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一生离不开书，所到之处，唯有书不离左右：一张大木板床上，半床被子半床书；办公室书架上也堆得满满的，甚至连上厕所也不忘拿本书看。服务人员见他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书吃力，于是专门制作了一只跟乐谱架似的书架子摆在抽水马桶前，供他搁书看书用。为此，他称道不止，很是高兴。

刘庄有一个小书房，藏书虽不算多，却种类繁多，涉及古今中外，还有碑帖字画、金石印谱、扇面册页。毛主席读书涉猎面广，这些书远远满足不了主席的需要，好在浙江图书馆藏书丰富，但是有一次差点不能遂他的心愿。那是1969年，毛主席要借一本《小小十年》的书看，在刘庄招待所工作的贺玉泉照老规矩跑浙江图书馆，翻遍藏书目录，不见书名，图书管理员都说没见过这本书。贺玉泉又跑到杭州图书馆和杭州大学图书馆，也说没有这本书。贺玉泉以为书名搞错了，回来向毛主席的秘书林克汇报。林秘书对主席说，书借不到，可能书名不对。主席肯定地说，书名不会错，他以前看过，解放以后也曾出版过。这样，贺玉泉又到其他图书馆。最后，终于在浙江省文化局的群众艺术馆借到了这本书，书名一字不差，是1955年作家出版社根据1934年版本重排出版的。毛主席博览群书，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十几年了，还能记得如此准确。贺玉泉借到这本书已是第二天，足足耽误了一天。这在贺玉泉为主席借书十多年的经历中是仅有的一次，一般他都能在一两个小时内送到主席手中。

1961年4月，毛主席来到杭州，住在刘庄。主席办公室的一侧有间小书房，十平方米大小，中间有一张小圆桌和一把扶手椅，周围三面是书架，一面是墨绿色金丝绒两面对开的帘子，顶灯用日光灯，再配一只落地台灯照明，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领导要贺玉泉挑些书放在这里。贺玉泉想：毛主席博古通今，博览群书，既熟读政治、哲学书籍，又酷爱中外文学、历史著作；既善于作诗词，又精于挥毫泼墨，因此，选放在这间小书房的书籍，既要面广，又应有所侧重，便从现代书中选了一批马列著作、哲学名著和中外史书，在古书中以一部《四部备要》为主，从中选了一套《二十四史》以及《资治通鉴》《战国策》《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四书集注》《楚辞》《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唐宋八大家文钞》《唐百家诗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白居易集》《宋六十名家词》《苏东坡集》《元曲选》《词律》《词林正韵》《诗韵集成》等，还有一部《清史稿》和一部《佩文韵府》，另外还选了一批如《三希堂法帖》之类的碑帖和一些影印本画册，还有一些名家的轴画和扇面真迹。这些书哪些被毛主席翻看过，贺玉泉不得而知，但主席那段日子天天在这个小天地里翻书看却是事实。在这期间，毛主席曾提出要借看唐怀素和张旭的狂草书帖，贺玉泉是去浙江图书馆借的。这以后，毛主席每次来杭，几乎都要借书看，不论是住在汪庄还是刘庄。

1962年至1965年期间，贺玉泉曾为毛主席借过《史记》《晋书》《魏书》《汉书》《明史》《古文观止》《兰亭序帖》《中国通史简编》《赛金花》《佩文韵府》《天演论》，还有一部关于佛教的书等等。1966年，借过《观堂集林》《观堂别集》。1969年，借过《小小十年》《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1970年，借过《古文辞类纂》《续古文辞藻类纂》。1975年，毛主席患了严重的眼疾，这让他不能像以前那样终日手不离卷。当时从北京、上海等地来的六七位全国著名眼科专家组成医疗小组精心会诊。这些专家几乎是禁止毛主席看书了，但主席就是离不开书，还是要借书看。1975年，毛主席借过《创业史》《飘》《红与黑》《基督山恩仇记》等书，听说借这些书是为了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时所用。此外，主席还借了《辛弃疾集》《全宋词》和《全唐诗》。为了缓解用眼疲劳，贺玉泉选了一套字体比较大、印刷比较清晰的版本，这是贺玉泉为毛主席借的最后一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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