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时真是个迷。众所周知，西泠印社是名满海内外、专业从事印学创作、研究的机构，被誉为“天下第一社”。其历任社长如吴昌硕、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启功，到今天的饶宗颐，无一不是艺术大家，或鸿学巨儒。但令人感慨的是，在至今的七任社长中，竟有三位与银行有缘，即：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其或为银行研究员，或为银行行长，或为银行文书。为此，笔者经常在想，这难道仅仅是历史机缘的巧合吗？

张宗祥(1882年-1965年)，浙江海宁人，原名思曾，字闻声，晚号冷僧，自署“铁如意馆主”，一生主要从事文教、图书事业，且于文学、史学、考古、金石、书画、医学、音乐、戏曲等领域皆有造诣。1949年后任浙江图书馆馆长、浙江省文史馆副馆长、浙江省历史学会会长和西泠印社社长。

张宗祥自幼就被誉为“奇童”，读书过目不忘，在青少年时期就阅读了大量经史子集，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基础。其曾获清光绪末年举人之功名，早年在海宁开智学堂任教，旋在桐乡桐溪学堂任史地教员，后又赴嘉兴秀水学堂任教，兼嘉兴府中学堂教员。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任浙江高等学堂兼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员，不久离开杭州，赴京任大理院推事兼清华学堂教员。辛亥革命后，回到杭州任教育司教育课课长兼浙江高等学堂教员，浙江省教育厅厅长；1925年任温州瓯海道的道尹。北伐后，他赴汉口任平汉铁路局秘书，抗战期间随路局内迁。

到达陪都重庆后，张宗祥先任职于交通部，不久便进入中国农民银行，被委以经济研究处（类似今日各银行之金融研究所）处长，主要负责时局研判和经济政策与金融市场及银行经营等方面的研究分析，并给管理层提供决策参考和解决方案等。需指出的是，中国农民银行既是民国时期的四大国家银行之一，也系发钞行之一，其前身为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根据1935年6月国民政府公布的《中国农民银行条例》，明订其为供给农业信用、发展农村经济之专业银行。待抗战胜利后，农民银行回迁上海。解放前夕，张宗祥一口拒绝随农民银行去台湾，毅然留下来等待新中国的成立。1949年上海解放伊始，为平稳接管影响经济命脉的银行系统，市长陈毅亲自找到时任农民银行主任秘书的张宗祥做工作，他顾全大局，二话没说，带头递交了辞呈并说服其他高级职员主动辞职，从而使人民政府顺利接管银行。此后，张宗祥以行医养家度日。不久，陈毅市长亲临张府，让他在上海图书馆馆长和浙江图书馆馆长二职中任选其一。张宗祥说：“我是浙江人，当然回浙江。”于是，他就回到家乡担任浙江图书馆馆长，从此以后专事文化艺术工作。

张宗祥不同于一般的书画家，他以深厚的国学功底为根基，多凭兴趣，旁涉诸艺，而无心于成名成家，却被誉为近代书法开山人物之一。其自幼随外祖父沈韵楼习字，并从颜体入手。据其《冷僧自编年谱》自述：“10岁初学颜真卿的《多宝塔》；15岁临《颜氏家庙碑》；17岁参临小字《麻姑仙坛记》。”鲁公书法，正大气象，故取法乎上、路子纯真对其一生学书多有裨益。22岁得旧拓《淳化阁帖》，始学行草，尤好“二王”书法，同时兼习颜真卿的《争座位帖》《三谢帖》等。30岁以后，随着阅历的增长，他对书法有了新的理解与认识，遂倾情李邕，改习北海，勤学苦练明拓本《思训碑》。这亦在其《冷僧自编年谱》中可见一斑：“益肆力临北海书。得明拓《思训碑》，‘夫人窦氏’极清晰。自此之后，一变‘平原’之习，略能悟唐人用笔之法矣。”19l5年，又得李邕的《麓山寺碑》《东林寺碑》《法华寺碑》等，夜以继日，心慕手追。很多人学李字，多得其形，而张宗祥却非简单地追求形似，其善体悟和研究，力求形神兼具，写出己意。其所著的《书学源流论》即为明证：“……然能守王之家法而不变者，独一李邕，其余皆参以己意。”可见，张宗祥取法李邕的主要目的是想从李处上溯“二王”，并对北海的短处了然于胸，其论曰：“余之论北海，以谓北海守成法而少变化，……故董香光以为右军犹龙，北海犹象，真确认矣。”其中张宗祥对“右军犹龙，北海犹象”的涵义更是一语道破：“惟龙故变化不测，惟象故致力不倦。”可以说，李邕的特点也是其不足之处，即“少变化”。同时，张宗祥又以为李字笔力稍逊，略显单薄，又勤临《龙门造像》《张猛龙碑》《史晨碑》《华山庙碑》等，以强笔力。自34岁起，他不拘一家，将各碑参互临习，于是在入古基础上革新创造，逐步形成自家面貌。晚年仍进击不懈，70岁后每日早餐前皆背临一通《神龙本兰亭序》，令人可叹可敬。功夫在诗外。张宗祥深知，书法虽小道，但仅有勤学苦练尚不够，必须用丰厚的学养和文化意识去研索领会，才会有高贵而洒脱、规正而放意的“书卷气”。正是在学问的支撑下，张宗祥最终完成了“以学滋书”的蜕变，形成了既有帖之清逸、又有碑之雄伟的独特书风。其亦擅绘画，崇尚品藻情趣、学养格调的文人画风格。他强调作画要有“古意”，但并非泥古不化，而是以参透传统笔墨来表现时代特征。

张宗祥是一位艺术家，更是一位鉴赏家和大学者。沙孟海曾评道：“阆公赏鉴书画，一瞥即能审定其真伪，以生平经眼既多，对古书画的气韵、墨色、纸张、装裱，触手即知，固不必验其题识、印章，而后才能品第也。”他不仅在赏鉴方面独具慧眼，而且治学谨严，精于古籍校勘。经他校勘的古籍有300多种，已出版的有《说郛》《国榷》《罪惟录》《越绝书》等10余种。圈内人都知道，其生平抄书成癖，往往边抄边校，运笔如飞，夜以继日，一昼夜能抄二万四千余字，无比匹敌。他一生共抄校图书9千余卷，前无古人，后亦难有来者，故鲁迅戏称其为“打字机”。尤其是他42岁时主持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可谓近世罕有匹俦的文化伟业。《四库全书》原本多达三万六千余册，由于太平军两次入杭破坏，使其毁损超过四分之三。张宗祥调动一切力量，竭尽全力，将《四库全书》补齐，为中国文化史上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不能忘却的是，他还是抗战中《四库全书》迁移的主持人，兼任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主任。在抗战14年的烽火岁月中，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辗转由浙迁渝，再安然无恙地迁回浙江，个中艰辛唯有自知。在重庆大轰炸时，其家被炸，寓所只剩下残垣颓壁，但他却舍家不顾，赶到青木关检视所藏的《四库全书》是否受损，为保护国家文物而奔走于敌机弹雨之下，令人肃然起敬。

“涛声听东浙，印学话西泠。”如果说，张宗祥补齐和保护《四库全书》堪称文化善举，那么其致力于西泠印社的复兴则为艺坛佳话。不擅治印的张宗祥之所以被推举为西泠印社社长，这背后还有一段“故事”。1956年5月，张宗祥在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率先提出恢复西泠印社的提案，得到了浙江省委和杭州市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在印社恢复过程中，他虽年事已高，但仍身体力行，与潘天寿、沙孟海、诸乐三、韩登安等，在不同场合纷纷上书陈情，为恢复印社奔走呼吁，并带头并联络陈叔通、邵裴子等名家，将一些藏品无私地捐赠给西泠印社，以此来重振西泠印社的声望，给复社工作造势。自1962年起，杭州市政府陆续返还了西泠印社的部分房产和物品，使印社的活动场地有了根本保障。由于张宗祥在印社恢复与重振中充分利用个人影响力，在争取资金、返还社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故在1963年10月西泠印社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被一致推举为社长，可谓众望所归、人心所向。

张宗祥晚年将生平收藏的古玩、瓷器、字画共400余件悉数捐给了国家，其中仅黄宾虹的画就达30多幅，由当时的省文管会负责接收，并将珍藏的由齐白石、方介堪、韩登安等名家篆刻的印章共127枚，全部捐给了西泠印社。这种将珍贵文物字画不传后代而捐赠国家且不计任何报酬或附加条件的无私之举，让今天那些见钱眼开、见利忘义的所谓“名家”“大师”颜面何存？

千年印学，播芳六合。如今，古老的篆刻艺术如“老树着花春更深”，天下第一名社之“西泠印社”更是声震艺林、名扬四海。抚今追昔，我们不该忘记这位救西泠印社于濒危之际并对印社的中兴与发展做出历史性贡献的第三任社长，亦是银行界的前辈。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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