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渐江兴业银行设立后，成为全国最早的资力较大的一家私营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开办以后，以“稳健经营为目标，以服务工商业”为宗旨，业务逐渐发展。初期，其主要业务是存款、放款和发行银行券三种。浙江兴业银行与工商业联系密切，除了存放款等业务外，还经营储蓄业务和房地产业务等。《浙江兴业银行章程》载明，浙江兴业银行的业务经营范围包括各种存款、放款、汇兑、贴现，买卖有价证券，买卖金银，发行兑换券，代客收解款项及经理各种有价证券，保管证券、票据及贵重品，兼营信托业务等。

浙江兴业银行分为总行、分行、支行、储蓄部（附属于总、分支行）、金币部（附属于上海总行和津行）、房地产信托部（附属于上海总行）、保管库（附属于上海总行和津行）等。因此，浙江实业银行从杭州总行到杭州分行的发展历程中，主要经营往来存款、特别往来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往来抵押透支、往来透支、定期抵押放款、定期放款、贴现、押汇、国内汇兑、活期储蓄存款、特别储蓄存款、零存整付存款、特别零存整付存款、整存零付存款、整存付息存款、整存整付存款、特别整存整付存款、礼券、堆存客货等业务。

（一）存款

存款是银行业务经营的主要项目之一，通过客户存款贷放工商各业，获取贷款利息，存款付出利息，利差成为银行收入的重要来源。浙江兴业银行的存款分为定期、活期、储蓄、往来四种。1907年底，定期存款为l5万余元，活期存款为3.7万元，储蓄存款5000余元，往来存款170余万元，合计197.2万元，至1910年底，上升为250.7万元，增长27.1%。在全部存款中，浙路公司的存款最为重要。浙江兴业银行第一届营业报告中说：“往来存款以浙路公司起筑土方支款至40余万元，未免顿觉减少。”又根据1903年董事会议事录记载：“公司股款九月底止揭存往来12万余，新股30万余，代招路股18万余。”公司的股款存入浙江兴业银行杭州总行共计60万元。

另外，邮传部出面向中英公司借款150万英镑，并把此款的一部分拨给浙路公司。 浙路公司为抵制英人借款，把这部分“部拨存款”存入浙江兴业银行，年息5厘，不动分毫，准备随时交还邮传部。

从1915年起，到抗战爆发前，浙江兴业银行存款，无论是活期、还是定期，基本上是不断上升。当然，个别年份由于时局动荡及金融风潮等因素的影响，使定活两种存款有比较大的反向起伏除外。如1915-1922年局势动荡和1921年“信交风潮”的影响，浙江兴业银行的资金流动性和逐利性较强，所以活期存款高于定期存款。 同业存款20年代中期以后才初见规模，透支国外同业则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初以前相对较大，之前之后都比较少。

（二）放款

浙江兴业银行的放款分为存放同业、存放国外同业、活期放款、定期放款四类。浙江兴业银行早期放款，主要是定期放款。定期放款分信用放款和抵押放款两类。“信用放款以殷实妥靠之钱业同行为多；押款以绸丝油米为大宗，均具有妥保”。利息平均约7厘，期票贴现和押款约8厘，掉息（同业拆放转期利率）约5厘。1907年底，定期放款为245.3万元，占全部资产的97％，1910年底定期放款为334.4万元，占全部资产总额的66%。1911-1917年间，定期放款在200万元-300万元左右，1918-1921年间年定期放款从634.5万元上升至1922年间1076.7万元，1928年以前基本上保持在2000万元之内。1929-1937年从2332万元逐渐上升到3808万余元。放款同业款项1912年18万元，1917年366.9万元，之后直到1929年，基本上保持在400-700万元之间，1930-1934年间，存放同业增至1000万元以上。放款国外同业从1924年始有记录，从当年40.3万元，到1934年的67.4万元，除1927、1935、1936年为138.2万、329.4万、197.9万元外，抗战开始后，放款同业一直居于放款首位。总体上看，定期存款处于基础地位，跟浙江兴业银行的稳健经营宗旨不无关系。一般情况下，在经济相对稳定的环境中，浙江兴业银行把大量贷款投资于实业；而经济相对不稳的时期，活期存款和存放同业会超过定期存款。

（三）发行银行券

浙江兴业银行营业不久，立即向清政府度支部要求享有发行兑换券的权利。它在呈文中写道：“杭州地居省会，又巳开为商埠，上海银行等钞票浸灌内地，日甚一日，禁之不及，听之不能，外币浩浩，赓续输入，动摇金市，吸脂吸膏。” 这里的上海银行是指汇丰、正金等外商银行发行的钞票在杭州广泛流行。另外，杭州的票号、钱庄也发行钱条、钱纸，并流通于市。针对杭州广泛流通的外资银行和本国民间金融机构的钞券和钱票的现状，浙江兴业银行为满足浙路公司在铁路修筑等方面的需要，请求发行兑换券。1907年7月l8日，获得度支部批准，开始发行。银行券印有地名，分别在杭州、上海、汉口发行。发行数量逐年都有增加，1907年为3.3万元，l908年为24.9万元，l909年为77.8万元，1910年为128.2万元。

但是，八国联军侵华及各地革命势力不断发展的情形下，清政府统治岌岌可危，约束了浙江兴业银行业务的拓展。从开办到1910年辛亥革命前夕，存款只上升27.1%，放款只增长86.8%，银行券发行不过128万元。1910年7月，上海“橡皮风潮”发生，致使正元、闰余、兆康三家钱庄受牵累而停歇、清理，钱庄纷纷破产。1910年9月，著名的源丰润票号分号遍设全国，受到牵累也停业清理，随后大批钱庄倒闭破产。浙江兴业银行以稳健经营为根本，得以保存实力而渡过难关。

辛亥革命发生后，由于浙江兴业银行汉口银行挤提风波波及杭州总行，杭州总行发行银行券60万元，活期存款50万元，各种应付票据30万元，而库存现金只有30万元。于是由上海分行急运10万元现洋到杭州，同时对存放同业的50万元，悉数以贴水收回，但不足之数仍达50万元，浙江兴业银行上层人物四出奔走，向大清银行杭州分行和两浙盐运使署借到3.5万元，应付提存。又因各种应付票据大半是浙路公司的材料款，可以暂缓交付。至10月27日，银行券和活期存款大部兑尽，风潮始告平息。

1914年，浙路公司收归国有，浙路公司投资浙江兴业银行的股份大都由原大股东蒋抑厄所收买。曾经分散于杭州、上海、汉口分行的权力不断集中到蒋抑卮的手中。为加强对浙江兴业银行的权力集中，1915年，在浙路清算处主任叶揆初和蒋抑卮二人的策划下，改上海分行为本 行（后称总行），改杭州总行为分行，并在上海成立统一的董事会。叶揆初以曾任大清银行监督的声望，出任董事长。樊时勋、蒋抑卮为办事董事，胡藻青、周湘令、张澹如、王芗泉为董事。在董事会下，设总办 事处，由叶揆初的幼年同学、曾任中国银行副总裁的项兰生担任总办事 处的书记长，总办各处统一指挥各地的分支行，董事长全权决定银行的 一切业务和人事调动，各分支行有重大事项或业务措施，必须随时报告，由总办事处决定后才能执行。总办事处成立后，规定了分行放款权限，信用放款为0.5万元，抵押放牧为5万元，超过限额，要请示总办各 处，经董事会批准，方可照做。

为了拓展业务，浙江兴业银行增设北京、天津分行，奉天（沈阳）、哈尔滨分庄，并一度设立大连、郑州、石家庄分理处，还先后在上海、哈尔滨、杭州、汉口、天津等地设立仓库，以便于押汇、押款业务的扩展。

这一时期，浙江兴业银行的定活期存款，l9l5年为433.5万元，1926年已上升至3312.1万元。资金力量在当时非常可观。从1921-1927年间，浙江兴业银行的存款在各商业银行中经常居于第一位，成为资力最雄厚的商业银行之一。浙江兴业银行的资本1917年收足100万元，由于存款远远大于资本，于是，1920年增资为250万元。各项业务如存款、放款、发行、储蓄、外汇、有价证券、信托、仓库等等无不成倍增长。1912-1926年合计纯益371万元，超过资本平均额的1.36倍，平均年盈利率为15.8%。这仅仅是账面数字，实际盈余还不止于此。

1927-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上台以后，到抗日战争爆发前，浙江兴业银行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增设分支行，如江苏无锡、常熟、苏州、新浦，浙江湖州，河南陕州、信阳、驻马店，安徽蚌埠等，但业务发展大大减缓。1927年以前，存款常居上海商业银行的首位，但1928-1931年间，在南三行、北四行中，从第一位退居第四位。1932-1935年退至第六位。这一方面在于南三行和北四行中的其他银行与蒋介石政权关系密切，而浙江兴业银行则与之保持较远距离，浙江兴业银行办事董事徐寄庼曾在同业的支持下担任中央银行副总裁、代总裁一个月，在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宋子文重新把握权力后，徐寄庼离任。而商业银行对官僚资本的依赖是其开展领用兑换券业务的重要保障。从浙江兴业银行领用兑换券的数量可以看出所受的影响。从1927-1934年间，始终保持在385万元左右，仅及上海银行（不发行兑换券）的1/8，大大影响了其业务量的发展。

（四）经营有价证券和买卖期货

早在1913年，浙江兴业银行就已开始经营有价证券。但到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才真正具有一定规模。1927年，浙江兴业银行设立了“经营国外证券委员会”，调集了1200多万元的资金投资国外证券，委托几家它认为稳妥可靠的美国银行、银公司代为购入大量北洋政府在国外发行的债券，如“民二五厘善后公债”“中国美金五厘公债”“日金九六公债”等，这些以外币为单位的债票，都以关税和盐税作担保品，还本付息的款项由帝国主义在华银行管理。另外，浙江兴业银行还购入了大量的外国企业股票。到1930年，浙江兴业银行的有价证券投资达1493.5万元，占全部资产的14％，“银行家资本的一部分，就是投放在这种所谓有息证券上”。也如浙江兴业银行董事会所说：“此于无法营运中求出路也。”1913年，浙江兴业银行持有价证券14.2万元，1918年为87.1万元，1919年增为139.4万元，1929年升为943.4万元，1930-1936年间基本维持在1000万元以上。浙江兴业银行大量买卖外国有价证券和买卖期货，与当时战局，尤其是40年代以后的恶性通货膨胀压力密切相关。

（五）从事房地产的投资和投机（主要在上海总行）

1927年下半年，浙江兴业银行正式设立了地产信托部，专门经营房地产。由总行划出资本50万元，聘访蒉延芳任地产信托部经理。从1930年下半年到l932年下半年止，房地产投机账面盈余约为55万元，但实际上还暗藏盈余73万元，共计盈余达128万元。难怪浙江兴业银行的当权者洋洋得意地说：“经营第一年就盈余了一百多万”，“剩金资金亦得一比较稳妥之消纳途径”。于是房地产投资金额迅速增加。

1930年上半年，账面房地产金额为364万元，下半年为506万元，l931年已达881万元。1932年，日本占领上海以后，市面萧条，金融呆滞。外资银行一面停止房地产押款，一面又乘机脱营房地产，从而使房地产市场一蹶不振，价格一落千丈。浙江兴业银行手中的房地产数额很大，l934年尚有872万元之多，由于房地产乏人问津，空地一时脱不了手，于是不得不以建造出租房屋借以弥补房地产带来的亏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