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杭州在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强势挑战时，相对优越的传统经济环境本该促使它像上海、宁波、汉口等城市一样，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本能地改变城市发展的机能，走上城市近代化快速发展的道路。然而，历史的事实是直至长江中下游区域城市近代化普遍启动下，杭州近代化的因素才零星出现，城市才开始由传统型逐步向近代型城市转变，并且这种转变的步伐随着传统丝绸业的衰退而变得相当缓慢。清末，杭州的工业资本总额居全国第5位，仅次于上海、广州、天津和武汉。民国以后，中国投资中心出现了几度转移，从广州、香港到上海、天津再到汉口、九江等地，而在这一系列结构性调整中，作为江南重镇的杭州明显被边缘化了。

即使在省内，杭州也受到了宁波、温州的强有力挑战。可以说，杭州在城市近代化的演进中不断错位，结构失衡，最终彻底沦为一个二流城市，其发展有限性特征非常明显。以下分四点对杭州城市近代化发展有限性原因进行简单考察：

（一）近代工业整体发展水平偏低

一般认为，近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近代工业化是城市近代化得以进行的最强劲动力与最坚固基础。失去了近代工业的强力支撑，近代城市的主体建设无法有效地展开，对以传统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固有结构的冲击力度也显得不够，使杭州城市近代化从一开始就步履沉重。作为一个“外生后发”型的沿海开埠城市，杭州近代工业化过程中呈现出发展水平多层次性的特征。民国时期，杭州的部分工业和手工业工厂中虽出现了机器生产，但规模都不大，资本额较小，且仍以手工劳动为主。（见表2）可以说，中小企业是杭州城市近代工业的主力军，且大部分为满足百姓衣食住行之轻工业，主导力量是时令性非常强的丝织业，它们在总体上力量弱小、技术落后、竞争力低下。据统计，1932年杭州市共有工业企业25类，共计460家。其中从事生产资料生产的工业企业非常少，绝大部分都是从手工业演化而来的消费性行业。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近代杭州工业的繁荣充其量只能称之为“量的增长”，而不能称为“质的发展”。这种表面的繁荣掩盖了其近代化动力的虚弱，隐藏着进一步发展的危机。近代杭州工业整体发展水平的偏低，削弱了城市近代化的物质基础，限制了其在深度上和广度上的突破，这也是杭州城市近代化发展有限性的最根本原因。

表2  1936年杭州市90家主要工厂资本、动力统计表

资料来源：《杭州市政府十周年纪念特刊》，载《民国时期杭州市政府档案史料汇编》，第67、68页。

（二）上海的强大吸附功能

紧邻上海的地理位置对近代杭州城市的发展喜忧参半，近代上海吸引了近代杭州的大量资金与人才，并在技术转移的同时在杭州构建了原料供应网与商品倾销网，使杭州自身的城市近代化陷于低度发展状态。近代杭州的衰落之日，正是上海的崛起之时。在成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后，上海逐步显示出了对杭州、苏州等腹地城市的超强辐射力，它给杭州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市场网络到产业结构，从市政建设到社会生活，杭州都受到了上海强有力的牵引，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以上海为标的物的趋同化。一方面，杭州近代工业中许多著名的工厂都是源于上海，如杭州第一棉纺织厂、六一织造厂、华丰造纸厂等。还有由上海大公司注入资金，并为分公司的。最典型的要数1929年三友实业社受盘通益公纱厂，以及1934年光华火柴厂被大中华火柴公司合并。许多杭州企业都在上海设分号、办事处、代销处或门市部，将自己的产品运往上海销售或转销。如著名的都锦生丝织厂的大部分产品就是运至上海经由上海永安公司推销，后又在上海设立门市部。另一方面，杭州近代化急需的资金、人力资源等在市场规律的调节下不断地流向上海。胡雪岩在杭州发迹后，即以上海为其商业活动中心并投入了主要资金，先办采运局，后设阜康分号。无论是大清银行还是中国银行，实力最强、资本最雄厚的上海分行一直由“浙江商帮”经营，其中杭州人叶揆初、项兰生、蒋抑卮、胡藻青等均是该行最大的股东之一。一度是上海绸业老大的美亚织绸厂，其管理骨干和基层技术人员大都是杭州乙种工业学校毕业生。上海对杭州的吸附功能在文化上亦是表现无遗。20年代以后，随着鲁迅、郁达夫、茅盾、夏衍、冯雪峰等一大批文化精英辗转流向上海，杭州的文化地位开始以极快的速度走向黯淡、没落，昔日的文化圣地渐渐地缺少了学术偶像与人文崇拜，与北京、上海、武汉等地的文化距离也越来越远了。

（三）政府的相对无作为态度

政府的经济建设职能不断式微，未能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在宏观调控、整体规划和资金投入等方面相对无为，延缓了杭州城市近代化的进程。杭州的工业发展有强烈的外向性特征，如果政府无法有效地在全国范围内获得原料和销售产品，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就变得相当困难，城市近代化的步伐也自然会大大受制。另外，政府的相对无作为态度导致了国家权威的不断缺失，杭州在城市近代化过程中缺乏明显的功能分区。（近代杭州在30年代也曾提出分区设想，但由于政府缺位及财政拮据不了了之。当时的杭州分区设想大致以旧城厢及湖墅、拱宸桥一带为商业区；钱塘江沿岸江干、闸口一带为码头区；笕桥附近为农业区；艮山门车站周围为行政区；浙江大学所在为教育区；西湖及新市场一带为风景区。）历届杭州市政府，“咸悟建设之重要，然大多以组织不善而失败或以主持非人而无成，人民对于政府亦因此坠其信仰，视投资国营事业为畏途”。在杭州十年建设中， 唯有修建杭江铁路是社会力量与当局精诚合作的产物，时人叹曰“今后（建设）若能尽如建筑杭江铁路之相互合作，则一切事业未 尝不可咄嗟立办。”

更为遗憾的是，近代杭州虽然名人辈出，但是在城市近代化过程中始终缺乏一个相对强大的精英集团——类似于南通的张謇家族。在当局“暗蔽而不足与谋”的情况下，各阶层力量深度整合受挫，城市建设缺乏一以贯之的政策与规划。政府大多崇尚经验主义，保守有余而创新不足，很难为城市近代化提供有利的制度环境。自然，杭州城市近代化也只能是“有限低度”的。正如学者常宗虎在总结南通现代化经验时说的那样，“地方大员的精明程度、 思维方式、开放意识直接影响着工业化进程的快慢”。

（四）重商主义传统与市民的普遍保守、安乐思想

传统商业经济的发达，使近代杭州城市经济过度商业化，资本大多停留在流通领域，未能适时适量地转化为工业资本；地理因素和文化背景铸就了杭州市民安于守成的性格特征，使杭州丧失了城市近代化所必需的积极进取的人文精神。 

前近代时期杭州由于交通便利，物产丰富，“商业向称发达”，人们的经商意识浓厚，重商主义传统悠久。大约在明代，杭州基本完成了从生产型城市向消费型城市的过渡，城中所需用品十之八九是从外地输入。因为过分依赖商业贸易，杭州自身经济容量严重不足，缺乏内在张力，一旦失去原有的政治、地理优势，经济很快就会衰落。近代以来，上海、汉口、宁波等实业界人士凭着与外人争利的忧患意识和对市场变化的感悟力，纷纷投资于新式工业。此时的杭州却呈现出另一幅近代化图景——民族替代工业发展始终较为缓慢，城市经济商业化程度惊人。从富余资本的流向来看，杭州远远未能实现商业与工业的有效结合。丁丙以丝绸业起家，一度拥有数十家商号，但他把大部分资金投向了古籍的搜集与古玩收藏；蒋广昌历经几十载的经营与积累，积聚了大量商业资本，但蒋家后人醉心于买田购地、造楼修墓，并没有转化成新的工业投资。丁、蒋两家也是这一时期杭州实业界“工不如商”、“小富即安”普遍心态的一个缩影。考察近代中西各国的兴衰嬗替可以发现，凡是不以工业发展为基础的商业繁荣，是不能持久的，而只能成为过眼烟云。 

另一方面，杭州早在唐宋时期就已成为东南文化名邦，富裕的生活在杭州人的心理上积淀了深厚的安逸满足感，主要表征为过度休闲，过度生活化，过度奢侈浮华，蕴含着与近代化方向背道而驰的惯性。相对于新兴口岸城市的开拓进取精神，杭州人更多地注重短期利益的获得，善于守成而不求创新，多些文人气质而少些企业家精神。因此，他们宁愿把商业利润投向保险却无发展前途的盐业、典当业和田产，而不敢投入风险较大的近代金融业、工业； 他们喜欢从事自己熟悉了的丝绸业，而较少旁顾其他工业。民国以后，诸如张小泉、毛源昌、孔凤春、龙井茶等老字号名声依然很大，生意依然火爆，但从资本、规模、获利情况来看，与其说是产业，毋宁说是一种文化。事实上，杭州近代工业化的先驱者和实践者十之八九来自外地。可以说，杭州人文精神中除旧布新意识的严重缺失也是城市近代化发展有限的重要因素。正像樊卫国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商业的近代化变革是一种‘顺势’变革，民族替代工业的兴起则是一种‘逆水行舟’的经济行为，需要敢于开拓的勇气和冒险精神……这是第二层次的关键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