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籁（1886～1967）的仁寿山庄坐落在西山路（又名杨公堤）旁，由于西山路在民国年间曾经叫仁寿路，所以，王晓籁的湖畔别墅也就有了“仁寿山庄”的雅号。1955年1月10日，王晓籁在给杭州亲友金仲椿的信中就很明确地说：这栋建筑叫“仁寿山庄”。

 仁寿山庄

据原始地籍资料记载，王晓籁是在1930年买下这里的土地，当时地籍图上的地名是“杭县上扇四图，土名‘环碧桥’”。在这桩买卖中，王晓籁没有出面，而是他的夫人——王胡宝贞出面的。20世纪30年代，王晓籁夫妇在此共拥有土地近10亩。但是，在这块土地上，王晓籁夫妇只盖了一栋两层的西式楼房（其他土地用于农田收租）。

王晓籁是一个颇多争议的人，我们只有从多个角度去观察，才有可能接近一个真实的王晓籁。

自己眼中的王晓籁

王晓籁，原名孝赉，别号得天，后改号晓来，浙江嵊县人。1935年，他写过一篇《五十自述》，讲述了自己早年就树立起这样的理想——“三十岁以前做其富，四十岁以前做其平，五十岁以前做其穷。”他说，自己后来一直是按照这个理想在行事。看完王晓籁的文章就能明白，他的理想其实包括三个目标：

首先，是在30岁前重视赚钱，成为一个富商。这个目标王晓籁早已经实现，所以，他在文中没有展开来说，仅仅提到：“在那时候，海上金融界银钱业中（我的）股数甚多，颇负富名。”

第二，要在40岁以前既不做富人也不做穷人，具体的行动是从商界渐渐脱身转向社会事业。王晓籁特别提到自己曾有意识地收缩所经营的产业，开始转向公益慈善事业和教育文化事业，为社会公众服务。他还列举了自己当时所担任过的职务和参加过的活动：如1926年夏天，应广东国民政府邀请，代表上海商界赴广东考察，并参加了北伐军出师典礼。不久回到上海，宣传国民革命，秘密行动准备迎接北伐军。1927年，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被推举为上海临时市政府主席委员。南京政府成立后，担任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卷烟特税局局长等职。王晓籁认为自己在这一阶段不注重于赚钱，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四十岁以前做其平”。

第三，“五十岁以前做其穷”的目标，王晓籁根本就无法做到，所以，他在《五十自述》中也就无法标榜自己，倒是在其60岁前夕，他又推出一文《花前抗建录》，似乎是在讲其60岁前“做穷”自己的一些行为。他说，这一阶段除担任上海市临时参议会议长、上海市商会主席等职务外，还担任中国航空建设协会理事长，募集到的航空救国捐款，共计3000多万元，并将亲友赠送的金银礼品捐赠政府。1943年，他又在重庆组织浙江赈灾会，为浙江募集捐款5000多万元，后来，还曾办过中国人事保险公司，等等。

尽管王晓籁说：“五十岁以前做其穷”，但是，即使在60岁，他还是上海滩上的富人，并没有实现其成为穷人的最后理想。

袁雪芬提到的王晓籁

著名越剧演员袁雪芬曾经在其所著的《求索人生艺术的真谛》中提到了王晓籁。那是1947年的事，当时王晓籁已是62岁的老人了！

那时，袁雪芬着眼于越剧事业的发展，准备用义演的方法来募集发展资金，建造一座由越剧界自己掌握的大型剧场，再添建一座越剧学校。筹款的目标是50亿元。

袁雪芬与尹桂芳、竺水招、筱丹桂、徐玉兰、范瑞娟、傅全香、徐天红、张桂凤、吴小楼等姐妹商议后，都认为这个目标能够实现，而且意义重大。不久，越剧十姐妹就排练出越剧大戏 《山河恋》，准备在上海黄金大戏院推出。消息传出后，一个星期内的座位券都被订空。

正当越剧十姐妹在为即将推出的越剧大戏忙碌时，“所谓上海大亨之一的王晓籁，要我们送1亿元给他去摆平寄生于越剧界的‘同乡人’。”袁雪芬的回忆是：“经竺水招、傅全香与他们交涉，仍提出要我们送5000万元。我们商量决定，收到预售票款后，送留根的支票，以备后用。王晓籁怕我们留有凭证，揭露他敲诈勒索，不敢收支票，就想法子跟我们过不去。” 

1947年8月19日，《山河恋》开始在上海推出，黄金大戏院门口几乎每天是人山人海。尽管演出相当成功，但是，迫害很快就来了。1947年8月23日，即《山河恋》演出后第四天，《大公报》刊登了《越剧女伶义演未经社会局许可——社会局已令补办手续》的报道。文中说：“如仍不赶办申请手续，社会局将会同警察局予以取缔。”其实，这完全是横生枝节，此前，越剧十姐妹早就送交过义演备案申请书。

8月28日晚上，国民党上海警察局嵩山分局一纸勒令停演书送到了黄金大戏院后台。当时，有人就提出还是请王晓籁去疏通一下。已是深夜2时多了，越剧姐妹们匆匆赶到了王晓籁的住处。但是，这位“王伯伯”却冷冷地回绝了。

后来，经过越剧姐妹们的交涉，国民党的社会局终于撤销了停演令，但是，却提出要对演出收入实行“保管基金”的办法。在随后成立的基金保管委员会的人员名单中，就有王晓籁等人的大名。

虽然，越剧十姐妹在一场不停地演出，但是，却无权动用演出获得的资金。那个所谓的基金保管委员会“保管”着所有的演出收入，动用一分钱都得经他们批准。

本来集资50亿元建造一个大剧场、开办一个越剧学校的计划，完全是能够实现的，但是，在黑暗社会的如此折腾下，越剧姐妹们的理想破灭了！ 

眼看着这些被保管的血汗钱在一天不如一天地贬值。越剧十姐妹只得违心地请这些大老爷们来吃喝一顿，然后，才被批准可以买黄金保值了。到这个时候，义演获得的那些钱只够买96两金子。对于盖剧场、造学校这样的大项目来说，96两黄金的数字实在是太小了！ 

历史节点处的王晓籁

在历史的进程中，往往会出现关键的时刻，并伴随着重大事件，我们就称此为“历史节点处”。历史人物在历史节点处的表现最能彰显其的本质。不仅是王晓籁自己，其他人也都曾提到历史节点处的王晓籁。

1907年，王晓籁参加光复会，开始投身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活动。民国初年，袁世凯复辟帝制，要做洪宪皇帝。当时在上海总商会担任会董的王晓籁捐资帮助讨袁军。

1926年7月，王晓籁在广东出席北伐誓师大会，开始投身于反对北洋军阀的活动。1927年春天，他在上海积极响应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随后被推选为上海临时市政府的主席委员。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王晓籁担任上海各界抗日会常委。

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本侵略军在上海突袭我军，当时驻防在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官兵奋起抵抗。第十九路军的负责人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后来在回忆淞沪抗战经历时曾提到：“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晓籁于２月５日到真茹指挥部，随来二百多名童子军，交十九路军指挥。他们在我军作战期间，始终坚持工作，直到我军在苏州举行追悼会后，才解散回沪复学。其中数人在前线牺牲。”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再次袭击我国守军，第二次淞沪会战爆发。会战期间，谢晋元率领的八百勇士（实际只有400多人）坚守四行仓库，击退日军的多次进攻。10月28日，年仅15岁的上海女童子军杨惠敏冒险将一面特制的大尺寸国旗送到了四行仓库中国守军手中。而当时将这面中国国旗交给女童子军，并委托她们将国旗送往四行仓库的人正是王晓籁。10月29日，凌晨6时，四行仓库孤军“八百壮士”举行简短而特殊的升旗仪式，将杨惠敏送来的国旗升上楼顶。当时，四行仓库上升起的这面国旗，大大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敌斗志。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王晓籁离开上海去了香港。1950年，他回到上海。后来，曾被周恩来总理指派为中国银行总行代表，列席国务院各部召开的会议。1954年，王晓籁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1958年，王晓籁任上海市政协委员。1967年6月15日，王晓籁在上海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