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义泰

若要说起晚清民初杭城的繁盛，名门望族是绕不过的一个话题。

对于这段时间杭城的名门望族，民间有“八大姓”“四大家族”之类的说法，流传着种种饱含艳羡钦佩的故事。清朝最后一科举人钟毓龙《说杭州》中曾例举七家：横河桥许家、头发巷丁家、双陈巷高家、状元弄郑家、岳官巷吴家、木场巷叶家、柴木巷万家，皆按这些望族所居街巷而命名。除此，金洞桥徐家、东山弄钟家、元宝街朱家、骆驼桥王家、崔家巷杨家等也曾盛极一时。

钟毓龙先生，本身就是双陈巷高家的女婿，宗文中学

钟毓龙先生，本身就是双陈巷高家的女婿，宗文中学（杭十中）的校长，终身教授为业。他家老宅在杨绫子巷12号，有走马楼有鸳鸯厅，也是大户人家，由他来扳着手指头说杭州旧家巨室还是十分靠谱的。

不过，能称得上望族，是必须符合相关条件的：人口多、房屋大、院落广，或者产业颇巨，但这些都只是基本条件，更需要在社会上有好名声，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对一座城市有较大的贡献，尤其致力于乡邦文化的繁荣，甚至还有很有出息的后代等等，否则非但成不了望族，连世家大族这一名头都无缘。

百年沧桑，这些杭州好人家，都像一艘艘巨舰，无可避免地驶向辛亥，驶向民国，驶向抗战烽火，驶向时代的惊涛骇浪之中，大时代为杭州旧家带来风，也带来雨。

如今，那些旧家的宅院基本消失殆尽，但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可以成为杭城所有人家穿越大历史的标本。无论周转颠沛到怎样的情况，湖山家园总存心田，读书向善是信念所向

春风及第：横河桥许家

台湾作家高阳曾著有《胡雪岩》《慈禧全传》《红楼梦断》等历史小说，全球华人世界一度有“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的说法，可见其作品的受欢迎程度。他真名为许晏骈，谱名儒鸿，字雁冰，1922年3月就出生在葵巷之西大河下巷口“积厚轩”许家府宅，为“横河桥许家”之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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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宅旧称积厚轩，民初许家有族人400余人。许家老宅在1987年杭州旧城改造中被夷平，改建成了居民楼（大约位置是现建国中路大河下“华藏寺巷小区”1幢到3幢地块）。1991年，海内外约140余许家后人齐聚杭州，并在原址上树立此碑，并由与金庸齐名的作家高阳（许家第15世孙）撰写了记录家族500多年历史的碑记。  摄影@子夷

这故事一是道出了许乃普、许庚身之不凡，二是说明西横河桥许家在朝廷做官的人实在是很多。

▲许氏旧居原址，许家大门不用常见的石库门，而是平房式，门外临河，多泊船只。看风水的人说这叫“百鸟朝凰之势” 。

▲根据杭州日报2014年刊登高阳《我的老家“横桥吟馆”》文中之许家老屋平面图所改绘 

▲1929年《实测杭州西湖图》上的头发巷一带

丁国典虽拥有“八千卷楼”，却因忙于生意，坐下来揽卷捧读根本没有时间。在他看来，收罗书籍和筑造藏书楼，仿佛是一种购地造房式的置业，只是为了造福子孙，“吾聚书不多，虽不能读，必有好学者为吾子孙矣”即是他的观点和辩词。到了丁申、丁丙的父亲丁英（1804—1855）手里，产业更大，生意更好，更不可能钻进书堆里，但喜好搜书藏书的劲头一直未减。“附粮艘所至，以南北食货营运。嗜学，于书无不读，且喜藏收，尝以经商之便，往来齐楚燕赵之间，遇秘籍，即购载以归，于是插架渐富。”由此可知丁英对书籍的态度。

▲丁丙画像

很难弄清丁申、丁丙为何会如此醉心于护书、救书和藏书，对书籍的痴迷超乎常人想象。究其原因，还是血液里对书籍、对文化的敬重在起作用。耕读传家，在古人心目中绝非一句标榜门庭的口号，而是一代代人实实在在的举动。这几乎是让人繁衍生息的动力，尤其是在富庶的江南，繁华的都市里，那些具备物质条件的世家望族更注重这一点，尽管这里的“耕”，已更换成经商、投资、置业乃至洋务。

“节衣缩食，朝蓄夕求，远自京师，近逾吴越，外及海国，或购或抄，随得随校，积二十年，聚八万卷”。传自祖辈的藏书楼已经毁于兵燹，“书家双丁”便重起炉灶，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重建藏书楼，仍沿用原楼名，地点改为直大方伯田家园。

▲《八千卷楼图》 清吴滔1891年绘、清顾沄绘

经过二十年努力，丁氏兄弟聚书1.5万多种、20余万卷，已远超旧“八千卷楼”，后又斥资扩充了“嘉惠堂八千卷楼”“后八千卷楼”和“小八千卷楼”。三座藏书楼各有功能，即“嘉惠堂八千卷楼”收藏《四库全书》及附入存目之书，“后八千卷楼”收藏《四库全书》未收之书，“小八千卷楼”收藏宋元刊本、明刊精本、旧抄本、校本、稿本等善本书籍。俞樾称丁家藏书富甲海内，取宋周道信诗“田园一蟁（同蚊字）睫，书卷百牛腰。”书联以赠丁家，却仍觉得联中所言，尚不能形容丁家藏书之巨，又附言说“然岂止百牛腰耶，虽万未足也。”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丁丙编完《武林坊巷志》，已垂垂老矣，但他仍不敢贸然出书，而是四处寻求补正。当俞樾接到丁丙之孙送来的书稿时，不由得喟叹：“我已衰老，尚能见到此书，真是幸运啊！”给予了相当的肯定。

西湖边俞楼的主人俞樾是俞平伯的曾祖父，对丁家藏书如此钦服，百般称颂，且结下深厚书缘，由此推知，“横河桥许家”与“头发巷丁家”早已来往多多，尤其在乡邦文化、典籍藏修方面密切勾连。

▲现菜市桥边五洋公园里丁氏兄弟雕像  摄影@子夷

太平军被剿灭后，杭城着手劫后重建。丁申、丁丙兄弟收拾遭战火毁损的文澜阁之残书；出资组织重建钱塘县学、仁和县学、杭州府学、敷文书院、崇义书院、紫阳书院、诂经精舍；创设讲堂“敷文讲学之庐”、正蒙义塾、湖墅社学等，免费接收或资助贫寒家庭子弟就读；同时倾资修复广化寺，整理出版乡邦文献史料，忙得不亦乐乎。好在他们是杭城丝绸、棉纺业巨贾，家产丰厚，经得起折腾，耗得起赈灾和庋藏。

值得一说的，还有丁氏兄弟对待功绩之事。同治三年（1864），两兄弟因协助浙江布政使蒋果敏办理赈抚局有功，经闽浙总督左宗棠上疏奏请，丁申任杭郡庠生五品衔候选主事。又因出资重建文澜阁，嘉惠士林，清光绪皇帝特赏四品顶戴之殊荣，后浙江巡抚卫荣光又奏请钦旌“乐善好施”坊额。对此，丁申只接受表彰和闲职虚位，始终未出任实际官职。而丁丙，同样因协助办理赈抚局，并主持过西湖浚湖局事宜，也被左宗棠请旨举荐任用江苏补用知县同知衔，却被他直接婉辞，铁定不仕。

▲八千卷楼藏书书目

不想当官，但文化还是要搞的。也就在杭城重归平静后，丁氏兄弟埋首书卷，撰述多种著作。如丁申编著的《武林藏书录》记载自晋至清杭州藏书家史略以及自宋至清杭州官家、学校、书院藏书、刻书概略；丁丙编著的《武林坊巷志》记载自南宋至清末杭州都市的坊巷、官府、宫室、寺观、名人宅第以及有关文献，这套书是“城秘”的案头书。丁氏兄弟还编刊有26集208册的《武林掌故丛编》。的确，对于他们来说，取得这方面的成就，其快感远胜于在官场上迎来送往。

▲丁申、丁丙的八千卷楼藏书印“强圉涒滩”和“强圉柔兆”。“强圉”是天干“丁”的别称，“涒滩”为地支“申”的别称，“柔兆”为天干“丙”的别称，所以合起来这两个分别是“丁申”“丁丙”的代称。

光绪十三年（1887），丁申病逝，时年58岁，其长子丁立诚与其叔丁丙共谋事业。后丁立诚科考中举后就职内阁中书，当得知丁丙痼疾日重，决计南归，全力辅佐叔父经理各项事宜。事实上，丁立诚回杭并非只是为了参与经营家业，主要是为了帮助叔父校勘《武林掌故丛编》《武林往哲遗著》及《善本书室藏书》。丁立诚工诗能文，古文诗词、金石书画、收藏鉴赏无不精通，尤其喜好藏书，其藏书处另辟有“小槐簃”，所收西泠八家刻印尤富。据载，丁立诚作诗近万首，因多有议论朝政之内容，在世时均未能付梓。

丁立中为丁丙之长子，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科举人。与丁立诚一样，他在从事丝绸生意、组织绸业会馆的同时，也精于赋诗，并有大量诗钞传世。西湖名胜的楹联中，常见其大名，这其中，西泠印社第一个建筑仰贤亭有一副长达112字的楹联就出自丁立中之手笔。大家去西泠印社打卡的时候可以发图给我们。

▲部分丁家子嗣关系图  制图©城市秘密 青征鱼

丁申、丁丙相继辞世，加之时局多变，到了丁立诚、丁立中这一代时，丁家所经营的官银号出现巨额亏空，须承担赔付之责。因一时无力赔付，丁立中甚至遭官府羁押，不赔付就不予释放。到了如此境地，丁氏兄弟唯有忍痛割爱，公开卖书，以筹措资金这一招了。

“八千卷楼”即将出售藏书的消息很快传开，江苏巡抚端方即令正在筹办江南图书馆的藏书家缪荃孙、陈庆年赴杭洽谈，以免重蹈陆氏“皕宋楼”藏书流落异国之覆辙。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月十一日，经多次书信往来商讨、检视藏书、又经反复议价，最终以七万三千元将丁氏藏书全部买下，成为拟建中的江南图书馆（今为南京图书馆）的第一批藏书。

书籍没了，空空荡荡的藏书楼又有何用？如今直大方伯浙医一院内那座突兀的古楼，即为丁氏兄弟“小八千卷楼”遗址，木结构的楼房显然已经过了多次修葺，只能让人透过它残剩的面目，去怀想它曾有的书香。

▲现在浙一内的小八千卷楼遗址，这座楼后来也成为西泠印社创办人丁仁（即丁辅之）的书屋“鹤庐”。

▲小八千卷楼旁的四眼天井，有八百余年历史，这口井也曾是丁家数百口人的生活用水来源。  摄影@子夷

插入一则趣闻。1912年2月之后，鲁迅曾在南京工作，经常来到江南图书馆借阅“八千卷楼”藏书。他还借抄唐人沈亚之《沈下别贤集》。后来在辑录《唐宋传奇集》时，鲁迅就收入了抄自《沈下别贤集》的三篇作品。

不过，毕竟家风浓郁、文脉扎实，丁家的后裔大多仍眷恋风雅、痴迷诗文，在杭州乡邦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丁立诚、丁立中经常率丁家子弟丁白丁、丁宜之、丁辅之、丁不识、丁以布等一起煮酒斗诗，以文会友，不少丁氏后人还跻身柳亚子担任社长的南社之中。

光绪三年（1877），丁家捐资兴建的蒋果敏公祠“人倚楼”落成，在此聚集起一群志同道合的诗人、名士。除了丁立诚、丁立中等，其后，丁宜之、丁辅之、叶为铭也在这里鉴赏古印，“收藏旧印拓之成谱”“研究印学”，渐成气候。“人倚楼”顺理成章地成了西泠印社最初形成时的重要聚集地，多位丁氏后人由此不可否认地成为西泠印社的创始人。

▲孤山西泠印社前山石坊，1923年西泠印社成立二十周年时所立。  摄影@子夷

心向湖山：金洞桥徐家

1995年至1998年，曾任教于澳大利亚南澳州阿得莱德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徐家祯，与其母亲高诵芬合著的回忆性随笔《山居杂忆》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汉声》杂志连载。连载结束后的次年，全文由南海出版社以专著的形式出版，2016年1月，此书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再版。

这不是一本平常的回忆录，而是一份有关从清末到改革开放这百年间杭城的珍贵记忆，关于杭城更早的记忆，则来自于前辈的叙述。这本书的主要作者应该是1918年出生的高诵芬，她所亲历的“媒妁定亲”“抗战逃难”“文革抄家”“远赴海外”之类的人生遭际，因为是从一位大家闺秀口中说出，更加令人感慨万端。

高诵芬的夫家就是金洞桥徐家，金洞桥和银洞桥，现在杭州人都不知道它们了，但是在民国地图上，这两座桥都有明显标志。

丁丙《武林坊巷志》载，东河万安桥北，“河西有银洞桥，河东有金洞桥，两桥相望，俱不通舟楫。”《康熙仁和志》载：“万安桥落北过东为金洞桥，不通河。”可见，清康熙年间尚有金洞桥和银洞桥，但桥下已“不通河”了。民国以后，东街路（现建国中路）一带道路被取直，不少街巷和桥梁被湮没，金洞桥及金洞桥街已由扩建后的东街路并入。

高诵芬的丈夫，“金洞桥徐家”的徐定戡，是“徐半城”徐吉生的长房长孙。徐吉生(1864-1934)，又名益庆，会稽县安昌乡盛陵村人。7岁入私塾，三年后辍学。其时，他父亲徐茂顺已在杭州开办了“瑞云公记绸庄”，辍学的徐吉生便在父亲手下当学徒，期满后即任职掌，可见其颇有才干。

光绪二十六年（1900），徐吉生合资创办“吉祥恒绸庄”，1912年独资开办杭州“庆成绸庄”，不久又置120台手拉织绸机，改名庆成绸厂。徐吉生真正兴旺发达是在1915年，他投资1万银元，在绍兴安昌盛陵创办吉生布厂，有厂房20间加侧厢，从40台手拉织机开始逐步增加到230台，织染配套。年产棉布3万匹左右，销往苏、浙、皖、赣等地。

▲据《杭州地方志资料 第4辑》书中所刊，民国初期徐家的庆成缫丝厂在杭州可以算是“大厂”了。

徐吉生热心教育事业，民国五年（1916），出资在绍兴创办私立吉生小学（先设初小班），学生免费入学，毕业后可推荐到绍兴“吉生布厂”、杭州“庆成绸厂”做工。后学校规模逐步扩大，学生达300余人。

为了办好这所小学（后又增设高小班），徐吉生让其三子徐礼耕兼任学校校长，教师工资、学校公务费按月由绍兴吉生布厂支拨。吉生小学由徐吉生及其后裔独资办学，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校师生对徐吉生十分感激。民国二十三年（1934）十二月徐吉生在杭病逝，次年四月师生50余人特赴杭州，穿着统一服饰凭吊。

▲徐家在绍兴故乡创办的私立吉生小学，摄于1936年时，现在依然在办学。供图@徐家祯

其时“金洞桥徐家”的府宅为榆园，徐家祯回忆，榆园的后门开在一条极窄而弯曲的小巷子里，走出后门，往左走几步路就到东河河埠头了。在河埠头向南望，可见万安桥；朝北望，可见菜市桥，榆园就在两桥之间，东河边上。

而那条极窄而弯曲的小巷叫余达子巷，据一直住到榆园拆迁的徐家祯堂妹回忆，上世纪50年代榆园大部分房产归九豫丝厂使用，余达子巷的后门就成了他们日常行走的正门。那时的门牌号为建国中路余打枝巷10号。“余打枝巷”应该就是“余达子巷”的谐音。榆园彻底毁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旧城改造。

▲1998年，东河菜市桥至万安桥段。摄影@章胜贤

▲榆园也叫娱园，现在的大概方位在如今的“杭州联合银行”与“万安城市花园”。摄影@子夷

榆园可是一处颇有来历的私家花园。1918年初，徐吉生买下榆园，子孙三房从丰乐桥南谢麻子巷搬到了榆园，开始了真正的“金洞桥徐家”时期。

说到这里已经很清楚了，“金洞桥徐家”与“横河桥许家”已相挨着居住，两处宅院可谓是贴隔壁，两家无疑也多有往来。其时，横河北岸有四座大宅，“横河桥许家”的“积厚轩”是西面的第一座，即最靠近小粉墙（已并入东街路）的那一座，隔壁为拥有宋朝花石纲遗物“玉玲珑”的庾园，榆园则紧挨在北侧。

▲根据《90年前的杭州——民国杭州市街及西湖附近图初读》书中测绘于1928-1929年的民国地图所示，横河北岸四座豪宅大概位置。据高阳在《我的老家“横桥吟馆”》文中所写：许家是西面第一座大宅，东邻即庾园，庾园之东不知是何人的产业，从他有记忆时起，那里就是横河小学，据说是杭州办得最好的一座小学。又东又是一座学校，私立清华中学，清末直隶总督陈夔龙先生的产业。不要小看了这并不宽阔的横河。吴越国之后，杭城划分为钱塘（钱唐）、仁和两县，横河为两县的分界之一，横河之南为钱塘，横河之北为仁和。

《武林坊巷志》的“金洞桥”条目中，有“娱园”，又名“榆园”，描述甚细：庭院深深，亭阁处处、花石累累，晚清的名人文士常在此把酒聚会，泼墨吟诗。榆园初建于何时已不确考，应是在清道光以后，始建榆园的杭城另一富户许增生于1824年，卒于1903年。许增起初建此园的目的是奉养母亲，所以取名“娱园”，意即让母亲愉悦。许母故世后，园子方才改名为“榆园”。

▲20世纪30年代的榆园庭院、账房先生及女仆。供图@徐家祯

榆园很大，徐家祯回忆，印象中榆园屋宇楼馆极多，有中式有西式，光厅堂就有十多间，还有前前后后大大小小的花园、天井和菜园。究竟榆园有多少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