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杭州的碑刻主要存于两处，一是凤凰寺，二是孔庙博物馆。

凤凰寺藏元代墓碑来自原聚景园穆斯林公墓。聚景园位于清波门外，西子湖畔，今柳浪闻莺公园一带。聚景园建于南宋初，宁宗以后，渐臻荒废。穆斯林社团买赁这座荒园，建造公墓，元、明两代皆袭称“回回坟”，清代又称之为“番回冢墓”。因为回回诗人丁鹤年墓在此，也有本地人称为“丁氏陇”。1911年辛亥革命后，地方政府正式命名为“南园回教公墓”。1913年拆城西钱塘、清波、涌金三城门，开始殃及城外聚景园墓地；1924年杭州市政府在城墙外修筑环湖公路，从聚景园外侧穿过，拆迁园中部分坟墓。1953年，杭州市人民政府大规模建设西湖风景区，另拨山地125亩作为回民公共墓地，而将聚景园穆斯林墓整体迁移。当时迁往回民公墓的墓主一般亲属尚存，年代较晚。大量年代较远的所谓“无主墓”被毁。有心的教众收集了部分无主古墓碑收藏于凤凰寺，数量为二十方。

这批墓碑文字为阿拉伯文、波斯文，在同类墓碑中数量仅次于泉州，名列全国第二，在形制和铭文内容上也极具特点。大部分墓碑尺寸相对较大，石质、刻纹较为讲究，铭文相对较长，有对墓主的生平描述，也有大段的波斯语诗歌。墓主生卒年等信息在最后一行，刻在墓碑的最下端，比较容易残损。凡纪年信息尚存的，都为元代，其余墓碑形制大致相同，估计年代相去不远，断为元代，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墓碑铭文显示，在这些墓主中，有波斯人、阿拉伯人、中亚人和突厥人；其职业，有商人、行省高官、军事官员，以及纯粹的宗教人士；从宗教派别看，有逊尼派、什叶派、苏菲派；他们多从陆路而来，有一位墓主甚至就来自汗八里，即大都(今北京)，也有个别通过海路而来。他们的社会地位普遍较高。这批墓碑还有一个特征：其形制为穆斯林式，使用语言为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但许多刻纹却是明显的汉式。这些墓碑对于中西交通史、伊斯兰教史以及杭州城市史的研究都有着重大价值。

今杭州孔庙碑林博物馆为宋、元、明、清四代杭州府(路)学所在，所藏元代碑刻来源主要有三：一是杭州路庙学原藏，二是西湖书院，三是佑圣观等道观。其中《杭州路重修庙学碑记》《杭州路重建庙学记》为元代杭州路学原刻，《元杨翮重建杭州路庙学碑记》内容为元至正二十四年重建杭州路学，但题名中“元杨翮”不似元代口吻，形制亦不似碑刻，可能是后世依据作者杨翮的墨迹摹勒上石。

从题名看，来自西湖书院的碑刻数量也比较多。其中《元加孔子号诏碑》题名为后世所拟，原碑题名仅作“诏旨”，录元大德十年孔子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圣旨，这道圣旨在元代庙学、书院所在皆有，本文所收为西湖书院所刻。另《武林弭灾记》记至正三年浙西廉访司祈祷消弭火灾事。廉访司离西湖书院仅一墙之隔，请求刻碑者亦为西湖书院山长等学官，故此碑亦极有可能在西湖书院。

除了上述两个来源，今孔庙博物馆藏元代碑刻中有两方来自佑圣观：《佑圣观重建玄武殿碑》和《安晚轩记》。元代杭州道教突出特点是玄教势力较大。佑圣观为玄教一派控制，地位仅次于开元宫。

一、杭州凤凰寺藏阿拉伯文墓碑

杭州在南宋为行都，入元后为江浙行省首府，在宋、元两代是东南都会，亦是当时最重要的穆斯林聚居区之一。自南宋以来，以“御道”(今中山中路)旁的凤凰寺为中心，形成一个繁荣的穆斯林小区。至迟至南宋末，杭州的穆斯林社团已经拥有相当大的财力，开始在皇家园林“聚景园”中置地建墓，逐渐形成穆斯林墓区，此后历代相沿不替。1953年，杭州市人民政府大规模建设西湖风景区，将聚景园穆斯林墓整体迁移。

阿拉伯文墓碑—第1号石碑

聚景园穆斯林公墓历时久，规模大。1953年迁往回民公墓的墓主一般亲属尚存，年代较晚。除去这部分，年代较远的所谓“无主墓”的数量自然也不在少数。早在1936年，白寿彝先生就指出，“近年杭州拆城，城下发现阿拉伯文及波斯文伊斯兰教先贤墓碑甚多，其总数至少当在百件以上”。1953年迁墓之时，又有为数甚多的无主墓被毁。有心的教众收集了部分无主古墓碑收藏于凤凰寺，数量为二十方。1974年，凤凰寺管委会在寺内庭院左侧修建小屋，贮存这些墓碑和原先就在寺内的寺碑。

这批阿拉伯文墓碑在国内同类墓碑中数量仅次于泉州，在形制和铭文内容上也极具特点。穆斯林有着严格的传统葬俗。中国传统丧葬规制一般按照逝者社会地位分为三六九等。相比之下，穆斯林葬礼更体现出宗教的谦卑。逝者在安拉面前是平等的，其墓碑形制大小等一般没有明显的等级区分。但比较泉州发掘的穆斯林墓碑，可以发现凤凰寺所藏墓碑的石质、刻纹更为讲究，大部分墓碑尺寸相对较大。墓碑铭文的内容，泉州所藏大部分铭文的内容仅为墓主姓名、生卒年，再加一句《古兰经》的经文或穆罕穆德的圣训，较为简略。凤凰寺藏墓碑铭文相对较长，有对墓主的生平描述，也有大段的波斯语诗歌。所含信息量更为丰富。

杭州凤凰寺所藏阿拉伯文墓碑有的保存完好，有的已有残损。按照其铭文体例，墓主生卒年等信息在最后一行，刻在墓碑的最下端，比较容易残损。凡纪年信息尚存的，都显示为元代，其余墓碑形制大致相同，估计年代相去不远，断为元代，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他们的社会地位普遍较高。其中一方墓主为“不花剌人异密·卜合提亚尔·宾·补白克·宾·乌马儿”，无论地望、父祖姓名，都显示他应当出自元代赫赫有名的赛典赤家族。该家族世镇云南，有一支后裔在江浙行省担任行省高官。其他墓主虽然族源各不相同，但社会地位都较高。

这批墓碑还有一个特征：其形制为穆斯林式，使用语言为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但许多刻纹却是明显的汉式。它反映当时的穆斯林在顽强保持自己宗教文化传统的同时，也开始受汉文化影响。

二、杭州孔庙藏元代碑石 

杭州孔庙现藏元代代表性碑石10块，包括6块儒学碑、3块宗教碑、1块史实碑。

元朝统一全国以后，统治者不得不借鉴汉民族传统的统治方法和意识形态，以巩固自身的统治。因此儒学在元朝便具有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元大德十一年(1307)七月，元成宗颁诏，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这是历代统治者对孔子的最高封号，反映了元朝统治者对孔孟和两宋理学的崇奉。杭州孔庙所藏《加孔子号诏碑》就详细记载了此事。杭州孔庙藏有不少记录各个历史时期府学、县学、书院等各类学校重修、重建的碑记，但不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看，保存最多、最完整的还是属元代碑记。如《西湖书院重修大成殿记》《杭州路重建庙学碑》《重修西湖书院记》《元杨翮重建杭州路庙学碑》《杭州路重建庙学记》等，成为当时杭州儒学“非他路儒学所可昆弟语”的历史见证。

《武林弭灾记》碑

三块宗教碑《里域河庙柳神之记》《佑圣观重建玄武殿碑》《安晚轩记》则主要记载了当时杭州一些宗教建筑的创立、重修事宜，其中的《佑圣观重建玄武殿碑》是由大书法家赵孟頫所书，尤为珍贵。而提到元代碑石，不得不说《武林弭灾记》。此碑在《寰宇访碑录》《武林坊巷志》中均有记载，由元代大诗人杨维桢撰写碑文，记载了元至正二年(1342)杭城发生大火灾及官民灭火的事情，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记载火灾灾情及灭火过程的碑石。

杭州孔庙所藏元代碑石，数量虽少，但所蕴藏的历史信息却极其丰富，是被历史物化了的文化遗产，是研究杭州儒学发展、学校教育制度及生活风俗、宗教信仰的重要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