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季春，浙江图书馆手稿石印本《文始》出版，这是《文始》首次全面公开出版。从章太炎书信、钱玄同日记看，其刊行经过颇费周折。

1910年10月31日，章太炎曾致书钱玄同，提出“《文始》当刊入《学林》，他日仍望作隶古正书，刻之木版”，亦即除了在《学林》上以铅字排印外，希望仿照《小学答问》的“隶古定”方式，以雕版刊行《文始》。1911年底章太炎回国，辗转在上海、杭州、南通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12年5月，章太炎北上抵京，此时《文始》手稿仍存杭州。此后，章太炎曾多次致信在浙弟子，拟请钱玄同、朱希祖等人分别觅人另行抄录《文始》，以便印行[20]。特别是6月25日，章太炎在与钱玄同书中提及，“《文始》如可迻写，刻木上石皆宜,作篆龚父最佳，然闻其迁沪已久，未知曾否归杭耳”。这说明此时章氏主要考虑以雕版或者石印出版《文始》，并拟请长于篆书的高保康（字龚甫，一作龚父）题签。后来，1913年石印本出版时，书中的篆书内封，即由章太炎推重的高保康题署。

1912年下半年至1913年初，《文始》稿本由章氏弟子分头觅人抄录，并由钱玄同汇总校勘，其抄录始末，见钱玄同日记：

1912年9月22日：托张槐清抄《文始》一卷已毕。灯下取与原稿校之。此书章师来信敦催，现定先随便录出，以后当由我渐渐一张一张的写起来，一二年后写毕付石印矣。

1912年11月17日：得蓬仙书，知在海宁觅得抄胥二人。计《文始》尚有四卷未抄，即拟寄往抄之。

1912年12月2日：幼渔谓《文始》若作稍稍近正之体，不悉依篆体改正，终有未尽合，但予谓篆隶之分本在字体，许序明言：“初有隶书，以趋约易。”是隶书本不能全正矣。昔为师书《小学答问》，字字从篆体改正，既苦烦重，而如日月等字终不能酷肖，故作隶，止可近正，不能全正。惟章师之言本小学上最高等之书，予颇欲师艮庭之例，全作篆书，期于正名之道，十分完备。尹默、幼渔皆以为然。

1912年12月30日：《文始》范处抄的一册，周处抄的三册均来，将毕事矣。

1912年12月31日：余惟《文始》草录将毕，原稿明□二节，逖先入都（为读音统一会事），拟赍往还师。而此书余拟刊二本，现拟与未生说，由图书馆刊木，作宋体，字体稍求近正，如《礼书通故》之例即是。开刊后总算民间有了通行本，然后再由余仿江先生例作篆书，勼赀影石印行，以为正名之举。此说逖先、尹默皆以为然。

1913年1月7日：晚校钞本《文始叙例》。章师原文多古字，刻入《学林》，则多改从今字，今单行刊本，故仍刊正。伯宽谓《文始》写80元，刻300元，约四百元可刊成矣！

此外，钱玄同1912年10月15日、10月16日及1913年1月24日日记中，尚有其校勘《文始》抄本的记录。这些日记表明，当时参与《文始》抄录工作的，还有当时在江浙的章太炎弟子朱宗莱（蓬仙）、马裕藻（幼渔）、朱希祖（逖先）、龚宝铨（未生）及范古农、周作人、沈尹默等人[21]。钱玄同最初决定“先随便录出，以后当由我渐渐一张一张的写起来”。钱玄同与其他章门弟子讨论，并与友人单不庵（伯宽）商议，曾有意出版两种：一种请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龚宝铨负责[22]，“由图书馆刊木，作宋体字”，即依照录出的《文始》抄本，以宋体刊行。另一种则拟“仿江先生例作篆书，勼赀影石印行，以为正名之举”，即仿照清人江声以篆书上版之例，由钱玄同用篆书誊录《文始》一册，再付石印。

1913年初，章氏弟子已经初步完成了稿本的誊录工作。不过，《文始》的最终出版，并未依照这些章氏弟子的想法执行。1913年2月5日（农历壬子除夕），章太炎行将离京赴长春东北筹边使任，致书钱玄同，催促返还《文始》原稿[23]。4月，章太炎“托事南行”，抵达上海。大约此时，章太炎最终决定以《文始》手稿，以浙江图书馆之名石印出版。钱玄同4月16日日记：“将《文始》稿寄出，告康心孚，谓若印三千部，而价在五十元左右，则竟刻三千部矣。”[24]日记表明，钱玄同将《文始》稿本寄与在上海的章氏弟子康宝忠（心孚）。此时，康宝忠在上海办《独立周报》，并有独立的印刷机构。因此，《文始》石印本的出版，当为浙江图书馆出资，而实际的印刷销售则由康宝忠负责。这也是1914年康宝忠主办的右文社《雅言》杂志上，刊载《文始》石印本广告时，言总发行所为“上海右文社”的缘故[25]。

浙江图书馆手稿石印本《文始》，内封题“文始/余杭章炳麟著/高保康署检”，牌记署“昭阳赤奋若季春浙江图书馆用箸者手写稿本景印”，即癸丑年（1913）农历三月[26]。浙图石印本版框宽13.5厘米，高18.9厘米，四周双边，版心白口，中有“文一”等卷数及页码，页码各卷另起。正文稿纸半页十二行，行三十字左右，小字双行同。从日记书信和其他史料看，章太炎1911年初在日本撰成《文始》稿本，归国后《文始》稿本存在杭州，章太炎未能抽出时间修改稿本。因此，1913年出版的《文始》石印本的底本，当是章太炎在1911年完成的稿本。石印本上有句点，亦保留了章太炎修改、涂抹的原始痕迹。

（三）1915年右文社本《文始》和1919年浙江图书馆本《文始》

在石印本后，《文始》曾先后收入1915年上海右文社本《章氏丛书》和1919年浙江图书馆本《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的出版，是章太炎著作的重要集结。

《章氏丛书》右文社本，由章太炎弟子康宝忠等人负责。1913年8月，章太炎离开上海，入北京化石桥的共和党本部。1914年1月，因大闹袁世凯府事，章氏先被禁锢于京卫军教练处，2月迁龙泉寺，7月迁钱粮胡同。在钱粮胡同期间，章太炎开始整理昔日著述，修订《国故论衡》《检论》，编印《太炎文录》，并与来北京到访的弟子康宝忠、康宝恕、曾道商议《章氏丛书》出版和选目事宜[27]。1915年下半年，由章氏弟子康宝忠、康宝恕、潘大道、曾道、井勿幕等在上海校勘完成的右文社铅印本《章氏丛书》出版[28]。《文始》收入丛书第四种。右文社本《文始》内封署“余杭章炳麟太炎父著/文始/上海右文社印行”，似出康宝忠之笔。卷端题“文始叙例 章氏丛书之一”，版式四周单边，版心上下细黑口，版心中有“文始”并卷页，页码连续编排，版心下有“章氏丛书”“右文社印行”字。正文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四字，小字双行同。

右文社本《文始》，当是据章太炎《文始》石印本排印。如《文始》“泉”条，石印本收在《卷二》谆部20B页下，天头有章太炎批校：“‘泉’字一条，迻寒部‘山’字后”，即拟将“泉”改隶寒部。《卷一》第22b页“山”条天头又有章氏手校：“‘山’字后‘孨’字条前，补入‘泉’字条。”在右文社本《文始》中，“泉”条在卷二谆部69A，当是由于排印时未注意到章太炎天头的批校，故径以正文排印。同时，右文社本未收入“成均图”，仅有文字表述的韵表。在用字方面，右文社本多改用今字，且与《学林》采用今字的原则亦不尽相同。如章太炎“䙷、㠯、渻”，右文社本同《学林》作“得、以、省”，而“埶、艸”则沿用章氏古字。同时，在右文社本中，亦有一些排印讹误，如《文始叙例》“如人字是也”，右文社本“人”误“刀”，“但裼????裎，一义而声转”，右文社本“裎”误“程”等。

《章氏丛书》浙图本，由章太炎女婿龚宝铨、章太炎二兄章箴（仲铭）负责[29]。在右文社本印行后，章太炎仍幽居北京，发觉右文社本《章氏丛书》“错乱百出，校亦难清”，颇有失望之情。1915年11月至1916年2月，章氏曾多次致书龚宝铨，托龚宝铨索回《检论》《国故论衡》等书原稿，以便另行“取木版精印”[30]。浙图本《章氏丛书》自1916年起筹划写样，是年8月25日，汤国梨曾因右文社版权事造访张元济，言“杭州已在写仿宋大本，二三年后亦可成书”，且为“公家所办”，实际开雕始于1917年，至1919年竣工[31]。《文始》为丛书第四种，内封题“余杭章炳麟太炎著/文始/浙江图书馆校刊”，卷端题“文始叙例 章氏丛书”，版式为四周单边，版心白口，单黑鱼尾，版心中有“文始”并卷页，页码连续编排。正文版式与右文社基本相同，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四字，小字双行同。

浙图本《文始》，行款与右文社本《章氏丛书》一致。经过校勘后可知，浙图本《文始》，并非据章氏原稿直接写样刊刻，而是以右文社本为底稿，参校手稿石印本，并经过章太炎校改后刊行[32]。因此，相较于手稿石印本、《学林》和右文社本，浙图本有一些正文改动，如《文始叙例》中，《学林》、石印本、右文社本均言初文“四百三十七条”，浙图本改作“四百五十七条”；《文始》卷四支部“乖”下，“《诗•杕杜》以瞏韵菁、姓”，石印本、右文社本“韵”误作“训”，浙图本改“韵”。《文始》卷九宵部“鸟”下：“翊又孳乳为飒，翔风也。”石印本、右文社本“飒”误作“翊”，浙图本改“飒”。此外，右文社本无《成均图》，浙图本补入。右文社本“泉”条、卷一“????”条、卷四“冖”条下，排印位置或换段有误，浙图本依《文始》石印本校改。且右文社本所用俗字，浙图本多据章氏《文始》手稿改回古字，体现了章太炎用本字的意图。

综上，《文始》的撰作，反映出章太炎小学研究的成熟。《文始》的主体，大约撰于1910年，全书于1911年初脱稿。在《文始》的各个版本中，1913年石印本的影印底本，即章太炎1911年撰成的《文始》手稿。1911年《学林》本、1915年右文社本，皆自《文始》手稿而出，各有讹误。1919年浙图本自右文社本而出，参校章太炎手稿，经过较为细致的校勘，是《文始》中较好的版本[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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