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钱塘江海塘是具有自然与文化双重性质的遗产，其遗产价值，包括自然遗产价值（海潮景观、流水地貌景观）与文化遗产价值（早期人类遗址、围垦农田、海塘工程构筑技术）。而所有遗产价值都基于钱塘江海塘的历史地理背景，即钱塘江河口段两岸江塘在历史时期的频繁变迁，其中有明确文字记载的重大变迁有八次：唐开元元年（713）、北宋政和二年至六年（1112—1116）之间、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元天历元年（1328）、明永乐十八年（1420）、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嘉庆十七年（1812）、民国五年（1916）。本文即用历史地图阐述钱塘江海塘的历史地理背景。 关键词：钱塘江海塘 遗产价值 历史地理背景 一、钱塘江海塘的遗产价值 钱塘江海塘，从世界遗产标准来看，其遗产价值具有自然与文化的双重性。 （一）自然遗产价值 钱塘江海塘的自然遗产价值包括海潮景观与流水地貌景观。 1．钱塘江海潮 钱塘江在13世纪前称“浙江”，14—19世纪“浙江”“钱塘江”并称，20世纪以后则以“钱塘江”为主要名称。钱塘江河口段，是钱塘江河口区下流江水与东来海潮来往交汇的潮汛河道，由于这一段河道呈喇叭口地形，从而形成了闻名中外的钱塘江潮。 虽然气势磅礴的八月钱江怒潮已成为今天杭州旅游观光的一项独特自然资源，但在人类社会生产力不足以抵御江潮冲击力的历史时期，钱塘江曾经是横亘在南北两岸之间的一道自然障界，南北交通唯有听“潮”由命。即使当年挟一统中国之威巡视会稽以压“天子气”的秦始皇，在从北往南横渡浙江时，面对汹涌的江潮，也不得不因其“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从历史文献记载可知，历史时期的钱塘江，对于两岸社会经济的发展，犹如一把双刃剑，利弊都十分明显。 2．流水地貌景观 公元8世纪以前，钱塘江河床的宽度是今天河床宽度的20倍。在人类作用尚未能改变自然界自身发展规律的情况下，钱塘江主河道在宽广的河床上左右迁徙、来回摆动，沿途还有许多湖泊（如湘湖）自然调节河道水位。 （二）文化遗产价值 钱塘江海塘的文化遗产价值包括早期人类遗址、农田围垦、海塘工程构筑技术等。 1．早期人类遗址 钱塘江是浙江省境内流域面积和流水量最大的河流。钱塘江海塘分布于钱塘江河口区南北两岸。钱塘江河口区南北平原是我国东南地区史前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除具有代表性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的史前人类遗址外，还有年代更早的萧山跨湖桥遗址和浦江上山遗址。 2．农田围垦 随着两岸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口的增长，两岸民众对土地的需求也不断增长。因此，钱塘江两岸的河堤驳筑与河床的农田围垦成为钱塘江流域人类历史发展史中的重要内容，也是研究钱塘江流域自然环境变迁的重要内容。 3．海塘工程构筑技术 钱塘江海塘，是钱塘江河口区南北两岸历史时期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依存的历史遗存；钱塘江海塘的构筑技术，是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智慧结晶。 二、钱塘江海塘的历史地理背景 钱塘江河口段南岸，以荏山、龛山、驼峰山等平原山丘连成一线为屏障，作为江塘基点，其环境变迁主要发生在龛山以北，体现为南岸的北推南移。 
艮山路鱼鳞石塘与柴塘 钱塘江河口段北岸，虽然西有皋亭山、东有大尖山，但相距太远，其间数十公里北岸，无山丘接应，必须完全依赖筑造江塘以捍江潮。但历史时期所筑的江塘非永固型，在江潮长年累月地冲激下，经历了无数次的坍塌和复建，江塘的位置也随着主河道的摆动而南北变迁频繁。 历史时期钱塘江河口段南北两岸之间，有赭山、河庄山、龛山，构成了南北两河道之间的又一条河道，三条河道总称“三亹”（以下“亹”简为“门”），分别称为南大门、中小门和北大门。 钱塘江河口段两岸江塘的变迁频繁，因此，根据史料复原的历史时期钱塘江河口段河道两岸岸线，以确定在史料记载的当年或延续较短的年份为宜。本文考订史料而确定的变化主要有八次。 （一）第一次变化 第一次变化发生在唐开元元年（713）。北岸西部钱塘县境，唐景龙四年（710）宋璟“始开沙河”，钱塘县“南五里有沙河塘，咸通二年（861）刺史崔彦曾开”，“其沙河有三，曰‘外沙河’‘前沙河’‘后沙河’”。北岸中部盐官县“近县之南，元有捍海古塘亘二十里”，“海水，在（盐官）县南七里”，“（盐官）有捍海塘堤，长百二十四里，开元元年（713）重筑”，“在县南三里，阔二丈、高一丈”。南岸“会稽……东北四十里有防海塘，自上虞江抵山阴百余里，以畜水溉田，开元十年（722）令李俊之增修，大历十年（775）观察使皇甫温、大和六年（832）令李左次又增修之”。据上述多种文献记载，以开元元年（713）筑塘为江塘较为稳定的年份。 （二）第二次变化 第二次变化发生在北宋政和二年至六年（1112—1116）之间。北宋政和二年（1112）七月，“兵部尚书张阁言：‘臣昨守杭州，闻钱塘江自元丰六年泛溢之后，潮汛往来，率无宁岁。而比年水势稍改，自海门过赭山，即回薄岩门、白石一带北岸，坏民田及盐亭、盐地，东西三十余里，南北二十余里。江东距仁和监止及三里，北趣赤岸口二十里。运河正出临平下塘，西入苏、秀，若失障御，恐他日数十里膏腴平陆，皆溃于江，下塘田庐，莫能自保，运河中绝，有害漕运。’诏亟修筑之”1。政和六年（1116）闰正月，“知杭州李偃言：‘汤村、岩门、白石等处并钱塘江通大海，日受两潮，渐致侵啮。乞依六和寺岸，用石砌叠。’乃命刘既济修治”。 （三）第三次变化 第三次变化发生在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是年“盐官县海失故道，潮汐冲平野三十余里，至是侵县治，庐州、港渎及上下管、黄湾冈等场皆圮；蜀山沦入海中，聚落、田畴失其半，坏四郡田，后六年始平”。十五年（1222），“都省言：盐官县海塘冲决，命浙西提举刘垕专任其事”。 （四）第四次变化 第四次变化发生在元天历元年（1328）。元代，钱塘江河口段河道虽然在成宗大德三年（1299），仁宗延祐六年、七年间（1319—1320），泰定四年（1327）等年，均有海患，但总的来讲，是北淤南坍，及至“文宗天历元年（1328）十一月，都水庸田司言：‘八月十日至十九日，正当大汛，潮势不高，风平水稳。十四日，祈请天妃入庙，自本州岳庙东海北护岸鳞鳞相接。十五日至十九日，海岸沙涨，东西长七里余，南北广或三十步、或数十百步，渐见南北相接。西至石囤，已及五都，修筑捍海塘与盐塘相连，直抵岩门，障御石囤。……西自六都仁和县界赭山、雷山为首，添涨沙涂，已过五都四都，盐官州廊东西二都，沙土流行，水势俱浅。……’于是改盐官州曰海宁州”。据此可知元天历元年（1328）钱塘江河口段北岸南至岩门山，当时赭山与岩门山之间的中小门与南大门共为河道，但中小门已经开始呈现淤塞的趋势。 （五）第五次变化 第五次变化发生在永乐十八年（1420）。有关明代钱塘江河口段河道的记载，有较多年份的记载，但以永乐十八年（1420）相对较为详细，也较为典型。是年钱塘江河口段南岸仍然在长山—龛山—三江口一线。“东岸赭山、岩门山、蜀山旧有海道，淤绝久”，说明赭山与岩门山之间、岩门山与蜀山之间的两条河道，在是年之前是淤塞的，是年之后即被开通。成化十年（1474）、嘉靖七年（1528）的河道情形与永乐十八年（1420）同。 
大王庙路双塘结构图 （六）第六次变化 第六次变化发生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钱塘江河口段河道江海潮流趋中小门、南港凡五次。康熙三十六年（1697）前为自然通流时期。“康熙三十六年（1697）以前，水出中小门，杭绍相安无事，迨至康熙四十二年（1703），水势北趋，宁城迤南之桑田渐成沧海，康熙五十四年（1715），潮汐直逼塘根，宁邑南门之外，最为受险”。康熙末年以后，江海潮趋中小门凡四次，均为人工疏浚通流，时有中断，而以乾隆十二年（1747）至二十四年（1759）的河道相对较为稳定。四次疏淤年代分别为康熙五十七年（1718），康熙五十九年（1720）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雍正十一年（1733）至雍正十三年（1735）和乾隆九年（1744）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 （七）第七次变化 第七次变化发生在嘉庆十七年（1812）。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始，江海潮流渐趋北而逐步稳定在北大门，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在其南巡阅视海塘后所作诗文的自注中，对江海潮流趋北的现象，作了很好的注释。此后，北岸海塘修事不断，鱼鳞大石塘及塘外的条石坦水均已基本筑成。南岸则因中小门、南港均已淤塞而抵岩门山－蜀山一线。钱塘江河口段河道趋走北大门后，原属海宁的南沙各乡即与南岸相连属，“遂与海宁隔江，纳课、诉讼均不便。至嘉庆十七年（1812），奏准划归萧山管辖”，从而在政治疆界上确定了钱塘江河口段河道的南北岸的行政归属，以适应自然环境的变化。 （八）第八次变化 第八次变化发生在民国五年（1916）。自嘉庆十七年（1812）以来，钱塘江河口段河道仍稳定在北大门，北岸变化甚微，南岸变化较大，主要表现在南沙（今萧山围垦区）沙涨更为扩大。 作者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