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宋元鼎革，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没有遭受大的触动，江南地区的农商经济在南宋的基础上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海运的创行和元代宽松的海外贸易政策，使得江南沿海地区的海上贸易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太仓、上海等沿海地区迎来了历史上首次经济大发展，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历史发展中，这是空前绝后的。在海上贸易大发展的浪潮中崛起的江南海商，通过私家园林的建设和对文化人士的聚拢与扶持，初步展现出他们对江南社会和历史的纵深影响，围绕着这些富商巨贾的私家园林，在元末的江南，出现了一个个富民奢雅、文士优游的士商亲融圈。入明以后，随着朱明王朝对江南豪民的经济褫夺和对江南文士的政治文化压迫，这独具时代特色的一个个士商亲融的社会群体，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具有海洋文明特色的江南沿海农商社会也随之黯然褪色。

关键词：元末明初；江南地区；海商；士商亲融圈

唐宋之际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之后，江南经济文化核心圈的形成、发展与沉浮命运，成为中国农商社会发展的风向标。经过了东晋南朝、五代时期的南唐吴越、南宋至元等几个阶段的积蓄与发展，元代中后期的江南，成为富民优游、文人雅集的全国性经济文化中心；富民的园林别墅成为文人士子流连雅聚的所在。元末群雄争霸，富庶的江南地区成为各支军事政治力量争夺的焦点。经过十余年的军事争夺，最终在政治斗争中获胜的朱元璋，对昔日顽敌张士诚的军事根据地江南地区进行严厉的报复，大批江南富民与士子被强行迁往凤阳或云南、辽东、西北等边荒之地；同时籍没大家资产，“准租起税”。强迁重赋之下，江南地区陷入漫长的历史衰竭期。直到宣德正统以后，伴随着江南地区商业经济的逐渐复苏，江南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才又重新起步；又直到弘治、正德以后，元末的富民优游、士子风流才再度出现在江南地区的地方社会舞台上。元末明初的江南，对于中国农商社会的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深刻历史意蕴。但这一重要论题似尚未引起学界的应有关注。本文选取元末明初的海商与士商社会生活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对江南精英层经济社会生活内容与生存面相的历史解读，展现元末明初政治变动下的江南社会变迁。

一、宋元鼎革与江南海商力量的持续发展

与蒙古早期对北方地区的野蛮征服截然不同，元下江南，除了极个别的地区之外，基本实现了军事上的和平占领和政治经济上的平稳过渡。宋元鼎革，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没有遭受大的破坏，唐宋以来江南农商社会的发展成果得到比较完整的继承。在蒙元王朝的重商政策下，元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异常活跃。在沿江沿海的苏松、杭嘉、绍宁一带，海上经营成为经济精英最普遍的致富模式。太仓、上海、福山、澉浦、庆元等沿海港市，成为元代富有海商的聚集地。

蒙古人“简直”，用人不问出身背景。宋元鼎革，朱清、张瑄由宋末飘忽东南沿海的海盗，一跃而为元代海运事业的弄潮儿。由于朱、张两家的粮运及海外经营，太仓由“居民鲜少”的墟落发展为“外夷珍货棋置，户满万室”的璀璨海上明珠。元代太仓的迅速崛起与发展，成为元代海运与海上贸易拉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力历史见证。许多来太仓从事海运和海外贸易的商人取得了成功，集聚了大量的财富。元朝末年，顾瑛的长子顾元臣曾担任海道万户府副万户，驾巨舟往来于海上，说明顾家也拥有庞大的私人船队。可以推断，元后期享誉文坛的昆山富商兼学者顾瑛当年经商起家，与航海和海上贸易也有很大的关系。

太仓之外，上海是元代又一个乘海运与海外贸易发展的东风迅速崛起的港市。南宋末年，上海设市舶司，海商活动开始频繁。“富室大家，蛮商舶贾，交错于水陆之道”。宋理宗淳祐十一年（1251）到宝祐四年（1256）之间由村设镇。入元以后，上海海外贸易继续发展，尤其是海运千户所的设置，使得经济移民迅速增加，至元二十八年（1291），上海设县。在上海的经济移民中，扬帆海上的海商成为最引人注目的精英群体。费家在宋时既以海外贸易起家，入元后，费㮤、费拱辰、费雄祖孙三代先后在上海市舶司与海道漕运万户府任要职，同时继续从事家族的海上经营。赵景周，元初“赘姑苏曹氏”，后经营海上贸易，徙居上海之陈村塘。子赵文明，“尝协同费雄为海运万户”。上海地处沿海，与江淮盐运司下辖海盐场密迩，一些从事海外贸易的海商同时还参与盐场经营，成为远近闻名的巨商富族。唐昱（1264-1353）经营海上贸易取得成功后开始涉足盐业，使唐家成为远近闻名的豪富之家。华亭东百里下砂场，宋建炎中始立盐监，瞿氏、唐氏世代从事盐业经营，任盐场监场、提干。入元后，唐守义“辅圣朝开海道，策上勋，膺宣命授忠显校尉海道运粮千户”。当时活跃在上海港的，更多的还是像嘉定州大场沈氏、松江郑白鹤等这样的纯粹的民间海商。以上只是留存在现存文献中的几个偶然的个例，王冕《过武塘》：“青衫闸转云间路，河水分流过武塘……鱼盐市井三吴俗，番岛舟航十丈樯。”描述的是上海、嘉兴沿海海商驾着巨型海船从事海上经营的日常景象。

常熟福山港是元代江南漕粮的主要起运港之一，也成为富有海商聚集的所在。福山曹氏，“善治赀居”，入元后海运官粮、经营海外贸易取得了很大成功，“子孙食指以千数，占仕籍者十有二三”。家族中多人在元海漕部门任要职，“以财雄于吴”，成为与顾瑛、沈万三齐名的江南三大富豪之一。曹氏之外，常熟徐氏、刘氏都是驰骋于元代海运与海外贸易领域的成功的航海世家。澉浦是杭州的外港，由于地理位置的优势，在宋时就已发展起了海外贸易。入元以后在杨梓及其后代的经营之下，一跃而为与泉州、太仓齐名的海外贸易中心。在杨氏的影响下，“小民争相慕效，以牙侩为业，习成奢僣攘夺之风”。一时间，在澉浦出现了许多从事海外贸易的海商，“贾交海南，居积不可赀算”。南宋时由吴兴迁居杭州任水之阳的谢氏，入元之后转而经营海外贸易。谢天锡（1232-1301）“既富而安，不骄不奢”。到他的儿子谢斗元（1259-1303）“以漕海劳绩佩金符，授忠翊校尉海道运粮千户。俄而告闲，毕力干盅”。在海运中捞取第一桶金之后，转而一心从事海上商业经营。

庆元设有海运千户所，也是市舶司所在地，聚集了不少富有漕户与海商。元末方国珍据台时期，出任海运万户、千户的几个家族，包括吴家、韩家、倪家、戴家，都是实力雄厚的航海家庭，拥有规模庞大的船队，从事海运和海上贸易。当然，当时活跃于庆元沿海的更多的是没有在政府任职的一般海商。戴良笔下的鄞县夏荣显、夏荣发兄弟，就是在定海海道畅通、商业繁荣条件下兴起的实力派本土海商的代表。戴表元的“蚕乡丝熟海商来”“须臾扣门来海贾，大藤换粮论斛数”等诗句，为我们展示了在庆元收购蚕丝、藤条的海商的活跃。马祖常的“甬东贾客锦花袍，海上新收翡翠毛。买得吴船载吴女，都门日日醉醺醪”，则为我们揭示了浙东海商的雄厚实力与奢华生活。

元占据江南后，实行的是极为宽松的经济政治统治。粗放的政治统治模式叠加到高度发达的江南地区农商社会结构之上，在江南沿海地区造就了一个独特的官商一体的豪民阶层。太仓、上海、澉浦、定海等地，既是市舶司所在，又是元代海运的起运港，都设有海运千户所。这里的海商许多是官商一体，或在从事海上冒险发家后谋求官位以自保，或在获得漕运职位后转而从事海外贸易。

除了太仓、上海、福山、定海之外，在太湖之滨、浙江沿海的其它地方，也广泛地存在海商的活动。高启曾在苏州看到不少海客。他的《题陈节妇》诗记述了苏州海商陈已久客死海上的事情。杨维桢《海乡竹枝歌》：“门前海坍到竹篱，阶前腥臊蟛子肥。哑子三岁未识父，郎在海东何日归?”华亭人孙华《商人妇》：“妾年将今笄，嫁与东家儿。东家儿，贩江西，夫妇五年三别离。江西娼家花满蹊，不知今年归不归？春来还为作春衣，满院杨花双燕飞。”向我们揭示了浙东西海商的海上经营情况。元代疆土辽阔，海疆的宁谧与宽松多样的海外贸易政策为各色商界精英从事海上经营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经济舞台，由宋及元，海外贸易在江南商人阶层的致富途径中占有重要地位，许多富商巨贾的商业成功都与海上贸易有关。被当时人奉为江南财富之最的顾瑛、沈万三、福山曹氏，都由海上贸易发家，这并不单纯是历史的巧合。

海外贸易的兴盛推动了江南沿海农商社会的继续发展。上海外贸的繁荣使得元后期的松江富民雅士云集，“数十年来，习俗始变，舟楫极蛮岛，奇货善物，往往充上国。力事生产，广田侈居，拟于王侯，而仕者亦争愿食于其土”。其实，在江南沿海一带有一定经济力量的豪富之家，但凡有些商业头脑的，都拥有数量不等的私家船队，土地经营之外，多兼营海上贸易。如大德十一年（1307）东浙大祲，占籍清泉盐场的定海人乐大原，“发巨艘贩泉南广东之米，平价使人就籴，远近毕集，活者甚众”。萧山西陵渡人吴世澄也赴广东籴粮回乡发售：“裒家赀驾大舟循海而南，运粟以济其乡之人，乡人赖以活者亡筭。”而海商发家之后，都热衷于投资土地。如前述上海赵氏，发家后广置田产，成为地方上数一数二的大地主，入明后后代“世掌乡赋”。太仓殷九宰的儿子殷绍宗，元明之际“家人驾巨舰往来江汉，为大商者十数辈”。入明后乡民推掌万石者四十年，直到永乐壬辰（1412）死于经商途中。定海韩常（字惟善），致富后亦极力投资田产，入明后“有司以户赋之重推为粮长”。赵轶峰所说的明代中叶以后商绅一体的农商社会特征，在元末的江南已经非常明显。

二、海商阶层的文化追求与元末江南沿海的士商亲融圈

（一）海商发家后对文化与文化人的向慕与亲近

海外贸易经营是风险系数极大的致富行业，多数从事海外贸易者都非缃素世家，自身文化层次不高。江南沿海地区盛行男子出赘的习俗，宋元时期，真正置身于海面上的海外贸易经营者相当一部分来源于社会底层。海商发家后，广泛从事社会捐赠、提升家族社会影响之外，普遍表现出对文化与文化人的向慕与亲近。

太仓的成功海商发家后普遍表现出对文化与文化人的亲近与敬慕。上海唐昱致富后，“益延名师教诸孙以礼义，暇日则为园池，植花竹以自娱。肩舆往来田野间，置酒肴召朋友亲戚，欢笑殆无虚日”。子辈“皆克绍家业，善务生事”，“家益以振”。到孙辈世安、世能、世才，“彬彬竞爽”，“始能相尚儒术，从事师友，以染濡礼义为悦。”到曾孙辈，“皆躬蹈士行，朝奋夕励，叔出季处，志远大以振家声，事诗书以图久远。”五世同居，男女数百指。成为闻名上海的名家巨族。起家于武官的以市舶官兼营海外贸易的上海费家，十分注重文化形象的塑造。费㮤晚年谢事后“往来苏杭山水佳处，自号耐轩老人”，有意地接近文化与文化人。费氏发家以后，十分注重子弟教育与自身文化档次的抬升。与费家结亲的都是江浙一带有名望的文化世家，如湖州德清赵孟頫家、台州陶宗仪家。看到海外贸易的巨大利润，连身为文学艺术家的赵孟頫都被培养出了经济头脑，屡屡将自家资产变兑为钞，请费拱辰代为附舶经营。费氏的文化投资，到费雄一代开始得到回报。费雄表现出对名画鉴赏的兴趣和能力，与文化名人昆山郭翼、会稽王艮、天台柯九思、京兆杜本等时常共赏书画，颇多交往。

沈万三致富之后，十分注重子弟的文化教育，以重金延请吴中博学君子王行为塾师，“每文成，酬白金镒计”。文物收藏是财产保值和文化地位提升一举两得的投资渠道，是元明时期追求奢雅之士的不二选择，沈家亦不例外。常年的文物收藏，使万三孙沈伯凝成为远近闻名的收藏家和古器鉴赏家。定海韩氏从事海上贸易发家后亦热心于社会赈济，到第二代开始涉足书画文物收藏与品鉴，韩常“家居无所嗜好，惟购法书名画及古彝器。”慈溪人童金，从事海运发家后，广泛从事社会赈济，“即先庐侧筑室百余楹为义塾，割腴田四顷，延名师以淑来学”。定海乐大原，“有持旧书易米济饥者，辄应之，遂蓄至数千卷，曰：‘吾子孙必有能读是者’，孙良果能读书，一时名卿若黄溍、王袆咸器重之。”

（二）海商私家园林的修建与元末江南沿海的士商亲融圈

许多海商致富之后，都不惜斥巨资打造私家园林，藉此广揽名士，提升社会知名度。这些宽敞雅致的私家园林，成为地方名人、全国知名文士麇集的场所，部分地充当了地方文化精英的社会活动中心，成为元末以“奢雅”为特色的江南民间文化酝酿、传播、发展的重要舞台。

位于太仓茜泾的顾瑛的玉山草堂享誉全国，屡屡为当时后世的文人学者所称道。顾瑛商业经营取得成功后，“始折节读书”。至正八年（1348），在太仓茜泾西营建大型的园林别墅群。园中遍营堂、舍、楼、斋、舫、轩、巢、亭，共28景，或高大或巧小，或敞或收，各有风格。屋宇亭轩四周遍种佳木善草，水上尽植芙蕖菱芡，或绿阴浓郁，或明媚爽朗，或幽閴深遂，一日之间不可以遍赏。顾瑛将其家产尽交给儿子元臣打理，晨夕与胜流雅客置酒赋诗于楼堂轩馆之中，“壶槊以为娱，觞咏以为乐，盖无虚日焉”，一时风流文雅著称东南。顾瑛喜好收藏，湖光山色楼是他收藏古器物图画及经史百氏图书的地方。“四方文学士河东张翥、会稽杨维桢、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方外士张雨、于彦成、琦元璞辈，咸主其家。园池亭榭之盛，图史之富暨饩馆声伎，并冠绝一时”。四方文士，上至翰林学士如虞集，下到才会书人如张久可，纷纷来访，使玉山草堂成为全国文人向往流连的所在，“眷乎山水花竹之间而忘其去”。活跃于顾瑛玉山草堂或以其它方式参加草堂交往圈的，除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人墨客之外，还有苏松一带的巨商，尤其是海商。如赠与沈万三巨资的吴郡甫里陆德源、海商沈存斋、钱塘商人冯正卿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玉山草堂的盟会活动。顾瑛由士而商、又由商而士，集商业精英与文化精英的社会身份于一体。围绕着玉山草堂，形成了元末集奢雅的江南物质生活与全国文化影响力为一体的一个典型的江南士商亲融圈，“文采风流，照映一世”。

在元末泉州港的商业环境恶化之时，泉州的富有海商像朱道山、孙天富、陈宝生、田胜祖等都纷纷来到太仓寻求新的商业发展和惬意生活。这些人都与太仓知名文士间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元明之交的大学者如王彝、高启、袁华等都是朱、孙、陈等人的座上客。尤其是陈宝生，文化修养很高，尤擅品鉴书画作品，家有春草堂，所藏甚富。在元末明初的太仓，形成了一个以陈氏春草堂为中心的士商亲密和谐的小社会。陈宝生的父亲陈思恭，本是海盐商人，顺帝初来到泉州，为庄家赘婿，出海经商，死于海难。作为海商二代，由于母亲的精心栽培，陈宝生除了经商之外，还是半个文化人，诗书画兼长。宝生耗巨资从事书画名品收藏，尤钟情唐人草书，家中藏有多幅名品，其中有张旭帖，有林藻深慰帖等。倪瓒曾为宝生绘《春草轩图》，袁华题诗其上，说他“字临张旭帖，诗咏孟郊吟”。陈宝生也收藏当代画家的作品，像张雨、茅泽民的作品等，他都有收藏。许多著名诗人学者画家，像袁华、张适、王彝、高启、倪瓒、黄公望、张羽等都与他有密切的交往，并都曾为他的艺术收藏题诗作赋。他位于太仓城南的别墅，成为袁华、张适等人经常的居所。袁华是元后期太仓知名学者；张适，苏州人，北郭十才子之一。元明交替，江南沿海政局动荡，陈宝生等转而从事国内转贩贸易，沿鄱阳湖-赣江-大庾岭路一线到广州去贩舶货盈利。倪瓒、袁华都赋诗送行。陈宝生经常将舶来珍货送与身边的文化人为礼。

庆元倪氏是元后期有名的海商世家。在海运经营中发家的倪天泽，斥巨资购得城北前宋吏部尚书高某的“竹墅”，“延高人胜士讲诵觞咏，日以为常。笃于教子，家事不以经意”。在私家园林的打造上倪天泽很是花了一些功夫，“治其亭楼轩槛、沼岛圃径，位置得宜，济胜有具。花竹靓深而云烟生，水波空阔而鹓鹭集”，亦奢亦雅，“使游者忘去”。倪家园庭成为聚拢地方名士的上佳场所，倪天泽经常在这里宴集庆元一带的文化名人。在父亲的刻意培养下，倪可与肆意诗书，成为庆元一带文化圈中颇擅盛名的人物。“惟与故人之邃于学者游衍吟适园池中，以玩愒光景而已……积书盈斋室，手校雠不倦书，修《倪氏谱系》，续胡贯夫《庙学典礼》，补朱子《家礼》。”倪可与在自家园林中“延士乐宾，衣冠俎豆无虚日。凡朋偶之徃来，亲戚之情话。骚人墨客，吟咏相接。诗赋辞章，动盈籖轴”，“雅志读书，家藏万卷”，过着“图书在床，素弦在壁，壶矢在旁，瓢杓在县，馆宾在席；清荫幽芬，游鳞出泳，好鸟和鸣，主人命客酌酒赋诗”的奢雅生活。他“扁斋居之室曰花香竹影”，大书法家周伯琦书匾，台州名士刘仁本作记，乌斯道兄弟、刘仁本、张仲深等都有诗题记。倪可与喜好书画收藏，藏品都经当时名儒，如戴良、乌斯道、乃贤等题咏。倪氏园池，俨然就是庆元城北的玉山草堂，慈溪名士、乌斯道兄乌本良在这里坐馆，多数活跃在庆元沿海一带的名士都是倪家的座上客。

其他如福山曹氏、周庄沈氏等都有阔绰优雅的私家园林，每一处园池，都成为文人雅士聚集的场所，上演着士商亲融的历史故事。海商家庭致富后，开始主动打造家族文化形象。除了家中的长子继续干盅持家之外，多鼓励其他子弟读书，追求由富到雅的转变。“叔出季处”，成为最常见的家族发展模式。元代江南知识人入仕道路狭窄，文人生计更多地与地方经济力量的文化需求联系在一起。在江南沿海地区，经济文化的互惠互利成为士商交往的实质性内容。郑元祐的“留取珊瑚拂钓纶”、袁华的“乞得丹砂烦寄将”都是海商与文化精英间经济文化互补关系的真实写照。士商亲融的社会生活，对元代江南地区的文学风格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江南沿海的文学形成了明显的贴近俗世生活的海派风格，呈现出雅俗共赏、士商熔融的新风貌。在江南文士的笔下，海商的生活与事业是令人向往而又值得尊敬的。面对海商群体的慷慨潇洒，袁华“胸蟠万卷不疗饥”的理性反观，高启“回头却笑垂钓子，断沟老葑留孤篷”的无情自嘲，都向我们透露了元末江南沿海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念的具有某些“近代化”意义的变迁内容。

三、明初的高压政治与江南沿海士商亲融圈的陨落

任何人都不能否认政治环境与经济秩序间的密切联系，商业经济的发展起伏与王朝社会秩序的兴衰治乱间更是亦步亦趋。元明之交的政治巨变与社会动荡中，江南沿海的商业力量遭到了极大的打击，以富裕海商为核心的士商亲融圈随之凋落。

（一）元末群雄割据中江南富民阶层的消散和士商亲融圈的褪色

在元明之际的政治动荡中，江南豪富层经历了数百年来少有的挫折。至正八年（1348），方国珍起兵海上，江南地区迎来了首次战火的冲击。随着战场的扩展和政局的动荡，江南豪富十有八九遭遇到冲击。尤其是至正十二年夏秋之间南方红巾军攻克杭州、常州等地，“东南兵扰”，江南富民及其私家园林首当其冲。淮兵入福山，曹氏园亭首披战祸，繁华不再。至正十三年三月，方国珍入寇太仓。由钱塘徙居太仓充漕户、“家富于赀”的杭和卿散财募勇，与方军冒雨大战，“和卿一家无少长咸为贼歼”。亭子后殷氏被劫，“盗发十八瓮去”。

海宇不宁，拥有雄厚经济实力和大规模船队的顾瑛，平静的奢雅生活开始受到影响。先是被迫参与地方政务军务，至正十五年，因为被朝廷胁迫纳粟取官，顾瑛非常反感，命舟吴淞江上，开始了元末的半流浪生活。1356年，张士诚据吴，“欲强以官”，顾瑛奉母寓居吴兴东南偏僻的商溪，文人士子从行者无数。1358年，顾瑛预感到政治风雨的来临，开始为自己营建“金粟冢”，避居嘉兴合溪别业。隐居避世的顾瑛，依然保持了与吴中文化人的密切联系，对前来投奔他的文人，给予经济上的补济。但此时的文会，已是个别文士间的小聚，很难与玉山草堂的经常性全国文人聚会相提并论了。

在王朝末年的刀光剑影中，沿海地区的经济秩序荡然不存，海商群体死的死，逃的逃，顾瑛的个人遭际可以说是元末江南海商群体的命运写照。面临突如其来的战祸，江南许多富民性命受迫，都开始了流浪半流浪生活。“当其泰而达也，园林钟鼓，乐且未央，君子宜之；当其否而穷也，江湖诗酒，迷而不复，君子非获已者焉。”至正二十四年邾经为松江富民兼曲作家夏庭芝序《青楼集》时所说的这段话，恰好可以概括元末战乱中江南地区以私家园林为中心的士商亲融圈由盛而衰的命运，以私家园林为活动场所的士商文化活动伴随着园林主人的流亡而具有了流动性，与之前的奢雅热闹相比，大为褪色。

（二）明有江南之后江南富民的遭际与江南士商亲融圈的急速陨落

明有江南之后，富家巨姓纷纷被迁往濠梁、云南、辽阳、西北等地。永乐迁都北京，实京师者又非江南豪民莫属。洪武间，朱元璋还借几宗政治大案对江南富民予以连带打击。“时严通财党与之诛，犯者不问实不实，必死而覆其家……浙东、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倾其宗”。随着江南各巨商家族的分崩离析，以私家园林为主要活动场所的江南士商亲融圈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由于长子元臣元末曾任水军副都万户，洪武元年（1368），顾瑛父子例徙临濠。年近花甲的顾瑛，经受不起背井离乡的离愁和劳顿，于洪武二年三月十四日，客死临濠。谪徙临濠的顾元臣及其后代，永远地失去了玉山草堂的奢雅生活。由享誉全国的吴中巨室，一变而为人不知名的普通人家。明朝中叶，王鏊曾有诗赠顾瑛的五世孙顾鏞：

玉山人去草堂存，及见濠梁几世孙。倾盖涂中成旧识，侨居淮上是清门。

前朝旧事犹能记，南国遗风且莫论。莫怪题诗多感慨，曾于名胜集中翻。

叱咤元末商界文坛的顾家的迅速凋落，让后来人十分感慨，吴宽为顾家后人题玉山佳处卷：

神龙飞度石头城，一日吴门失顾荣。池上已亡金粟影（原注：仲瑛临池轩名），邑中不改玉山名。

故人断简重相授，内史高文孰与评（原注：[陈]基仕伪吴为内史）。栩栩百年真梦境，濠梁还见旧题铭（原注：仲瑛后迁中都，家于庄子观鱼台傍，题其屋曰梦蝶）。

包括顾家在内的江南海商的奢雅生活及围绕私家园林形成的士商亲融圈，在明初的政治高压之下，迅速陨落，正如吴宽所说“栩栩百年真梦境”。顾瑛们身处临濠的荒野茅屋之中，回想元季的文会生活，恍如隔世，顿生人生难料之感，真不知自己是顾瑛还是蝴蝶了。

陈宝生的命运与顾瑛稍有不同。大概是缘于朱元璋定鼎南京之后，泉州海商群体主动归附，集体表达对新王朝的认可，对属于泉州海商团体一员的陈彦廉，朱元璋没有即刻下手。明初，陈宝生的春草轩仍是倪瓒、袁华等人常去的地方。洪武五年之后，陈彦廉一度也被流放临濠，直到洪武九年放归。但是，明初政治的变革对于陈宝生及其家族的影响还是翻天覆地的。明初抑商，全面停止海外贸易，洪武三年以来，陆续停废各地市舶司，“片板不许入海”，明初的太仓繁华难再。陈家失去了传统致富途径，经济衰落不可避免。经历了明初的政治巨变，陈宝生的儿子陈孟刚几乎已经蜕变为“夫耕妇馌，带经鉏犁”的普通人家。太仓的兴起和经济繁荣是元代海运和海外贸易发展的历史产物。由于朱明王朝海外贸易政策的调整，伴随太仓经济腾飞而崛起的一代太仓海商，入明之后，不仅失去了扬帆海外的经济机遇，并且普遍受到了王朝的政治打击。在朱元璋对江南富民的经济褫夺和政治打击中，许多带有一定政治色彩的豪商巨贾被强徙离开太仓。元时任水军万户府副万户的沈某，后代洪武间被流放云南。正统初，子嗣才得归太仓故里。方国珍之乱中迁依昆山姻家的太仓亭子后殷氏，后代被强徙南京，“事殊世异，家遂凋落”，子孙改而以儒业为生，“开门授徒，觅饘粥自赡”。富家巨姓纷纷被迁离太仓，太仓的士商亲融圈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入明之后，谢应芳在给太仓文人管寿昌的信中表达了他对元末太仓诗盟的怀恋：“一别十年……娄江之东，词林独步。又安得尊酒细论如昔年终日竟夕之娱乎？”吴淞江上虽有“鸥盟”之结，但亦是“江湖结社鸥盟冷，辽海还乡鹤梦孤”。很难再与玉山草堂相提并论。

元末海商活跃的澉浦、周庄、常熟沙溪镇等，明初的历史命运与太仓极为相似。澉浦杨氏明初亦被强徙离开海盐，杨氏旧居废为延真院，昔日莺歌燕舞的梳妆楼人去楼空，成为一座无人问津的鬼楼。明有江南之后，沈万三的后代采取了对新政权进行主动巨额经济资助的政治态度，这尽管暂时地避免了沈家的瞬间厄运，沈家后人还一度在广积库、户部等处任职，但最终沈家也没能逃脱被经济褫夺、政治压制的命运。常熟沙溪人盛彧，“盛国时丰于财。我朝更化，以赋税累，环堵萧然。洪武八年，徙娄东归吴冈，日与杨维桢、郑东明……唱和于艰难屯蹇之际”。沈家、盛家衰落之后，他们的子嗣都转而从事儒学，由披着学者外衣的商人转变为纯粹的学者或教书先生。

朱元璋对豪民的经济褫夺，与对江南文士的政治和文化压制是同步进行的。周海涛对元末明初文人雅集进行研究，得出结论：“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攻破张吴政权，次年建立大明王朝，开始了有条理、有秩序地对吴中文人的整治与改造活动。征召、徙濠、屠杀等一系列措施让吴中文人再也不可能享受曾经无人看管的生活，而且朱元璋更不允许文人进行大规模的雅集结社活动。在此种局面下，吴中文人选择了一种更为隐晦的方式进行雅集活动……其雅集情感已不再是狂欢，而是灰凉与惶恐、悲哀与忆旧。”元明鼎革，江南富民文士由元末的豪奢优游一变而为明初的颤栗寒噤，经历过元明嬗替的富民文士，悲从心中来：“元亡未久而遗风旧习与之俱变”，这背后有对旧王朝的留恋不舍，更有对新王朝的陌生反感与低沉控诉。

【注】文章原载于《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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