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日常的印象中，和尚与道士基本都严守清规戒律，与世俗欲望相绝。但在元朝时期，道士与和尚不仅妻妾成群，甚至霸占良家妇女，在社会上影响极坏，朝廷多般禁止也不能杜绝。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现象？

▌江南豪霸：纵情姬爱的龙虎山张天师

元代和尚、道士有专门的户籍，称为僧户、道户。和尚、道士是出家人，一般不能娶妻。但事实正好相反，元代和尚、道士娶妻是很普遍的现象，有的还有妾。例如，忽必烈时代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伽便娶妻生子，他的儿子杨完普还在朝廷中担任要职。道教正一派领袖龙虎山张天师不但有妻（这是正一派许可的），而且“纵情姬爱，广置田庄，……乃江南一大豪霸也”。“高昌僧恃丞相威，违法娶妇南城”， “高昌”指畏兀儿，当时畏兀儿人信仰佛教；“丞相”即铁木迭儿；“南城”指大都南城。这条记载是说畏兀儿僧人依仗丞相铁木迭儿的势力，公然在大都南城娶妇。

元末湖广行省“胡僧持官府柄，横甚”，其妻妾有十有八人之多。“胡僧”应指来自吐蕃（今藏族居住地区）的僧人。嘉兴路（路治今浙江嘉兴）玄妙观住持提点杨立之“畜妻养子，及典雇张十四娘等三名，通房使唤”。当时“典雇”婚在江南盛行，即男方出钱雇佣女性为妻、妾或婢，有一定的期限。“通房”意为与主人有性关系。道士杨立之有妻，还要典雇三名女子为自己提供性服务。元末陶宗仪的笔记《南村辍耕录》中有一条记载说：“嘉兴白县尹得代，过姚庄访僧胜福林，间游市井间，见妇人女子皆浓妆艳饰，因问从行者。或答云：风俗使然。少艾者僧之宠，下此则皆道人所有。”此处“道人”指寺院中工人。可知，寺院中从上到下娶妻成风。

《南村辍耕录》

需要说明的是，元代僧道拥有妻妾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出家后通过各种方式娶女性妻妾；另一种是原来已有家庭，因逃避赋税差役的负担，便出家为僧、道，实际上“则它房子里与媳妇孩儿每一处住的也有”。

内地如此，河西民族杂居地区此风更盛。河西即原西夏政权辖地，相当于今宁夏和甘肃大部。元代河西居民以党项（原西夏的主体民族）为主，兼有吐蕃、畏兀儿等。延佑元年（1314）十二月，朝廷中对河西僧人是否应当差发发生争议。出身藏传佛教的帝师要求免除河西僧人赋税差役，中书省则认为，“那里百姓稀少，又兼那和尚每多半有妻子，与其余和尚每不厮似有”，也就是说不能免除。结果皇帝裁定，“有妻室的每”要承担赋税差役，“无妻室的和尚每休教当者”。“多半有妻子”，可知其普遍。上述杨琏真伽、杨完普父子便是河西僧人。名诗人马祖常有一首《河西歌效长吉体》：“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茜根染衣光如霞，却召瞿昙作夫婿。” “瞿昙”即僧人。马祖常的诗是写实的。

《元代佛教史论》

陈高华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2月版

元代统治者崇尚佛教、道教，僧、道享有免当赋役的特权，又不守清规，娶妻生子，很自然地为社会各方面非议。有元一代，不断有人向朝廷建议，要求对有妻僧道加以取缔。比较著名的如：

成宗大德二年（1298），郑介夫向朝廷上《太平策》，其中谈到僧、道势力过盛，涉及僧、道娶妻妾问题：“学释老者，离嗜欲，去贪嗔，异乎尘俗可也。可艳妻秾妾，污秽不羞，夺利争名，奔竞无已，虽俗人所不屑为，甚非僧、道之宜然也。僧、道之盛，莫盛今日，而僧、道之弊，亦莫盛今日。朝廷若不稍加裁抑，适所以重其他日之烈祸也。”可知，此时僧、道娶妻妾业已成风。 

元武宗至大三年（庚戌，1310），监察御史张养浩上《时政书》，列举当时十大弊端：“九曰：异端太横。”他说：“臣见方今释、老二氏之徒，蓄妻育子，饮醇啖腴，萃逋逃游惰之民，为暖衣饱食之计，使吾民日羸月瘠，曾不得糠秕蓝缕以实腹盖体焉。”“昔世祖皇帝尝欲沙汰天下僧、道，有室者籍而民之，后夺于众多之口，寻复中止，至今识者深惜焉。古人谓十农夫之耕，十蚕妇之织，不能衣食一僧，盖言其蠹财害民之甚也。……伏望自今谕旨省臣，凡天下有夫有室僧尼道士女冠之流，移文括会，并勒为民，以竟世祖皇帝欲行未及之睿意，岂不可为旷代未闻之盛典也哉！”

仁宗皇庆元年（1312）江浙行省上报中书省的一件文书中说：“各处住持耆旧僧人，将常住金谷掩为己有，起盖退居，私立宅舍，开张解库，饮酒茹晕，畜养妻妾，与俗无异。”泰定元年（1324），中书平章政事张珪等人上疏“极论当世得失”，其中两处涉及僧、道娶妻问题。一处说僧徒作醮祠佛事：“凡所供物，悉为己有，布施等钞，复出其外，生民脂膏，纵其所欲，取以自利，蓄养妻子，彼既行不修洁，适足亵慢天神，何以要福！”另一处说：“僧、道出家，屏絶妻孥，盖欲超出世表，是以国家优视，无所徭役，且处之宫寺。宜清净絶俗为心，诵经祝寿。比年僧、道往往蓄妻子，无异常人，如蔡道泰、班讲主之徒，伤人逞欲、坏教干刑者，何可胜数。俾奉祠典，岂不亵天渎神。臣等议：僧、道之畜妻子者，宜罪以旧制，罢遣为民。” 

至正七年（1347），左丞相“太平请僧、道有妻子者勒为民以减蠹耗”。由以上奏疏和文书，可以看出有元一代僧、道娶妻成风，在社会上影响极坏，一直是人们关注并在朝廷中反复讨论的问题。

▌元朝统治者对僧道娶妻的整治

元朝历代统治者都有意对僧、道娶妻现象加以整治。世祖至元七年（1270）九月：“敕僧、道、也里可温有家室不持戒律者，占籍为民。”这是现在所知元朝政府有意清理有妻僧、道的最早记载，其处理办法是勒令还俗。至元十九年（1282），管理佛教的机构诸路释教都总统所的一件文书中说：“各路僧人，往往求娶妻室，败坏教门。”为此，中书省礼部规定：“除至元七年籍定有妻室，亡殁不得再娶。违者量决六十七下，听离，仍追元财没官。”这是以至元七年为限，七年登记有妻室者不再追究，但“亡殁不得再娶”，七年以后娶妻者要“决六十七下”，并勒令离婚，没收聘财。至元二十八年（1291）十月：“宣政院官奏奉圣旨节该，有媳妇的和尚有呵，宣政院官人分拣者。”这是忽必烈下令，要求主管佛教事务的宣政院清查“有媳妇的和尚”，但未言如何处理。至元三十年（1293）五月，由于佛、道寺院占有土地日增，朝廷财政收入减少，忽必烈颁发圣旨：“无媳妇的和尚、先生每的属寺院里常住田土有呵，依着大圣旨体例里休纳者。”也就是说，没有妻妾的和尚、道士所在寺院的原有田土可以照旧免除赋役，有妻妾的就不在免除之列。十月，“僧官总统以下有妻者罢之”。

忽必烈对此事三令五申，说明僧、道特别是僧人娶妻情况已很严重，而且屡禁不止。但五月和十月的圣旨都没有要求对有妻室僧、道判刑和勒令还俗，实际上是不很认真的。联系上面张养浩说：“夺于众多之口，寻复中止。”可知忽必烈并没有真正下决心要加以整顿。忽必烈崇信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张养浩所说“众多之口”，主要应是佛教上层人物的反对。

成宗大德元年（1297）十二月，中书省臣等奏：“且僧、道作商贾有妻子与编氓无异，请汰为民。”成宗说：“汰僧、道之制，卿等议拟以闻。”但未见下文。大德七年（1303）元朝有意对佛、道两教进行整顿。七月下令：“僧尼、道士、女冠有犯奸盗，俱合一体断罪还俗。” “犯奸盗”应包括娶妻在内。九月，朝廷又一次下令：“罢僧官有妻者。”大德八年（1304）十一月初七日，宣政院上奏说：“御史台官人每与将文书来，‘庐州有的和尚每告，那里的僧录沙剌藏卜有妻室呵，与僧官每一处问了招也。他罪过，奏了依体例要的’么道。说将来有。俺商量来，前者‘委付来的僧官每根底，要了甘结。有妻室呵，当六十七下罪过，更勾当里不行’。有文书来。如今依着那体例，沙刺藏卜根底，教打六十七下，更罢了他勾当呵，怎生？又去年俺曾奏：‘今后僧官每有罪过呵，受圣旨的闻奏，那以下的要了明白招伏，就教断呵，怎生？’么道，遍行了文书来。虽是那般呵，似这有妻室的每，问得明白了，一件件奏呵，频繁耳热的一般有。今后但有妻室的明白了呵，依体例教断六十七下，再勾当里不委付呵，怎生？”奏呵，奉圣旨：“那般者。” 

宣政院上奏有两个内容：一是说根据御史台的文书，对有妻僧官沙刺藏卜加以处理。按照过去的规定，杖六十七下，免去僧官职务；二是说去年曾上奏，僧官有罪，凡皇帝任命的要奏请处理，其余则随时判决。皇帝同意后下发各处。现在看来，有妻僧官案件查明后如一一上奏，太麻烦。今后都按杖六十七下、免职（“勾当里不委付”）处理，不再上奏。皇帝此两事都表示同意。文书中“去年俺曾奏”的内容，应即大德七年九月“罢僧官有妻者”。文书中说，如果娶妻僧官案件一件件上报的话，“频繁耳热的一般”，可知其数量多到何种程度。也说明以前种种禁令，都未奏效，实际都是走过场。

大德七、八年的诏令似主要针对僧官（道官应同）而发，普通僧、道娶妻如何处理，末曾涉及。而且，此次诏令有多大效果是可疑的，皇庆二年（1313），御史台的文书中说：“如今罢了的僧官，更有罪过的、有媳妇孩儿每和尚，投托着宣政院官人每奏了，教他每各处寺院里做住持有。”显然有妻的僧人在宣政院（元朝管理佛教事务的最高机构）包庇纵容下当住持的仍不在少数，所以御史台会作为问题提出来。此后，朝廷继续发布清理有妻僧、道的诏令。泰定三年（1326）八月：“诏：‘道士有妻者，悉给徭役。’”四年七月：“籍僧、道有妻者为民。”文宗天历元年十月：“敕：‘天下僧、道有妻者，皆令为民。’”顺帝后至元元年（1335）：“凡有妻室之僧，令还俗为民。既而复听为僧。”既令还俗，又复听为僧，出尔反尔，说明朝廷对此并不认真。

至正六年（1346）元朝颁布经过反复修订的法典《至正条格》，作为各级政府审判的依据。在此书的《断例》卷八“户婚”中，列有“僧道娶妻”一目，内收两个案例。一个是前引大德八年“宣政院奏”，关系僧官娶妻的处罚。另一个是至大四年刑部对“洞宵宫道士胡仁方”娶妻生子的处罚，“拟决六十七下，罪遇原免，合令为民”，其妻高二娘“虽称出家，合令还俗归宗”。此书的结构和案例，都有针对性。列入“僧道娶妻”，说明直到元朝末年，这种现象仍然普遍，也说明元朝政府虽然反复重申，实际效果是有限的。

▌霸占妇女的道士与和尚：“好和尚哪肯做僧官！”

僧、道娶妻以上层人物即僧官、道官居多，他们主要依仗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为所欲为。一般僧、道娶妻妾者亦有不少。女性嫁给僧、道，原因多种多样，其中有不少是羡慕虚荣、追求享受造成的。元末诗人朱德润在一首题为《外宅妇》的诗中写道：

一家三个女儿，一嫁地主，苦于差役繁重，一嫁县府小吏，苦于公差。只有嫁给僧人的不但生活优裕，养尊处优，而且娘家亦得到照顾。

朱德润的诗篇并非虚语，确是元代现实的反映。但亦有不少女性成为僧、道妻妾是受胁迫所致。温州（今浙江温州）曾发生一起灭门大案，江心寺主持祖杰“累任僧录，挟赀豪恣”。他长期霸占依附于寺院的良家妇女。后来妇女全家逃走，祖杰便遣党徒追踪，将女方全家杀死。此事在当地引起极大反响，有人以此为题材“撰为戏文”，广泛传布。地方官府以“众言难掩，遂毙之于狱”。

元朝国师胆八感叹道：“好和尚那里肯做僧官！”类似祖杰霸占妇女的情况一定不在少数，有名的江南僧统杨琏真伽，“受人献美女、宝物无算”，这些美女当然就成了他和党羽们的妻妾和婢女。 

还有一种是僧、道上层利用通行的“典雇婚”方式，用钱雇佣女性为妻或妾、婢，满足自己的欲望，如上引嘉兴玄妙观道士杨立之。

无论那一种方式，都是因为僧、道上层富有资产，享有特权所致。僧、道妻妾是元代女性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其他朝代也存在，但如此普遍似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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