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科举取士规模扩大，官私学校兴盛，重文抑武政策推动等原因，官刻书籍得到极大发展。官刻机构分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所刻书籍除用于颁赐外，面向市场发售。定价因发行性质、书籍内容和面向人群不同而不同。官刻书籍与市场联系加强既反映出宋代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又促使官方主流文化得到有效传播。

赵宋之世以文治国，对文化推崇的记载不绝史册。崇文的理念通过推行教化，宣扬官方思想等手段自上而下灌输到社会各阶层。作为主要传播载体的图书，其编校、刻印及发行，对当时文化的保存及发扬起着极大作用。宋代刻书之发达可谓承前启后，首先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书籍发行及市场化提供了物质条件；其次宋科举制度较前代更加规范和普及，中下阶层士人有了上升渠道，加之官私学校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蓬勃发展，书籍市场需求量明显上升；此外，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直接导致了书籍发行成本降低，推动了图书市场的繁荣。官府刻印对朝廷政策的推行及官方意识形态的贯彻、主流文化的传播、科举制度的规范和推行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故备受政府的重视和扶植，进而得到长足发展。官刻在选书、校雠、刻板印刷、发行等程序上均有严格的规范制度。质量较高的官刻书籍因其内容较有针对性及实用性，部分书籍的刊印及发行又具有垄断性质，市场占有率较高。

宋代从事官刻书籍的部门

宋代刻书部门由中央和地方两级组成。元丰改制前，中央政府官刻部门是以国子监和三馆为主体，相关部门参与其中，所谓“三馆国子监之印摹书，虽汉唐之盛无以加此”。改制后，崇文院等馆阁部门并归入秘书省，其勘校出版职能也就由秘书省取代。

国子监除承担教育职能外，还司掌刻书、印刷等职能。其设有专门的机构和官员负责管理，“国子监旧有印书钱物所”，后改为“国子监书库官”，且“置书库监官，以京朝官充”，专门“掌印经史群书”。国子监下设专职机构管理刻印书籍，既体现了宋廷对刻印重视，也对政府刻书业发展有较大推动作用。宋初国子监所存书板并不多，而随着政权稳固，政府开始组织大规模编校刻书，发展到真宗时，刻印已颇具规模。集教育与刻印职能于一体的国子监既能根据学校和科考需要刻书，又发售书籍促进教育和科举发展，使得刻书和教育得到良好互动，进而使官方思想得到更好的传播。

负责官方雕版印刷的另一个重要机构为崇文院，其职能除藏书、编修外，还负责校勘、抄书籍、雕造印版。元丰改制后，崇文院及三馆归入秘书省，其校雠出版职能也由秘书省代为行使。与前朝相比，宋代馆阁出现了以雕版印刷为目的而组织的校勘活动，大中祥符七年（1014）九月，“又并《易》、《诗》重刻板本，仍命陈彭年、冯元校定。自后《九经》及《释文》有讹缺者，皆重校刻板”。此系列校勘活动减少了典籍谬误，保证了官刻印本的质量及权威性，亦塑造了传世之范本。

此外，各职能部门参与刊行与本部门相关的书籍，由专业知识人员刊修书籍，提高了书籍出版质量，如太史局所属之印历所专门掌雕印历书；译经院刊印的《景祐天竺字源》“华梵对翻”，并由宋仁宗亲笔题写序言，镂板颁行；仁宗时期御府所刻《三朝训鉴图》十卷；太医局出版《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修内司所刊《混成集》等。

地方政府机构及官学为地方刻书主体。地方政府机构除自行刊刻外，有时还承担着中央政府的出版任务。不少国子监本书籍都是由杭州负责雕版印刷。

地方官刻发展到南宋时达到高峰。南迁之后，国子监等中央书库由于战乱损失，版本缺失严重，“艰难以来，兵火百变，文书之厄莫甚今日，虽三馆之制具在，而向来之书尽亡”。而南方几大印刷中心书籍、印板等保存相对完整，且印刷技艺成熟，直接从地方收录书籍或是交由地方政府刻印不失为省时省力的方法，故绍兴九年九月从张彦实请求“下诸道州学取旧监本书籍，镂版颁行”。地方政府部门及各级官学也积极从事刻板印刷，从事刻印的地方机构诸多，从传世书籍看就分为转运司本、郡斋本、郡庠本、县斋本、县学本等。其中，宋代地方公使库因资金雄厚及政策上的便利条件等，多雕版书籍发行，成为宋代地方刻书一大特色。从尤袤著《遂初堂书目》中所收录的不少书多至数本。此外，由于地方刻印业的发展，部分地方政府更是设置了专门管理刻印和书籍书板的机构，绍兴府便设置了“书板库”、“书籍库”。

官刻书籍与市场

一是官刻书籍作为政府宣扬主流思想文化的最主要手段之一，在内容选择、校雠及雕版印刷上都有较为严格的要求，且不惜工本，质量普遍较高，受到市场青睐。官方一般采用多种手段向社会各阶层灌输官方意识形态以维持社会稳定和增加民众认同感。书籍作为传播的最主要载体，其出版、发行权为官方所控制，而控制强度和手段依据形势变化而变化，如通过科举考试需用监本书的政策来加强对书籍市场的控制管理等。官刻在内容上多以经史类书为主体，此类书籍最能体现儒学宗旨，宣扬官方正统思想，且用作科考和学校教育用书。此类书籍校雠精益求精，多次重校，避免出现纰漏，如真宗咸平三年（999）， 因“《唐书》浅谬疏略，且将命官别修，故不令刊板”。为避免民间粗制滥造，有悖于官方意识形态的传达，政府以法令形式垄断了经书的雕版，如北宋至道三年（997）十二月，曾下诏外州不得私自雕国子监经书印板。虽然后来有所放松，坊间亦有经书雕印，但监本凭借其质量优良和较低定价，在经史类图书占据了较大的市场份额。北宋时期《太平老人·袖中锦》列举当时名列“天下第一”物品时，更是将监本书籍放在第一位。

作为传达官方思想及笼络人才的手段，经史类书籍诚然会以赏赐的方式，赐予皇族、大臣及地方职能部门、学校。但除赏赐外，大部分监本书对外发售，仅科举考试及学校用书存在着巨大的需求市场。为方便管理图书发行、出售等业务，国子监书库专门设置书库监官一职，“以京朝官充，掌印经史群书，以备朝廷宣索赐予之用，及出鬻而收其直以上于官”。监本经书通过诸路地方政府机构对外出售，“国学见印经书，降付诸路出卖，计纲读领，所有价钱，于军资库送纳”。售书盈利所得基本可归国子监自行支用，“诏国子监应卖书价钱，依旧置账，本监支用，三司不得管系”。

二是官刻书籍根据性质和内容及所针对的人群不同，在价格制定、出版数量上有所不同，有据市场而定价，也有的限定价格出售，更有因具垄断性而获取高额利润。为了扩大官刻书籍影响力，政府对经史类监本的售价作出一定干预，定价较低，利润空间相对较小，使受众能以可接受之价通过市场途径购得，如真宗认为国子监所鬻书“非为利也，政欲文字流布耳”，并颁布了《国子监经书更不增价诏》。此外还允许在缴纳一定纸墨费用后使用国子监刻板，自行印刷，这不仅提高了刻板的使用率，还使监本书得到有效的推广。

经史类书定价低的另一个原因是出售给各级学校及官员等特殊群体，如王瞻叔“请摹印诸经义疏及《经典释文》，许郡县以赡学或系省钱各市一本，置之于学。上许之。今士大夫仕于朝者，率费纸墨钱千余缗而得书于监云”。定价由政府干预以求文字流布，推广教化的行为得到士大夫的认可，甚至当出现成本上升引起书价正常变动时，会上书请求政府对价格作出干预，如陈师道上书“国子监所卖书，向用越纸而价少，今用襄纸而价高，纸莫不迨，而价增于旧，甚非圣朝章明古训以教后学之意。臣惟诸州学所卖监书，系用官钱买充官物，价之高下何所损益，而外学常苦无钱而书价贵，以是在所不能具有国子之书，而学者闻见亦寡。今乞止计工纸，别为之价，所冀学者益广见闻，以称朝廷教养之意”。

除却经史类书外，医书的刊行因能体现朝廷实施仁政、体恤百姓而受到重视，“宋国子监镂刻经史外，最重医书，且听人购买”。以政府之力收集医书，并加以校雠、刊行，并对外发售，于医学的传播、普及和发展带来了很大便利。由于医书部头较大，因而造价高，相对售价也高，以至于医人无力购买，政府根据市场反馈，进行了调整，“今有《千金翼方》、《金匮要略方》、《王氏脉经》、《补注本草》、《图经本草》等五件医书，日用而不可阙。本监虽见印卖，皆是大字，医人往往无钱请买，兼外州军尤不可得。欲乞开作小字，重行校对出卖，及降外州军施行”。除了改印小字本外，还对价格作出了限定，元祐三年（1088）九月二十日“准朝旨雕印小字《伤寒论》等医书出卖，契勘工钱，约支用五千余贯，未委于是何官钱支给应副使用。本监比欲依雕四子等体例，于书库卖书钱内借支，又缘所降朝旨，候雕造了日令只收官纸工墨本价，即别不收息，虑日后难以拨还，欲乞朝廷特赐应副上件钱数支使……欲用本监见在卖书钱，候将来成书出卖，每部只收息一分，余依元降指挥”，此举既使小字本医书以较低价发售，又保证了售书财政上的盈余。

另一类备受政府重视的便是历日的颁行。宋初历日还为手写，后改成刻印，发行成本骤减，“日官乞每年颁历日亦雕板印行。旧每岁募书写人，所费三百千，今模印则三十千”。民间也多翻印官历牟利。因历日属日常所需用书，禁止民间私印小历改由官方垄断发行渠道，此举获得了较大盈利，“至是尽禁小历，官自印卖大历，每本直钱数百，以收其利”。但此类与民争利的禁令未能有效遏制住民间私印的现象。到元丰三年（1080）三月，政府又自行发售小历，除限定南方几路由转运司统一印卖外，其余地区允许商人分销。至南宋，官府又同时发行大历和小历两个版本，但大历基本是作为赏赐之用，而小历本通过榷货务出售。然在执行过程中发现官府匠人根据市场所需私自出售大历，影响了政府收入，于是朝廷调整政策也开始向市场出售大历，“（乾道元年八月五日）秘书省辖下太史局，每岁笺注到大、小历日，小本依年例令榷货务雕印出卖，大本止是印造颁赐毕，……乞自今后大本历日颁赐数足，将上件历板下太史局，候历日进呈毕，牒送榷货务措置定价，出卖施行”。

三是地方政府及机构刻印目的多样，但大都面向市场出售，并获取一定盈利。宋代地方官刻出版事业一直得到持续发展，尤其南迁之后，地方官府机构及各级官办学校刻书发展势头更是超过中央机构刻书。相较中央机构有目的的刊刻，地方官刻在内容选取上有较大的随意性。

地方政府机构积极刊行书籍，可谓一举多得。其一，地方长官大都具有士人和官僚的双重身份，偏爱编著书籍，看重任职之地先贤或是名流作品，如乾道四年（1168）刘珙出任江西安抚使，将胡安国的《春秋传》三十卷与郡斋出版，以方便后学之人参考。且可利用担任地方官职之便刻印私家著述发售，如陆游之子陆子遹参与《渭南文集》编录，并在任溧阳令期间，刻板于溧阳学宫。出版先人或是当地先贤等官刻书籍投入市场，多是先行刻印后按成本定价出售，发行动机多为希冀文字流布，对地方教化起到宣导作用。其二，宋代崇文风气盛行，皇帝提倡读书，上行下效，“君臣上下，未尝顷刻不以文学为务，大而朝廷，微而朝野，其所制作、讲说、记述、赋咏，动成卷帙，累而数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而从搜集民间佚书到出版书籍皆有利于政绩，除得到赏赐外，还可升官，如“王日休进《九丘总要》，送秘书省看详，言其间郡邑之废置，地理之远近，人物所聚，古迹所在，物产所宜，莫不详备。诏特迁一官”。其三，刻印书籍与前代相比存在较大市场需求，“承平滋久，四方之人益以典籍为重，凡缙绅家世所藏善本，外之监司、郡守搜访得之，往往锓板以为官书，然所在各自板行”。受印书利益的驱使，淳熙三年（1176）由舒州公使库刊印出卖的《大易粹言》，“每部价捌贯文足”，而印刷成本为贰贯柒百文。刊印书籍能获得可观利润，也使得一些不法官员趁机中饱私囊，如朱熹弹劾唐仲友的奏章里有一条就是其用官钱印书。

总体来说，宋代官府刻书体系完备，售书规模可观。官刻书籍除赏赐外，对内将书籍或是书板低价售于学校；对外则面向市场，既允许各地方政府机构发售，也允许商人出售或是赁板印刷出售。除官方发行的部分经史书籍有限定价格外，多数种类的书籍受到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影响。官刻产业属于官营经济的一部分，伴随宋代经济发展，市场化渗入到相对封闭的官营经济中，官刻书籍不可避免的走向市场，同时也丰富并推动了市场的发展。高质量的官刻本对传世典籍的面貌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人更是将宋版官刻书籍视为收藏上本。但由于政府垄断行为及保守政策存在，一些政令破坏了市场竞争，对私人刻印和销售市场形成打压态势，不利于市场健康及进一步的发展。此外，官方统一编修和发售经史和文集，组织大型类书、医书编纂及刊刻，一方面有利于灌输官方意识形态，增强民众对宋廷权威统治的认同感，相较武力而言此种手段省力而效果更佳；另一方面推动了科举制及官私学校的普及和发展，亦有利于右文崇儒等政策的推行，更对文化的保存与传播有极大推动作用。（刘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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