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会杭州光复后的第四天，即1911年11月9日（农历辛亥年九月十九日）出版的上海《民立报》刊登佚名作者的文章《浙江敢死队之壮观》，文章全文如下：

浙江革命军之编制，皆以敢死队为先锋队，然后继之以各标新军。本报十六日所载民军占领浙江记，其间于新军战况，已详载无遗，兹将敢死队之战况详记于后，庶乎其为吾国之模范敢死队矣。

敢死队之编制共分五队，以蒋介石为指挥官。第二各队，由队长张伯岐率令，第三队由队长董梦蛟率令，攻击抚署，以十五人为一队，每队手枪手十名，炸弹手五名，先后继进。当攻击头门时，连抛炸弹八枚，破坏头门，各手枪手奋往直前，冒炸而进，及至二门，乃由预伏于署旁民房内敢死队之炸弹轰轰抛下。第二队与第三队之炸弹手，亦向前猛抛，声振天地，火光大起，于是二门遂焚毁殆尽。第一队官以火烈难进，即发停止口令，而队员以民国兴亡，即此一举，安可以偷生畏缩，为我辈区区一身计哉!乃第三队长，即发向前猛进号令，于是第一、第二各队，亦争先而进于大堂，连抛炸弹，直入上房、花厅，唯见着白衣旗女二人，遂引导去路，护其出门，然后将上房、花厅，放火而出，迄黎明各归于集合地，秩序整然。受总指挥官检查点名，然后散队朝食。

第四队由队长王金发率令，攻击军装局。其地势实为天然之形胜，守易而攻难，自攻击起点，以至军装局头门，约有三千米突之远，巷道深奥，门栅重叠，城池坚固，守备严重，防御绵密，乃为各官局之首。凡察杭垣阵地者，无不以此为最险最难之区，乃敢死队竟自起点以至军装局头门，直前冲锋，势如霹雳，惟入头门为贼军偷刺队员周尧吉君一人，而军装局遂入吾军之手。及发晓，仰见青天白日之热忱旗于局门之前，俯恤忠勇果敢之阵亡友于战场之中，顾前思后，不禁悲喜交集，泪随心下矣。第五队分布于旗城门下，各门附属五名，出入于弹雨之中，而一无惧色。凡直接各将校，无不深为感心也。

四天后，即1911年11月13日（农历辛亥年九月二十三日），上海《民立报》第392号又刊登该报“记者”写的通讯，把蒋介石的先锋队“指挥官”头衔又升了一级，称之为敢死队总指挥官”，文章声称：“攻击杭州抚署第一队队官张伯歧君，忠勇壮烈，已为世人所欣羡，即总指挥官蒋介石亦赞叹不已。今已由杭来沪，会议进攻南京方法，其于将来之希望实无穷也。记者闻而慕之，是特别登载，愿吾国敢死队长均效之。”

上引《民立报》两则报道面世至今已经整整100年了。100年来，历史学者们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两篇报道的真实性，几乎毫无例外地肯定蒋介石是光复杭州“敢死队指挥官”或“总指挥官”。

《民立报》的报道，现在看来是大有问题的。笔者的理由如下：

众所周知，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蒋介石（1887-1975）还只是日本高田野炮兵第十三联队的一名士官候补生。在日本得到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后，与张群、陈星枢等3人请假回国参加革命。他们抵达上海时，已经是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到达上海后，蒋介石等3人拜访了同盟会中部总会驻上海的负责人陈其美。蒋与陈其美在日本东京时早已结识，蒋介石奉陈其美的命令，于11月1日前往杭州，有所联络。

当年担任敢死队副队长的张伯歧（光复会会员）后来对人说：“杭州光复前夕，在西湖白云庵革命党人开会，都是光复会中人，没有同盟会的人。那时，确有蒋志清（即蒋介石）其人临时来参加。大家因为蒋曾在日本学军事，所以把我们的作战计划和地图给蒋看。蒋看了一下推说对杭州地势不熟悉，对此事他表示没有信心，旋即退席，当夜返回上海。他根本未参加（杭州）光复之事。”

张伯歧还曾对他的亲戚张雄潮讲过同样意思的话。张雄潮在致朋友的信中转述说：“当年打杭州巡抚衙门，是他（指张伯歧本人—笔者注）率敢死队打先锋，蒋（介石）先生于先晚虽曾参加会议，因自认地形不熟，并未参加行动就回上海去了。”

笔者认为，张伯歧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张伯歧说蒋介石“根本未参加（杭州）光复之事”，也是不准确的。根据李勇、张仲田编写的《蒋介石年谱》记载，蒋介石11月1日到杭州，2日从杭州返回上海，3日，又从上海到了杭州。

据应梦卿回忆，他曾奉陈其美之命，到宁波奉化招募渔民112人，带到杭州，交给王金发、张伯歧、蒋介石等点验接收。蒋介石因为在日本受过军事教育，他还对在光复行动中参与敢死队行动的这批奉化渔民讲了军事行动中要注意的问题。

不过要说明的是，所谓的“敢死队”，名字听起来很吓人，其实是一批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会党分子、学生、渔民，是一批乌合之众，在杭州光复过程中只是起了点配合作用。而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新军官兵。过去的著述有意无意地夸大“敢死队”的作用，喧宾夺主，把起义新军官兵的贡献有意无意地贬低、抹杀了，这是不正常的，应当纠正。

据光复杭州时担任八十二标弁目队尖兵长的夏达才回忆，蒋介石在杭州光复中还担任了另外一项具体任务，即发放信号弹。他说：“当革命军总司令部部署光复杭州的战斗时，曾规定一俟攻克抚署，即发射红色信号弹，其余各部队见此信号，立即各自向预定的目标进击。事先，浙军总司令部曾与沪军首领陈其美商定，由沪军派蒋介石携带信号弹来浙担任发射任务。不料当我们经过短暂而激烈的奋战，占领和焚烧巡抚衙门，活捉浙抚增韫后，尚不见蒋介石到来。大家焦急万分，惟恐有失战机，于是派人四出找寻，才见他姗姗而来。在众人催促之下，他匆匆发了信号弹，瞬间三发红色信号弹冲天而升，全城爆发了激烈的枪声。而当我攻占抚署的部队胜利回归总司令部时，蒋介石却抢先走在最前列，并大呼口号，神气十足，俨然是个凯旋而归的英雄。浙军看了他这副模样，颇为不满，认为他在我们激烈战斗、奋勇冲杀时，不知躲在哪里，而此刻却走在最前面，洋洋得意，实在是个胆小的怕死鬼。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蒋介石的印象。”

根据以上的材料，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的结论，蒋介石在杭州光复时不是他后来自我吹嘘的敢死队“指挥官”，或“总指挥官”；也不是张伯歧所说的“根本未参加（杭州）光复之事”。他的具体角色还有待发掘更多的史料来加以证明。

据应梦卿回忆，蒋介石在来杭州之前，曾向陈其美当面提出要当浙江都督，但以蒋介石当时的资历与贡献，这是绝对不可能满足的要求。因此，杭州光复后，浙江军政府没有给蒋介石安排任何职务，引起蒋的极大不满。厉尔康回忆说：“辛亥杭州光复时，上海的同盟会负责人曾派蒋志清（即蒋介石）等来杭州相助……蒋以为其功匪小，常向（浙江）都督府要求。都督蒋尊簋不胜其烦，问计于秘书长陈汉第。陈说：‘给他几个钱算了。’到底给了几个钱，外人无从探悉。据说，蒋志清从此不再向都督府啰嗦了。”

笔者估计，在杭州光复后没有得到一官半职的蒋介石失望地回到上海，为了发泄胸中之郁闷，于是就闭门造车，先后杜撰了那么两篇报道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立报》上自我吹嘘一番。对于这一点，任光椿在长篇历史演义《辛亥革命风云录》中倒是作了十分准确的判断：“蒋介石什么官职也没有捞到。他只能悄悄地回到上海去，在《民立报》鼓吹一番自己攻占抚署的功绩。”

现在搞清楚了《民立报》这两篇报道的来历后，再回过头来看报道本身的内容，可以看出完全是作者凭空杜撰出来的，与杭州光复时敢死队的实际情况完全不符。

毛思诚所编的蒋介石年谱声称：“九月初九日，（蒋介石）抵沪，（陈）其美令赴杭主持浙事……公为先锋队指挥官，……即率敢死队百余名来杭。十三日，上海宣告独立……次夜两点钟，杭城响应。先锋敢死团与第八十二标三营突起，以炸弹毁抚署，虏巡抚增韫。”毛思诚为了抬高主人的身价，居然说陈其美让蒋介石“赴杭主持浙事”，浙江的起义行动需要一个未毕业的士官候补生来主持，这岂不是说浙江无人？视浙江众多的革命党人为无物？毛思诚的这种说法是很不妥当的。

台湾学者一直高度评价蒋介石在杭州光复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例如，李守孔先生在《清季留日陆军学生与辛亥革命》文中明确指出：“蒋公……九月九日抵沪，奉陈其美命主持浙江军事。同月十四日杭州之光复，贡献至伟焉!”李云汉先生则在《蒋中正先生与辛亥革命》一文中进一步发挥说：“杭州光复之役，蒋先生实居首功。军事行动甫告结束，起义诸人正议商组织军政府之际，蒋先生却悄然离杭返沪。他之所以如此行动，一方面是自己只尽义务不问权利的磊落胸怀，正如顾乃斌推崇他的‘功成不居’的谦冲精神；一方面则是眼光远大，着眼于全盘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因为陈其美在沪所策划者乃东南全局，且须策应长江上游及北方各省，整军经武，正需军事长才如蒋先生者悉力匡助。”

笔者以为，上述两位大名鼎鼎的李先生得出如此不靠谱的结论，一则是受了当年《民立报》报道的影响，二则是当时在台湾当局的威权体制下不得不这么夸张。这一点也提醒历史学者，报纸只是一种宣传工具，报纸上的资料一定要加以考证才能使用，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放到篮子里就是菜，难免会出问题。

作者系杭州文史研究会理事、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