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郁达夫在1925年这一年的创作相对比较沉寂。用作家自己的话讲，是不言不语不做东西的一年。事实上，他投入大量时间于课堂教学和讲义编写。后来陆续问世的几乎涉及各种文学文体的单行本《文学概说》《戏剧论》《小说论》，想必都是武昌课堂的结晶，也是郁达夫文学经验的总结。
1925年，郁达夫年届而立。年初，他从北大黯然离场，武昌师大接纳了他。在诗人生命中，1925是比较低调的一年；在郁氏研究中，1925也是比较不被重视的一个时间段。随着相关史料陆续浮出水面，郁达夫武昌一年的行踪告诉我们，这是诗人生命中不宜被尘光湮灭和岁月忽视的一个年头。1925年的春节来得比较早，1月23日就是旧历除夕。郁达夫应是在寒假里的2月4日（正月十二），应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新任校长石瑛之请，离开北京去的武昌，任教该校国文系。吴虞日记称，1月31日，郁达夫过吴虞处，赠《晨报副镌》一册，并称下周三（2月4日）“当过武昌师大”。在此之前，北大同人有过几次较大规模的饯行。据周作人、钱玄同和吴虞等的日记，“因陶孟和夫妇回京、郁达夫将赴武昌教书”，1月31日中午，周作人、张凤举同在东安市场东兴楼举宴，一为陶夫妇接风，一为郁达夫饯行，同席者有陶孟和、沈性仁夫妇，沈尹默、沈兼士兄弟，马幼渔、马衡兄弟和林语堂、陈通伯、徐志摩、邓叔存、陈百年、江绍原、钱玄同等共23人；2月2日，则中午、晚上各有一场公宴，坐中还有胡适之、王抚五、杨振声、吴虞等。可见郁达夫的离任北大，是比较被公众化的一件事情。但让人疑惑的是4月13日《北京大学日刊》（第1667期）刊出的注册部布告，称“英文系教员郁达夫先生辞职，所授本科第一外国语英文及小说，本星期起均由刘贻燕先生暂代，时间教室照旧”。而照郁达夫本人“从今年的阴历正月起，在武昌的狗洞里住了半年”（《说几句话》）的说法，1925年2月4日到4月13日期间，郁达夫是否并且能否还在北大兼课，还是一件需要思量的史事。“武昌师大的校址在阅马厂（武昌城内的一个广场）之东，东间壁是抱冰堂，即张之洞别墅所在地，堂的四周遍植桃花，每逢花开的季节，游人麕集，热闹异常。”武昌师大学生李俊民在《落花如雨伴春泥——郁达夫先生殉国四十周年祭》一文中记下了第一次见到郁达夫的情形： 一九二五年二三月间，我回到武昌师大，到校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去看望郁先生。一个傍晚，我在学校东北角教师宿舍的二楼西侧的一间房子里，第一次会见了他，看到他的神情与姿态，和我悬想中所构成的形象，似乎是吻合无间的。他待人恳挚，洒脱可喜，使我一见倾心。…… 在他驻足的这个大房间中，除一张床铺和写字台以及一张方桌外，满屋塞满了古今中外的书籍。日文以外，大部分是西书，包括英文、法文和德文。 武昌校园并不平静，郁达夫数度被卷入风潮；其在武昌师大的进退，又多跟校长石瑛脱不开关系。
石瑛到任之前，武大主持无人，百废待兴。为武昌师大升格为国立武昌大学，石瑛致力于治理与改革，并坚持重新审定教授资格及学识。此举引起教育哲学系主任、《夕阳楼日记》中未被点名的那位译者余家菊的不满。因余仅在伦敦大学旁听半年，以所学无基恐被淘汰。余遂以辞职相胁，同时又作匿名信漫骂校长。此举大令学生反感。2月21日，武昌师大师生举行联席会议，抵汉不久的郁达夫与杨振声、张资平、黄侃、陈建功等一同出席，并站在武大师生一边，支持全体学生发表宣言，“誓死驱逐余家菊，挽留石校长”。（《武昌大学又起风潮》，《民国日报》1928年2月28日）这学期末，因辞退黄侃、黄际遇、王谟等三位教授引学生不满，加之学校经费无着，开学不久的9月12日，《申报》刊登消息：“武大校长石瑛自京函代理校务李西屏，嘱办辞呈送教部。”校园内外一时舆论四起，武大发生第二次风潮。此次风潮本以教育部挽留和石瑛返校，已于10月初趋于平静。但一向视军阀为毒瘤的郁达夫却因黄侃一拜门弟子以“国文系学生”名义上书“湖北的军政当局萧耀南”“来左右校长，用一个教书的人”这样一件“不体面的事情”而义愤填膺，10月17日，他作书《现代评论》记者，题《说几句话》，并且以失之冲动的“武昌的狗洞”引起新的矛盾，旋被卷入风潮中心。这个时候，郁达夫已身在北京。赴京前，他对学生说要“到北京找校长，请教员”（蒋鉴章《武昌师大国文系的真象》，《现代评论》1925年第3期）。推测来看，最大可能是行前郁达夫已经递交了辞呈，“本来打算不再出京了”（《一个人在途上》），故此时“职守俱无，穷愁潦倒”（《说几句话》），并且拟请教员以自代。10月23日，吴虞收到郁达夫寄自武昌的两封快信，言武大请吴虞往武大教授国文，月薪240元；12月12日，郁达夫电吴虞，称武大聘其任国文教授（《吴虞日记》），此或是“请教员”行动之一。11月上旬，郁达夫得辞武昌大学教职，13日从武昌去了上海。郁达夫这一年的创作相对比较沉寂。用作家自己的话讲，是不言不语不做东西的一年。小说创作仅有《寒宵》和《街灯》两个短篇（后合题为《寒灯》）：“当初的计划，想把这一类东西，连续做它十几篇，结合起来，做成一篇长篇。……但是后来受了各种委屈，终于没有把这计划实行，所以现在只好将这未完的两断片，先行发表了。”（《创造月刊·尾声》）；散文也只有《送仿吾的行》等寥寥几种。事实上，这一年，郁达夫投入大量时间于课堂教学和讲义编写。与此前曾在安庆法政专科学校和北京大学讲授英文、讲授统计不同，在武昌师大（1925年4月以后为武昌大学），无论课上课下，郁达夫都是纯粹的文学教授，讲授文学课程，培养文学青年：“武昌师大实行选科制，他开出的选科是文学概论、小说论和戏剧论，自编讲义。”（李俊民《落花如雨伴春泥》）后来陆续问世的几乎涉及各种文学文体的单行本《文学概说》《戏剧论》《小说论》，想必都是武昌课堂的结晶，也是郁达夫文学经验的总结。收入《文学概说》的编译文论《生活与艺术》文末志有“书后”： 这一篇生活与艺术，是到武昌后编译的第一篇稿子，预备作近来打算编的文学概论的绪言的。因为这一次匆促南行，带的书不多，所以不能举出实例，内容空虚之讥，是我所乐受的。此稿所根据的，是有岛武郎著的《生活与文学》头上的几章…… 
郁达夫《小说论》（光华书局，1926） 《小说论》的问世也颇具戏剧性。沈松泉《回忆郁达夫先生》中有记： 1925年冬，有一天达夫先生到光华书局来，我正好在店里，他看见我就说，“松泉，我有些急用，需要一百元钱，我这里有一部稿子给你，就算是稿费吧。”说着，他就从袖笼里取出一卷稿子来。这就是他在武昌师大的讲稿《小说论》。全稿份量不大，不过二万字左右，是他用钢笔字写的手稿。 无论如何，这些著述是郁达夫结合自己文学创作和课堂教学的双重实践，对各文体写作作出的系统梳理和理论总结。其方法和结论，今天来看，都极具个人体会和前沿意味，也是郁达夫留给世人的一类别具风格的文学实绩。在武昌师大，郁达夫还曾指导国文系学生组织艺林社，并主动介绍至北京晨报社，得报社同意，于4月10日在《晨报》副刊创设专刊《艺林旬刊》，以提供“国学的研究和关于文艺上的各种问题的讨论”，黄侃、熊十力等均有论作在该刊发表，郁达夫更是支持了多篇文论，包括《诗的内容》《诗的意义》《文学上的殉情主义》和一次演讲实录《介绍一个文学的公式》。自第17号后，该刊脱离北京晨报，改由艺林社独立出版。对此，沈从文在《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一文中专门提及： 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因杨振声、郁达夫两先生应聘主持中文系讲“现代中国文学”，学生文学团体因之而活动，胡云翼、贺扬灵、刘大杰三位是当时比较知名和活跃的青年作家。 后来，刘大杰、胡云翼成为颇有建树的文史学家、词学家，贺扬灵英年早逝，从政期间亦以诗心才学著称。4月30日，深省风潮之害的郁达夫与同事杨振声、江绍原联合致函胡适，邀请其来汉讲座：“……有感于退职之职教员屡次破坏武昌师大，皆经失败，故今又怂恿黄先生辞职，目的在使该系学生，因失课而起风潮。平此风潮惟一的方法，在请众人所心悦诚服之学者，来此作课外讲演。所以石蘅青先生同我们都竭诚请先生来讲演一次”，“先生来此讲演的时间，一星期或两星期均可”，“讲题先生可以便定，但时间必在五月内，愈早愈好”。（《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虽然落款由杨振声代签，但胡适此行，郁达夫是全程参与联络的。 
“五月内”的最后一周，9月26日，胡适南下抵武汉，29日开始在各校演讲，至10月5日。其《南行杂记》有记： 这回南下是受了武昌大学和武昌商科大学的邀请，去演讲五次。但到了武汉以后，各处的请求很难拒绝，遂讲演了十余次。 原五次演讲包括武昌大学的《新文学运动的意义》《谈谈〈诗经〉》（9月29日）、《中国哲学史鸟瞰（一、二）》（10月1、3日），和商科大学的“文化侵略”（10月2日），后来增加了在文科大学、华中大学、武大附中、湖南中学和青年会、银行公会等处的演讲，总计在汉演讲13场，另外，胡适还莅临了武大学生欢迎会、武汉各界欢迎会和教授公宴等活动。胡适在汉期间，郁达夫与之多有交往。胡适称“见着许多新知旧友，十分高兴。旧友中如郁达夫、杨金甫，兴致都不下于我，都是最可爱的”。尽管目前尚未能明确郁达夫陪同出席了上述哪几场演讲和欢迎活动，但29日上午，胡适《新文学运动的意义》中不少观点，是被郁达夫记录在《咒〈甲寅〉十四号的〈评新文学运动〉》一文中，作为对孤桐（章士钊）先生评点的回应的。10月中旬，诗人千里返京，什刹海北岸那个温馨的家，对郁达夫日夜奔波的苦辛和“万料不到”的被逐当是一种治愈。这一年暑假，夫妻两个，日日与龙儿伴乐，无论湖滨散步，吃饭看戏，还是摘葡萄，打枣子，一家三口总是形影不离，尽享天伦：“这一年的暑假，总算过得最快乐，最闲适。”（《一个人在途上》）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