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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 論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宋元時期的“話本”一詞應釋為“故事傳本”，即將故事按照一定次序組織起來的相對完整的口頭或書面傳本。其中“話”指故事，“本”指傳本，兩者為表裏關係，“話”為“本”的“裏”（内容），“本”為“話”的“表”（載體），“話”為敘述的内容，“本”為敘述所形成的傳本。“話本”既包括故事的口頭傳本，也包括故事的書面文本；既包括故事的底本，也包括故事的録本、加工整理本乃至書會才人編創本。 宋元説話伎藝的文本化，存在着從口頭傳本到書面文本，從簡本到繁本，從脚本式准話本、録本式話本到擬本式話本的演進態勢；擬本式話本還會經歷從文言擬本到白話擬本的發展脈絡。脚本式准話本，指尚無話本體式特徵但有為説話伎藝而進行改編形跡的小説文本，如《緑窗新話》、《醉翁談録》中相應篇章；所謂録本式話本，指説話内容的記録加工本，從體式而言參差不齊但大都有説話伎藝痕跡，根據加工程度又可分為粗加工的簡率白話本、半精加工的文白夾雜本、深加工的淺俗文言本或圓熟白話本；所謂擬本式話本，乃是文人模擬説書口吻和話本體制，用文言體或者白話體編創而成的文本。從脚本到録本再到擬本，體現了話本從雛形（脚本式准話本）到成型（録本式話本），再到被模擬（擬本式話本）的演進邏輯，呈現出從粗糙到精緻、從民間發育到文人模擬的發展趨勢。 下面將上文所論宋元“説話”文本形態分類，製成《現存宋元准話本、話本一覽表》，以期一目了然： 
* 本文係作者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宋代話本與文言小説共生關係研究”（17BZW098）階段性成果。[1] 魯迅：《中國小説的歷史的變遷》（《魯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頁329。[2] 關於現存宋元話本篇目的判定，筆者綜合胡士瑩《話本小説概論》（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説書目》（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章培恒《關於現存的所謂“宋話本”》（《上海大學學報》社科版1996年第1期），程毅中《宋元小説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宋元小説家話本集》（濟南：齊魯書社，2000年），石昌渝《中國古代小説總目》（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朱一玄等《中國古代小説總目提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陳桂聲《話本敘録》（珠海：珠海出版社，2001年），歐陽代發《話本小説史》（武漢：武漢出版社，1994年），石麟《話本小説通論》（武漢：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8年），魯德才《古代白話小説形態發展史論》（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年），蕭欣橋、劉福元《話本小説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蕭相愷《宋元小説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李劍國、陳洪《中國小説通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等著述相關論斷，初步認定《碾玉觀音》等45種小説話本、《新編五代史平話》等9種講史話本，另有1種説經話本即《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共55種文本為宋元話本（主體內容完成於宋元，雖後世有增刪修潤，仍應判定為宋元話本）。[3]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卷二《韓擒虎話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305。[4] 王慶菽：《試談變文的產生和影響》（《新建設》1957年第3期）：“畫本，可能是説話時掛起圖畫來説話……故當時説‘話本’為‘畫本’，或者是‘畫’與‘話’字同音借用。”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頁318）在“畫本既終，並無鈔略”下的注釋云：“‘畫本’應即‘話本’，‘畫’、‘話’同音替代。”[5] 耐得翁：《都城紀勝》，（孟元老等《東京夢華録》(外四種），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頁97—98。[6] 吴自牧：《夢粱録》卷二〇，孟元老等《東京夢華録》(外四種），頁311。上述引文第一句，该书标点为“凡傀儡，敷演煙粉、靈怪、鐵騎、公案、史書歷代君臣將相故事話本，或講史，或作雜劇，或如崖詞”，將“話本”隸上句，筆者認為不妥，將其改隸下句。[7] 魯迅：《中國小説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73。[8] 魯迅：《中國小説的歷史的變遷》，頁330。[9] 王古魯：《話本的性質和體裁》（《二刻拍案驚奇》附録，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頁815。[10] 胡士瑩：《話本小説概論》（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155—156。[11] 程毅中：《宋元小説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241—242。[12] 王慶華：《“話本”考》（譚帆等著《中國文體文法術語考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120。[13] 原文發表在《人文研究》1965年第16卷第5期，漢語譯文刊載於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1年出版的《中國古典小説研究專集》第三集，第49—61頁。[14] 施蟄存：《説“話本”》，《文史知識》1988年第10期；蕭欣橋：《關於“話本”定義的思考》，《明清小説研究》1990年第3、4期；蕭欣橋：《話本研究二題》，《浙江學刊》2000年第5期；張兵：《話本的定義及其他》，《蘇州大學學報》1990年第4期。[15] 周兆新：《“話本”釋義》，《國學研究》第2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16] 劉興漢：《對“話本”理論的再審視——兼評增田涉〈論“話本”的定義〉》，《社會科學戰線》1996年第4期。[17] 宋常立：《“話本”詞義的口頭屬性》，《明清小説研究》2015年第2期。[18] “話”的本義為“善言”，《詩經·大雅·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毛傳云“話，善言也”（《毛詩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167頁）。《説文解字》云：“話，會合善言也。”（段玉裁《説文解字注》，鳳凰出版社2007年，第167頁）。“話”在三國時可能已有“調戲”、“訛言”的義項，唐釋玄應《一切經音義》引成書于三國時的《廣雅》云：“話，調也，謂調戲也。”《一切經音義》又引成書于三國時的《聲類》云：“話，訛言也。”（《續修四庫全書》本，第198冊，第201頁）孫楷第解釋此處的“訛言”與“調戲”云：“凡事之屬於傳説不盡可信，或寓言譬況以資戲謔者，謂之話。”（《滄州集》之《説話考》，中華書局，1965年，第92頁）“話”最晚在隋代時已有故事之義項，《太平廣記》卷二四八引隋代文獻《啟顏録》有云：“侯秀才，可以玄感説一個好話。”（中華書局，1961年，第1920頁）。[19] 此處的“傳本”基本對應西方語境中的“text”，J.M.布洛克曼《結構主義：莫斯科－布拉格－巴黎》云：“每一種文學活動的以及每一種言語行為的結果，都是一段文本。”（轉引自王先霈等主編《文學理論批評術語匯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13頁）這個“傳本”（“文本”）既包括書面文本，也包括口頭傳本。[20] 鍾嗣成：《録鬼簿》卷上，《續修四庫叢書》第175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148。[21] 王慶華《“話本”考》云：“‘話本説徹，權(且)作散場’應為‘説話人’指示表演結束的場上用語。此處‘話本’一辭雖然没有脱離其原意，仍可作‘底本’解，但却不夠確切。準確地説，這裏的‘話本’應指‘伎藝的故事内容’。這裏借‘底本’指稱‘伎藝的故事内容’，是對‘底本’之義的引申。”（譚帆等著《中國文體文法術語考釋》，頁114）將此處“話本”解釋為“伎藝的故事内容”，並認為此義是“底本”之義的引申，筆者認為意猶未愜。[22] 胡士瑩：《話本小説概論》，頁155—156。[23] 石昌渝：《中國小説源流論》（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頁235。[24] 〔美〕韓南：《中國白話小説史》（尹慧瑉譯，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5。[25] 于天池：《論宋代説話伎藝的文本化》，《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2005年第3期。徐大軍：《宋元話本與説話伎藝的文本化》，《文學與文化》，2015年第3期。[26] 孟昭連：《白話小説生成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5—6。[27] 此處的脚本既指説唱藝人用於場上敷演的底本，也指書會才人等用於編創文本的底本。“脚本”意同“底本”，因考慮到“底本”一詞在話本研究界含義分歧，故本文舍“底本”而用“脚本”。[29] 周兆新：《“話本”釋義》，見《周兆新元明清小説戲曲論集》（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2年），頁301。[30] 程毅中：《唐代小説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頁96—97。[31] 金文京《敦煌本〈前漢劉家太子傳（變）〉考》認為文中五個故事“相為銜結，絲絲入扣”，並以劉家太子故事為關鍵和重點，共同構成金山國的王權神話，見曾憲通主編《饒宗頤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翰墨軒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頁119—132。[32]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祇園因由記》，對標題的注釋中，先引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的相關校語：“……余諦觀之，實為‘祇園圖記’，王重民諸人以為‘祇園因由記’者蓋誤……由此觀之，《祇園圖記》，蓋畫為《祇園圖》，又為之記也……”然後下按語云：“……後題‘祇園’下是‘因由’還是‘圖’，因縮微膠捲毫無字跡，無法驗證，茲仍存疑。”（頁604）筆者贊同《敦煌變文校注》的觀點，該文題為“祇園因由記”比較合理。[33] 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年），頁581。[34] 如伏俊璉《石室齊諧——敦煌小説選析》卷首自序：“敦煌的志怪小説包括：中國傳統的史傳故事，佛傳、僧傳故事，如《前漢劉太子傳》、《孝子傳》、《祗園因由記》、《佛圖澄和尚因緣記》等。”（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3。[35] 王小盾：《敦煌文學與唐代講唱藝術》，《中國社會科學》1994年第3期。[36] 錢仲聯等：《中國文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年），頁466。[37] 《醉翁談録•小説開闢》提及小説藝人的才能云“曰得詞，念得詩，説得話，使得砌”，其中“使得砌”據胡士瑩先生研究，“‘使砌’又稱‘打砌’‘點砌’，是宋元時代‘説話’‘做院本’的一般的習慣用語。‘砌’就是插科打諢開玩笑一類的滑稽話……宋元人之所謂‘砌’，不僅僅是簡單的‘打諢’而已，除了滑稽之外，它還有自己的表演”（《話本小説概論》，第87—89頁）。可見，宋元説話中，常常“使砌”（插科打諢説笑話），《醉翁談録》中的笑話可能即是為此準備。《醉翁談録》中的詩歌、判詞也應是以備藝人上場、下場、中間穿插和講説故事之需。[38] 參見張政烺《問答録與説參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七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1—5。[39]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149，頁1084。[40] 如程毅中《宋元小説研究》推測“《青瑣高議》可能就是劉斧用以説話的一種底本”（第101頁）。又如淩郁之《走向世俗——宋代文言小説的變遷》指出：“與《醉翁談録》説話名目相對應的《青瑣》、《雲齋》中的傳奇，也可以稱之為‘話本’。”（中華書局，2007年，第271頁）[41] 王秋桂：《論“話本”一詞的定義校後記》，載《中國古典小説研究專集》第三集（台北：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1年），頁66。[42] 陸永峰：《敦煌變文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頁156。[43] 梅維恒：《變文的形式特徵》，載《海上論壇》（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44] 詳參李明偉《〈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研究》（《甘肅社會科學》1988年第3期），楊雄《〈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研究》（《敦煌研究》1990年第1期），程興麗、許松《〈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性質、作者與用韻研究》（《敦煌研究》2015年第3期）。另外，孟昭連《白話小説生成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205—207）指出《講經文》是用書面語寫成的案頭讀物，筆者贊同；孟先生又指出“它的創作在很大程度上是改編，一開始就是以書面語進行的”，筆者不敢苟同，因為該文有明確的講經時間、地點和頌揚對象，有相當明確的針對性，應該是在具體的講經活動所形成的稿本基礎上深度加工而成，並非“一開始就是以書面語進行”。[45] 孟昭連《白話小説生成史》認為《伍子胥變文》“是為閱讀而創作的書面語作品，既非某種説唱藝術的‘底本’，亦非所謂‘記録本’”，“一開始就是書面語作品，並未經過口傳階段”。（頁212）該論可能有些絶對，有失偏頗。[46]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頁319。[47] 《西湖三塔記》、《合同文字記》、《風月瑞仙亭》、《洛陽三怪記》、《陳巡檢梅嶺失妻記》、《五戒禪師私紅蓮記》、《刎頸鴛鴦會》、《楊溫攔路虎傳》、《花燈轎蓮女成佛記》、《董永遇仙傳》、《快嘴李翠蓮記》、《柳耆卿詩酒玩江樓記》、《陰鷙積善》、《簡帖和尚》、《曹伯明錯勘贓記》、《錯認屍》。[48] 完整的話本開篇程式即“入話”包括開篇詩詞、開篇詩詞與頭回或者正話之間過渡性的引言、頭回三個部分。[49] 《崔待詔生死冤家》、《陳可常端陽仙化》、《一窟鬼癩道人除怪》、《小夫人金錢贈年少》、《十五貫戲言成巧禍》、《趙伯昇茶肆遇仁宗》、《史弘肇龍虎君臣會》、《楊思溫燕山逢故人》、《張古老種瓜娶文女》、《三現身包龍圖斷冤》、《崔衙内白鷂招妖》、《計押番金鰻產禍》、《金明池吴清逢愛愛》、《皂角林大王假形》、《萬秀娘仇報山亭兒》、《福祿壽三星度世》、《鬧樊樓多情周勝仙》、《范鰍兒雙鏡重圓》、《宋四公大鬧禁魂張》、《勘皮靴單證二郎神》、《新橋市韓五賣春情》。[50] 于天池：《論宋代小説伎藝的文本形態》，《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2005年第3期。[51]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頁252。[52] 蕭欣橋、劉福元：《話本小説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99。[53] 孫楷第：《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説書目》卷一《宋元部》（上海：上雜出版社，1953年），頁11—12。[54] 姜殿揚：《〈三國志平話〉跋》，商務印書館涵芬樓影印本，1929年。[55] 馮夢龍編著：《古今小説》卷首自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1。[57] 程毅中：《宋元小説家話本集》（濟南：齊魯書社，2000年），頁810—811。[58] 程毅中：《宋元小説家話本集》，頁812。
注：本文发表于《人文中国学报》第31期，此据作者原稿，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李建军老师授权发布。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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