚待来日，如相关学者的论点与其个人经历和时代背景的关系，清初遗民的评论是否与其对南明政权的认识有关，清后期一些人的观点与道光以后中国面临的危局有何关系等。近些年来，各学科的学术史研究都受到高度重视，如文学史研究中关于著名作家和作品接受史的研究方兴未艾，历代儒学史或经学史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学界对前人关于历代政治、制度、经济、人物等的论述却关注不多，而这几个方面恰恰是传统史学评论的重点。系统清理前人在这一方面的成就，或许是今后值得努力的方向之一。

作者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