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竺可桢，清光绪十六年（1890）3月7日生于浙江绍兴，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奠基者。从民国25年（1936）4月担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到1949年5月卸任，历时13年。这13年是浙大处境最艰难却也是发展最迅速的阶段，尤其是“文军长征”那段悲壮而又辉煌的历史 
(1937年，竺可桢（中）和浙江大学两位教授在天目山禅源寺考察)民国26年（1937）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杭州危如累卵。同年9月，浙大师生在竺可桢校长的带领下，泪别杭州，踏上漫漫西迁路。这支后来被彭真委员长称为“文军长征”的队伍，途经浙、赣、湘、粤、桂、黔六省，穿过战火硝烟，忍受饥饿、疾病和生离死别的大悲大苦，行程2600多千米，终于在民国29年（1940）抵达贵州。这段“长征”让浙大获得了7年宝贵的办学时光，保护了一大批中华民族精英，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推出了一大批重大的、影响深远的科研和教学成果；同时，浙大在西迁过程中，还保护了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典籍《四库全书》，使其免遭兵燹…… 浙大西迁，谱写了中国科教史和抗战史上的辉煌篇章——浙大也因此浴火重生，跻身成为当时全国四大名校之一，成为著名的“东方剑桥”！ 而天目山荣幸之至，成为浙大西迁办学的第一站。
浙江大学天目山分校的创立 
(1939年6月，部分浙大师生与竺可桢（前排左三）在遵义合影)
竺可桢在天目山设立分校，既不是一时起意，也不想仅做短暂停留，而是有着精心的筹划和准备。他对天目山本就熟悉，仅在民国25年（1936）中就曾三游天目山，对天目山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民国26年（1937）8月22日，鉴于战火逼近，学校总务沈鲁珍提议将天目山禅源寺作为学校避难地点。竺可桢在8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他于当天上午“偕刚复、君理、亦秋、承圻至西天目”进行考察。经过此次考察，探明寺内“大致可容学生四五百人，教职工五六十人”，至于粮食方面“二年之粮可供三年之用”且“现有仓库六十处，存米二百四十万担”，这让竺可桢对迁校西天目的可行性有了较大的信心。
浙大选择在西天目山创立分校，应该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一是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学校迫切需要寻找一处安全场所供学生学习。二是西天目山离杭州较近，是一处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三是山脚的禅源寺有较多闲置房屋，周边环境清幽利于学习。竺可桢在《大学生之责任》一文中写道：“禅源寺是我国东南地区有名的大丛林，西天目参天夹道的柳杉，更是中国各地所少见。在这种心旷神怡的环境之下，我们应该能够树立一个优良的学术空气。”四是有熟人做中间介绍。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仲翔及鲁珍与西天目山和尚妙空及无净接洽租屋事，至晚始定每月租金四百元，假定以一年为期，由双方签字，罗霞天为证人。”罗霞天，临安太阳人，曾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常委、主任委员等职，1949年去台湾。 据《永远的大学精神——浙大西迁办学纪实》记载：“经请示，得到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批准，于9月21日至26日，浙大一年级250名新生相继被安置在西天目山禅源寺，并于27日正式开始上课。从此，浙大师生开始走上了长达9年的救亡图存、铸造辉煌的艰辛历程。”
浙大天目山分校的师生们 
民国26年（1937）9月这一个月，在竺可桢日记里有22天都记录了在西天目山的办学筹备、迁移相关事宜。“知已到一年级学生二百一十人”，“女生计有三十人”，“决定请承圻为驻天目山临时办事处主任”。在师资安排上，学校也做了充分考虑。“9月7日，聘朱庭祜先生为本校天目山分校主任。”朱庭祜，上海人，中国第一代地质学家，是中国早期地质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中国考察西沙群岛地质资源第一人，曾参与新安江等大型电站建设。入学学生中，也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程开甲即是其中代表。程开甲1937年7月考取浙大物理系，为当年一年级新生，随校到天目山分校就读。 10月24日，开学近一个月后，竺可桢再度前往天目山。学校除了“所吃菜蔬须自杭州，鱼虾、水果亦不出”外，大家“均对天目环境认为满意”。
浙大导师制在天目山分校的创立 
最让竺可桢感到宽慰的是导师制的创立。据竺可桢日记记载，“以我个人所晓得实行导师制的，浙江大学要算第一个”，“三、四年级以系主任为导师，二年级则另行选择”，“此间导师制制度实行以来尚称顺手，学生既觉有一师长时可问询，而老师亦有数青年为友不致寂寞，天目山实为导师制之理想地点。” 浙大在天目山分校创立导师制的目的，竺可桢在《大学生之责任》中做了详细阐述：“我们行导师制，是为了要每个大学生明了他的责任……诸位在大学一年所花的不过二三百元，而国家为诸位所花的，每年却要到一千五六百元，所以国家所花的钱，比诸位自己所花的要多到七八倍。国家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钱来培植大学生？为的是希望诸位将来能做社会上各业的领袖。在这困难严重的时候，我们更希望有百折不挠、坚强刚果的大学生，来领导民众，做社会的砥柱。所以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可见竺校长对导师制和学校师生寄予了很大期望。 可惜天不遂人愿。民国26年（1937）11月12日，上海沦陷，天目山岌岌可危。11月底，浙大将天目山分校师生陆续迁移至建德，天目山分校办学历史暂告段落，但浙大“求是创新”的精神在当地代代相传。2011年，为纪念浙江大学办学114周年，浙江大学西迁办学纪念碑在天目山禅源寺内落成，对这段办学历史做了旁证。
（作者单位为杭州市临安区地方志办公室） 来源：《杭州月志》总第51期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