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仓修良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和方志学家，他在吸取前人及相邻学科成果的基础上，“广搜博采，取精用弘，剖析源流，甄审得失”仓修良，《方志学通论》，张舜徽题辞，方志出版社，2003年。，独辟蹊径，自成一家，建立了独具特色的方志学理论体系，为现代方志学研究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这种贡献是多方面的，本文仅择其大而言之。 一、梳理方志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 仓先生在旧方志方面的主要贡献就是通过梳理方志发展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根据我国社会发展概况的研究，他提出了方志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的论断，即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地记为第一阶段，隋唐五代图经为第二阶段，宋代方志逐渐趋于定型及宋代以后为第三阶段，而其中最有价值的便是方志起源于地记说及图经研究。 一是提出方志源于地记说。方志源于何时，源头应在何处，古今历史学家和方志学家对此作过多方面的考辨，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说法，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禹贡》说，一是《山海经》说，一是《周官》说，一是源于古代诸侯国史说，还有主张“多源”说等等。仓先生为此撰述了《方志的起源》和《再论方志的起源》二文，在文中，他通过详细的考证，对以上诸种说法，都做了一一的辨驳。比如他用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周礼非周公书》、张舜徽在1979年12月5日给顾颉刚信中说的《周官》是战国时人辑录的“官制汇编”和黄云眉《史学杂稿订存》中的《略论〈周礼〉五史与〈礼记〉左右史》的观点等加以考订，从具体史实入手，用《左传》文公六年、成公四年等引用的例证证明《周官》中的外史掌四方之志的“志”是“记”而非“方志”。而《九丘》是传说之书，内容无人见过，汉代的孔安国《尚书序》称：“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也只是臆断，元人《大元一统志·序》所说的《九丘》也不足为凭，是捕风捉影。在对前人方志起源诸说进行一一考辨的同时，仓先生把方志放到其所产生的特定社会背景下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提出了方志是应社会的特定需要和时代要求，随着历史发展应运而生的，其真正的起源应是“两汉地记”。他认为中国历史观从重天命向重人事转变推动了人物传记的产生，而《史记》的诞生又直接推动了人物传记的发展，两汉魏晋的选举制促进了人物传记的发达，而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地方势力的强大则是产生地记的社会基础和政治条件，而地方性的人物传记和地方性的地理著作相汇合就形成了地记，即方志的早期形式。 二是对图经的产生和特点提出了新的观点。傅振伦先生认为“图经起源于地记”，但是仓先生认为图经虽然是方志发展的第二阶段，但它并不是起源于地记。地记是为分裂割据服务的，图经是为大一统、巩固中央集权服务的，两者同时出现在东汉。随着隋唐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图经取代了地记而得以盛行。关于图经究竟是怎样形式的一种著作，也有多种说法。如王重民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所写的《中国地方志》一文中说:“最早的图经是以图为主,用图表示该地方的土地、物产等。经是对图作的简要的文字说明。”王永兴先生1987年在为《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一书所写的《序言》中也这样说:“根据制度的内容以及‘图经’这一名称，这些地方志应以图为主，而辅之以文字说明。”仓先生通过研究敦煌图经残卷，专门撰写了《从敦煌图经残卷看隋唐五代图经发展》一文，指出图经是一种有图有文的地方区域性的著作，所谓图经实际上是指这种著作卷首都冠以各种地图，并不是说皆以图为主。 二、对章学诚方志学思想的研究 仓先生的学术生涯和章学诚研究密不可分，他对章学诚及其方志学思想的研究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先后出版过《章学诚和〈文史通义〉》、《章学诚评传》，整理了《文史通义新编》，对章学诚的生平、方志学思想和贡献有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有许多突破和创新。 一是重新整理《文史通义》。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刘知几的《史通》并称为中国传统历史理论的双璧。其书稿本由友人王宗炎代为编定，现存主要有两个版本，一是章学诚次子华绂不满王氏的编排，在道光年间在开封所刻本，仓先生称为“大梁本”，此本将序、跋、书信等都排除在外，外篇全部都是有关方志的序。二是吴兴嘉业堂主人刘承幹是依据王宗炎所编的目录，适当作了一些补充，约在民国1920年刊行的《章氏遗书》本。由于版本不一，给学术界研究带来很多麻烦。况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两个版本所定的都不符合作者著述该书的宗旨。所以从1982年起，仓先生就决心要对《文史通义》进行整理新编，把两个版本合起来，再加上他收集到一些佚文。如他从黄云眉先生《史学杂稿续存》里偶然找到的章氏佚文：《上慕堂光禄书》、《上晓徵学士书》。这两封信在刊行的章氏著作的各类版本中均未收录，就连胡适、姚名达编著《章实斋先生年谱》时也未见过。最后一共补了85篇，加上原来两种版本内所收的218篇，合计303篇，是大梁本的《文史通义》内容的一倍多，为日后的章学诚研究进一步深入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二是对章学诚方志理论做出了总结。他认为章学诚在方志学上的主要贡献，一是章氏把自己对史学方面的理论，在编修方志中加以实践，予以条理化，从而提出了一套修志理论。二是确立方志的性质和作用，第一次提出“志属史体”，指出方志的作用是经世。三是创立了一套完整的修志义例，提出了方志分立三书的主张。其四是为解决修志过程中所遇到的材料来源之困难，建议清政府在各州县设立“志科”。而同时仓先生也客观公正地评价了章学诚的贡献，不因是自己的研究对象就刻意夸大其成就，掩饰其缺点。如在评论章学诚“志为史体”说时，就指出章学诚此说在当时社会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也有其片面性。因为方志既不是地理著作，也不是单纯的历史著作，而是“介于史地之间的一种边缘学科。它是记载某一地区的历史、地理、社会风俗、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性著作”仓修良、叶建华，《章学诚评传》，第267页。。 三、对新方志编撰的总结和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五六十年代和80年代先后兴起了两次修志大潮，尤其是80年代以后，全国出版了大量新方志，创立了一套完整的新方志编修体例和方法，这些新方志有很多“是修得很不错的，既继承了方志编修的优良传统，保持了方志自己所特有的属性和特色，又体现了社会主义时代所编方志的时代精神，这是非常可喜的成绩，当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对新方志编撰工作进行总结，为以后方志编撰工作提出借鉴，是仓先生的又一重要贡献。 一是对第一次修志概况的挖掘。五六十年代第一次修志，受到当时特定社会条件的影响，没有取得预想的成绩，而这一阶段修志的成果也没有得到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仓先生则对第一次修志概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挖掘，列出了当时正式出版的志书简目，极具存史价值。同时仓先生还提出了要对第一次修志进行公正客观的评价，认为第一次修志毕竟播下了修志的种子，保留了一份珍贵的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为以后8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修志打下了基础。 二是对新方志编撰方法的独到见解。针对新方志编撰方法，仓教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谈及处理好继承和创新时，仓先生认为编写新方志要继承旧方志留下的精华，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实践加以创新。“……我们对旧方志理论和编纂方法的探索、研究，目的正在于批判地继承，吸取其有益的东西，为编修新志、创立社会主义新的方志理论服务。”《方志学通论》，前言，第4页。又如仓先生认为专业志要以类相从，按类撰写，在专上下工夫，突出重点反映特色编修新方志应当“以类相从，按类编修”，按不同性质、类别区分篇章，“横排竖写，横竖结合”，不应“志横史纵”，应有项目不能遗漏，不管如何分类，专业志必须写专业，在专上下工夫，要突出重点反映特色。这个特点是指地方特点和专业特点，一方面起到总结经验的作用，另一方面起到宣传、扩大影响的功能。关于专业志撰写的几点意见，《方志学通论》，第629-634页。 三是指出新修方志存在缺点和问题，认真锤炼，促进新一轮修志多出精品。80年代的方志修撰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毋庸讳言，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仓先生本着促进方志学发展的目的，发表了《对当今方志学界若干问题的看法》等文章，在肯定方志编修成绩是主流的前提下，也指出了新修方志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序言不应变成装饰品，方志的传世之本只在于其本身的学术价值，“把希望寄托在名人写序上面是靠不住的，而作为替人作序的名家，也应注意防止‘无枉己徇人之失’，不然的话，后世照样不会给你情面，是非自有公论”。又如附录不是灵丹妙药，“附录”即附录著录之义，说明被著录者并非篇目中正式的内容。凡是应当入志的正式内容，一律不能用附录形式，更不能因一时无类可归就入附录。再如应重视艺文志的编修。方志有艺文志由来已久，在方志产生不久的地记阶段就有了，艺文志保存地方文献作用很大，可以提高方志的文化品位，历来著名学者十分重视，但建国后许多新修方志却付之阙如，独立成篇真正称艺文志的几乎没有。这些问题都应该在新一轮修志过程中加以解决，通过续修，精益求精，千锤百炼，使新志质量更上一层楼，使新一轮修志工作完成得更全面。 综上所述，仓先生为我国方志学的研究作出了积极而又卓越的贡献，他对方志学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几乎涉及了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史学界关于方志基本理论论争的各种重要问题，……是对新中国建立以来学术界关于方志学基本理论问题讨论的一次全面概括，又是作者运用唯物史观对这些问题所做的一次总体答案。”赵吉惠，方志学的集大成之作——评仓修良著《方志学通论》，历史教学问题，1992年第3期。他不仅为古老的旧方志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也使方志学理论和新方志编纂不断向纵深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方志学的研究水平，对完善新方志学的理论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仓先生还敢于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与持不同观点者进行争论。一段时期以来,学术界出现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学者们很少在自己的著作里公开地批评他人的观点，以至于缺少正常的学术争鸣。尽管某些观点，或许仍有待商榷之处，但仓先生敢于争鸣和批评的勇气以及其严谨的学术作风，在今天特别值得我们后辈学习。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