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历史上的第一位革命烈士|马宗汉事略-武林旧事-杭州文史网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回溯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浙江大学始终与党的事业同频共振，求是精神始终与民主科学新中国的建设紧密相连。为了庆祝党的百年华诞，浙江大学档案馆、图书馆在学校党委的关心指导下联合举办“风雨兼程百年筑梦——浙江大学党史档案文献展”。同时，我们根据展览中展出的档案文献实物梳理了相关专题文章，以更好地传承和弘扬浙大百年党史光荣传统。本期，我们向大家介绍浙大历史上已知的第一位革命烈士马宗汉的英勇事迹。马宗汉是浙江大学前身浙江大学堂时期的学生，1907年与徐锡麟、陈伯平在安庆发动起义，用热血铺洒出了辛亥革命之先途。本文系马宗汉烈士次子马元佐先生对父亲的记述。

先父原名纯昌，宁子畦，别名宗汉子。1884年3月30日（清光绪十年三月初四日）出生在余姚县柯东乡（今慈溪市宗汉镇）马家路村一户号称“朝盛”的大家庭里。祖名道传，任侠好义，为乡人所倚重。父广函，附贡生，在家开设米店，能周济贫困，在当地亦有一定声望。先父受家庭熏陶，少时即见义勇为，爱憎分明，听人诵读岳飞《满江红》词时，曾欣然说：“长大亦当如此。”

15岁进县城达善学堂读书。由于知识渐开，见闻日广，对当时政治腐败、外侮迭起的危急情景殊多感慨，因而常与有志同学一起纵谈国事，抨击时弊，以推翻清朝统治相砥砺。从此每日锻炼身体，即使假日回家也坚持不懈。又悉心攻读英语，以期能了解国际形势，积极为日后行动作准备。16岁时曾作“述志”一诗：

1902年，先父考入浙江大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在这里开始接触革命思湖，结识了不少热血青年，次年4月因参加学生罢课而退学回家。1904年，勉从祖父和父亲之命，曾考取甲辰年秀才，后终因无志仕进而归来，在离家不远的三山高等小学堂任教达两年。在此期间，除常以“异族之祸，亡国之痛”督教学生外，还多次从外地购求革命书刊，散发乡里，为扩大革命影响，散播革命火种做了不少工作。

1905年9月，闻徐锡麟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先父曾前往入学，并参加了光复会。1906年1月，为广结同志和学习军事技术，又随徐锡麟、陈伯平等东渡日本。后因清政府驻日使馆阻挠，学习军事的目的无法达到，而留日学生中，相得的爱国志士又不多，便于5月间与徐锡麟、陈伯平联袂回国。先父原拟在家稍作休息后，再去德国学习陆军。不意适逢祖父病逝，无法成行，从此深处陋巷，难有作为。先父自称这段时间“真似日坐薪火之中”。因而当清廷为缓和民意、分化革命而佯称准备立宪时，他立即挺身而出，一面撰文揭露其阴谋，一面与当地上层分子公开辩论，言辞犀利，锐不可挡。其时友人曾邀他重游日本，他答以“实行(革命)必须内地，他国究非用武之地”、“我辈宗旨已定，自然坚持到底”，其投身革命意志的坚定，不可动摇。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光复会创始人之一陶成章先生在《浙案纪略》中说：“浙江所以多义旅者，宗汉与有力焉”，对马宗汉评价甚高。

1907年初，先父获知徐锡麟已按计划捐得安徽道员，打入清政府内部，并要他前往安庆共图大事时，极为振奋。曾连发两信，表示“准于阴历正月赴皖”。后因病延至6月10日，才在上海和陈伯平一起溯江西上。他离家前曾对学生说：“吾此行不能灭虏，终不返矣！”公然表达了以身许国的决心。

两人到安庆时，徐锡麟已升任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会办，并已和秋瑾约定于7月8日(此为安徽主要头目均将至巡警学堂参加毕业典礼之日)皖、浙两地同时行动，以成声势。由于时间紧迫，先父和陈伯平便立即投入察看地形、熟悉人事等准备工作。6月22日，两人奉徐之命，又同往上海与秋瑾作最后磋商并采购武器。抵沪后因经费不足，先父不惜典卖衣服，始将所需枪支弹药办齐。

7月5日，当他俩赶回安庆时，起义时间竟因巡警学堂毕业典礼改在6日举行而被迫提前。徐、陈及先父于当晚紧急密议，决定次日先刺杀抚台恩铭。再关住大门将其余头目一网打尽，然后率巡警生占领军械所、电报局、督练公所等地，俟与城外新军会合后直趋南京。

7月6日(农历丁未年五月廿六日)，震惊全国的安庆起义爆发了！上午10时左右，安徽省抚、藩、臬、道等大员陆续到校，进入礼堂就坐，毕业学生列队进场，向检阅台站定后，徐锡麟即大声宣布：“今有革命党起事！”并随声双枪齐发，向恩铭连续射击。陈伯平与先父冲入堂内，也向恩铭开枪猛射。此时在场官员惊慌四逃，徐命职员顾松迅速关上大门。不料该员拒不从命，因而除恩铭被击重伤，当天毙命外，其他反动官员竟被逃逸一空。

接着，徐、陈及先父便率巡警生急奔军械所，准备散发武器，扩大斗争。怎奈武库关锁极严，一时无法打开，而清兵已四面赶到，将军械所团团围住。3人乃指挥学生与敌人苦战，自中午12时直至下午4时，在此期间，陈伯平曾准备炮轰抚台衙门，先父也曾建议火烧军械所，以招引城外新军前来接应。但徐为防玉石俱毁，祸及百姓，均坚不同意。不久陈伯平战死，清兵发起冲锋，情势已十分危急，徐锡麟乃说：“徒委死无益，亟走，犹可为后图。”断然命令先父立即撤走。最后，徐锡麟与众学生因弹尽援绝，当场被捕。先父虽已突围，且已在群众掩护下藏入一枯井中，但因搜捕甚急，眼看群众将被牵连而重新从井中跃出，并挺身上前说：“我本为救民而来，岂可连累于民?”从而亦为清兵所获。至此，辛亥革命史上赫然有名的安庆第一次起义便被清政府镇压下去了。

先父被捕后被整整折磨了50天。敌人穷诘党人，拷掠楚毒，先父始终不吐一人。8月24日(农历七月十六日)，终于被惨杀在安庆狱前，年仅24岁，遗下一妻三子，元佐为其次子。

先父被害后，当地群众偷偷将他收殓，后并千里迢迢将他的灵柩护送来家。但当时株连甚严，家中大小或躲在船内，隐匿于野外河港冷僻处，或远避至慈城、五磊寺等地，不敢回家。因而先父的灵柩一直被露厝在数里外的施家山上，冷月荒丘，备极凄凉。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后，他的遗骸才被迎往杭州，与徐锡麟、陈伯平并葬于孤山南麓，称为“三烈士墓”，受到万人瞻仰。1981年，“三烈士墓”迁至南天竺，近年并修葺一新，并来凭吊者络绎不绝。家乡亦于1929年改名为宗汉乡。先父和其他革命先烈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坎里，永远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纪念！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