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策号称小霸王，是汉末乱世中的一员猛将。曾经的吴郡太守许贡，甚至上书朝廷，称他为项羽式的人物，要求朝廷将他羁縻在京都，而不要放归地方。虽然，这个献计是出于许贡的个人算盘， 不过也反映了孙策的神勇无敌。不过孙策并非有勇无谋，他在定江东的过程中，步步走得都很准确。

定江东的最大敌人，表面上看，是扬州刺史刘繇。实际上，刘繇只是个外来户，虽然地位崇高，是刺史之职，不过乱世之中，虚衔远不及实力有用。因此，孙氏更大的敌人应该是本土势力。那么，江东地区最大的本土势力是谁呢？田余庆认为，“周氏兄弟是这一阶段江东大族反对孙氏最有实力的代表人物。”周氏兄弟又是何方人士呢？会稽郡。

所以，在击败刘繇之后，孙策顾不上扫平其他的小势力，而是第一时间进攻会稽郡。显然是他要乘胜追击的“穷寇”——会稽郡的周氏兄弟。当然，会稽郡本身的重要性，也是孙策非得抢先拿下的重要因素。我们先来看看周氏兄弟的势力。田余庆做过很好的考证，我们在这里就引用其论文《孙吴建国之路》中的观点：

周昕、周昂、周㬂，会稽周氏兄弟三人，于初平年间关东兵起之时，均为将守在外，其事迹见于《三国志•吴书》者，有《孙坚传》注引《吴录》及《会稽典录》，《孙静传》及注引《会稽典录》、《献帝春秋》，《孙贲传》，《吴夫人传》；见于《三国志•魏书》者，有《太祖纪》，《公孙瓒传》及注引《典略》；见于《后汉书》者，有《公孙瓒传》，《袁术传》。汇而观之，三人行事大抵如下，小有抵牾者则择善而从。

周昕，丹阳太守，前后遣兵助曹操征战。袁术在淮南，周昕绝不与通。袁术遣吴景攻丹阳，逐周昕，周昕散兵回乡里。周昂，九江太守，袁术遣孙贲攻周昂于阴陵， 周昂弟周㬂往助。周昂兵败，亦还乡里，为吴郡太守许贡所杀。周㬂，先从曹操征战，后为袁绍将，奉袁绍命攻孙坚之军于鲁阳，遂居孙坚之位为豫州刺史。周氏兄弟三人均居显位，处境不利时又多奔返乡里会稽，其家族在乡里地位可得而知。三人事迹中，有周㬂攻孙坚于鲁阳、吴景攻周昕于丹阳、孙贲攻周昂于阴陵等事，可见会稽周氏兄弟与孙氏父子的敌对关系早已形成，根深柢固。孙策过江后攻会稽郡时，周昕家居，犹领兵众助太守王朗抗拒孙策，为孙策军所击斩。可以说，周氏兄弟是这一阶段江东大族反对孙氏最有实力的代表人物。……

这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当时周氏三兄弟在江东一带先后都做过太守，试图建立起自己的势力。但先后都遭到孙氏势力打击。实际上，随着孙氏军事形势的步步展开，周氏已经退回了会稽郡。这已经是他们的最后防线，不可能再退，退也无可退。

孙策“破刘繇，定诸县”之后，立刻计划进攻会稽郡。可是刚刚初步占据了江东之地，其实还不够安稳。《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二说：

孙策将取会稽。吴人严白虎等众，各万余人，处处屯聚。诸将欲先击白虎等。

也就是说，当时江东还是处于一种“细碎化”割据状态：一是数量众多，二是规模普遍较小。其中严白虎，上文已经提到。他就是当时的一个代表人物。文献中有的称他“豪族”、“强族”，也有的文献径直称其为“山贼”。不管称呼如何，无疑都是说明他是地方豪强势力。严白虎的势力大概是盘踞在乌程一带。

总之，钱塘江以北地区，尚还处于“群雄”割据的局面。面对这种局势，是先“清理内部”呢，还是先扩张地盘？孙策手下将领的意见，似乎是要先解决内部问题，站稳脚跟，再图大计。而孙策的选择是先拿下浙东的会稽郡。《资治通鉴》又载：

策曰：白虎等群盗，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

显然，在他看来，严白虎这些人只不过是“盗”。盗的意思是，没有名分。所以他们也没有“大志”，因此不会对他构成足够的威胁。换句话说，这些小力量的潜力不足。但是，会稽郡的周氏，却与此不同。前面引的田文已经讲到了，周氏兄弟其实在官场上是很有势力的。先后做过太守、刺史等职，门生故吏必然很多。只是他们的军事才能比较缺乏，屡战屡败，才暂时退缩回会稽郡。如果给他们喘息的机会，凭据会稽之地，重新崛起几乎是势所必然的。因为，周氏兄弟，显然是胸怀大志、野心勃勃之辈，与严白虎是有性质上的差异的。孙策的战略眼光显然高人一等。

再来看战役的具体经过。战役的一方是孙策，一方是会稽太守王朗。一个是新兴的军阀，一个是朝廷的命官。一个刚刚拿下江东浙北之地，一个据有钱塘以南的会稽大郡。两个势力夹钱塘江对峙。但是重要的据点如钱唐县，早已被控制在孙策手里。钱唐县的重要性在战争中再次得以体现。

记载这次战役最详细的资料是《三国志》卷五十一《宗室传•孙静传》：

孙静字幼台，坚季弟也。坚始举事，静纠合乡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为保障，众咸附焉。策破刘繇，定诸县，进攻会稽，遣人请静，静将家属与策会于钱唐。是时太守王朗拒策于固陵，策数度水战，不能克。静说策曰：“朗负阻城守，难可卒拔。查渎南去此数十里，而道之要径也，宜从彼据其内，所谓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者也。吾当自帅众为军前队，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诈令军中曰：“顷连雨水浊，兵饮之多腹痛，令促具罂缶数百口澄水。”至昏暮，罗以然火诳朗，便分军夜投查渎道，袭高迁屯。朗大惊，遣故丹杨太守周昕等帅兵前战。策破昕等，斩之，遂定会稽。

孙策的进攻据点，就是钱唐县。《孙静传》提到：“遣人请静，静将家属与策会于钱唐。”很明确地指出他们会师的地方就是钱唐，因为他们进攻的基地就在钱唐。

此前，孙静的队伍，是在富春老家，“纠合乡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为保障”，队伍的规模似乎并不大，不过从“众咸附焉”之语来看，起码在富春当地，他纠合的人众估计也不少。更有一点，这支队伍的忠诚度是无可置疑的。孙静的军队沿钱塘江而下，是非常通畅的。

战争的初期，并不顺利。从钱唐直接渡江的话，对岸的渡口是固陵。固陵，自春秋的越国时候开始，就是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此处必定是易守难攻。再加上王朗的军队全力防御，所以一时难以攻取。正如孙静所说的“朗负阻城守”，此语能说明当时王朗军队应该是建筑了营垒，是相当坚固的江防工事。因此孙策的水战强攻，没法奏效。

在这种情形下，孙静献计，其实就是“声东击西”计策，也可以说是侧翼包抄。

这条侧翼的路线，是在查渎。据孙静自己的说法，查渎是“南去此数十里”，所谓的“此”，当是指钱唐县。所以，这个查渎的大致方位是清楚的。

《水经注•渐江水注》中也提到了一个地名，不过它是叫“柤塘”或“柤渎”：

浙江又东迳柤塘，谓之柤渎。昔太守王朗拒孙策，数战不利，孙静果说策曰：朗负阻城守，难可卒拔，柤渎去此数十里，是要道也，若从此出，攻其无备，破之必矣。 策从之，破朗于固陵。

从《水经注》引《三国志》来看，这个“柤塘”或“柤渎”无疑就是查渎。但问题是，《水经注》叙述的方位有一点问题。因为在这段引文之前，《水经注》提到的是“固陵”：

浙江又迳固陵城北。昔范蠡筑城于浙江之滨，言可以 固守，谓之固陵。今之西陵也。浙江又东径柤塘。

按《水经注》的记述的顺序，则“柤塘”（查渎）当在固陵以东的位置，而不是以南的位置。这与《三国志》的记载是明显有矛盾。当以《三国志》为准。

具体的位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二“渔浦”下有提到“查渎”。

渔浦。县西南三十五里。《志》云：渔浦当西陵之上游，其对岸即钱塘之六和塔，旧为戍守处。

查渎。在县西南九里。《水经注》：浙江东经查塘。谓之查渎。孙策攻固陵，不克。叔父静说策曰：查渎南去此数十里，宜从彼据其内，所谓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者也。策遂分军投查渎，道袭高迁屯，王朗败走。夏侯争先曰：查渎亦曰查浦，春秋吴伐越，次查浦即此。

从顾祖禹的考证可知，查渎又叫查浦，而且据其所引夏侯争先的说法，此地早在春秋时期，即已存在。至于具体的位置，顾祖禹称在萧山县的西南九里。对应于今天何地，尚不可知。待考。

另外一个重要的地名是高迁屯。据裴松之注解称：“今永兴县有高迁桥。”显然，高迁屯和高迁桥是一地。

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二考证：

高迁屯在县东北五十里，东南去府城四十里。裴松之曰：永兴有高迁桥。是也。孙策攻会稽分兵袭高迁屯即此。亦曰高迁亭，又名柯亭。《南史》宋会稽太守褚淡之破贼众孙法亮于柯亭，贼走。《永兴志》云：柯亭即高迁亭也，或以为山阴之柯桥市，境亦相属。

根据其考证可知，高迁屯所在，就是柯亭。

高迁桥其实一直存在，在今西兴之东。虽然今高迁桥已拆除，但犹存桥梁石，石上所镌的“高迁桥”三字依然清晰。

又据顾祖禹考订其方位，是“在县东北五十里，东南去府城四十里”，可知，正处于固陵与会稽郡城之间。所以，孙策军队通过查渎，抄捷径，占据了高迁屯，就已经隔断了王朗军队的退路。所以，会稽郡的军队一下就乱了阵脚。这一战可谓是经典之战。

实际上，历史上发生的渡钱塘江作战的战役中，强渡固陵（西陵）的也有，但不如侧翼巧取的多。后面的例子颇有不少，可以参考。

另外，《孙静传》中特别提到了一个情节，就是孙策让部下秘密准备了“罂缶数百口”，但下文并没有提到其用途是什么。对此，顾炎武曾做过考证，特附于此：

《日知录》卷二十九《木罂渡军》：

《史记•淮阴侯传》：从夏阳以木罂渡军。服虔曰：以木押缚罂以渡。是也。古文简，不言缚尔。《吴志•孙静传》：策诈令军中促具罂缶数百口，分军夜投查渎。亦此法也。其状图于喻龙德《兵衡》，谓之瓮筏。

可知，这些数百口的罂缶，正是用来渡江之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渡江行动是秘密进行的，所以不能用船，这是为了更好隐瞒住对岸的会稽军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起到“出其不意”的奇兵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