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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清人论南宋定都临安导致的偏安之局 清人有云:“九哥本少英雄气。”宋高宗仓皇南渡,定都临安后,更是无意立志恢复,而是放弃父兄之仇,沉溺于“销金锅”的湖光山色和宴乐歌舞之中。清人在诗歌中对其多有批评,如: 顺治康熙时期的宋起凤在《杭州》一诗中称:“十四雄州霸一方,南迁宋室亦分疆……时际偏安多议论,主耽晏乐事铺张。”偏安危局之下,高宗依然不忘饮宴作乐。 雍乾时期,黄任(1683—1768)在《秋江集》卷二《西湖杂诗十四首》其一中称:“宋家万里中原土,博得钱塘十顷湖。”其五称:“荷花十里桂三秋,南渡衣冠足卧游。争唱柳屯田好句,汴州原不及杭州。”放弃包含旧都在内的万里河山,换得东南一隅的偏安。 乾隆帝(1711—1799)在《御制诗四集》卷一三《题南宋〈都城纪胜录〉》序中称:“宋自南渡之后,半壁仅支,而君若臣溺于宴安,不以恢复为念,西湖歌舞日夕流连,岂知剩水残山已无足恃?顾有若将终焉之志,其去燕巢危幕几何矣!而耐得翁为此编,惟盛称临安之明秀,谓民物康阜过京师十倍,又谓中兴百年余,太平日久,视前又过十数倍,其昧于安危盛衰之机亦甚矣哉!”其诗则称:“一线南迁已甚危,徽钦北去竟忘之。正当尝胆卧薪日,却作观山玩水时。” 乾隆年间的江权(1715—1785 ?)在《正颐堂诗集》卷八《临安》中称:“万家城郭临安郡,宋室偏安此地存。南渡衣冠忘北狩,西湖歌舞误中原。” 嘉道时的梁绍壬(1792—1835 ?)在《两般秋雨庵诗选•南宋小乐府八首•销金锅》中称: “子女与玉帛,北朝已有销金窟。艳舞又秾歌,南朝别有销金锅。国日蹙,偏安局,鬵中鱼,釡中肉,朝廷春凤凰,丞相秋蟋蟀。黄金买笑日不足,西子一笑诸陵哭。” 嘉庆至咸丰时的张维屏(1780—1859)在《燕台二集•钱塘怀古》中称:“泥马归来脱楚囚,西泠山水足忘忧……锅可销金轻社稷。”在《雪后登望湖楼》中称:“当年南宋支半壁,君臣宴乐江山羞。” 嘉庆至咸丰时的夏尚志在《尘海劳人草》卷一三《西湖怀古》中称:“南渡朝廷小,湖光不自由。若将西子比,似带沼吴羞。镜照千峰黛,妆开十里楼。岭云梳宝髻,城月挂帘钩。烽火惊来避,笙歌不肯休。蒙尘双涕泪,忘返一夷犹。帝顾园林喜,神居宗庙愁。” 乾嘉时期的韦佩金(1752—1808)在《经遗堂全集》卷二五《念奴娇•凤凰山》词上阕中曰:“竟依术者,煞风景十里,西湖填闭。省了销金锅里住,泥马骑来熏醉。勾践行成,婆留奉表,名色翻和议。吴山第一,画中指点形势。” 乾嘉时期的钟大源(1763—1817)在《东海半人诗钞》卷七《凤凰山怀古二首》其一中曰:“山形展翅入吟眸,曾把杭州作汴州。南内几闻归凤辇,西湖惟见幸龙舟。荷香浓送笙歌晚,桂子寒催蟋蟀秋。” 嘉道时期的李彦章(1794—1836)在《归楂杂咏•钱塘怀古》中称:“形势临安半壁孤,梦华空与话东都。宋家气运偏安局,圣母湖山孝养图。大内楼台非艮岳,樊楼灯火又西湖。汴州不及杭州好,莫问宣和旧酒垆。” 道咸时期的王培荀(1783—1859)在《寓蜀草》卷三《咏史六》中称:“共唤杭州作帝京,两堤花柳管弦声。西湖好景如天上,苦煞风霜五国城。” 在清人眼中,定都临安对宋高宗而言,不仅意味着其可以远离前线,安享豫乐,而是清楚地表达了其放弃旧疆,极力通过与金人媾和来维系偏安之局的立国方略。相关评论也有不少,如: 康乾时期的申甫(1706—1778)在《笏山诗集》卷一〇《恭和御制〈题宋中兴圣政草〉元韵》中称:“建炎草草事羞称,典午犹应逊大兴。南渡但凭衣带阻,中原遑计版图登。鄂蕲勇略功难就,李赵忠诚用弗能。忍耻甘心输币帛,亲征虚意饰钩膺。吴山浙水居偏适,雪窖冰天梦未曾。” 乾嘉时的师范(1751—1811)在《鹧鸪吟•杭州杂诗》中称:“绍兴真是小朝廷,天与湖山半壁青。北望无心恢社稷,偏安有意蹴英灵。” 乾嘉时的李赓芸(1753—1817)在《稻香吟馆诗稿》卷四《杭州怀古》中称:“称侄称臣笔不停,九哥安坐小朝廷。甘心半壁销兵气,唾手三台摘将星。” 嘉庆帝(1760—1820)在《御制诗二集》卷六三《南迁定都》中评曰:“不思守汴京,南迁避劲敌。庙主载以行,仓皇冒锋镝。荐享委守臣,愆礼益疏逖。临安奉蒸尝,交章转指摘。得失岂在兹,兴复心沦寂。得位即偷安,一语实贯的。” 乾隆至道光时的曾燠(1759—1830)在《赏雨茅屋诗集》卷一《题韩蕲王湖上骑驴图》中称:“官家甘作湖山主,盖世英雄皆不武。龙庭万里悲尘沙,驴背十年老烟雨。使臣奉表渡黄河,百战江淮终奈何。幸不冤魂沉狱底,得留华发照湖波。一僮携酒一随侧,策蹇湖边任南北。猖狂敢复如灌夫,款段犹堪傲新息。此身孤负旧时勋,但试摩挲刀箭痕。西蜀不闻迎太上,北平安用起将军。呜乎王也诚乐此,讵识西湖亦祸水。平章游后王气终,立马吴山人至矣。” 乾嘉时期的陈蕃(1730—1818)在《经史析疑》卷二三《南宋纪》中称:“二帝既北,康王遂南。时李纲总理内治,抚河东北以固根本;宗泽留守东京,结山水寨,以振远图,皆一时恢复之上策也。乃每事为汪、黄所抑,帝卒纳其避敌东南之计。又不都金陵,不都襄阳,而都临安,有以知帝无恢复之志矣。于是秦桧窥帝之隐,不欲迎还两宫,因力主和议。虽有赵鼎、岳飞、韩世忠等文武协力,而金牌之召、莫须有之狱,遂成千古之冤。呜呼!帝真甘为小朝廷而不耻耶!” 嘉道时期的詹应甲(1760—1845?)在《赐绮堂集》卷四《西湖怀古六首》其三中称:“泥马南来此定都,君臣倾国为西湖。三春开宴随花赏,八月观潮上画图。和议只应论割地,偷安深自厌援枹。凄凉五国城中客,雪窖年年望眼枯。” 嘉道时期的吴慈鹤(1778—1826)在《岑华居士兰鲸录》卷三《钱塘怀古》中称:“半壁关人事,神州愿陆沉。折磨诸将气,决舍两宫心。五国毡裘去,重华羽卫临。青衣行酒日,玉殿赏花吟。痛洒红鹃血,空听白雁音。” 道光前后在世的郝筨在《爱吾庐初集•临安怀古》中称:“错把杭州作汴州,金汤自坏岂人谋。应知五国城中恨,不系临安殿下忧。跃马将军终赐死,偏安天子惯无愁。南朝一样风流地,千古伤心泪未收。” 道光前后在世的方宗城在其《钱塘怀古》诗中称:“都建临安宫殿多,中兴帝子乐如何。北归泥马忘沙漠,南渡金牛隔汴河。” 嘉道年间,浙江萧山诸生高第之妻孙荪意在《贻砚斋诗稿》卷三《钱塘怀古》中称:“古杭形势称雄界,左右江湖作襟带……苍黄泥马渡江来,故国山河弃天畔。再延国祚百余年,占得临安半壁天。黍离莫洒孤臣泪,回首樊楼只黯然。偏安遂尔成南渡,此事由来亦天数。居民争望小朝廷,汴水苍茫渺何处。北地悲笳夜月哀,西湖歌管春风来。但得和戎长计在,君臣行乐莫相催。” 同治光绪时的黄福楙在《钱塘怀古》诗中称:“一统车书曾几时,复见泥马东南驰。山河依旧争割据,腼颜犹上中兴词。小朝廷遂偏安势,称侄称臣总失计。官家不闻神州叹,大夫未陨新亭涕。撼山空说岳家军,韩刘羽翼驰风云。长城万里乃自坏,东窗缚虎歼元勋。黄龙痛饮成虚局,二圣书难传雁足。寄环未归北地魂,销金争唱西湖曲。” 偏安之局的维系造成了又一个南北对立的局面,对南宋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恢复神州虚梦想,偏安国步渐艰危”。清人已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如: 清初的梁允植在《藤坞诗集》卷二《凤凰山怀古》中称:“凤凰山下草莽莽,危岩石激溪流响。宋家宫殿此山隈,薄暮秋风增俯仰。当日中原尚可图,何事偏安傍海隅。李纲建策终迁谪,宗泽渡河徒三呼。朱仙桥头曾转战,风波亭前磷火现。矫诏班师白日昏,谁遣金牌十二面?区区江汉仅图存,凤凰上下敞金门。北阙楼台开紫极,西湖歌吹起黄昏。屡见潜龙飞朱邸,国是纷纷难缕指……小康百有四十年,王侯春昼散轻烟。一夕江涛北风起,又见沧海变桑田。海上楼船怜世杰,矗矗孤忠悬皎月。正气犹传丞相歌,秀夫空自挥丹血。” 康熙年间的王锡在《啸竹堂集》卷一三《凤凰山怀古一百韵》中曰:“宋家南渡不思还,荒宴空教天步艰。帝子已沉鲛蜃窟,行人犹指凤凰山。笙歌尽变蛩声急,罗绮惟余草色斑。” 乾隆年间的蒋士铨(1725—1785)在《忠雅堂文集》卷一七《独泛西湖咏古偶作四首》其二中称:“天赐湖山习晏安,群奸接踵据朝端。贪夫柄国危亡定,名将成功晚季难。立节全忠惟自了,荒祠废冢怕寻看。挥戈未许回斜日,败局劳他尽力弹。” 乾嘉时期的杨瑛昶(1753—1808)在《不易居诗钞》卷一《登凤凰山》中称:“偏安半壁阻幽遐,荆棘铜驼感翠华。八代君臣同忍辱,两朝南北自为家。” 四 对清人关于南宋定都临安评论的点滴思考 清人对南宋定都临安问题的评论已如上述,由于清代文献尤其是别集存世数量巨大,前文所述或许只是挂一漏万,但笔者在搜集相关史料时,未曾刻意选择某些文献,而是充分利用目前影印出的一些清代诗文集汇编逐页翻阅所得,故应有一定的代表性,或许能反映清人对该问题认识的基本面貌。从每个人的论述来看,大多评论是零散、片面的,但从总体上看,即可了解清人对此问题的基本认识,并可发现今天学者讨论此问题时所关注的诸多方面,清人均已有所评论。两相比较,其中最大的差别或许只是清人多用诗歌等文体,更多的只是提出自己的观点,而未能加以详细分析论证。或以为文学家的评论往往有感而发,其中带有个人强烈的感情色彩,比不上史学家客观严谨,但他们大多是基于传统道德伦理对人物和事件进行评论,如基于忠孝观念指责宋高宗不顾父兄之仇,弃却中原南渡行,九哥不孝更无情”。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够反映清人史学评论的基本面貌和论调的。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只是一纲要,更详尽的分析尚待来日,如相关学者的论点与其个人经历和时代背景的关系,清初遗民的评论是否与其对南明政权的认识有关,清后期一些人的观点与道光以后中国面临的危局有何关系等。近些年来,各学科的学术史研究都受到高度重视,如文学史研究中关于著名作家和作品接受史的研究方兴未艾,历代儒学史或经学史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学界对前人关于历代政治、制度、经济、人物等的论述却关注不多,而这几个方面恰恰是传统史学评论的重点。系统清理前人在这一方面的成就,或许是今后值得努力的方向之一。 作者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