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劳动节，“城秘”推出了劳动路的前尘往事。恍惚间我似乎又回到了渐行渐远的童年时光。小的时候，我住在闹市口直街1号，算是劳动路、涌金路和定安路的岔路口，和劳动路属纵横向。我们家是民国时期两层楼的旧式木结构街面房，从我出生到我家被拆迁，那一带变成西湖大道，我都住在那里，那里承载着我最初的记忆。

▲旧时闹市口直街街景  摄影@章胜贤

从我家往东走，就是定安路，那里有一个我在夏天一定光顾的定安路游泳池，不过必须穿过一个露天的农贸集市，虽然原始，确实方便；再往左拐就是营门口了，小时候，营门口已经很热闹了，什么都买得到；再过去就是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了；再走出去，小孩都不敢单独行动，那里是当时杭州最热闹的延安路解放路，那地方必须大人陪同。

营门口杂货店原先是我爷爷的，公私合营后爷爷成了一名普通店员，60岁就被敲锣打鼓地坐着拖拉机光荣退休了。爷爷腿脚不方便，退休后的生活一直由我陪伴。从小我就跟着爷爷在西湖边钓鱼钓虾。钓虾必有收获，钓鱼就难了，爷爷用的都是虾钩，鱼饵是我负责的蚯蚓，偶尔也有意外收获，有一次居然钓上来一条河鳗，纯野生的，想想这西湖的河鳗也真够傻的。每次随爷爷去钓鱼钓虾，我总是会想起当时很流行的相声《钓鱼》，天津大师高英培范振钰合说的。

相比涌金路定安路营门口，劳动路多少透着一点神秘。幼年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现在想来，主要是劳动路的中段有个军区招待所，门口解放军站岗，进进出出的都是部队的人，到军区招待所洗个澡也很麻烦。小时候的我们，心态和姜文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差不多，对部队有一种盲目崇拜，所以对劳动路南山路的军产羡慕得不行，如果想法溜进了军区招待所，几乎和谍战片《三进山城》的心情一样兴奋。

劳动路接触最多的当然是劳动路菜场，那里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新鲜菜，偶尔会有冰鲜的鸡壳，因为不需要票证（那时候计划经济，是有禽蛋票的）一到就排起了长队，一抢而光。鸡壳怎么烧才好吃是有技术含量的，这方面我妈是巧手，加点姜红烧，味道甚至超过了红烧鸡块。长大后，我在餐馆吃红烧鸡块，反而觉得差点什么,差的那一点，是妈妈的味道么？

在“城秘”的讲述中，有一点是漏掉的。劳动路口有个杭州豆制品厂，当时是杭州唯一的豆制品厂，前面有个门店，很早就卖各种各样的现在叫“鸿光”的豆制品。劳动路菜场进去的巷子里就是豆制品厂的车间，里面永远是湿漉漉脏兮兮的。但小孩的快乐角度和大人永远不一样，因为豆制品厂一到夏天就开始制造冰和冰棍，白糖的和赤豆的冰棍对我们来说，实在太吸引人，哪怕偷偷溜进豆制品厂感受一下冷气也是好的。不过这个厂有个大烟囱，夏天严重影响了我们乘凉的环境，后来就搬掉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各种招商引资，各种外商参观交流。据说杭州出现了两件震惊全国的商业泄密事件。一件是关于扇子的核心机密，还有一件是当时的豆制品厂厂长缺乏保密意识，向日本代表团主动泄露了内酯豆腐的秘方，结果被日本商人轻而易举地研发出来了。

很久以后，我问一位长驻日本的朋友，日本超市有卖类似中国豆腐的吗？他说日本的超市卖两种豆腐，中国豆腐很便宜，还有一种经过技术改良的日本豆腐，价格几乎是中国豆腐的十倍……自此后，我们才对商业间谍开始高度重视，才明白商业机密是目前谍战领域的重中之重，比如可口可乐，我们只能罐装浓缩液，永远不知道它的配方，这个配方，也许按万亿估值。

劳动路除了路口的豆制品厂，路的中端还有一个印刷厂，有一段时间几乎被列为保密单位，但保密级别不高，检测的一个标准是我们孩子能混进去。由于当时的印刷厂还是铅字印刷，大量废弃的活体铅字会堆放在垃圾堆，于是我们一帮孩子常常混进去一口袋一口袋地偷出来，拿到废品收购站换钱，直到有一天被抓，让家长领回去了事。

那个印刷厂也有高光时刻的，有一次甚至超过了军区招待所。那一年（1977年）《毛选》五卷问世了，整条劳动路挂满了大红横幅，就像国庆一样，印刷厂的工人师傅们敲锣打鼓（过去敲锣打鼓的机会还是蛮多的）上街游行，《毛选》五卷上面铺着红绸缎和大红花，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这种盛况上一次的发生是粉碎“四人帮”。

劳动路上有我很多熟悉的人，比如我的一个远方舅舅，他的妻子是我爸爸介绍的，也是我爸一个厂的。他家住在劳动路的一座四层楼的洋房里，其实也是简易洋房，一层楼共享一个厕所，不分男女，厕所与淋浴间共享，旁边是几个自来水龙头。现在看来是很简陋，但对于我们上厕所要跑两个弄堂，没有自来水只有井水，洗澡就在门口露天的，他们已经算是高级生活了，毕竟刮风下雨不用愁。

关于劳动路，我印象中的劳动路还没有碑林，那是后来才有的，也没有孔庙，现在的娃哈哈小学那时也叫劳动路小学。每年的汛期，劳动路可能下水管道的年久失修，一遇豪雨，都会被淹，路上行人苦不堪言。有一年一直下大雨，人行道都被淹了，我家的井都可以不用吊捅捞水了。于是百年难遇的情况出现了，有人坐着脚盆划着出行，其他人纷纷跟着效仿……这种盛况以后就不会再有喽！如今的劳动路，已经变得我都不认识了。劳动路菜场是没了，不过路边的法国梧桐还在，见证着这个时代的变迁。树的皱纹也没什么变化，只是，我们的皱纹早已经爬上了额头。我似乎还是站在闹市口直街一号，看着人来人往，车来车往：下棋的胖老头、卖棒冰的老太太、炒糖炒栗子的小贩、拎着菜篮子的马大嫂们、背着沉重书包上学的孩子们……

劳动路上除军民两大单位以外，在路的西南面，一处不起眼的大门红砖柱上，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 “ 杭州美术工作团 ” 。从大门口进去，一条尘土扑扑的砂石小路，弯弯曲曲通往深处的孔庙。唯一的“大成殿”紧闭，土墙颓然，松柏森森，碑刻石雕倾圮于蒿莱枳棘之中。暮色四合之时，杳无人迹的孔庙空旷而阴森。

▲旧时的孔庙碑林  摄影@章胜贤

孔庙扩建重修，是迎来新世纪以后的城市大手笔。昔日的颓败和荒凉，早已被一扫而空。今天的孔庙，已成为劳动路上，对中外游客和参观者开放的著名文化旅游景点。

去年底，我曾到孔庙故地重游。发现孔庙扩建后的大门，就在府学巷口。旧时从孔庙前穿过的赐玉弄，与阿太庙弄相通。现在这两条古弄皆已改造，难觅过去。只有赐玉弄前面的古樟树，还在忠心耿耿地守护着孔庙。这是孔庙前岁月默默留下的地理标志，依然高大挺拔、枝繁叶茂。

▲现在的孔庙  摄影@子夷

赐玉弄的旧名叫司狱弄。邻里中有长者，早年曾见到过电灯公司的电费缴纳单，上面的地名就写着“司獄弄”。再后来，也许是嫌 “司獄” 二字带有煞气，遂选取谐音字，改写为赐玉弄。

古地图上，杭州府衙司狱署，就在凌云桥西靠孔庙附近一带，离司狱弄不会很远。晚清年间，杭州府衙监狱里，曾关押过两位 “斩监候” 犯人，即已经判处死刑，等待问斩的死囚。这两位大名鼎鼎的犯人，一为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另一为余杭仓前举人杨乃武。二人囚禁在此，年复一年，等待“秋决”。最后，两人都死里逃生，捡回一命。这是一个死而复生的冗长故事，其中还有 “ 迅哥儿” 两兄弟瘦削的身影出没。周介孚狱中八年，备受生死煎熬。为救命捞人，上下通融，周家耗尽了祖产和钱财。家道中落，一蹶不振。周伯宜卧病不起。“迅哥儿” 整日奔走于当铺与药店之间，终拉不回父亲命赴黄泉。运司河下，凌云桥西，见证了“迅哥儿”兄弟俩的辛酸和无奈。此处为顺笔插叙，扯远了，按下不表。

我家住阿太庙弄14号 “杭师附小”宿舍（阿太庙弄今改称府学巷)，宿舍位于孔庙的西南侧。从赐玉弄往里走进去，只有阿太庙弄14号与18号两个墙门，是紧挨着孔庙，之间仅为一墙之隔。记得18号墙门里，有位爱唱歌的漂亮女孩子叫安安，常站在洋房二楼北边通透敞亮的木头露台上，倚靠栏杆，面向孔庙空旷处放声歌唱。《我们的田野》，一首优美抒情的儿童歌曲，伴随着清澈纯净的童音，袅袅飘向阳光通透的天空。

过了孔庙再向前，距河坊街很近了，渐渐有了商家店铺。

▲劳动路一带示意图   制图©️城市秘密 青征鱼

孔庙的南面，劳动路与竹斋街的转角处，有一家百杂货商店，店面占地形状象块三角大饼，人称“三角店”。店里有部公用电话，兼营传呼服务。那些年，乡下当知青时，逢有急事，从公社打电话回家，要请店员快步跑到阿太庙弄，去敲门通知家人来接电话。话费以外，需另付店员二角钱传呼费。有时碰到店里人少走不开，他们只需说声没人，就立刻挂断电话，全然不顾及对方焦急。虽然如此大牌，传呼生意还是络绎不绝。万事皆以稀为贵，没得办法，劳动路上唯一的公用“人肉传呼”电话。

与 “三角店” 同样的位置，在对面的马路转弯处，有一家修车兼配锁匙的车行，顺便也做脚踏车计时出租。常有市民学生租车，拿来学骑脚踏车。每逢春秋旅游旺季，生意最好。游客租辆半新不旧的脚踏车，两小时即可环湖一游。湖光山色，花团锦簇，天上人间，美不胜收。环湖一圈游毕，租客只须惠钞三角二分 (租金每小时一角六分)，游人乘兴而来，尽兴而归。劳动路口，廉价 “出租车” 经济又实惠。男女喜爱，老少咸宜，深受大众欢迎。

车行老板方头大耳，身板魁悟。车行在“乾发”酱园店隔壁，正处在河坊街与劳动路相交的丁字路口，位置顶好，车来人往，生意十分兴隆。车行老板有个爱好，喜欢中午微醺之后，跨上早晨为客人修好的摩托车，在劳动路上飞奔试车。老板大背头油光锃亮，一副墨镜遮住了半张面孔。身穿黄色皮夹克，下着黑色马裤，脚蹬半靴的车行老板，在劳动路上风驰电掣，一路狂奔，是这条路上最靓的“仔”。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高档消费品匮乏。“ 红灯 ” 牌收音机还未走入寻常百姓家时，车行老板已拥有自己组装的大功率音响设备。隆冬晚上，寒风凛冽，修车行木板楼上，立体声音箱正在放送俄罗斯民歌《纺织姑娘》，丰满浑厚的低音贝司，与木头板壁产生低频共振效应，薄薄楼壁板竟被振得????簌作响。

马路对面 “三角店” 门前，寒风中立满了翘首聆听的街坊邻里。甚至过往行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驻足片刻，欣赏这美妙的立体声音乐。车行老板的时尚音箱，立在了岁月流行的潮头上。高保真，立体声，闻者莫不神往。美妙的音乐之声，惠及街巷邻里的音乐爱好者。比起工人俱乐部舞厅的铜管乐，更能给人带来心灵上的慰籍。街头 “露天音乐会”  隔三岔五岀现，成为当年劳动路少见的夜间场景。车行老板摇身变为 “音乐发烧友”与众共享，变 “独乐乐” 为 “众乐乐”，一时风头无两。

走到车行边上，已到了劳动路的最南端，除此之外，劳动路上似乎很少再有官办机构和商家了。余下的就是连片的民宅。它们主要集中在铁工厂北边和军区招待所的南面。

劳动路的东面有几条小巷曲径通幽。如缎局司弄、西都司卫、新开弄、红门局，还有裕国弄等。这些运司河下的古巷老弄，仅凭地名，就不难看出它们与古代的衙门府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多少年来，人们推测考据，众说纷纭；各执其辞，见仁见智。 历史最惧怕遭到后人遗弃，往往会固执地留下名址，为后世寻找前朝指点迷津。

军区招待所的大门南侧，有一间木质板壁楼房，楼下开家小店，楼上是住家。这家单开间的小店，可能是劳动路上，仅有兼卖糕饼的店家。倪爹爹是店里唯一的店员。我们放学路过，常会走进小店东张西望。店堂里一尘不染，广口玻璃瓶里的各式糕饼，油光四溢，极有魅力。倪爹爹总是笑容可掬，对小孩询价有问必答，不厌其烦。但不知道为什么？黝黑的店堂里从来不见开灯，只有倪爹爹脸上，厚如洋酒瓶底的眼镜片和广口玻璃瓶，在昏暗中折射出幽幽的微光。

我们喜欢倪爹爹，是因为热爱他的的糕饼。

沾满白糖粉的雪饼最便宜，只要二分钱，可是便宜不好吃。四方带花边的冰糖饼，四分钱一块。香蕉酥要五分、价廉物美。左看右看，盘算再三，与捏在手中，捂出手汗的分币相对应，只有香蕉酥。交出五分钱买上一块，走出小店，风卷残云。这天的劳动路有滋有味，不再漫长。 除了糕饼店和杂货店外，劳动路两边缺少有门面的店家，仅有几个流动摊贩。

劳动路南口修车行旁，靠近“乾发”酱园后门边，有家炒货摊。每至秋末冬初，墙角支起炉子，大铁锅翻炒落花生、沙爆豆和山核桃等。夜色朦胧时，行道树上吊起一盏雪亮大灯泡。一把铁锨，上下翻飞，吸引了一大圈兴致勃勃的孩子和看客。只要舍得摸出五分或一毛钱，即可买上一大捧现炒的椒盐花生米。用旧报纸包个三角包，在寒风里边走边撮，香气四溢。那时花上一毛钱，即可满足口腹之欲。这钱，实在不能算是小钱，恰饭不容易，劳动路普通人家的毎日菜金，也就是三五个大毛。

开春暖和了，歇了炒货，老板又在劳动路上推车????喝，改卖生鲜水果。先是水红萝卜、甘蔗和荸荠，再是枇杷和杨梅；天热了，又上西瓜。随着季节，来啥卖啥。生意寡淡时，那二分钱一节的青皮甘蔗，也是不能小觑的坐底买卖。维持一家老小生计，说来只不过是日求三餐夜度一宿，可是讨生活，却如滚石上山般的艰难。临安居 ，大不易。

▲劳动路南端旧仁和村街景  摄影@章胜贤

接着来说说神秘的赵一峰。劳动路中间还有吴绍庸诊所和开元旅馆，再往南面走过去一点，在“美术工作团”大门边，有间披屋，住着失去单腿，靠算命测字和代写书信谋生的赵一峰。

他住的小屋，曾经引起我和周立励的极大好奇。因为这间屋子实在是太小了，小到只有五到六个平方。麻雀虽小五脏齐全，被赵一峰按功能，隔成一室一厅加厨卫的格局。进门为客厅，左手边是卧室兼放恭桶处，一张布帘隔开里外；右手边是灶间。小条桌横在客厅中央，细白布做的桌围茶迹斑斑，上面用楷书写就“算命测字”和“代写书信”八个大字。条桌上笔墨纸砚一应齐全，一沓红线十行纸，首页是写好的漂亮行书，大概是赵一峰展示代写书信的标准样板。

小而全的披屋，有如船舱般紧凑实用，远比大而无当的公房来得有趣和叫人喜欢。 因为这间小而全的斗室实在发靥，放学时经过，我常和周立励站在门口，探头探脑向里张望。一来二去，就和赵一峰热络起来。赵一峰，一60多岁的老头，满口牙全没了。说话时，嘴巴一抿一瘪，极像老太太吃热豆腐的模样。他失去了一条腿，拄着拐杖，裤管总是扎起一半吊在腰间，像是挂了半截空空的面粉袋。

周立励开口就问他腿怎么没了？赵一峰告诉我们，他参加 “二七” 大罢工时，被反动军阀开枪打断了腿 ……讲述这类故事，往往带有噱头，一般小学生爱听。但赵一峰不知道周立励是将军的儿子，见多识广不买账。他哪里会相信这种牛皮故事。果然，周立励马上大声追问道，这是哪一个军阀干的？他叫什么名字？周立励表情严肃，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像要立刻冲出门外，去为赵一峰报仇似的。这反映也是忒快了。

我们刚看过电影《风暴》，知道 “二七” 大罢工的工人领袖叫林祥谦，还晓得他和大律师施洋，与北洋军阀吴佩孚斗争的经过。所以周立励胸有成竹，不相信，也不可能接受赵一峰参加过 “二七” 大罢工的任意编排。

这赵一峰，本来也是随口荡荡，糊弄我们一下。没想到三言两语，竟被两个较真的小孩逼进了死胡同。要他坦言过去的经历，于他来讲，也许有相当的难度。他一时语塞，脸上尴尬，不知如何收场是好，恼羞成怒之下，便要撵我们出去。

我和周立励，一时三刻，吞不下赵一峰的豪横无礼，心中忿忿不平。临出门时，抄起他家烧火小凳，带出门外，随手塞进马路远处堆放的水泥涵洞里，头也不回，扬长而去。没料到报应来得飞快，第二天上午课间休息时，班主任找到我俩，一顿严肃批评，正色告诫我们，社会闲散人员复杂，小学生年纪还小，不准随便进到陌生人家里。王老师最后要求我们：放学以后，必须把小凳送还赵一峰。王老师声色俱厉，听得我们心头“呯砰”乱跳，不知这赵一峰告了什么状 ？

几十年过去，这件事到如今，我都还没想明白。赵一峰，一个瘸腿的老头，连门口都难以迈出，他是如何打听到我们的班主任，又如何快速准确地送出消息？这无所不能的赵一峰啊！可是再想想，这件小事，不正好证明了赵一峰的精明能干！他只是腿瘸，脑子不瘸，是我们小看了他。

云遮雾障的赵一峰，可能是劳动路上一个有故事的人物。若不是我们年少气盛，也许会听到他痛失腿脚的真实经过。可惜我们年纪尚幼，不谙世事，又顽劣不羁，错过了踏进小屋，开眼见识劳动路复杂人生的好机会。

劳动路是一本厚厚的书，被风任意吹开的一页，我们来不及读懂。被赵一峰赶出小屋后，劳动路上能留住我们目光的地方就不多了。旁边的吴绍庸私人诊所和开元旅馆都进去逛过，看来看去，都不如赵一峰小屋来得有趣。 吴绍庸私人诊所在劳动路九十三号（靠近娃哈哈小学大门旁）是劳动路上熟知的开业中医诊所。石库门进去，带大天井的墙门里既为诊所，也有住家。  

▲旧时劳动里，劳动新村的石库门，上面写的三个是什么字呢？  摄影@ 章胜贤

当年劳动路很有意思，商家不多，行医诊所却有不少，吴绍庸诊所名气最大。石库门侧面白墙上，用楷书写了吴绍庸诊所几个硕大的招牌字，白底黑字，非常醒目。下面用稍小的正楷，写上主治小儿疳积，跌打损伤，急慢惊风等病症。进石库门走下石阶，是个大天井，一色青石板铺就，再往里走，便是看病的诊所。

吴绍庸宅心仁厚，医术精良。上八府到下三府，各地病家，求医上门者络绎不绝。劳动路上，常见乡下人用藤轿椅或竹榻，抬着危重患者到诊所求医。<span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max-width: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