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代诗人杜甫有诗说“东来橐驼满旧都”，概括地说出了骆驼驮载者西方的物品来到唐朝首都长安的情形。但这一唐人习见的现象，并没有史书系统地把它记载下来，而考古发现的骆驼俑和壁画中的骆驼形象，日积月累，不断丰富，展现了骆驼及其驮载物的多彩画面，可以供人们欣赏和研究。E. Knauer女士的《骆驼的生死驮载──汉唐陶俑的图像和观念及其与丝路贸易的关系》（The Camel’s Load in Life and Death. Iconography and Ideology of Chinese Pottery Figurines from Han to Tangand their Relevance to Trade along the Silk Routes (Zurich: AKANTHVS.Verlag fur Archaologie, 1998, 159pp.)一书，就是在收集大量的图像资料以后，对骆驼的负载物进行系统研究的一部佳作，并获得法兰西金石铭文学院1999年度“儒莲奖”（Prix StanislasJulien 1999）。 陶制或三彩骆驼俑几乎是每个大一点的博物馆中都有的陈列品，大概因为司空见惯，所以很少有人对它们做仔细的观察。作者认为，尽管马、驴、骡、牛在商队贸易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只有骆驼才是超乎一般的杰出驮兽。塞外的骆驼抓住了中国艺术家的想象力，它们作为商品的驮载者而被选用为表现墓葬艺术的主要形象。骆驼俑从汉代开始用于墓葬后，持续千载，其形象不断变化。但本书作者关注的不是骆驼俑的风格变化，而是它们驮载的物品种类，并且通过对图像变化的探讨，进而阐明中国宗教和哲学观念的丰富多彩，也就是从对物质文化的考察，升华到对精神文明的体认。 
作者首先回顾了作为明器的骆驼俑的发现和收藏情况，指出这些非考古发掘品，是不能够确知其风格的发展和文化与宗教背景的。而在五十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发掘的进步，出土了大量陶俑，并可以确定它们在墓中的位置、目的和寓意，因而使得这项研究成为可能。但有关骆驼的先行研究，不论是薛爱华（E.H.Schafer）对中国古代骆驼的分析，还是K.Schauenburg对古典世界骆驼的研究，都因为写于五十年代前期，所以没能参考更多的中国考古资料，因此这一主题是值得重新探讨的。 正如书名所表示的那样，本书的主题是研究汉唐间骆驼驮载物及其意义。全书结构基本按时代顺序，并归纳为若干主题来论说。作者指出，正是因为汉武帝时张骞的出使西域，建立了汉与西方的直接联络，促成了丝路贸易的开始，使得早已在中国艺术中出现的骆驼形象，由此而大量涌现。对骆驼的早期塑造主要是在中国西北边疆地区进行的，因为这一地区位于欧亚大陆草原弧形地带的东端，受其间游牧民族东西迁徙浪潮的影响较多，因此这里的工匠所生产的产品往往是“混血”的，即中国工匠们把中亚乃至西亚的主题镶嵌到小刀、带扣、奢侈品以及游牧文化的象征物上，然后出售给游牧的顾客。这种与游牧民的交流，也强烈地冲击着独立生成的中国文化本身。远离北方的四川早期制作的骆驼形象十分笨拙，但进步很快。从北朝到隋唐，骆驼俑的形象步步逼真，唐朝尤为准确。作者指出，北魏是表现骆驼形象的第一个高潮阶段，但缺少完整的形象材料。从现存的陶俑来看，鞍子和驮载物是明显区分开来的，其中表现出的主要驮载物是驼囊、丝捆、兔皮、长颈瓶、钱带、织物、毛毯，有时还有死鸟和活的杂种狗、猴子。到了唐朝，一束丝成为典型的特征。除旅行水瓶外，驼囊的另一边还有琵琶，甚至到后来有驼背上的胡人乐队出现。驮载物在唐朝的一个较大的变化，是出现了作为驼囊的所谓“魔鬼面具”。作者经过仔细对比，认为面具的形象特征是虎，而白虎是中国四兽中代表西方的兽，西方正是死者的目的地。从七世纪后半发明三彩陶器以后，在这种虎形驼囊两边，往往刻画有水瓶和肉排，上面是丝捆，只有一件特别的三彩在肉排处刻画了一件树叶状的银盘，不论是银盘还是水瓶，都具有浓厚的中亚或西亚风格。驮载物除丝织品外，还有毛织物和棉织物，以及西方输入的玻璃器，尽管后者目前还没有见于驮载的物品当中。 
作者进而讨论了驮载物，即器皿和食物所提供的精神食粮问题。骆驼驮载的物品并非丝路贸易中真实物品的写照，而只是有限的一些概念。除了表示富有外，这些可以见到的物品主要是提供给墓主灵魂的牺牲品，中国早期随葬品有人牲，后来随着丝路贸易的开通，骆驼十分重要，也成为精神供品的驮载者，而且据吐鲁番文书记载，驮载的丝可能是为了攀天而用的。作者特别反驳了把驮载物当作现实物品的看法，而特别强调了它们的精神作用。对于面具在观念方面的重要性，她对比玄奘对沙漠中鬼魅的描述，并根据骆驼在墓室随葬品排序中的位置，指出这种面具可以看作是地神的化身。在全书结论中，作者强调了中国绘画和雕塑艺术中缺少非宗教主题的特性，指出明器也并非反映现实生活。骆驼开始时所驮载的物品，如织物、乐器、贵重物品，多是幻觉般的舶来品。随着时间的推移，随葬品更多的是要符合死者的精神需要，所以有些继续存在，有些彻底改变，出现了丝束、棉布、死动物和面具等，这些都不是舶来品。确定它们的观念意义十分重要，因为可以进一步了解中国宗教和文化。历史上的中国在政治上极力拒绝西北邻族的“野蛮”文化，但却需求并不断获取他们的产品，并最终把它们纳入到自己的艺术创作──随葬品当中。这本书的正文篇幅不长，但配有大量的图版，对于相关问题的注释十分详细。书中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特别是有关骆驼驮载物的观念意义方面，论述略为薄弱，但我们不拟在此详细讨论。应当指出的是，作者虽然利用了中国考古报告的图版，但却没有仔细参考有关的说明文字（图41说明中的“Xianyu”应作“Xianyu lian”，即鲜于廉；“Dinghui”似是误读墓主“字庭诲”的结果），也没有细心收集中文论著中的一些相关研究成果（如夏鼐关于图41胡人乐队骆驼俑的介绍，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61年）。比如对汉和唐之间的骆驼形象，叙述太过简略，其实这一时段中有不少考古资料可以参考。又如图42所示驼背上的乐队俑群，作者认为是“Central Asian orchestra”（中亚乐队），但其面相绝非胡人，而是穿着胡服的唐人形象。此件杨泓先生有详细讨论，指出不仅其上的人物不是胡人，乐器也与鲜于廉墓的胡乐系统不同，见所撰《骆驼艺术》，载孙机、杨泓《文物丛谈》（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316页。作者从胡服判断人种的另一失误，是把图46中骑骆驼的母子也看成胡人（foreigner），从图46b的细部图看，是汉人无疑。 
骆驼及其驮载物是个涉猎颇广的主题，不断出土的考古资料，为我们继续探讨这个主题提供了素材，如吐鲁番交河沟北墓地出土的骆驼形金牌饰，特别是唐墓壁画中的明驼形象，因为是与陶俑相关的图像资料，尤其应当注意。随葬骆驼俑与特定的墓主人是否有关，也值得注意，如粟特后裔安元寿墓，随葬有19件骆驼俑，较其他墓葬独多（范淑英《唐墓壁画中的仪仗出行图及相关问题研究》，北京大学考古系硕士论文，1999年5月，表四《西安地区唐墓最早陶仪仗俑统计表》）；敦煌人张仲晖墓中所绘皆为骆驼（《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1期），都值得加以说明。
本文原刊于《唐研究》第5卷，1999年，修订见《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修订版），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