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是美国传教士、教育工作者，相对于出生在杭州的司徒雷登而言，葛烈腾（Edward H. Clayton,1889—1946）这个名字，可能对于很多读者来说不是很熟悉，但他作为一位普通人，亲身经历了中国的变化，尤其是目睹1923年到1942年二十年间杭州的发展，并以文字记载下来，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此回忆录早在1944年便以英文的形式在美国出版。与司徒雷登风靡全球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有所不同，此书问世后，却鲜有人知，迟至2019年10月份才有中译本《人间世》（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问世。《人间世》的推出，让我们得以认识上个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作为近代中国“模范城市”的杭州，是如何发展现代事业的，又是怎样抗日，以及作为一位普通的教育工作者，葛烈腾如何救助武士刀下的难民的。于此而言，此书提供了一份难得的第一手材料，尤其呈现大时代下的诸多生活细节，带给人们新的思考，具有独特的价值。 
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葛烈腾看来，这是中国开始走向复兴的第一步。此后，杭州迎来了迅速发展的时期。葛烈腾在此书谈到，“进步官员用了五年时间进行了重建，城市的新区铺设了宽阔的街道、人行道、电灯和排水沟”。尽管如此，仍然有很多地区有不太理想的交通条件，“旗人区外，街道非常狭窄，宽度不到两米。路面上松散地铺着些倾斜的石板，几乎完全覆盖了中间濒临堵塞的下水道”。当时的杭州，在狭窄街道的入口处，建有一排排的公厕，尽管它们是“有简陋陶罐或者坛子的木棚”，却在无形中表明杭州在迈向现代化努力的一个侧面。 除了道路和公厕外，交通工具的变化是引人注目的，给葛烈腾留下了深刻印象。从1920年开始，黄包车迅速取代轿子，成为新式交通工具。每个黄包车都有一个响铃，当黄包车数量增加到一定数量后，大街小巷都能听到铃声。铃声变成了噪音，于是被取消响铃。不仅从轿子到黄包车是一种进步，杭州城内还出现了汽车。汽车作为代步工具的出现，体现了杭州的与时俱进。 作为江南丝织业的重镇，杭州的棉花和蚕桑也被葛烈腾记录下来。桑树的种植很普遍，不但农村地区广为种植，“甚至城墙内的空地和庭院里都种着这种蚕的食物”。钱塘江的对岸，种植了不少棉花，是短纤品种，产量低，收成后，“几十家工厂和成千上万家庭负责纺纱和编织，家庭小作坊日夜赶工。而后，这些工厂的本地机器迅速被新型日本织布机取代”。杭州城区也有数十个生产高端丝绸和锦缎的现代大工厂，提供给有钱人日常衣物。在农村，“丝绸纺织用的铁制烟囱刺穿了乡村的天空，这对于和谐的乡村景观来说显得有些突兀，但它为成千上万的乡村女子创造了工作的机会。”在某种意义上，这不啻杭州纺织业现代化革新的简史。除此之外，他还饶有兴致地描述了工厂内女工加工蚕茧的场景。 从葛烈腾任教的蕙兰中学，我们可以知道杭州当时教育现代化进程之一斑。葛烈腾在学校开展了第二课堂，并建立了学部讨论制度，“教员会议成为专业教学和行政事务的展示汇报会”。学生的评分体系，则在一定程度上按照正态分布曲线建立了新的体系。“所有的学生在入学时会进行现代智力测试，评等级时要完成诊断性测试，教学过程中会有能力测验。”蕙兰中学，还有全新的记录体系和学生指导体系，以及健康计划，包括学生必修的在监督下的运动和对所有男孩义务接种天花疫苗。学校成立多种类型的学生社团，如畅乐社、法学研究社、英算研究社、网球队、棒球队等，开展顺利，取得良好成效。类似的还有浙江大学和杭州艺专的发展，也引起葛烈腾的兴趣。 ▲葛烈腾一家 1927年国民革命胜利后，杭州的发展进入新阶段，修建了一条条公路，连接城郊，宽阔的柏油马路边种上了草、树和灌木丛等进行绿化，所有的主要街道都要求设置人行道。政府对主要街道进行了等级划分，并修建了下水道，每隔一段路的路边都设有水泥垃圾箱，每天都会有人从这里收集垃圾。商业的发展更是引人注目。杭州举办了国货博览会（西湖博览会），新建了许多建筑，成立不少新的商业组织，整修了铁路，监狱的环境也得到改善，并实行囚犯的“实业教育”。到1935年，杭州的公交线路已经是较为发达，从城市延伸到各个方向。不久，卡车取代了木筏，加速货运的发展。出租车的出现，则使人力车逐渐失去了业务。两者的冲突变得激烈起来。省级图书馆、自然历史博物馆等的建立，彰显杭州公共文化场馆的不断完善。而在杭州的电影院，则播放着精彩的美国电影，“不会比拥有十万人口的美国城市晚”。
1937年，战争席卷人间天堂，日军轰炸杭州。“那些工厂，每天都会有一架轰炸机去‘光顾’”，学校和民房同样在轰炸之列。杭州午潮山，日军在此强奸女子，并将男子进行捆绑大屠杀。以蕙兰中学为例。关于这年的9月，葛烈腾记载：“第一次爆炸发生的两天后，我们组织了蕙兰学校的入学考试。当时有一千多个男孩来应考，他们写试卷的时候，空中战斗机正在他们头顶上盘旋，机关枪的子弹落在了校园里。”随后，日军对杭州的轰炸日益频繁，空袭平均每天都会超过一次，有时甚至每天多达六次。受空袭的干扰，同样的一节课，不得不被安排在两个不同的时段。空袭的飞机，“少则三架飞机，多达三十九架飞机，每天都有一编队飞机从头顶飞过，然后在附近的某个地方把携带的炸弹扔下去”。在此环境下，偌大的杭州城已无法安放一个书桌，只得搬到50英里外乡下的山里继续进行。尽管如此，日军战斗机仍来轰炸这个偏僻的地方。学校不得不继续搬迁，一直搬到上海的公共租界。学校虽然搬走了，葛烈腾却选择留在杭州，这便开始了他的救助难民的历程。 
▲钱塘江北岸的日军，对面是被毁了的钱塘江大桥（1937年） 葛烈腾在蕙兰中学里设置了一个救助站，作为避难所，用于收容战争中的难民，主要是妇女和儿童。经常会有妇女和儿童敲着学校的大门，诉说自己的悲惨遭遇，葛烈腾把门打开，把能当成垫子和床的东西找来，提供给这些人。“从清晨直到傍晚，这个场景几乎每小时就会重复上演一次……蕙兰中学里已经收留了三千左右的难民。”葛烈腾记载“走到大街上，几乎每一次都会看到妇女们在仓皇逃离日本士兵的侵犯，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妇女被日本士兵直接拖走”。即使成年的男子，在杭州被占领的最初几周内，仍是不安全的，“没有中国人能逃离被日本兵或其他日本人掠夺的厄运”。在这样的境况下，葛烈腾等经常设法去营救不幸的人，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此种救助工作，一直持续到葛烈腾被遣送离开杭州。 
▲蕙兰中学正在做操的孩子们 日军的暴行在《人间世》中随处可见。如“一个军官经常把两条凶恶的警犬带到街上，让他们扑向行人以此取乐”，被咬伤的店主必须住院一个月才能让伤口复原。向日本宪兵抗议后，这个军官的处罚仅仅是被调走而已。“在大街上谁也逃脱不了被迫服劳役的命运，被迫带上日军行李长途跋涉”，有不少人不是死在路上，就是到达终点时被杀害。“成千上万的人因为日军的迫害，被活活地折磨致死。”日军占领杭州，杀烧抢掠，无恶不作，恐惧无处不在，百姓生活无以为继，每天还要面临酷刑、敲诈等情况。大面积饥饿，使得杭州的老百姓被迫吃光了几乎所有的流浪狗和猫。 
日军曾要求葛烈腾驱逐蕙兰中学避难所收容的二百五十名儿童，他没有按照日军的要求去做，而是以人道主义名义向军警提出抗议，并呼吁他们关爱孩子。葛烈腾想尽各种办法，照顾好这些孤儿，并把他们中的二百一十人送回到家里或去商店里做工，这样至少可以有东西吃。正如此书的开篇便谈到1941年12月11日蕙兰中学救助中心门口的场景：“几千户家庭正在门口等着小麦救济，这些饥寒交迫的人们在严寒中打着颤，缓慢地挪着步子，静静地等着死神的降临。”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蕙兰中学的救助站仿佛冬日里的一缕暖阳，给众多的难民带来希望。在日军占领下，葛烈腾尽己所能，救助杭城难民，这项工作长达四年，可以说是“杭州辛德勒”。
葛烈腾对他被日军监视的情况，并没有着墨太多。然而，从寥寥数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面临的形势之严峻，“在过去的两周，这个房子有四个日本人，从早到晚一直跟着我们，无论我们走到哪里。一个像影子一样跟着我太太，一个跟着我，一个跟着厨师，第四个日本人‘照顾’客人”。这虽是此书轻描淡写的一个细节，我们却不难发现，他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救助难民。 葛烈腾记载中国军队制定的战时计划，在莫干山社区，让妇女和儿童留在山上，认为“纵使日本人能够横越数百里平原进攻到山脚，这些妇女儿童也有机会往内地撤退”。在残酷战争面前，设法保护妇女和儿童，给葛烈腾留下了深刻印象。与之相对的，是日军的残暴行为。类似的还有中国军队的有序撤退，并把粮食留给百姓。官员告知留下来的百姓，城里的所有食物都属于他们。人们在搬运粮食的时候，“除了一开始稍微有些混乱之外，整体上现场的秩序很好”。中国军队撤离杭州之际，有计划地摧毁机场、钱塘江大桥、杭州闸口电厂、电力供水系统等，绝不给日军留下。 
▲葛烈腾与孩子们在一起 葛烈腾在书中谈到游击队在抗日中起到关键作用。其中一个细节是村民抢枪的场景，众多村民一起冲向某一个哨兵，尽管有四人受伤，还是抢到了一支枪。得知枪是村民们冒着生命危险从日军哨兵那里抢过来的，葛烈腾认为“游击队给侵略者带来了真正的威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葛烈腾认为这是“成为阻止日军通过步步渗透进而占领中国的重要游击战略”。游击队的作战给葛烈腾留下难忘的一幕。当日本驻军变弱的时候，游击队迅速动员周边村庄的所有村民，对据点内的日军进行围困，一旦有日军逃出就被当场擒获，往往在他们等到援军之前就被歼灭。当救援部队到来之际，游击队早已远去。日军吸取教训后，认为只有待在碉堡里才能保平安，于是中国人就可以随意通过日军防线了。另外，游击队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破坏日占区的工业，各行各业的神秘破坏事件，基本都是游击队干的，如在棉花收获的季节，放火烧日占区的棉纺厂。把蚕茧加热，相对成熟的蛾子破茧而出，并破坏所有蚕茧。类似的还有对日军军需品的破坏等。 《人间世》是葛烈腾在中国期间的重要记录，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世界展现当时中国的苦难和不屈，呈现出独特的韵味。正如他在书中所说：“杭州被公认为中国最美丽的城市。它被选为模范城市——一个模范省的模范城市。每一个人都尽力使它保持模范，他们一起做了一份他们会感到骄傲的工作。”葛烈腾在被遣返回国后，在大洋的彼岸，他很想能够再次回到生活了二十年的杭州。尽管在此书出版两年后，葛烈腾便与世长辞，但作为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他所留下的宝贵遗产定会给人们带来有益的启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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