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语言文字及儒家典籍真正西传至欧洲，是由明清时期的来华传教士实现的，如1575年西班牙奥斯丁会地理学家拉达（Martinus de Rada）编著西班牙文《华语韵编》、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与利玛窦（Matteo Ricci）合编《葡汉词典》、利玛窦与郭居静（Lazzaro Cattaneo）合编《西文拼音华语字典》等。然而，关于谁是儒学西传的真正开拓者，儒家著作如何被译介、诠释及传播的问题，当前学界仍有诸多分歧。本文从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高母羡（Juan Cobo）与罗明坚的译稿着手，考察儒家典籍在欧洲首次传译的脉络和诸译本的内在关联，以此回应学界关于儒学西传首译之功的争论。
一、首译之功：高母羡与罗明坚西文译介
以往相关研究普遍认为，高母羡为首位向西方介绍儒家思想并译介相关典籍的汉学家，他对《明心宝鉴》（Beng sim po cam）进行了以闽南语为基础的西班牙文翻译。然而近年有学者提出，罗明坚才是儒学西译的真正开拓者，其四书译稿是最早的西文儒学典籍译本。我们首先来考察这两种观点及其文献依据。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较早提出，首位将儒家思想译介至西欧的是高母羡。约在1924年，伯希和走访了西班牙皇家历史学院、科尔特斯图书馆等收藏东亚学与耶稣会士档案的历史文献馆，随后在西班牙国家图书馆中找到了一些早期来华耶稣会士涉及礼仪问题的档案。其中，编号为（Q-239）6040的西班牙文与中文隔页对译的手稿引起伯希和注意，其扉页有如下内容：
以“明心宝鉴”为题的中文书意思是“使心明如镜”，或曰当尔观照清静之心时，心体锃亮如镜。西班牙文译介。多明我会高母羡献于菲利普殿下。
伯希和据高母羡序文及对译文字推断，这份译稿为高母羡于1590—1591年完成于菲律宾，是汉学西传中欧洲最早的儒学译本，《明心宝鉴》是最先进入欧洲语言体系的中国哲学典籍。伯希和的观点得到当时一些汉学家如德国的波瑙·波尔曼与西班牙多明我会神父路易斯·盖提诺（Luis G. Alonso Getino）等的支持，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1952年，方豪到西班牙和葡萄牙寻访这一文献，返程后发表专论予以介绍，并评价高母羡为儒学西译第一人。不少学者如王三庆、陈庆浩、张铠等延续此说。柯若樸亦持此论，其依据是该译稿献词上所印德贝纳维德斯（Miguel de Benavides）神父的评价：“这是前所未有的译为外文语言的中国哲学智慧著作。”同时认为，直到1676年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闵明我出版的《中华帝国：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信仰》将其收录，《明心宝鉴》才在欧洲流传开来。随后，哥廷根大学的约翰·普拉特将西班牙文《明心宝鉴》译成德文并出版。柯若樸进一步提出，高母羡在开始学习汉语的第二年便匆匆译出《明心宝鉴》，目的在于向儒家文化圈传播天主教。因为当时他还在用中文编译神学护教作品《信仰表征》，将译出的部分文稿题名为《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并通过译介《明心宝鉴》，将儒学术语纳入这部神学著作中，以期寻找儒家与天主教的理论共鸣。
在大陆学者中，张西平认为首位向西方介绍儒家思想并翻译儒家典籍的欧洲人是高母羡，他肯定高母羡所译西语“《明心宝鉴》音译材料不但是现今通行的闽南语教会罗马字的老祖宗，在闽南语文献及记音方式上极其珍贵”，并强调高母羡是从《圣经》与天主教适应希腊哲学的视角来理解中文《明心宝鉴》的，“先入为主地套用他预先建立的思想模式去诠释、附会眼前的新世界。这种‘适应策略’，早期广泛地被耶稣会利玛窦等人应用于其宣教策略上”。在肯定高母羡最早译介中国儒家著作的同时，张西平亦认同罗明坚在东学西渐中的奠基者地位。
近几十年来，有关罗明坚译本手稿的研究也在逐步推进。龙伯格及孟德卫等相继提出，是罗明坚首次翻译并出版中国儒家典籍。在近年来的研究中，这一观点逐渐被细化：在1591—1593年，罗明坚用拉丁文翻译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这些手稿现藏于意大利国家图书馆，编号为FG（3314）1185，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儒家经典欧洲语言译本，开东学西渐之先河。1593年，耶稣会士波塞维诺出版的《书目选编》收录了罗明坚《大学》写本译文的前四句，这是西方首次出版中国经典内容。
梅谦立、王慧宇认为罗明坚不仅是儒家经典在欧洲最早的拉丁文译介者，还是最早的西班牙文译稿作者。该本即1590年罗明坚献给腓力二世（Felipe Ⅱ）的西班牙文四书写本，其内容体现出罗明坚在1590年前对儒家经典已有较清楚的理解，并建立起以西方语言译介儒家典籍的基本理论框架，可作为拉丁文四书稿本的重要参照资料。因此，1590年罗明坚的西班牙文四书译稿乃是东学西渐史上首部儒家经典西方语言译本。
通过以上关于首译之功问题论争的分析，可以看到这两种观点都根植于早期耶稣会士的手稿，时间集中于1590—1593年，核心证据有：（1）高母羡西班牙文—中文对译之《明心宝鉴》；（2）罗明坚的拉丁文四书写本；（3）波塞维诺《书目选编》所刊印的罗明坚《大学》首段拉丁文印本；（4）罗明坚1590年西班牙文四书写本。基于这些文本，同时围绕“谁才是儒学西译的真正奠基人”这一核心问题，本文分别探析罗明坚和高母羡的译介背景，以梳理出早期儒家经典西传的译介脉络和版本源流。
二、版本源流：译介线索与传译脉络
首先考察罗明坚的三种四书译本，回溯波塞维诺拉丁文印本、拉丁文写本、西班牙文写本，以及意大利国家图书馆最新发现的一组有关罗明坚拉丁文《天主圣教实录》《论中华帝国》《圣事正义》手稿，以展开讨论。
在耶稣会远东地区巡察员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的压力下，罗明坚于1588年11月20日从澳门返回欧洲。在回到罗马后，罗明坚时常访问同为耶稣会士的波塞维诺，并向其展示了自己的《大学》拉丁文译文。此时恰逢波塞维诺编纂《书目选编》，他便在该选编第9章介绍了罗明坚的译介工作，并收录其拉丁文本《大学》第一段。从该书所附耶稣会会长的出版许可来看，时间为1592年4月16日。也就是说，罗明坚对《大学》的拉丁文翻译不晚于1592年4月。波塞维诺拉丁文印本就此成为欧洲首次正式出版的儒家典籍译文。那么，罗明坚究竟何时开始翻译《大学》等儒家典籍的呢？
罗明坚拉丁文四书写本共344页，其上有1935年意大利汉学家德礼贤（Pasquale M. D’Elia）的批注：
耶稣会档 1185（3314），中国四书的第一部译著，还附有不同作者的名言集。它包括：（1）《大学》的译本。（2）《中庸》的译本。（3）《论语》的译本。注意，这三部译本是于1591年11月至1592年8月10日间完成的。（4）《诸家名言汇集》。注意，该译作是罗明坚神父在1593年11月开始创作并于同月20号完成的。（5）《孟子》译本。这些译本的作者是何人？看起来是罗明坚。他从1579年至1588年一直在中国生活，于1588年回到欧洲……1935年1月4日，罗马，德礼贤。
也就是说，拉丁文《大学》翻译完成时间最早可提前至1591年11月，而罗明坚开始翻译四书理应在此之前。因此可推定，“（罗明坚）整部（拉丁文）手稿写作时间开始于1591年11月，完成时间不早于1593年”之说难以成立。
值得留意的是，1590年，罗明坚已译完西班牙文四书（Los Cuatro Libros），并手抄给腓力二世。其底本是《四书章句集注》的明代版本。该手稿包括《大学》《中庸》和《论语》前两章，翻译质量较高，体例也较成熟。译本最初作为腓力二世的私人档案藏于马德里的阿尔卡扎堡，在1601年前后被转移到埃斯科里亚尔图书馆。1921年，西班牙奥古斯丁会神父尤利安·扎克在西班牙皇家圣劳伦佐博物馆发现了这部译稿，但研究得不够深入，甚至不知道罗明坚的身份。2016年，罗马国家档案馆馆长罗撒多（Eugenio Lo Sardo）将此整理、翻译为意大利文。
西班牙文四书写本译成于1590年表明，罗明坚的前期准备时间应更早。结合其1579年来华与1588年经澳门返欧经历，有两种可能：（1）1579年7月20日抵达澳门后，在学习中文时接触到了四书，便展开译介工作；（2）1588年11月20日返欧后，才开始四书拉丁文与西班牙文译介工作。究竟哪一种情况更有可能呢？下文将作进一步回溯。
罗明坚1572年入耶稣会，受范礼安委派，于1579年7月抵达澳门传教并学习中文。罗明坚在1581年的一封信中说：“已认识了一万五千中国字，逐渐可以看中国书籍了……中文书我虽知不多，但中国人皆称我‘师傅’。”同年11月12日，罗明坚在致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的信中谈到自己早先已将“中国儿童所用一本‘研究道德’的小册子”译成拉丁文寄回了欧洲，但“时间仓促，拉丁文译文也很不通顺”。据裴化行考证，该拉丁文译稿很有可能是《三字经》，也可能是《千字文》或《大学》节译本。以下书信反映了罗明坚在1580—1585年的译稿脉络。
（1）目前我已经转写了基本要理书籍，其中有《天主圣教实录》（Doctrina）、《圣贤花絮》（Flos Sanctorum）、《告解指南》或《信条》（Confessionario）与《要理问答》（Catechismo）等……去年我曾寄去一本中文书，并附有拉丁文翻译…… （2）现在我已经校正了我的《新编天主实录》，是用中文撰写的，用了四年工夫，曾呈献给中国官吏批阅……如托天主之福今年能出版的话，将它翻译为拉丁文，明年再寄给神父。
在此期间，罗明坚进行了三项重要的译介工作：（1）将儒家经典转写为拉丁文；（2）用中文撰写一些天主教教义典籍；（3）将这些中文天主教要理书转写为拉丁文。除了1580—1581年《三字经》（抑或《千字文》，或《大学》部分）拉丁文译本外，另一组手稿即拉丁文《天主圣教实录》也至关重要。后者现藏于意大利国家图书馆（手抄本FG（3405）1276，编号为Ges.1276），却鲜有学者关注。该组手稿包含《论中华帝国》（Desinarum regno）、《圣事正义》（Vera ac Brevis Divinarum Rerum Expositio）与《天主圣教实录》。罗明坚在拉丁文《天主圣教实录》中提到了《论语》。
第一，每个理性健全的人都应承认天主为一切的创造主，他是唯一的真天主，并应以至高的热爱来朝拜他；第二，这仿佛人性的一个戒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相反，己所欲，施于人……我承认，第二条戒律在我们儒家书籍里也有传述，但是第一条我想孔子并没有提出过。
同时，在该组文献第2页中间，罗明坚用竖排繁体中文书写“仁（Caritas）、义（Gratitudo）、礼（Humanitas）、知（Prudenas）、信（Veritas）”，并在《圣事正义》开篇解释道：
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也是被证实过的，就是在五种“永恒”美德（中国人当中也具有这五种美德）里，感激之德远超其他美德，我们经常以外在行动来表达这种美德。而这些美德都是相互起作用的。民众对君王的信任以及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暂时抛开民众对君王的信任之德，子女从父母那里继承肉体，身体的各个部位完美整合，即便未曾有人教导，每个人天性也知道……
这与1584年中文《天主圣教实录·引》载“常谓五常之序，惟仁义为最先。故五伦之内，以君亲为至重；人之身体发肤，受于父母。为人子之报父母者，皆出于良知良能，不待学而自然亲爱者也”相呼应。也就是说，在1583年撰写的中文《天主圣教实录》及 1584—1585年拉丁文《论中华帝国》《圣事正义》《天主圣教实录》译稿中，罗明坚已关注到《论语》《孟子》，并对相关篇章作了简单的拉丁文译介。1588年罗明坚经澳门返回欧洲时，将部分四书拉丁文手稿留给了同僚，为利玛窦、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郭纳爵（Inácio da Costa）等人所用。德礼贤进一步证实：
（1）1588年罗明坚返回意大利后，随身携带了拉丁文版《天主实录》，因遭到范礼安反对而不能出版。手稿现藏罗马国家图书馆，编号为Ges.1276。 （2）1591—1592年罗明坚校对了在中国完成的四书拉丁文翻译（2543号）。如果这本译作以及《教理问答手册》没有出版，那是因为范礼安的强烈反对。
罗明坚于1591—1593年完成的拉丁文稿《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诸家名言汇集》（即《明心宝鉴》节译），构成了收藏于意大利国家图书馆的罗明坚拉丁文四书写本。而1591年11月完成的《大学》拉丁文译稿首段，连同一些之前在华的手稿如《论中华帝国》《圣事正义》《教理问答手册》（即《天主圣教实录》），被收入1593年波塞维诺编纂、出版的《书目选编》。
对照罗明坚的译介脉络，笔者再回顾高母羡的译介轨迹。高母羡于1587年7月抵达菲律宾，为向当地华人传教，开始学习闽南语，并于次年着手将《明心宝鉴》译成西班牙文，在1590—1591年完成以闽南语音为基础的西班牙文译稿。运用《明心宝鉴》的术语系统和译介原则，1592年高母羡用中文部分编译出路易斯·格兰达的《信仰表征》，命名为《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1592年11月，高母羡从日本返回菲律宾，途经台湾时不幸沉船丧生。其西班牙文《明心宝鉴》译稿由同伴德贝纳维德斯神父带回马德里，于1595年12月23日递交给腓力二世。该译稿并未正式出版，在19世纪末被发现于西班牙国家图书馆，因此并未对早期西方汉学的兴起产生直接影响。通过对比罗明坚与高母羡的译介背景，笔者将两人的译介脉络和版本源流归纳如下：
由上表可知，无论是学习中文，还是译介汉学典籍，高母羡都晚于罗明坚；而且，高母羡并未到过中国大陆，其译介也多依靠菲律宾的闽南籍商人。此外，还可据上梳理两人译介异同：
其一，从译介脉络上看，两人刚开始选取的都是蒙学教材，这样既可以提升中文水平，又可以学习其中“仁、义、礼、智、信”等儒家核心理念。然而，罗明坚的译介资料比高母羡丰富得多。在翻译《三字经》的过程中，罗明坚已开始关注四书特别是《论语》《孟子》等相关内容，并试图将其中的儒学思想和基本概念，纳入其天主教基本要理书籍《天主圣教实录》《圣贤花絮》《要理问答》等的撰写中，同时逐步对四书进行拉丁文和西班牙文的译介。相较之下，高母羡关注的范围较局限，主要集中于《明心宝鉴》及拉达从福建带回马尼拉的其他汉文文献。
其二，从版本源流上看，罗明坚的四书手稿经历了拉丁文—中文—西班牙文的复杂转写过程。他在华期间即已接触四书并作了简单的拉丁文翻译，这为他返欧后一系列译稿如1590年西班牙文写本、拉丁文写本及波塞维诺拉丁文印本等奠定了基础。而高母羡的译稿版本则相对单一。
其三，从后续影响来看，罗明坚1588年返欧之际留下的拉丁文四书草稿为其后继者殷铎泽、郭纳爵等耶稣会士所用，其回国后的西班牙文与拉丁文翻译也直接刺激了利玛窦在同一时期进行译介工作。这对西方汉学的兴起具有深远影响。相比之下，虽有多麻氏（Thomas Mayor）继高母羡之后，对《信仰表征》进行了一些汉译工作，并于1607年刊印《新编格物穷理便览》等教理著作，但高母羡主要的译稿成为腓力二世的私人档案封存于皇家图书馆，在欧洲并未受到较大关注。
三、儒学西译的开拓者及其精神遗产
围绕“首译之功”，本文梳理了东学西渐中儒家典籍首次西译的版本源流。不同于以往学界将这一问题集中于罗明坚与利玛窦，本文聚焦于时间更早一些的高母羡与罗明坚。通过对传译背景、版本源流和译介影响的考察，可以看出，罗明坚不仅在译介时间上早于高母羡，而且对利玛窦在肇庆所从事的四书翻译工作也产生了竞争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罗明坚为东学西渐的先驱、儒学西译的奠基人与西方汉学的实际开拓者。
以往学界多将1590年罗明坚呈给腓力二世的西班牙文四书译稿、1591—1593年罗明坚拉丁文四书抄本，视为最早的儒家典籍西方语言译本。本文通过对罗明坚诸多儒学典籍译本的系统整理和分析，发现其在入华之际特别是初译《三字经》（或《千字文》）和拉丁文转写《天主圣教实录》期间，就已接触到了四书，并逐步开始翻译四书，成为他返欧后翻译四书西班牙文写本、拉丁文写本以及波塞维诺拉丁文印本的重要底本之一。
罗明坚的拉丁文写本经波塞维诺1593年整理出版后，目前尚未有充分证据证明其在当时欧洲产生了直接而广泛的影响。即便是在丹麦汉学家龙伯格的记述中，罗明坚译文影响力也未被抬高到“掀起思想文化风暴”的程度，至少在17世纪欧洲最著名的伦理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与神学家的著作中，都未提及罗明坚的四书西班牙文写本或拉丁文写本。这在波塞维诺《书目选编》1593年首版中亦有体现，比如该书第1卷第10部分“谁可以帮助日本及其他东方民族”与“如何帮助日本人及其他东方民族”在提及东亚时，并未提及中国人。
而10年后，即1603年波塞维诺《书目选编》在威尼斯再版时，才以少量篇幅述及中国，并说“我们的教友罗明坚在那里编撰并宣讲这些问答多年，我们亦从他那获取这些材料”。这从侧面反映了在当时天主教神学笼罩下的罗马与西欧，中国并非主流学者关切的重心。在那些主流学者看来，东亚是需要被“神学之光”启示与救助的地区，“中国人首先将受到耶稣的化身与受难这一教义的救助……虽然努力学习，也能减少获罪的机会，但终不能取得胜利……没有上帝的恩典，一切努力皆为徒劳”。这或许是罗明坚译文并未立即在欧洲社会引起反响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这种狭隘的宗教主义非但不能抹杀罗明坚译文的价值，反而说明罗明坚作为儒家典籍欧洲首译者的不易，更凸显其历史地位。
然而，在肯定罗明坚作为儒学西译开拓者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罗明坚最初翻译《三字经》等蒙学书籍的动机，不仅是为了快速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社会的信仰根基，更重要的是希望以此为契机来促进天主教在中国社会中的传播。儒家经典的翻译正是为了促进中文天主教要理书的撰写、印刻与传播，其间采用的“儒耶适应”译介策略，贯穿于之后来华传教士的翻译实践中，成为宝贵的精神遗产，对化解中西文化冲突、促进双方良性互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罗明坚开儒耶合汇之先河。他虽然承担着宣教使命，却主张以彼此尊重、互相平等的态度挖掘儒家经典中的理性精神，并进行理解性对话。其传教方式不同于当时其他传教士，特别是站在葡萄牙一边的范礼安、站在西班牙一边的桑切斯（Alonso Sánchez）。桑切斯就明确说，“我和罗明坚的意见完全相反，我以为劝化中国，只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借重武力了”。由于宣教策略不同、国家利益有别、教会矛盾等因素，罗明坚被耶稣会总会长召回了罗马，然而其西文译介儒家典籍的原则和精神，被利玛窦及后来的耶稣会士如郭纳爵、殷铎泽、柏应理等人继承，并对17—18世纪西方汉学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罗明坚开启的耶稣会融汇儒教的原则，对中梵关系及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启示。与罗明坚、利玛窦不同的是，耶稣会内部如龙华民（Nicolò Longobardo）、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等，以及罗马天主教方济各会（Ordo Fratrum Minorum）、奥斯丁会、巴黎外方会（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等中的一些传教士攻击中国传统的祭孔祭祖。教皇英诺森十世（Innocent Ⅹ）在多明我会修士黎玉范（Juan Bautista de Morales）的建议下，颁布了禁止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的首号文件；教皇克雷芒十一世（Clement Ⅺ）派特使铎罗（Charles-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宣读禁止中国教徒拜孔祭祖的决议，直接引发了康熙帝的禁教措施，就此，教会内部的传教策略之争，升级为教廷与康熙帝乃至清朝的冲突，改变了此后天主教在华的基本格局，并影响了梵蒂冈与中国关系走势。罗明坚作为铎罗指责并扬言要弃绝的耶稣会士的重要代表，他秉持的儒耶合汇路线，正是调适、平衡教会理解与中国礼俗及政府接受的可行路径。其蕴含的中西文明互相尊重、包容彼此在礼俗与思维方式等的差异，正是应对宗教霸权主义并改善中西关系的重要策略。
最后，罗明坚留下的多元文化平等对话的精神遗产，对发展、深化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绝大多数早期欧洲来华传教士将主要精力置于西学东渐上，罗明坚当然也不例外。然而，与利玛窦及后来的郭居静、苏若望（João Soeiro）、龙华民等相比，罗明坚的突出贡献在于开创了儒家典籍的跨语际外译事业，无论从时间上还是译介数量上，都超过了同时期的其他传教士。而且，其对四书的拉丁文与西班牙文翻译是基于尊重儒家精神之上的，对他而言，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同等重要。这种平等理性、相互尊重的精神尤为可贵。
（作者高源，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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