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国石窟造像遗存简述（一）-学术纵横-杭州文史网

【摘要】唐末五代钱氏吴越国大兴佛教，除建寺立塔之外更不乏大规模的造像活动，其中以西湖南山造像最具代表性。飞来峰石窟中也留存了吴越时期 10 余尊造像，本文结合实地调查、史料文献及考古调查资料等整理吴越国境内的石窟造像 9 处近 20 龛。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建造时代、艺术风格、图像特点，试总结其流行题材与流行样式。

有关吴越国佛教史迹的调查研究以日本学者之始，代表学者关野真、常盘大定曾发表《支那文化史迹》，该书第四卷记录了杭州地区的大量佛教建筑，其中包括烟霞洞造像、石屋洞造像、净慈寺后龛像三处，为日后研究提供了基础调查原始资料。

1949年后，杭州等地文物部门开始了对其境内佛教遗迹包括石窟造像的调查研究。1956 年，史岩发表《杭州南山区雕刻史迹初步调查》，同年俞剑华、罗尗子、于希宁发表《杭州五代宋元石刻造像复勘后一点意见》，两文章观点虽有出入，但却为吴越石窟造像研究之首。1956 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出版，王士伦编《西湖石窟艺术》一书，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86年增订，形成《西湖石窟》一书，相较于《西湖石窟艺术》内容更为丰富细致。

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浙江分队对慈云岭造像进行详细的调查测绘，于《文物》发表《杭州慈云岭资贤寺摩崖龛像》，此篇是目前有关吴越石窟造像唯一一份官方调查测绘报告。2016 年，常青发表《杭州玉皇山天龙寺佛教摩崖造像》一文，2017 年发表《杭州石屋洞造像调查与资料辑录》，是对吴越石窟造像的几次较为细致的披露报道。2012年高念华出版《飞来峰造像》，统计飞来峰吴越时期造像共五龛 11 尊，是对飞来峰造像一次较为全面地梳理。

目前，吴越时期佛教石窟皆发现于杭州即吴越西府，是吴越国实际意义上的都城与政治文化中心。并集中于南山地区，称为西湖南山造像。

圣果寺位于凤凰山笤帚湾内山坞，据《咸淳临安志》载：“石佛梁开平四年钱氏镌弥陀观音势至三佛于石上之奇诗曰岿然三石佛若在嘉州岸 ① ”。现圣果寺遗址内佛像大部分已崩塌，残存的石像上可见诸多方孔，是因崖壁脆弱而补修，重新泥塑的痕迹。该“西方三圣”石像体量巨大，龛宽24.5米，阿弥陀佛残高6.2米，大势至、观音菩萨残高5.1米。从外形上看，一佛二菩萨皆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之上，阿弥陀佛持禅定印，目前仅须弥座上残存衣饰帛带以及须弥座束腰处壸门图案。巨大的西方三圣造像的开凿可能与钱镠在杭州开创的基业有联系，以佛教功德来保佑国祚永固。据清《凤凰山圣果寺志》载，隋文帝开皇二年建寺，名为胜果，唐昭宗乾宁时改为圣果。据该志记载，在三尊像前还有千佛阁等木结构建筑，现已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五代时期建筑遗存，未来将会有更多信息浮出水面。

另有十八罗汉像一龛，据常青《杭州凤凰山圣果寺摩崖龛像》一文，认为该龛十八罗汉亦为吴越造像。根据《咸淳临安志》载， “在包家山，旧在凤凰山之右，钱氏建有介亭排牙石，石同事见本门中兴后以其地为殿前司寺”，可见宋凤凰山圣果寺移至包家山，现凤凰山圣果寺遗址处改为殿前司寺，地位逐步下降，再开龛造像可能性不高。此龛十八罗汉像尚无文献记载其开龛年代，但应该在吴越-北宋年间雕凿。

据南宋《咸淳临安志》记载， “上石龙永寿寺，在慈云岭下，天福七年吴越王建，旧名资贤，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额，寺与石龙相接，山石突出宛如龙首故名。石崖之上刻仁宗皇帝御制佛牙赞，咸淳元年改为尼寺 ② 。”阮元在《两浙金石志》中认为，《咸淳临安志》将“延”字误认为“贤”。在慈云岭造像第三龛一通石碑，碑额刻篆文碑铭，曰“新建镇国资延遐龄石像”，与碑文宋哲宗绍圣十年所刻“佛牙赞”内容毫无相涉，故该通碑应初为吴越开龛所设，后宋释惟性将原有造像记文凿去改刻《佛牙赞》。可知，慈云岭造像属吴越资延寺石窟造像，寺于天福七年（942）由吴越王钱弘佐建。另据碑额“新建”一词可知其壁龛的开凿应晚于建寺年代，且该龛具有极高规模，具“镇国”之用。

慈云岭在凤凰山侧，是龙山支脉，在唐时尚是荒山。吴越为沟通杭州南北交通，钱镠征集民工在此凿石开路通往西关地区。岭南崖石上有“梁单阏之岁，兴建龙山，至涒滩之年，开慈云岭，便建西关城宇，台殿水阁，今勒贞氓用记年月。甲申岁四月十五日吴越国王记 ③ 。”其连接西关的便利交通位置使资延寺成为吴越高规格重要寺院，其所属的石窟造像也具有相应的等级规模。

慈云岭资延寺造像现存三龛，主龛第三龛规模最大，一铺七尊，未能超越唐制，体现此龛规格之高。主尊阿弥陀佛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上，持禅定印，佛左为观音菩萨头戴宝冠上有化佛，佛右为大势至菩萨宝冠上有宝瓶，皆结跏趺于须弥座上。两侧为胁侍菩萨立像与胁侍天王立像，天王持长柄钺。龛楣雕刻七佛与文殊骑狮像、普贤骑象像。在主佛头光两侧对称浅浮雕迦陵频伽与飞天。第一龛内雕地藏菩萨及两胁侍，地藏形似僧样，面相长圆，作微闭目沉思状，右手斜举胸前，左手施禅定印，身披褒衣博带式袈裟，大衣下摆垂覆方形亚腰叠涩座前二重，座前与左足对应处也有为放置右足的一朵仰莲。胁侍二女君立姿，头顶束丫形发髻，拱手于胸前，面向长圆，着交领广袖衣，下着长裙。自龛内壁地藏像左侧引出一道云气飘向龛楣表面，龛楣浅浮雕形式表现“六道”轮回，即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地藏菩萨以解救六道轮回之苦，与西方三圣往生极乐在信仰上有相关性，皆为人死后造像功德。第二龛现仅存下座，有题记文曰：“钱塘下扇□刊摹南无观世音菩萨成化六年六月十五日 ④ ”，可见第二龛为明物。

石屋洞造像位于满觉陇东端石屋岭下，目前对其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南宋《咸淳临安志》， “石屋洞，在烟霞石坞南山大仁院。有石洞极高，状似屋，周回镌罗汉总五百十六身，中间凿释迦佛诸菩萨像。直下入洞，极底有泉 ⑤ 。”可见，石屋洞应属于大仁院后壁造像，并以五百罗汉、释迦诸菩萨闻名。极为遗憾的是，石屋洞造像于文革时期全部被毁，现已重修，惟有日本常盘大定、诸岛卓一所摄图片可以稍作还原。根据石屋洞造像题记，石屋洞造像参与者的身份从平民到政府官员再到贵族阶层皆有供养，其中尚有两条题记 ⑥ 提到“元帅大王”，即钱弘俶，但未能判断其是否直接参与石屋洞造像功德。而从天福、开运纪年可知，石屋洞最早于吴越第三代国王钱佐时期开创，直到吴越国末期钱弘俶时期完成。

根据《支那文化史迹》所录图像，石屋洞主龛一铺七尊龛楣上有一组飞天，与杭州天龙寺主龛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极为相似。从图像上看，佛面部长圆，腹部微鼓，头顶螺形发髻，肉髻于前部显露少许，佛着褒衣博带式大衣，内有僧祇支，并在胸腹间系带。衣纹刻划疏密有致，有一定的写实感。其背光为葫芦形头光加身光，仔细辨别第一匝为缠枝花草纹样，外为素面，最外层弟三匝为简单火焰纹。二弟子面相长圆，双目下视，双手于胸前合十，弟子后均不刻头光。二菩萨身躯直立，腹部微鼓，身着天衣，疑有后世重装。两菩萨均有桃型头光，仅从图片尚无法判断其具体纹饰，两菩萨足下均踏有平面圆形的重瓣仰莲台。二天王动作形似，双腿分开站立，右臂向下伸直，手执长柄钺，钺已残损，两者有头光，均下踩山形石台。龛楣两飞天于天龙寺飞天极为相似，头戴冠，上身袒露裸，下身着长裙，饰有长披帛。两飞天动作基本一致，内侧一臂微曲前伸以手托花，外侧一臂弯曲斜举于胸前；在石屋洞正壁偏东处，位置偏上一圆拱形龛中，内雕一佛二菩萨，皆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上，且龛楣雕七佛，两端疑似文殊普贤像。该龛雕刻内容与慈云岭资延寺造像基本一致，并通过宝冠化佛与宝瓶推断为“西方三圣”。佛着袒右肩式袈裟，在右肩处有覆肩衣。两菩萨手印各不相同，右菩萨双手于胸前合十，左菩萨在腹前仰掌施禅定印。两菩萨均着天衣，在胸腹间束带，饰有项圈、手镯、披帛。龛楣处刻一弯月形浅龛，龛内刻七结跏趺坐佛像，承弧形分布。下身均刻有一朵祥云，自上方飘下；另有一龛水月观音像，与天龙寺水月观音像相似。该观音左腿下舒，右腿弯曲支撑的姿势，左足下踏一朵莲花，右臂放于膝上，下坐于自然石台，身后疑有圆形背光。

石屋洞一铺七尊龛（《支那文化史迹》）石屋洞西方三圣龛（《支那文化史迹》）

4.烟霞寺烟霞洞造像（950-960）

有关烟霞洞造像的诸多问题争议较大，对于龛内罗汉数量、石窟洞口处东西二壁呈站立姿势的两菩萨像的身份与年代等皆有争议。烟霞洞溶洞宽约3米，深度约24.8米，洞口处高约7米。现有龛窟32龛，其中10龛已完全损毁，有造像处共计22处，其中7处为1979年新造。除石刻罗汉像与观音像外，还有大型花树浮雕、供养人像、千官塔等重要雕刻，皆已不存。

根据《两浙金石志》 “吴延爽造石罗汉记，□□都指挥使银青光禄大□右仆射□海县开国男食□吴延爽拾三千造此罗汉□” “吴延爽造塔记，□爽为诸此山上承角亢□第一级图八会功德像□感应舍利仍建舍□乃大塔右磐石之□其塔□”两题记，明确可知其供养人为钱弘俶母亲吴汉月之弟吴延爽，造罗汉与千官塔。吴氏家族势力于950年开始崛起逐步达到鼎盛状态，期间建寺立塔众多，直至建隆元年（960），钱弘俶为打压吴氏势力改用嫡夫人孙氏集团，吴氏族灭流放外郡。因此，烟霞洞造像的年代下限为960年，吴氏家族失势前，其上限为吴氏家族全盛时期，即开窟年代在950-960年间。

笔者持两尊皆为宋初所造，西壁为白衣观音，东壁为观音菩萨造像观点。认为950-960十年间尚没有如此高超的雕刻技术与完备成熟的图像模式，两菩萨像皆为女相，且立像所站佛座明显呈宋风，与飞来峰青林洞宋代造像所坐云气纹座相似，而与吴越天龙寺、慈云岭资延寺菩萨立像所站覆莲瓣座不同。西壁菩萨宝冠化佛不应为大势至菩萨，当时对其身份的判定可能根据东壁手持净瓶与杨柳枝的观音菩萨身份而定。并且两龛有打破吴延爽造千官塔、花树人物浮雕两龛的痕迹，可能为宋增塑。另外，东壁观音造像的宝冠与九曜山新发现的一铺七尊中佛左菩萨的宝冠相似，饰有云纹，可能是吴越后期到北宋年间形成的新样式。

飞来峰造像第10龛（作者自摄）

青林洞内侧悬崖上的第10龛为飞来峰造像有纪年题记中最早的一龛，文为“常山清信弟子滕绍宗□□，右绍宗敬舍净财，于石室内镌造弥□□尊观音势至。伏为自身恐有多劫冤僽今省故悮，伏愿□不□之胜因，涤累劫之债滥。时广顺元年岁次辛亥四月三日镌记。”即公元951年镌刻西方三圣，结跏趺于叠涩束腰仰莲须弥座上，火焰纹双环背光，带有吴越造像特征。

青林洞内东侧壁面第15龛下方亦有题记，曰：“上直都管军都头弟子周钦，右钦谨发虔心舍净财□西山灵鹫禅院，制造弥陀石佛一躯，所申意者，为先亡考九郎，亡妣魏氏、龚氏，亡三兄追荐净识□□□□承泰，亡侄女□□□，□□娘之侄承训，亡新妇泰二娘，亡孙子□□□愿早生净土，各得超生，离苦解脱，生前罪业藉此云销，没后冤□□□□解释其功德，今已相□□圆恒□□□永充供养，时己未建隆元年三月十九日记。”题记上面复刻篆字，己未是周显徳六年，即公元959年，庚申是宋建隆元年（960年），是钱弘俶降宋后改刻的。所以该龛建成与显徳六年959，镌刻阿弥陀佛。由此题记可知，此时该龛所在崖壁尚属灵鹫寺寺后崖壁而非灵隐寺。在《咸淳临安志》中载：“灵鹫兴圣寺，在下天竺北，慧理法师卓锡之地。开运二年（945）吴越王建，旧名灵鹫，大中祥符八年改今额。” “灵隐前天竺后，名于天壤，介两山间一兰若曰灵鹫 ⑦ 。”因此，此时飞来峰吴越造像尚属灵鹫寺而非灵隐寺，并且由此可知，建寺时间为开运二年945年，第10龛镌刻时间为951，第15龛雕凿造像时间为959年，寺后崖壁造像时间一般要晚于建寺时间。此时飞来峰东北侧作为灵鹫寺的一部分主要用于民间开窟，而非官造石窟造像，不可与飞来峰元代官造大像同日而语。

青林洞内第16龛，弧顶，阿弥陀佛、观世音和大势至皆结跏趺坐于莲座上，身后有火焰纹背光，三像头部皆毁，尚难判断大势至与观音的位置，且佛右菩萨经流水侵蚀，绝大部分已残缺不全，仅留背光及造像痕迹。暂未发现题记，但根据其叠涩束腰莲座与葫芦形背光样式，推断为吴越时期造像。

飞来峰第2龛西方三圣造像（作者自摄）

在飞来峰顶部，原神尼塔附近亦有造像，但大多残破较甚，只有第102龛稍完整。此龛位于神尼塔基西侧崖石，弧顶龛内刻观音菩萨，其头已残，结跏趺坐于吴越典型束腰叠涩仰莲坐上，身后饰火焰纹背光。

飞来峰102龛（高念华《飞来峰造像》）

6. 天龙寺阿弥陀佛造像（晚于965）

据《咸淳临安志》第七十七卷载：“感业寺，乾德三年吴越王建，旧名天龙。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额。建炎三年兵毁，木观音存 ⑧ 。”可知该寺由钱弘俶出资建造。后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续述之后，到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建圆丘，以净明院为斋宫，以感业居从官，是郊坛祭祀时众官员暂居之处 ⑨ 。

现天龙寺石窟造像主要遗存三龛，第一龛主要表现为倚坐弥勒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整体与石屋洞主龛一铺七尊具有相似性。主佛面相长圆，胸部略鼓，腹部鼓起幅度较大，双膝分开，小腿平行下舒。右臂弯曲，右手放于胸部右侧。身披褒衣博带式大衣，在胸腹处束带。二弟子呈直立，左弟子身着袒右式袈裟，佛右弟子着交领式僧衣，两者皆双手合十于胸前，无头光身光。二菩萨分立于弟子外侧，均身着紧身袒右式佛衣，并在胸腹间束带，下身着长裙，从裙内翻出一长带垂于双足之间，并打结。饰有项圈、臂钏、手镯。其头后刻有桃型头光；第二龛主尊阿弥陀佛，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上，肉髻高大，螺发遍刻，但佛头有修补痕迹，身后为双环火焰纹背光。较前述几龛，其最明显的区别是腹部微鼓，衣纹有变化，着褒衣博带汉式佛衣，并在胸腹之间有束带，与第一龛弥勒主尊所穿衣物类似；第三龛为游戏坐姿的水月观音像，该像损毁较为严重，后有补做。该像头戴圆顶高宝冠，面部长圆，颈部有两道纹。上身袒裸，下身着长裙，在双腿处有较为密集的阴刻衣纹。有斜向胸巾自左肩处披向腰部右侧，上身饰有项圈与璎珞。身后有一大的磨光圆形幅面以象征圆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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