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学术纵横 | | | | 苗怀明：几部描写于谦事迹的古代通俗小说考论 | | 来源：明清史研究微信公众号 作者：苗怀明 日期：2021-04-16 | | 于谦是时代中期一位十分重要的政治人物，他为官“生绩表著，卓然负经世之才”，特别是在土木之变、社稷危亡的关键时刻，“忧国忘家，身系安危，志存宗社，厥功伟矣”。后虽受石亨、徐有贞等人构陷冤死，但无论是在其生前还是在其死后，于谦一直深受民众的爱戴和尊敬，《明史》称其“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注：《明史》卷170 《于谦传》。），民间往往将其与岳飞、文天祥等忠臣义士并称，有许多与之相关的传说流传。后世还以各种文艺形式歌颂怀念他，诗文辞赋之外，还有几部以于谦为主人公的通俗小说。因资料缺乏、重视不够等原因，人们对这些小说知之不详，有不少问题未能得到解决。笔者据自己平日翻检所得，略陈管见，抛砖引玉，以求正于同行方家。
《于少保萃忠传》，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以及胡士莹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补》皆予以著录，但著录的内容差异较大。前者云：“《于少保萃忠传》，十卷七十回。存。旧刊本。马彦祥。题‘西湖沈士俨幼英父纂述，武林沈士修奇英父批评’。”（注：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P60，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后者云：“《于少保萃忠传》，十卷七十回。浙江图书馆藏明刊本《萃忠传》七十回，题‘孙元亮撰，沈国元评’。”（注：胡士莹《〈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补》，载《明清小说论丛》（第4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两相比较，同一种书，卷回相同，而署名则完全不同，原因何在？长时期以来，人们对这部小说多是仅见书目记载而未见原书，所以对这些问题无法解答。笔者因在图书馆访书时得见该书的几种版本，并查阅了相关史料，对其成书刊刻及流传的有关情况始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以下详述。 笔者所见的两种《于少保萃忠传》版本中，一种是刊刻本，分藏浙江省图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者即是胡士莹先生所著录的本子，今有《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本。但作者署名是“钱塘孙高亮明卿父纂述 檇李沈国元飞仲父批评”，所谓“孙元亮”大概是胡先生的笔误。该版本首序，尾署“赐进士第中宪大夫云南按察司副使奉敕整饬金腾等处兵备予告致仕进阶赞治尹钱塘后学林梓书”，下有一行小字“林君嘉靖四十一年进士”，后有两枚印章，一为“壬戌进士”，一为“林氏从吾”；次赞，尾署“阳明王守仁题”，复次“总断”，尾署“原博吴宽题”，再次为“凡例”二十二则。书前有图像四十一幅。正文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版心镌“萃忠传”，有一些眉批、行侧批和行间双行批注。全书大体完整，但也有不少缺页。 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刊本原是郑振铎先生的藏书，书前及书尾均钤有“长乐郑振铎西谤藏书”之印章。该本在《西谤书目》中有记载：“镌于少保萃忠传。存二卷。明孙高亮撰。明刊本。一册。有图。”（注：见北京图书馆编《西谛书目》，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惜为残本，仅存一册，也是全书的最后一册，内容包括卷九、卷十两卷，从第五十五回到第七十回，共十六回。卷首题书名为“镌于少保萃忠传”，版心题书名为“萃忠传”。两卷的卷首均署“钱塘孙高亮明卿父纂述，檇李沈国元飞仲父批评”。两卷卷首还各有四幅插图，表现书中内容。正文有行间双行批注、圈点及眉批，唯眉批与行间批字迹不清，似为后来补刻的。书尾题“古杭后学孙高亮明卿甫选述 同兄敏谦逊卿甫校正”。正文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因无序跋牌记等，不详其刊刻书坊及具体刊刻时间。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浙江省图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两书版式行款相同，最为明显的是，两书都将第六十二回错刻成第六十回，而且都将第六十九回和第七十回列为十卷之外的“外传”。显然，两书属同一种刊本。 另一种为精抄本，藏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该抄本经过重装，共装订成十册。书中钤有“来叶山房”、“木石居”、“半航”等印章。从笔迹来看，主要由两人合抄而成，字体秀美，行款也比较齐整。因无序跋抄录者的署名，具体抄录年代不明。各卷卷首、卷尾题书名为“新镌于少保萃忠传”或“镌集于少保旌功萃忠传”。该抄本作者及批评者署名较为复杂： 卷一题“西湖沈士俨幼英父纂述，武林沈士修奇英父批评”。 卷二题“钱塘孙高亮明卿父纂述，檇李沈国元飞仲父批评”。 卷三题“西湖沈士俨幼英父辑著，虎林沈士俊孟英父批评”。 卷四题“钱塘孙高亮明卿父编辑，檇李沈国元飞仲父批评”。 卷五、七、八、十题“西湖沈士俨幼英甫纂著，虎林沈肇森六弭甫批评”。 第六题“西湖沈士俨幼英父纂述，虎林凌萃征聚吉甫批评”。 第九题“西湖沈士俨幼英父辑著，虎林沈懋允大生父批评”。 从署名情况看，沈士俨当是主要作者，共写了八卷，孙高亮是次要作者，仅写了两卷。 将抄本和刊本比较来看，正文内容基本一致，微有出入，文中行间双行夹注也大体相同，后者略有增益，可以肯定的是它们非属同一种版本。所不同者，抄本无序、赞、总断、凡例和插图，也无圈点、眉批和行侧批，特别是两书的署名差别颇大。刊本大体与胡士莹先生的著录一致，抄本则大体与孙楷第先生的著录一致，只是孙先生仅著录了卷一的署名，忽略了后面各卷的署名情况，这可能是翻检不细的缘故（注：为行文方便，下文将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明刊本《于少保萃忠传》简称为“刊本”，称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抄本《于少保萃忠传》为“抄本”。）。 沈国元，字仲飞或飞仲，曾改名常，字存仲，明末秀水诸生。他曾经订补同朝人陈建所著的《皇明丛信录》一书，并撰有《两朝丛信录》、《流寇陷巢记》、《甲申大事记》等历史著作（注：有关沈国元情况，参见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两书相关记载与介绍。）。 凌萃征，字聚吉，号扩庵，钱塘人。“弱冠补博士弟子，崇祯丙子岁，卷入彀误，中副书”。他颖悟沈静，性淡泊，“艺菊赋诗，陶然自得。酷嗜奕，宾至辄与共奕，虽寒暑勿间也”（注：见康熙年间《钱塘县志》。陆圻《冥报录》载其女儿生病闹鬼异事，可参看。）。 孙高亮，字明卿或怀石，钱塘人。邵海清先生在《古本小说集成》的影印本前言中说他号有恒子，不知何据。书中有五处署名“有恒子”的批注，但同时也有六处批注署名孙明卿或孙怀石。孙高亮和于谦是同乡，其祖辈和于谦是好友（注：参见《于少保萃忠全传》卷首林从吾序。）。他是《于少保萃忠传》的作者之一，该书中还有六条他所写的批语。关于他和《于少保萃忠传》、《于少保萃忠全传》的关系，后文还要详细探讨。 刊本和抄本所据的底本从内容及署名情况来看，当不是同一个版本，不过它们都是明代的版本，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两书中凡是有关明代皇帝庙讳的名号均顶格或空一格书写；书中还称北方少数民族为“胡人”、“酋”、“鞑虏”等，这在文网森严的清代是绝对禁用的，会招来杀身之祸。 那么，刊本与抄本所据底本孰先孰后呢？据笔者的考察，应该是抄本的底本早于刊本。其理由如下： 首先，从署名情况看，抄本的作者及批注者署名较为复杂，有八人之多，其中已包括了刊本所署的孙高亮、沈国元二人，后出的《于少保萃忠全传》则只署孙高亮、沈国元二人。从小说成书的一般过程和规律来看，应该是先由集体创作，然后再由一人整理刊刻，而不是一个人创作成书、流传一段时间之后，刊刻时再加上他人的名字。所以，说抄本所据底本早于刊本比较合乎实际。笔者甚至怀疑抄本所据的底本为刊刻前的原稿本。 其次，除书前的序、赞、总断和凡例外，抄本较刊本还少插图、圈点、眉批和行侧批等内容。如果抄本的底本晚于刊本，它应该把这些也都录上，最起码把眉批和行侧批部分抄上。因为两书其它内容基本一致，抄本的抄录者抄写十分认真，他们不会有意漏抄这些内容。合理的解释是：抄本所据的底本被刊刻后，孙高亮、沈国元二人又做了圈点、批注的工作，并改动原书的署名，然后再次刊印出版。 再者，从刊本的情况看，其正文部分字迹清晰，唯眉批和行侧批模糊难辨，与正文不一致，显系在原版上补刻而成，这也说明抄本所据的底本要早于刊本。 将两种版本对勘，也可以找出一些证据，比如抄本的前五回每一回前面都有开篇诗，但在刊本中都被删去了。再比如，抄本中有些批注，到刊本中变成正文。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抄本小说第三十一回“刘四领计，叩辞前往”后有注：“按，后也先被哈剌邀截，刘庸观羯囊之计，果然砍死也先，亦公之神谋远计也”刊本中将前两句同正文一样刻写，后两句改成双行夹注。显然，这是刻书在发现刊刻有误后的补救措施。 还有两种《于少保萃忠传》的版本值得注意，一种载于民国所修《杭州府志》的《艺文志》，云：“《于少保萃忠传》，十卷，钱塘孙高亮明卿撰。”从书名看，它当是十卷七十回的《于少保萃忠传》，而不是后来较为流行的四十传的《于少保萃忠全传》；从署名情况看，它和前面提及的刊本较一致。 另一种见于路工先生的著录：“《于少保萃忠传》，十卷十回，明天启年间原刊本，图极精……题‘钱塘高亮明卿父纂述’、‘檇李沈国元飞仲父批评’，前有万历辛巳（一五八一）年林从吾序，并有王守仁、吴宽题赞。杭州卢林刊本。”（注：路工《访书见闻录》之《古本小说新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路工先生所见的这个版本与浙江省图书馆的藏本接近，但有两点令人感到疑惑：一是其回数，不知是真的共十回，还是路工先生的误记。按正常情况应该是七十回或四十回，也许路工先生看到的是个残本，可是他并没有明确交代；一是该书作者的署名，路工先生还特意强调：“此题作者高亮，字明卿，道光年间刊本误成‘孙高亮’。”但在笔者所见的抄本和刊本上，均题作者名为“孙高亮”，而非“高亮”。从上述情况看，这个天启间杭州卢林刊本并非如路工先生所说的“原刊本”，可能是同浙江图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相同的刊本。当然，也不排除其所见为《于少保萃忠全传》而非《于少保萃忠传》的可能性。不过它的确有可注意处，可惜不知该书归藏何处，无法目验证实。 《于少保萃忠传》以前只是见于几种小说书目的著录，还未有人进行过专门研究。总的来看，该小说有以下几点值得治小说史者注意： 一是其文体方面的创新。它虽属历史演义类小说，但采用纪传体的形式，主要围绕于谦个人一生的事迹及与之相关的事件来写，同以往采用编年体形式写群像的历史演义小说不同，对后代历史演义类小说的创作有启发意义。 一是其题材的选择。《于少保萃忠传》虽属历史演义类小说，但它所表现的内容在时间上距现实较近，以本朝人物为主人公，有些像现在的传记文学，这在以前的通俗小说中还很少见。明末清初，曾出现一批描写时事的小说，如《警世阴阳梦》、《魏忠贤小说斥奸书》、《樵史通俗演义》等，由此可见《于少保萃忠传》的开创之功。 再从小说的表现方式来看，《于少保萃忠传》史实性强，实多虚少，书中所载事件多有所本。将《于少保萃忠传》与《明史·于谦传》、《于忠肃公年谱》、《少保兵部尚书肃愍于公神道碑铭》及有关方志中的记载对照来看，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就连书中有神怪灵异的部分，也大多有所本。如作品中于谦为文天祥转生的描写，《于忠肃公年谱》中就有记载： 公之祖父常念宋文丞相忠烈，奉其遗像甚虔，夜梦一绯袍金幞神言曰：‘吾感汝父子侍奉之诚，倾即为汝之嗣矣。’公父逊不敢当。 再如小说第五十一回，于谦死后借其子于冕目光、朝见皇帝诉冤的描写，也并非作者的臆造，而是有所据，如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中就有类似记载： 少保公之既杀也，其夫人梦公谓曰：‘吾被刑，魄虽殊而魂不乱，独双目失明，吾借汝目光，将见形于皇帝。’次日，夫人忽丧明，已而奉天门灾，英庙临视，见少保公于火光中隐隐闪闪也，时夫人方贬次出山海关，复梦少保公曰：‘吾已见形于皇帝矣，还汝目光。’未几，有诏，独贷其夫人。 这当是当时的民间传说，小说中将于谦夫人改为其子于冕。小说最后用整整两回的篇幅写祈梦灵验之事，这也并非作者的臆造，它是杭州当时的一种民俗和传说。如姚靖《西湖志》云：“南新街，内有怜忠祠，即于忠肃公故第也，弘治初敕建，里人多往祈梦。”明万历《钱塘县志》亦云：“四方人祈梦者，以七宝山、三台山为九鲤湖，因试事祈者尤多，盖周公新郡城隍，于公谦都城隍也。” 作者是有意这样做的，在刊本卷首的凡例中，开列了该书所参考的二十二种书籍，如《皇明实录》、《皇明政要》、《皇明统纪》、《我朝纲鉴》等，其中大多是史书。当然，《于少保萃忠传》所记，也并非全合史实，它还把当时广为流传的他人的事迹归到于谦的名下。如关于于谦断案的描写，《明史·于谦传》中只是简略地说：“出按江西，雪冤囚数百。”小说中却详细描写了三个于谦断案的故事，其中寺僧杀人故事，见之于《明史·周新传》、《折狱奇闻》、《智囊补》及同时期小说《西湖二集》、《龙图公案》、《明镜公案》等书中。家产纠纷故事又见于《龙图公案》中的《味遗嘱》。再如小说第四十三回于谦吓退桂花精的故事，是从唐人小说集《甘泽谣》而来，又见之于同时期的小说《素娥篇》、《百家公案》及《浓情快史》等。由以上分析可看出，《于少保萃忠传》的成书方式是以史实为基础，广泛采集有关民间传说汇集成书，大多数故事皆有所本。 小说为了增强史实性及可信度，还往往在文后批注中引用相关历史文献作为参证，如明陈建的《皇明通纪》一书，引用达十多次，其它如郑晓、王鏊等人的著作也多有摘引。值得注意的是，批注中还引用了一些与于谦同时，而且又是小说中人物的著作，如李贤的《天顺日录》和叶盛的《水东日记》。以李贤来讲，他是当时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作品所写许多事件都亲身经历过，小说也对此多有描写。如小说第四十一回写景泰皇帝立见济为太子，众臣反应不一，李贤则托疾而不参与。在这段文字后，引李贤的《天顺日录》相参，显得真切可信。再如小说第五十五回写李贤礼敬布衣吴与弼之事，文后引《天顺日录》与正文内容相互补充参证，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 《于少保萃忠传》，十卷七十回；《于少保萃忠全传》，十卷四十传。两书书名虽仅一字之差，但内容和篇幅相差还是比较大的，粗略统计，前者比后者要多出约十万字。将两书对照来看，两书故事情节基本相同，文字亦大多相同，前者较为丰实，后者较为简略，区别主要体现在繁简方面。通过文字的比勘可以看出，它们之间有明显的传承关系。那么，两书孰先孰后呢？根据笔者的考察，《于少保萃忠传》要早于《于少保萃忠全传》，后者系根据前者节录整理而成的，说它是前者的节略本也不为过。其理由如下： 首先，《于少保萃忠传》无论是抄本还是刊本，都有大量批注文字，而《于少保萃忠全传》仅有很少几条注文，内容与《于少保萃忠传》中相应注文相同，并且可以明显看出，这些注文是删除前书未尽而保留下来的。如《于少保萃忠传》第十六回“英国公张辅”一语后有双行夹注：“公年八十三岁矣”，《于少保萃忠全传》相同的位置中也有这条注文。再如《于少保萃忠传》第三十回，“得知院你说得者者”一语的“知院”之后有双行夹注：“伯颜官名”，《于少保萃忠全传》相同位置的该词后也有这条注文。如果《于少保萃忠全传》中原来就有注文，它不应该仅这么零星的少数几条，而且与《于少保萃忠传》中注文内容如此一致。 其次，《于少保萃忠传》中有一些批注性的文字，在《于少保萃忠全传》中却变成正文，这当是后者成书时误抄混入的。如《于少保萃忠全传》第五传中有一段文字：“当日公遗计收唐赛儿，傅总兵欲表叙公指示之谋，公闻知，亲往傅公营坚却，故不叙公功，皆做为许知县之绩。”但在《于少保萃忠传》中，它是批注文字。再如《于少保萃忠全传》第十二传有一段文字：“此子因公之德，后来读书领贡，荐授凤阳府教官。后于公被诬死，衍上疏明公冤与功，乞加建祠祭祀以报之，此子即储衍也。”它在《于少保萃忠传》中也是批注文字。从总体上来看，《于少保萃忠全传》中这些变成正文的批注文字有的可能是编撰者误抄混入的，有的则可能是改编者有意改写保留的。 再次，从正文内容比较来看，《于少保萃忠全传》显系删节合并《于少保萃忠传》而成，并保留了一些删节合并的痕迹。如《于少保萃忠全传》第二十二传，李实等出使边外，返回时小说云：“不一日，来到京城。”京城离边外也先营甚远，李实等去时就用了十一天，回来时怎么能不一日就回到京城呢？这明显不合情理。但只要看一下《于少保萃忠传》中的交待，便会明白，在该书中，“不一日”后接的是“来到土木地方”，然后是一大段描写李实等与把秃、脱欢、黑麻等人辩难的文字，最后才说：“李、罗二公与众使臣行了数日，来到京城。”《于少保萃忠全传》把这些内容全部删去，又没有进行补充说明和必要的文字弥合，因此留下了这一明显的疏漏。再如《于少保萃忠全传》第十五传，“此时内有袁彬、哈铭服侍”一语的“哈铭”后有注：“上指挥，与袁彬同寻到上者。”《于少保萃忠传》中该处没有加注，但在此前有一段哈铭寻找正统皇帝的文字描写。显然，《于少保萃忠全传》的编撰者将这段文字删去后，为了免得后文出现哈铭显得突兀，就在哈铭后加注，作补充交待。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于少保萃忠全传》一书确系节录改编《于少保萃忠传》而成。将两书内容比较来看，《于少保萃忠传》的编撰者所做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他并没有增写新的情节内容，而是把《于少保萃忠传》中与主要人物于谦及主要情节关系不大的部分内容删去，把正文中一些冗长的叙述与对话删去。如《于少保萃忠传》第二十五回用较长的篇幅描写叛臣喜宁挑唆也先杀害袁彬，袁彬、哈铭、沙狐狸等人尽心服侍英宗等内容，在《于少保萃忠全传》中就都被删去了。再如《于少保萃忠传》第四十六回写于谦患病后，景泰皇帝命太监兴安问疾，并派太医董宿、孙瑛诊视，其后有一大段文字描写孙瑛与兴安、于冕等人谈论医理玄机，冗长枯燥，到《于少保萃忠全传》中，这些内容就都被舍弃了。总的来看，两书前十二回的内容基本相同，到十二回之后，《于少保萃忠全传》大多将《于少保萃忠传》中的两三回内容合并为一回，或者干脆将前者整回的内容都删去。 《于少保萃忠传》中还附有不少重要奏疏文字，重要情节内容后往往载有赞诗，描写人物及景物时多用诗词，有些章回前还有诗赞，《于少保萃忠全传》除极少数予以保留外，大部分都给删去了。 《于少保萃忠传》中大量的双行批注、行侧批和眉批，除极少数混入正文或有意保留外，也多被舍弃。 经过这种删节合并，《于少保萃忠全传》的篇幅要大大小于《于少保萃忠传》。但是从文学的角度看，这种改编还是比较成功的。与后者相比，它更具有小说的特征，结构超于严整，情节紧凑，枝干分明，文字上也更简洁明快，可读性增强，更具文学意味。《于少保萃忠传》后世流传校少，罕为人知，除文字上的犯禁外，也许与其有更为可读的节略本有关。总的来讲，两书各有其特色和价值，不可互相替代。 各种《于少保萃忠全传》的版本都署作者名为孙高亮，看来孙高亮是该书的编撰者当没什么问题。但问题在于，《于少保萃忠传》的刊本只署孙高亮一人的名字，而其抄本则署名沈士俨、孙高亮两人之名，而且从抄本的署名来看，沈士俨还是主要作者，他写了全书十卷中的八卷，孙高亮只写了两卷，此外书中还有六条他的批注。另据《于少保萃忠传》林从吾的序文，孙高亮“裒采演辑，凡七历寒署，为《旌功萃忠录》”。很明显，仅仅将《于少保萃忠传》改编整理成《于少保萃忠全传》，只用十天半月的时间就已足够，这里指的应该是创作《于少保萃忠传》的时间。 由于目前对孙高亮的个人情况所知甚少，笔者只能依据现有资料对《于少保萃忠传》和《于少保萃忠全传》的成书演变过程作如下推测：《于少保萃忠传》起初创作时可能经过一个集体收集资料、共同创作、点评的过程，其中孙高亮起了重要作用。最初刊刻时，署上了众人之名，后来经孙高亮和沈国元两人的积极活动，加上序、赞、总断、凡例、圈点、眉批及行侧批，再次刊刻，就只署孙高亮、沈国元二人的名字。如果孙高亮只是个次要作者，对创作、刊刻不起重要作用的话，他是不会舍去沈士俨，只署自己名字的。沈士俨也可能只是个挂名作者，林从吾与孙高亮是“里友”，对这些情况当会了解，他把《旌功萃忠录》的著作权仅归孙高亮一人，似可证明这一点。其后，孙高亮又和沈国元一起，将原书删并整理，以《于少保萃忠全传》的书名刊印流传，结果，《于少保萃忠全传》流传甚广，超过了《于少保萃忠传》原书，以至于后者少为人知。 在描写于谦事迹的几部明代通俗小说中，以《于少保萃忠全传》最为常见，但它也未受到小说史家的应有重视，很少被提及，更谈不上进行深入的研究。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自明万历以降，《于少保萃忠全传》在社会上流传还是较为广泛，受到民众欢迎的。就目前所知，它至少有十多个版本，如果它在民间没有什么影响的话，是不会被多次刊印出版的。以下就前人的研究及笔者个人的所见所闻，将其主要版本及其源流加以梳理介绍。 《于少保萃忠全传》有明代刊本传世，孙楷第先生曾加以著录，云：“明万历刊本，未见。”据今所知，浙江省图书馆藏有一种明刊本，“十卷四十回，半叶九行，行二十四字，白口，四周单边”（注：见《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之《于少保萃忠全传》条目版本介绍部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台北中央图书馆也藏有一种明刊本，据柳存仁先生介绍：“《于少保萃忠全传》，明万历本（约一五八一）；孙目（页六0）云‘万历刊本， 未见’者盖即此本……是台北中央图书馆的收藏，见一九五七年该馆《善本书目》。”（注：见柳存仁《孤本与罕见小说》，载其《和风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可惜限于条件，这两种版本笔者都无缘得见，无法得知其更详细的情况。 《于少保萃忠全传》的清代刊本中，最早者当为孙殿起所云的康熙间精刻本：“《于少保萃忠全传》，十卷，明孙高亮怀石撰。无刻书年月，约康熙间精刻，凡四十传。是书一名《旌功萃忠录》。”（注：孙殿起《贩书偶记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这一版本如今下落不明，不知还在世否？ 道光二年务本堂刊本也是一种较早的版本，藏英国博物馆。封面题书名为“大明忠肃于公太保演义传”，前有林从吾序，全书十卷四十传。（注：见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谭正璧、谭寻《古本稀见小说汇考》两书中有关著录介绍。）另中国国家图书馆也藏有一种清代版本，题书名为“大明忠肃于公太保演义传”，与前者可能是同一种版本。共装订八册，首林从吾序，目录前书名作“于少保萃忠全传”，版心题书名为“萃忠全传”。正文中人名旁加单线，地名旁加双线加以区分。正文半叶九行，行二十四字。 道光十五年双璧堂于宅藏版本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版本，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它是由于谦的后人所刊刻的。封里题“于忠肃公全传。萃忠传。版存松江府南汇县周浦镇双璧堂于宅”，首林从吾序，次于忠肃公像、忠肃公自题像。卷首题“后学孙高亮怀石甫纂述，十二世孙元圃重刻，十三世孙祐吉、祐安、祐贤、祐方、祐良、祐正校订”。书后有道光元年于灿跋，道光十五年朱增惠跋。全书十卷四十传，正文半叶九行，行二十二字。刊刻较精。显然，这个刊本是重刻本，因为卷首明确说：“十二世孙元圃重刻”，朱增惠的跋中也说于元圃“重谋剞劂”，其初次重刊时间当在道光元年。该刊本林从吾序所署时间为万历辛巳年八月十三日，据笔者所知，清代其它《于少保萃忠全传》刊本如务本堂本、宝翰楼本、本衙藏版本等或不署时间，或仅署“万历辛”，“辛”后少一字，此本言之确凿，当有所本。 本衙藏版本。其封里右上题“于忠肃公全传”，右下题“翻刻必究”，正中题“萃忠录”，左下题“本衙藏版”。书藏中国国家图书馆。首林从吾序，全书十卷四十传。正文中人名旁加单线、地名旁加双线。正文半叶九行，行二十四字。 宝翰楼本，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封里题“萃忠传。宝翰楼重镌”。首序，无署名，下题“宝翰楼藏版”。全书十卷四十传。正文中人名旁加单线、地名旁加双线。正文半叶九行，行二十四字。 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也藏有一种清代刊本，首林从吾序，十卷四十传（注：孙一珍校点《于少保萃忠全传》之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大连图书馆藏有清裕德堂刊本（注：见谭正璧、谭寻《古本稀见小说汇考》之有关著录介绍，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三让堂刊本（注：见韩锡铎、王清原《小说书坊录》，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从笔者所见到的几个版本来看，它们的内容基本一致，有些连行款都一样，当有一个共同的底本来源。 《于少保萃忠全传》的各版本前多载林从吾序，这篇序文从《于少保萃忠传》的刊本而来，原未署写作时间。林从吾，名梓，从吾为其字，浙江钱塘人。明嘉靖三十四年乡试中举，四十一年中壬戌科进士第三甲第七十二名，后为云南副史（注：见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及明万历《钱塘县志》之纪士部分有关记载。）。根据序文内容看，他与孙高亮是“里友”，对其创作情况比较了解，其序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于少保萃忠全传》多数版本的序文后“万历辛”下有缺字，后有两印章，上刻“壬辰进士”，下刻“从吾林氏”。唯道光十五年双璧堂于宅藏版本所署时间完整，作“万历辛巳八月十三日”。孙一珍先生曾根据小说的内容进行辨析，认为“林从吾序中的‘辛口’应为‘辛丑’或‘辛亥’”（注：孙一珍校点《于少保萃忠全传》之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其实作“万历辛巳”并无错误，因为明天启年间杭州卢林刊本《于少保萃忠传》前即有万历辛巳年林从吾序。不过，据笔者个人的看法，林从吾序后的时间很可能是后来加上的，并非真正的作序时间，其理由是，《于少保萃忠传》、《于少保萃忠全传》两书的内容已涉及到万历二十四年（1596）以后的事，远在万历辛巳年（1581）之后十五年，林从吾不可能在小说创作前的十几年就写序，而且写序者一般是不会记错其写序时间的，除非他有意这样做。 前文笔者已谈到，《于少保萃忠传》中讲到北方少数民族时，使用“鞑子”、“胡”、“虏”、“夷”、“酋”等字眼，这类字眼在书中比比皆是，但到了《于少保萃忠全传》的清代刊本中，这类文字或被删去，或用“北兵”、“敌”、“彼”、“边外”等词语替代，删改得很是彻底。由此可以推知，《于少保萃忠全传》的明代刊本与清代刊本之间当有一定的文字差异。其明刊本由《于少保萃忠传》删节整理而来，当时清军尚未进关，孙高亮等人尚无亡国之虞，因而这类文字在明刊本中保留了下来。入清之后，清廷对这些问题很是敏感，文网森严，大开杀戒，所以，在刊刻该书时，刊印者自然会对明刊本作彻底的删改，以免犯禁。 在描写于谦事迹为主的明代通俗小说中，还有两种值得注意。其一是《正统传》，该小说现已不可见。其情况据黄人介绍： 书中以于忠肃为元凶大憝，可谓丧心病狂。然明人小说，以私怨背公理，是其积习；唯此书与《承运传》……颠倒是非为尤甚耳。（注：见黄人《小说小话》，转引自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他认为该书“大约系石亨、曹吉祥之党徒所为”，这是颇有道理的。按于谦生前主政时，曾得罪不少人，他坦诚直爽，“无所隐，不避嫌怨。由是诸不任职者皆怨，而用弗如谦者，亦往往嫉之”。他“视诸软选大臣、勋旧贵戚，意颇轻之，愤者益众”。徐有贞、石亨等人恨他，“都督张軏以征苗失律，为谦所劾，与内侍曹吉祥等素憾谦”。有如此众多的政敌，难怪英宗复辟后，有许多大臣落井下石，欲置于谦死地而后快。据记载，当时“遂溪教谕吾豫言谦当族，谦所荐举诸文武大臣并应诛，部议持之而止。千户白琦又请榜其罪，镂板示天下。一时希旨取宠者，率以谦为口实”（注：《明史》卷170 《于谦传》。）。《于少保萃忠传》中的第五十回，也描写了这一情景：“一时趋附石亨、有贞者，皆轩轩然抵侮之。”《正统传》小说最有可能写于这一时期。千户白琦所刻诋毁于谦之书，不知与《正统传》有关系否？也许就是《正统传》？因缺少资料，难以确知。虽然今天已见不到原书，但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正统传》的上限定为天顺元年。 《正统传》的成书下限似可定在成化二年。其理由是：于谦被杀后，皇太后“比闻，嗟悼累日。英宗亦悔之”。成化二年，于冕上疏为其父呜冤，“得复官赐祭”，至此，于谦之冤得以昭雪。成化三年，王伟复官，“请毁白琦所镂板”（注：《明史》卷170 《于谦传》。）。以后，朝廷对于谦屡有封赠。《正统传》如果写于成化二年后，不仅会受到官府的禁止，而且由于于谦在民间享有很高的声誉，民众对这类小说也不会欢迎，书坊老板无利可图，自然也不愿刊印。因此，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把《正统传》的创作时间定在天顺元年至成化二年间。 表扬于忠肃诸公大节，与《正统传》正相反。然笔下枯槁无味，视盲词中《再造天》，直一丘之貉耳。（注：见柳存仁《孤本与罕见小说》，载其《和风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这里有个问题需要辨明，黄人所说的《萃忠录》是否指的是《于少保萃忠全传》，还是另有所指。因为据其版本来看，《于少保萃忠全传》的本衙藏版本和道光十五年双璧堂于宅藏版本的封面上，均题书名为“萃忠录”，而且还有人称该书为“萃忠录”，如黄沐三《小家语》笔记“萃忠录”一条云：“《萃忠录》为有明于忠肃公小传，元圃于君所刻也。”（注：转引自陈汝衡《说苑珍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显然，他谈论的是道光十五年于元圃所刊刻之《于少保萃忠全传》。 但据有关资料来看，黄人所讲的《萃忠录》当系另一种描写于谦事迹的小说，与《于少保萃忠全传》并非一书。《于少保萃忠全传》在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中虽非一流作品，难以与《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词话》等相比，但其在塑造人物、结构布局、语言运用方面均有一定水平，还没低劣到让黄人感到“笔下枯槁无味”的程度。 另据查光绪、民国间所修《杭州府志》的《艺文志》，它们都著录有《萃忠录》一书，并云：“二卷，仁和郎瑛撰。”紧接其下，著录《西湖双忠传》，“记岳武穆、于忠肃事”。民国间所修府志在两书中间，又增补《于少保萃忠传》一书，它们都在“传记类总录之属”，再根据它们的排列顺序，大体可以判定，这本《萃忠录》也是记于谦事迹的，黄人所论者也许就是此书。可惜今天已无法见到原书，难以确证。 万历及康熙年间所修《杭州府志》在介绍郎瑛时，都云：“所著有《萃忠录》二卷。”按郎瑛，字仁宝，仁和人。其主要著作为《七修类稿》，其中载有一些珍贵的小说史料。根据其生平经历及兴趣爱好推测，《萃忠录》应当为通俗小说，大约写于嘉靖年间，其详细情况有待新材料的发现。原文出处：《明清小说研究》(南京)2000年第02期 第191-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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