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3日下午，董文然跟着大部队行走到了杭州，大约是在如今天水桥的位置，城墙有个小北门，他们的部队就是从这里进入杭州城内的。一路经过中山路、平海路到达西湖边。路过一家开着门的店铺时，董文然看到钟表上的时间：下午2点，那是他对解放杭州战斗记忆最深刻的时间。进城后，由于国民党的部队败逃，他们几乎没有进行正面交战。部队到达西湖边，听到南面的山上有枪声，接到上级指示，可能是敌军的一个排或者一个班的人员，为掩护大部队败逃，放虚枪。为了减少伤亡，部队在西湖边临时休整。董文然说，当时很多队伍聚集在杭州，做好了打硬仗的准备，结果敌人败逃，杭州就这样解放了。

青年飞行员董文然（图片由本人提供）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之初，必须要加紧国防建设，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刻不容缓。1950年，经单位推荐，董文然前往杭州参加空军选拔。他被分配到以歼击机为主修课程的济南空军第五航空学校。当时，课程由苏联方面派专门的老师过来教学。为了学到技术，董文然和其他学员认真听着翻译，一边学习理论，一边实际操作。

当时，按照培养飞行员的惯例，一般一个飞行员从学习理论到实战飞行需要三年时间。但由于国际局势日益紧张，飞行员紧缺且需要随时待命上战场，这批飞行员只能是边学习理论边进行实战操作军演。

抗美援朝时，中国的飞行员空军队伍被要求听从苏联方面的编队安排。编队时苏联空军队伍在两边，中国方面在中间，发现敌机不能自主攻击，需要报告地面指挥台，由指挥再告诉苏联的飞行员。但因是空战，这样的作战方式错过了很多主动攻击的机会。这种作战方式反馈给中央后，毛主席下令：空中也可以进行陆军的作战方法，谁发现谁有利谁就打。反正一句话，不能怕死，必要时撞击敌机。这种大无畏的战斗革命精神，激励着董文然勇往直前。现今，董文然已91岁高龄，但我们仍可以从他言行中一窥当年的飒爽英姿与凛然正气。

从抗美援朝战场回来后，根据组织安排，一些老飞行员改行从事行政工作。董文然因家属生病，转业到原下城区（现已撤区）房管所工作。

刚开始，董文然对行政工作一窍不通，但他将部队精神和作风带到地方，争取从一个外行变成一个内行。

改革开放初期，各行各业都急需提高职工文化知识和业务能力。为了加强廉政作风建设，组织上要求对职工进行文化补课，由董文然主要负责对职工的教育工作。有些职工学习不积极，董文然就会给他们做思想工作：“有文化，有技术，才可以更好地工作，生活水平也会得以提高。”在他的劝说和引导之下，工人们渐渐理解和重视有文化有知识的重要性，参加文化课的人越来越多了。与此同时，董文然还尽其所能提议组织建造职工住房，改善工人的住房条件。勤勉踏实的工作作风使董文然逐渐融入到工人群众中去，也让他感受到了与工人群众相处时的温暖和谐。

“只要能为人民服务，职务不分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因为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质。”就这样，董文然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在区房管所工作，直至1986年离休。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大典上，董文然看到气势恢宏的空中梯队时，不禁双眼湿润，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刚开始建军时，我们瞄准目标是用眼睛，现在是雷达自动瞄准、自动开炮；过去是单兵种，现在是多兵多机种。更重要的是我们国家强大了，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到今天已有现代化的国防工业，这是十分了不起的！”

有了强大的国防，国家就有尊严，人民安全就有了保障。在董文然身上，闪闪发光着的是老一辈飞行员对中国航空事业的期盼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