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天下大乱，各处地方武装纷起。值得注意的是南方亦有一支色目人，特别是回回人聚集的武装，占据福州、泉州、兴化与仙游等地。有关这支武装，在《元史》可查得两处记载，均出自《顺帝纪》。一为至正十七年“三月乙亥[朔]，义兵万户赛甫丁、阿迷里丁叛据泉州。”另一处为至正二十二年“五月乙巳朔，泉州赛甫丁据福州路，福建行省平章政事燕只不花击败之，余众航海还据泉州。福建行省参知政事陈有定复汀州路。”除此二条外，《顺帝纪》以及《元史》其他部分中再查不到任何有关这支义兵万户的记载。为何《顺帝纪》中只有上述区区两条有关泉州赛甫丁义军的记载？我们知道《元史·本纪》的史源是《元实录》。关于《元实录》落入明军的过程，《明史·危素传》只有一句话：“兵迫史库，往吿镇抚吴勉辈出之，《元实录》得无失。”据《元史》主修官宋濂所撰之危素《新墓志铭》记载：

（明军入大都后）兵入府藏，垂及史库，公（按，危素）言于镇抚吴勉，辇而出之，由是累朝《实录》无遗阙者，公之力也。

        据此，元顺帝之前的历朝《实录》在危素的努力下得以保全。至正二十八年（1368），元顺帝弃大都出逃。次年明开史局于南京天界寺，着手修《元史》。《明实录》记，洪武二年二月丙寅朔：

诏修《元史》。上谓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实录》。元虽亡国，事当记载。况史纪成败示劝惩，不可废也。

        元有国自元太祖成吉思汗至元顺帝妥懽帖睦尔（Toghan Temür）共14朝，《实录》也应同数，但明史局手中仰赖危素努力保存下来的实际只有13朝《实录》，独缺顺帝朝《实录》。元末顺帝是当朝皇帝，其《实录》可能尚未编修。即便当时已在修，顺帝仓皇出逃时，随行国史院人员也有可能随身携走。

        明设史局七个月后，《元史》第一稿成，宋濂撰《进<元史>表》向朱元璋报告：

上自太祖,下迄宁宗,靡不网罗,严加搜采,恐玩时而愒日,每继咎以焚膏，故於五、六月之间成此十一朝之史。况往牒舛讹之已甚，而它书参考之无凭，虽竭忠勤，难逃踈漏。若自元统以后，则其载籍无存，已遣使以旁求，俟续编而上进。

        当宋濂向明太祖报告时，明史局只完成了11朝《本纪》。在“元统以后，则其载籍无存”，也即缺《顺帝实录》的情况下，史局无法编修其本纪，只得派史臣四出采访，获得了一些资料，再据《庚申外史》等书，并从已经成稿的诸志中挖取一些记载，按年、月、日编排，补修了《顺帝纪》。陈高华先生注意到被派的史臣中有一位夏以忠的事迹：

以忠字尚之，袁州(今江西宜春) 人，元末任翰林国史院编修、国学助教。“我师克燕，拔其知名士赴南京，既而其类复官王朝。太史夏君独以老病气归。且归，会遣使分道搜访元史，乃强君如江广。君辞不得命，乃行，行至番禺，以疾卒。二年冬十月十二日则卒之岁月也。”（苏伯衡：《夏尚之太史哀辞》，《苏平仲文集》卷11）宋濂写有《宜春夏都事遗像赞》（《宋文宪公全集》卷18）其中说“托使车以遐览，竟仙游于五羊。”即指以忠奉命“采史”死于广州而言。《元史》中有关元末两广史事记载缺漏甚多，例如元末守韶州“被执抗节死”的刘鹗，其生平即不见于《元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对此表示不满，指责说：“明初修《元史》，失于采录，并佚其名。近邵远平作《元史类编》，始为补入《忠义传》”（卷167“惟实集” 条）。夏以忠之死必然影响史料的搜集，在当时的信息和交通条件下，明朝政府很难再派人前去顶替他的工作，刘鹗生平失记以及元末两广史料的贫乏，显然都是由此造成的。

        从上引宋濂所记“托使车以遐览”句看，夏以忠赴岭南是取陆路，而非海路。洪武修《元史》派员采辑史实时，是否也曾派人赴福建，虽不得而知。但从《顺帝纪》中并非仅两广材料缺乏，福建的记载也极少，有关赛甫丁、阿迷里丁之乱仅能从《顺帝纪》中捡出两条看，可能并时未向福建派员调查。

        赛甫丁等领导的这支义军万户，就是元末活动于福建沿海的“亦思巴奚”武装。既往关注这支武装的，就笔者见闻所及，主要是从事中外关系史与福建地方史的学者。直至近年，始有元史学者介入。从切入的视角来看，前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论题：

    （一）亦思巴奚军队的性质及其与宗教的关系

        赛甫丁、阿迷里丁等所控制的武装，在明人陈道所主修之《（弘治）八闽通志》卷87《拾遗》条中所节录的明洪武时人吴源的《至正近记》的记载最详，称为“亦思巴奚”。由于亦思巴奚军卷入了元末福建战乱，不少学者从这个角度切入讨论。如1936年, 张星烺在《元末泉州波斯戍兵之乱》一文,认为这场战乱是“波斯军队驻泉州”发起的。1957年，吴文良先生发表了他认为这场战争具有“反元起义”性质的意见。还有学者通过把“亦思巴奚”解释为波斯地名亦思法杭（今伊朗古城伊斯法罕Isfahān），认为驻泉州的波斯人“要在沿海一带, 建立一个亦思法杭王国”。而陈达生的《泉州伊斯兰教派与元末亦思巴奚战乱性质试探》以及努尔的《那兀纳与番佛寺》两文，则据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新收藏的一方“元郭氏世祖坟墓”墓碑上一行阿拉伯文字的翻译和研究，认为该墓碑的墓主为百奇乡郭氏回族二世祖波斯人郭子洪，经推测得出结论：“亦思巴奚”战乱为伊斯兰教什叶派与逊尼派之教派战争，这场战争以什叶派的胜利，“掘逊尼派墓”，夷逊尼派的“寺及住宅”而告终；并通过重新解读《清源金氏族谱》中所录《丽史》的有关记载，反驳了吴文良在其著作《泉州宗教石刻》的“泉州婆罗门教寺”一节中有关参与亦思巴奚叛乱的那兀纳为印度教徒的判断。

        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增订的《泉州宗教石刻》亦对“亦思巴奚”之乱有所论述，林振礼对此有详介。增订者对元末福建乱局中出现的“亦思巴奚”义军提出新的评价，认为，“亦思巴奚”战乱的实质是波斯人万户赛甫丁、阿迷里丁等人为首的义兵协助元政府保卫泉州港之战，也是元廷争夺帝位的斗争在地方上的反映。泉州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巨商以及“以货得参省”的番商等，均因协助元朝政府保卫泉州港有功或以舶来货品捐官，而获得义兵万户、市舶司、参议中书省事等官职。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卷入元统治者夺权斗争，赛、阿等人系为被元廷利用，牺牲品。他认为不存在泉州不存在什叶派与逊尼派的教派之争。

    （二）对战乱经过及其影响的讨论

        国内最早关注亦思巴奚之乱的学者当推张星烺先生，他在1938年以英文撰写《泉州1357-1366年间的波斯驻军》，详论此题。

        庄为玑的《元末外族叛乱与泉州港的衰弱》，主要依据泉州发现的《金氏家谱》中所附《丽史》，补证其他史料有关阿巫那控制泉州及最后败亡的经过。

       程珮在其论文《元至明初福建瓷窑衰落原因浅探》中注意到，根据第三次文物普查的结果，福建元代瓷窑为数达70余处，其中60余处从宋延续至元，余下十余处为元代开始烧造，可见宋元鼎革对福建的瓷业未造成什么影响，甚至元代还更为繁荣。但明代福建窑数仅10处左右，表明当地瓷业在元末明初经历了一个急剧衰落的过程。作者在分析原因时提到，元末亦思巴奚之乱及陈友谅与朱元璋之间的战争长达近20年，战乱区域就在瓷窑密集地，不但造成大量平民（包括色目人）的伤亡，也重创了泉州的海外贸易，“这也是部分瓷窑断烧的重要原因。”

        马娟在研究泉州回回人的论文中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这场由泉州波斯穆斯林发动的动乱，给泉州各方包括穆斯林造成了严重影响，两年后随着元朝的灭亡，泉州穆斯林也随之进入沉寂期。”

    （三）亦思巴奚等词的意义

        由于“亦思巴奚”并非汉语，而是一个音译词，因此最初的研究者往往从名称来源判断这支军队的性质。而关于“亦思巴奚”的词源、词义主要有三说。

        第一说以张星烺为代表，认为“亦思巴奚”乃波斯语Ispahan的译音。Ispahan是伊朗一古城之名，又译称“亦思法罕”。朱维幹和庄为玑先生亦持此说，1979年朱维幹所撰文章就题为《元末蹂躏兴泉的亦思法杭兵乱》。

        第二说由日本学者前岛信次提出，他在1953年发表的论文《元末之泉州与穆斯林》中提出，“‘亦思巴奚’是由波斯文‘亦思巴’——意即军队——派生出的一个词，（很可能是亦思巴奚泉州Ispāhi-chuanchou），与意为‘士兵’或‘骑士’的单词‘思巴奚’（sipahi）有关。” 换而言之，“亦思巴奚”源自波斯文Ispāh，意即军队。陈达生附之。

        第三说提出者为廖大珂，他不同意前岛信次之说，认为：

此说在对音上相符，词义上也有一定的说服力。然细推敲之，则不无疑窦。若“亦思巴奚”为Ispah的对音，指元末海外穆斯林的义兵，那么它的出现只能在元代，然而该名在唐似已有之。

        他还引《宋高僧传》有关开元二十年（732）北印度僧人不空的下列记载证明己说：

 曾奉遗旨令，往五天并师子国，遂议遐征。初至南海郡，采访使刘巨邻恳请灌顶，乃于法性寺相次度人百千万众。空自对本尊祈请，旬日感文殊现身。及将登舟，采访使召诫番禺界蕃客大首领伊习宾等曰：“今三藏往南天竺师子国，宜约束船主，好将三藏并弟子并弟子含光、慧等三十七人国信等达彼，无令疏失。”二十九年(741)十二月，附昆仑舶离南海至诃陵国界。

        他从中检出“伊习宾”一语词，认为“伊习宾”与元代“亦思巴奚”显然为同名异译，据此质疑“亦思巴奚”为Ispah说。他还另辟路径，提出“亦思巴奚”与“伊习宾”皆译自波斯语Shahbandar，即“沙班达尔”。波斯人称港口为bandar，Shahbandar 意为港务长，而上述《宋高僧传》记载中的“蕃客大首领”乃其意译。

        “亦思巴奚”之名称不见于《元史》记载, 亦不见于元人有关泉州之乱的记载。例如，吴海《双谷叙· 赠秦景容》将泉州海外穆斯林商人武装称为“商胡”；宋濂《故江东佥宪郑君墓志铭》称为“泉南回纥氏”；《李公(士瞻)行状》则称其首领为“海酋”。据《八闽通志》，“亦思巴奚”之名称是出自明洪武时人吴源的《至正近记》。该书原本己佚，仅见黄仲昭修《八闽通志》录文，其他方志，如《闽书》《泉州府志》《福建通志》《兴化府志》《晋江县志》等，其中有关“亦思巴奚”的内容皆转录自《八闽通志》。

        此外，廖大珂取《新元史》与《蒙兀儿史记》之说，主张“亦思巴奚”之末字“奚”为“夷”字之误。上述诸说中，除日本学者前岛信次与陈达生之外，皆不通伊斯兰语文学，所论似不可取。比如将亦思巴奚比为亦思法罕的说法，在部分明代史料中，确有将亦思法罕音译为“亦思把罕”的，如《咸宾录·亦思把罕》条：

 亦思把罕，在西南海中。永乐中遣四十四人朝贡。地广千里，四面皆海。国有城坚壮，王居侈丽。产厚。俗朴，尚佛好施，亦有中国人寄寓者。

        波斯语本无唇轻辅音f，今其语言中之f皆因接受阿拉伯语影响后借入，而在伊斯兰化之前读若p。具体到亦思法罕地名，今当地亦有人仍按土著发音将此地名读为Ispahān，此应即明代“亦思把罕”译名之来历。如果“亦思巴奚”的词源为地名“亦思把杭”（Ispahān），按波斯文文法，应在其后添加后缀-ī，即Ispahānī，才可表示“亦思法罕人”“亦思法罕的”之类的意义。如是，则其汉字音译应为“亦思把罕尼”，而非“亦思巴奚”。可见不可单凭汉字音译“亦思巴奚”与亦思法罕有点相似而随意勘同比附。

        明四夷馆本增续《回回馆杂字·通用门》中有“سپه سلار (sipah salār)，总兵，洗迫黑．塞剌儿”。这是一个词组。其第一部分سپه (sipah)为سپاه (sipāh)的约略形式，意为军队；其第二部分سلار (salār)意为老人、长老、亲王、将军、首领、领导人。“亦思巴奚”即波斯语“洗迫黑” سپاه (sipāh)“军队”的元代汉字音译无疑。而前引前岛信次所拟亦思巴奚的原字Ispāhi-chuanchou，实乃波斯文Ispāh-i chuanchou，其意义为“泉州之军”。

        亦思巴奚的后期领导人阿兀纳/阿巫纳，又作那兀纳，亦引起多位学者注意。日本学者前岛信次以为，阿巫那似为阿拉伯语Abna的音译，此名“有时意谓波斯侨民的后裔。”陈达生在引述了前岛信次的意见之后，表示据那兀纳的读音，似应复原为阿拉伯语Naina，是波斯语“鱼”的复数。[]笔者按，穆斯林起名不像汉人随意，而是沿续中近东犹太教、基督教的传统从现成的名字中选取。故而随意从阿拉伯文找读音相近的词来勘同的途径似不妥。

        庄为玑罗列各书对那兀纳的记载，如《古今图书集成》与《福建通志》皆译为阿巫那。《晋江县志》云：“西域那兀纳者以总诸番互市至泉，元末兵乱，那兀纳据泉州”，《福建通志》称“阿巫那以番人任市舶司”之后提出，他是“印度人，名Rahula。廖大珂则以史料记载其“以总诸番互市至泉”，提出那兀纳之原字为Nakhoda，波斯语意为“舶主”。

    （四）亦思巴奚叛乱前夕的泉州与福建

        既往研究元末前夕的泉州的主要史料是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游记》和吴鉴的《清净寺记》。庄为玑《元末外族叛乱与泉州港的衰弱》注意到，至正二年（1342）伊本·白图泰到泉州访问时，尚看到当地一片繁荣。笔者曾注意到，《清净寺记》中提到泉州回回人重修该寺之举，涉及到元末当地的几位重要回回人物。该《记》提到：

后以没塔完里阿哈味不任，寺坏不治。至正九年，闽海宪佥赫德尔（Haidar）行部至泉，摄思廉夏不鲁罕丁命舍剌甫丁（Šarāf al-Dīn）、哈悌卜（Khatīb）众分诉宪公，任达鲁花赤高昌偰玉立至，议为之征复旧物，众志大悦，于是里人金阿里愿以己资，一新其寺。

 ……夏不鲁罕丁，年一百二十岁，博学有才德，精健如中年，其曰摄思廉，犹言主教也，其曰没塔完里，犹言都寺也。

        《记》中提到清净寺主持称“摄思廉”，华言主教。“摄思廉”即Shaikh al-Islām的音译，直译“伊斯兰之长老”。并认为被推任此职的夏不鲁罕丁（Shaikh Burhān-Dīn），有关其年岁的记载不可信。马娟也仔细考察过元末伊本·白图泰来访时泉州的回回移民社会，她注意到，白图泰在泉时，巨商们都去看他，可见那里回回商贾很多。此外，去访问拔图塔的还有当地哈的（Qādī），即伊斯兰教法官塔准丁（按，Tāj al-Dīn，元代通常音译为“塔术丁”）。

        至于《清净寺记》提到的至正九年捐资修寺的里人金阿里，本文后面还会提到。

        与早先关注亦思巴奚之乱的学者多为治中外关系与福建史研究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近年来元史学界相关研究。笔者所见范围内有邓文韬的《元代西夏遗裔三旦八事迹考》，作者从今存泉州清源山左峰半山弥陀岩石室旁的至正二十四年（1364）的《重修弥陀岩石室题记》入手，搜罗了有关三旦八的有关史料，讨论了他与亦思巴乱之乱的关联。刘晓的《镇戍八闽：元福建地区军府研究》，该文考察了元灭宋过程中，随元军南下的早先华北汉人世侯张柔属下的亳州万户府、新附军万户府、郢复万户府和湖州万户府入闽，形成元代镇守福州、建宁、泉州、漳州、邵武、汀州等地的军队的过程。该文还注意到，在元末乱中驻守泉州的湖州万户府与左副新刷土军万户府的军队被亦思巴奚所控制。

        在刘晓研究的基础上，陈丽华连续发表了《元代镇戍泉州的万户府及其职官探析》与《家荷帝恩：元代孙胜夫家族在泉州事迹考》两文，其中均涉及亦思巴奚之乱问题。

        温海清的论文《元代福建行省置废变迁再考》考察了元末福建宣慰司都元帅府改组为福建行省前后的地方行政，并依据各种史料详细讨论了平定亦思巴奚赛甫丁之乱的过程。  

        前已述及，有关元末福建动乱的最重要史料是《（弘治）八闽通志》卷87《拾遗·兴化府·元》条所节录的明洪武时人吴源的《至正近记》的内容，它基本给出了元末福建动乱的时间轴，为学界所重。《至正近记》二卷为《明史·艺文二》所著录，也见于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可见至清中前期尚存。吴源著书之事，明人黄仲昭《人物志引》提到：

 吾郡山川号称清淑，其钟之于人者，肇自梁陈，着于唐，而盛于宋，历元以迄于今而不衰。第《宋志》独缺人物一类，至知军何侯纮始续修，以补其缺，又自为一书，杂而无章。国初乡先辈吴公源、方公朴约分修之。自宋南渡前属之方，南渡后属之吴。其后，因议论异同，遂以志悉诿之方，而吴自为一书，名曰《事述》（笔者按，即下文之《莆阳名公事述》）。方《志》仅编成宋名臣七十余人，未及脱稿而卒。《事述》起自梁陈，讫于元季，凡六十余人。其后复著《至正近记》，又增数人。自吴后百余年，未有续之者。

        由此可知，《至正近记》写作的缘起为后人感于《宋史》缺《人物志》与后作续修之《志》“杂而无章”，因此明初吴源与方朴相约分修，初以宋南渡为界分工，后因意见不一，补修《人物志》之事悉委诸方朴，吴源另起炉灶著《莆阳名公事述》，包括从南朝梁陈至元末人物六十余。而《至正近记》又著于其后，其中补写若干《事述》未及之人。

        至于《至正近记》的作者吴源，明人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中有小传，曰：

 吴源，字性传，兴化府莆田县人。早孤，自知力学，惇礼好义，学士大夫皆推重之。至正末，举泉州路训导。洪武三年，复以明经授兴化府教授。十三年，中书舍人林廷纲荐源德行，特诏征之。……后归，复诏征赴京，授国子监司业，未几卒于官。

        《八闽通志》中还有一些零星资料，其《人物》部分记：

 吴源，字性传，莆田人。洪武初，由明经授兴化府学教授，后以门生中书舍人林廷纲荐，诣阙登对，首以得贤才，敦教化养黎元，为国治之本，拜四辅官，踰月以老丐归。明年，再起为国子监司业，卒于官。有文集二十卷，《莆阳名公事述》三编。

        同书录有明太祖征召吴源的诏书《我太祖高皇帝征吴源诏》：

 曩者朝臣荐卿学行，是用召卿至廷，官以四辅。而卿告年老难于步趍，遂命还乡。今者朕选公侯子弟入国子学，司业缺员，生徒无所矜式。卿其为朕一来，讲道授经，无筋力之劳而有成就后学之益，亦濡者之素志，其速来，勿有所让。”

        至于他元末在福建的行迹，同书记连城县学时提到：“元至正二十一年，毁于红巾之乱，惟大成殿岿然独存。二十二年，县尹马周卿、教谕吴源重建门庑及两斋。”同书列明洪武间兴化儒学教授第一名。同书在述莆田县学时，又记“莆田县学，在府治前，宋薛公堂地也。旧附军学，在大成殿东偏，唐张九龄书额，……元至顺二年徙建今所，东为庙，西为学。明伦堂之前为斋二，以旧薛公池为泮池，建廨舍于大成殿之东。国朝洪武元年知县任益重修，增四配十哲像，立两庑，从祀神主，郡人吴源为记年。”

        近年来，随着元史学界研究的深入，更多有关“亦思巴奚”的史料被发掘出来，使本课题有了进一步探讨的空间，这一点笔者拟在适当时再作述评。今以该《拾遗·兴化府·元》条节文为中心线索，采辑有关记载，拟就赛甫丁义军万户的筹组背景与时间问题展开讨论，以求教于方家。

    （一）大动乱前夕的泉州及其附近地区

        前已提及，“亦思巴奚”的词源是波斯语سپاه (sipāh)，其基本意义为“军队”。元末福建社会动乱之前，元政府不可能允许泉州的番商有一支私属性质武装力量。“亦思巴奚”之名在《元史》中未出现过，与之对应的是本文启首处所提到卷45《顺帝纪》所记录的“义兵万户赛甫丁、阿迷里丁”，也就是说这支回回武装不是元代军制中的一部分，其性质大致与与元末大乱后在元政府无力维护社会秩序之后，各地为自保和求一方平安而纷纷兴起地方武装集团“民军”“民兵”与义军一样。《明史·陈友定传》说：“元末所在盗起，民间起义兵保障乡里，称元帅者不可胜数，元辄因而官之。”起于泉州之亦思巴奚军与此时各地的大部分义军性质基本一样，并不属于反元势力一方，而总体上是基本站在元朝方面的。

        前已提及，《顺帝纪》的内容来自明洪武初设局编修《元史》一稿完成后，派员赴各地采辑的资料。《元史·顺帝纪》中将赛甫丁控制下的武装记录为“义兵”，并将其领导人称为“义兵万户”，说明洪武初采辑的某种资料中写明，至正十七年前后这支福建番商控制的武装被元官方视为当地各支“义兵”的一部分，且因为其势力雄厚，首领被承认为“万户”。至于为何赛甫丁等人领导的义军在吴源的《至正近记》等史料中又被称为“亦思巴奚”，其原因盖在于其重要组成者（或其主将）的民族成份。换而言之，而这支武装内部通用回回人的习惯以波斯语原名سپاه (sipāh)自称，而在福建本地，也因为其主将多为回回人而沿用其自称呼之，以区别于福建各地的其他义兵和民兵武装。

        赛甫丁，当为阿拉伯/波斯语سیف الدین（Saīf al-Dīn）之元代译写 ，此言“宗教之剑”；阿迷里丁则当为阿拉伯/波斯语میر االدین（Amīr al-Dīn）的音译，译言“宗教之大臣”，皆是穆斯林男子常用名。

        泉州的番商为什么要组织亦思巴奚军？组建于何时？欲了解这支回回军的疑点，需追溯至元十七年（1357）以前泉州及其附近地区发生动乱的情况。《（弘治）八闽通志》记泉州明伦堂的修筑过程时提到：

明伦堂前旧有泮池，行循两斋。至正九年（1349），郡判卢僧孺桥之。十年，监郡偰玉立重建明伦堂，并修议道堂，为斋舍四十间及先贤等祠。宋文霆为记。”

        值得注意的是至正九年这个时间点，此年正是前引《清净寺记》提到的金阿里捐资修寺的年份。而次年，即至正十年（1350），《八闽通志》记泉州有“偰监郡生祠（元至正十年郡人为达鲁花赤偰玉立建，三山吴鉴有记。又详见《名宦志》）。而同书同卷同一段中，又记“分宪赫德尔生祠（元至正十年，赫德尔按泉，风裁凛然，奸横屏迹，民赖以安，郡人为立祠。）该志还记“福宁道，在察院东，宋观察推官厅也。元初改为提刑按察司，至元二十八年改为肃政廉访司，至正十年监郡偰玉立修建一新。”足见直到至正十年，泉州各地仍在大兴土木，社会仍相当安宁，亦思巴奚军此时应尚未建立。

    （二）动乱初始

        时间坐标再向下移。至正十二年（1352），距泉州不远的莆田尚有土木兴作之事。《八闽通志》记莆田：

 养济院（在府治北，梅峰之左。元至正十二年，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司佥事张孝思创建，教授郭㑽为记）。

        同书在记福清县学时，曰：

  至正九年，知州林泉生以为前庙后学，类浮屠梵宇之制，乃更作之。左为明伦堂，右为大成殿，殿之南为东西两庑，堂之南为东西两序，又南为泮水，又南为前序，泉生自为记。十二年知州申国辅建戟门棂星门，更新两庑及诸从祀像，郡人陈豫为记。

        仅从该记载看，似乎当地还一片太平景象。但查同书卷48引《福清县志》记载：

申国辅，朝鲜（按，应为高丽）人，至正十二年（1352）任福清。前守林泉生改创学宫未竣。时红巾绎骚民，方荷戈执殳，毅然曰：“事有似缓而实急者，学校是也。”戎事方殷，必莅学谆谆以臣子大义策励之。作戟门于殿之南，为棂星门，新两庑，塑诸像。指学校曰：“此吾金城也。”邻境目为迂阔。及贼围三山，陷长乐，独州民晏然，贼不敢犯。

        可见，就在这一年福建沿海社会已陷入动荡局面。那么，泉州情况如何呢？

        《八闽通志》记泉州府此年筑府城事：

府城。郡旧有衙城，衙城外为子城，子城外，为罗城。又罗城南外为翼城，内外有壕，舟楫可通城市。岁久城废，濠多湮塞。子城凡四门，曰行春、肃清、崇阳，今俱存，惟泉山门废。元至正十二年（1352），江浙省以淮西盗起，命州郡修浚城池。于是监郡偰玉立会僚属议，东、西、北仍罗城，南仍翼城旧址，役僧道、编氓分筑，高二丈一尺，周围三千九百三十八丈，东西城基广二丈四尺，外甃以石；南城基广二丈，内外皆石。为门凡七：东曰仁风、西曰义成、南曰德济、北曰朝天、东南曰通淮、西南曰临漳，濒溪水门曰南熏，门上各有楼。外环以濠（按：据福建人民出版社本补，下册，第242页），阔三丈七尺，深一丈八尺。潮汐通自西南，抵东北盘石而止。

    《八闽通志》卷87《拾遗·兴化府·元》条记载：

至正十二年（1352）三月，仙游民陈君信、秦通甫、黄文五等聚众数百人，攻䧟县治。达鲁花赤倒剌沙、主簿要束木皆遁，君信等遂肆焚掠，谋逼郡城。莆田民黄信一等亦聚众应之。未几，信一父子三人先就获，而福建元帅府经历高本祖率兵至仙游招捕，君信势穷，走永春。县尹卢琦诱获之，俱送元帅府伏诛。

        此处提及的陈君信，贡师泰《福建道都元帅府奏差潘积中墓志铭》记：

兴化贼陈君信起仙游，钩结洞獠大掠，遂陷城邑。帅府分遣经历高本道督捕，选君从行。初，官军以斩首差次论赏，致有戮平民以为功者。君力争曰：“贼强民苦，胁从非本心也。且多杀徒坚贼心，请往喻之。”高君问：“从兵当用几何？”君曰：“吾行布宣天子威命，在德不在力也。”即单骑直抵贼垒，反复慰喻，皆感泣，缚其渠魁以降，复业者一千五百户。

        明朝林俊《<城仙遊诗>序》也有记载：

 仙在万山中，大姓因田而族，县无当一聚。巨盗至，则富走郡，贫藏伏崖谷草莽。至正间，巨寇陈君信陷县治，……沟壑捐瘠，殆遍乡东西。

        弃仙游城出逃的达鲁花赤倒剌沙,其名可还原为波斯语Daulat-i Šāh，此言“君王之福”。而与之一起出逃的主簿要束木，当为Yašmut。此二人《八闽通志》卷三十五《秩官》记：

 仙游县【达鲁花赤】倒剌沙，至正中任。【县尹】任兴，至正中任。【主簿】要木束，至正中任。

        而平定陈君信叛乱的高本祖，贡师泰《故承直郎福建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经历高君墓志铭》记为高本道，本祖为其字，其生平在该墓志中有详介：

 福建都元帅府经历高君，讳本祖，字本祖，世饶州安仁县儒家。曾祖元素，祖起宗。父君嚞，宋待补太学生，母易氏。君幼学于牧心杨先生，颖悟，有诗名，言呐呐，若不能出诸口，而行义推于乡里。蚤受知于疏斋卢公、澹斋张公，以御史荐，将辟海北宪史。广东部使者知君贤，罗致之。君不忍远违其亲，遂奉以行。已而丁外艰，扶柩归塟，哀毁跋涉，几不能生。服除，迁广西，从使者按行诸郡，狱多平反。会八桂科敛台觉，诸史率以赃败，君独无有。宪使（结）[诘]诉者，曰：“何以无高书吏耶？”诉者顿首，谢曰：“高书吏亷，不敢以私嘱。嘱之，则败吾事。”由是台宪益贤之。既书考，巡检荔浦县之南源砦，辟帅府令史，以嫌去。调恭城县之西岭砦巡检，复以疾免，改将仕佐郎、常德路照磨。常德多官湖，自监、守以下各私其一，谓之分例湖。照磨所得当钱六千缗。君不受，悉以归诸官。日坐幕府阅故牍，刮劘宿弊，豪猾为之屏迹。行省遂辟君（掾）[椽]。未几，又辞归创楼以奉母夫人。蜀郡虞公题之曰“春晖”。

        君有二寡姊，皆别筑室居之，且割田以资其养，延师以教其子。易夫人朝夕往来，杯酒上寿，怡怡愉愉，醉即拥舆而还。后除漳州路知事，阶将仕郎。君以漳远，不欲去。太夫人曰：“汝毋以我故重违君命也，且二姊在足慰我心矣。”

        君既至，凡事之不如令者，悉更正之。比及考，改延平路知事。未行，丁内艰。服除，进承事郎，天富南监场司令，病不及行。朝议以君尝有德于漳也，擢君为经历，士民闻之，喜曰：“高君来，吾属安矣。”君为政一切务从宽简。会有诏，减民租三分。君以龙岩被兵久，力请尽蠲今年租赋。李志甫反，南胜县士萧景茂骂贼死；陈端才妻蔡不受污，自沉于河，君悉上其事，以旌异之。

        海寇朱八、任有仁出没漳、潮间，潮吏来捕得之，郡遣龙溪主簿方吉夫为卫北行，君以事出。郡监典住受贿纵贼，反诬潮吏。君叹曰：“受贿纵贼，何异贼耶？”白大府，复械贼送潮，人歌之。会廷选守令，擢文林郎、汀州路清流县尹。时莲城贼魏梅寿聚众剽掠，势方张。君单骑直抵其垒，贼闻高县尹且至，开门迎拜。君反复慰谕，贼皆感泣。不数日，县境帖然。以功升承直郎、帅府经历。

        君执直不阿，人莫敢干以私。汀州贼何源、林顽为乱，君率兵万余人，覆其巢穴。乃大修壁垒，屯田积谷，以实边饷，宽民征。毗陵华玉以罪流上杭，重赂权贵，将求内徙，阴持百金来见，君叱绝之。及君还汀州，遮道请留，不果，为刻石颂之。

        又记：

 君在军久，感瘴疠，还至延平。疾革，或劝之归。君曰：“吾死于行，吾事毕矣。”遂卒，实至正十二年（1352）九月十九日也，享年六十有七，别号本斋。娶江氏，生女四人。长适戴镛，次适李某，余蚤卒。以从子善继为后。君之未没也，尝谓善继曰：“我死，必归塟先茔侧。”今死十年矣。

        而诱降陈君信的永春县尹卢琦，《元史》中有传：

卢琦字希韩，惠安人，登至正二年（1342）进士第。十二年（1252），稍迁至永春县尹。始至赈饥馑，止横敛，均赋役，减口盐一百余引，蠲包银榷铁之无征者。已而讼息民安，乃新学宫，延师儒课子弟，月书季考，文风翕然。

        邻邑仙游盗发，琦适在邑境，盗遥见之，迎拜曰：“此永春大夫也。为大夫百姓者，何幸之大乎！吾邑长乃以暴毒驱我，故至此耳。”琦因立马喻以祸福，众皆投刃槊，请缚其酋以自新，琦许之，酋至，琦械送帅府，自是威惠行于境外。

        同书卷50《选举》：至正元年辛巳（1341），乡试，卢琦，惠安人。卢琦著有《圭峰集》二卷，今存。《八闽通志》卷37《秩官》亦有记载：

  卢琦，至（且）[正]十二年（1352）尹永春。始至，赈饥馑，止横敛，均赋役，减口盐一百余引，蠲包银榷铁之无征者，已而讼息民安。乃新学官，延师儒，课子弟，月书季考，文风翕然。时兵革四起，列郡汹汹，独永春晏然。越四五载，调宁德尹。去之日，民遮道涕泣。

     （三）泉州饥荒与兵变

        《元史》卷一九二《卢琦传》记载：

（至正）十三年（1353），泉郡大饥，死者相枕籍。其能行者，皆老幼扶携，就食永春。琦命分诸浮屠及大家使食之，所存活不可胜计。

        对照贡师泰《福建道都元帅府奏差潘积中墓志铭》，其中以下记载特别值得注意：

 海寇作，诸郡分募海舟，兴化户居多。君比行，吏前纵豪家巨舰匿海岛，悉以小渔船应命。君立赏，使首实，得大舶二百艘，余尽免放。泉旧有水门，议者虑为寇利，遣军督塞之。商船贪于私税，奸党相和，咸言不便，且密赂君，求免。君（按，潘世英）曰：“水门塞，诚非若等利；不塞，寇由此入，焚室庐，掠妇女、宝货，若等独得安乎？”门塞，泉果无虞。湖兵戌泉者，以粮绝致变。郡吏多被贼辱，望见君曰：“潘奏差在仙游，尝善遇我，不汝害也。”

        贡师泰所记之“福建道都元帅府”，即《元史》中之“福建宣慰司都元帅府”。泉州所谓“水门”，即前引《八闽通志》卷13《地理》条记泉州府筑府城事时所提到所筑七门中之“濒溪水门”，又称南熏门。贡师泰在《潘积中墓志铭》中虽未提及泉州守军堵塞才筑不久的水门的时间，但其后叙事中言及“湖兵戌泉者，以粮绝致变”证明，其时应在至正十三年（1353）泉州大饥之时。这里提到的“湖兵”，即湖州万户府的军队。前引《元史·卢琦传》虽提及泉州饥民逃出城至永春就食，但未言及驻守泉州的湖州万户府兵变是如何平息的。可以想见，要解决兵变的唯一出路是找到粮食来源。前引吴海所撰《林泉生行状》中提到泉州舶商与粮食的关系，曰：

除泉州府经历。民负酒榷不能输，械囚竟二三岁，有死者。公至，即命出之。太守不可，公曰：“是终无可偿，囚之徒无益。某请任其责，无烦太守也。”舶商每岁酿各千石，一日悉召至，谓曰：“君曹素酿不榷。今贫民负榷不能酬，若一为偿之，不然，当受榷。”于是舶商即代偿前负，榷者填门拜泣。

        这里是说泉州拥有大量船只的“舶商”每年为酿酒大量使用粮食，用量达石以上，是用粮大户，但未言及他们是否也从外地运贩粮食至泉。明代陈懋仁在讨论解决当时泉州饥荒时，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