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宋初，大藏经处于从写本藏经到刊本藏经的过渡期，《开宝藏》的刊刻标志着刊本大藏经的诞生。然而，与刊本藏经同时并起，北宋初期江南地区还写造了一批写本藏经。前人对宋代藏经的研究，多侧重于刻本藏经，这些写本藏经，仅《金粟山藏经》稍有研究。除此之外，《法喜寺藏经》《崇明寺藏经》《海惠院藏经》《景德寺藏经》等宋代写本藏经尚乏专门研究，本文搜辑了目前所知几种宋代写本藏经的零本，希望为大藏经研究提供一些新资料。

引言

从魏晋南北朝至唐代，佛教藏经主要是以写本的形式流传。由于藏经的规模庞大，卷帙浩繁，一套完整藏经的写造往往需要一批经生共同抄写完成。入宋以后，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和逐渐普及，佛教藏经逐渐从写本时代过渡到刊本时代。北宋开宝年间，《开宝藏》的开雕拉开了刊本藏经的序幕。其后，渐次开雕了《崇宁藏》《毗卢藏》《思溪藏》《碛砂藏》等藏经，刊本藏经逐渐取代了写本藏经的地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入宋以后写本藏经就已消失。[①]方广锠先生在对写本藏经分期时，提到写本藏经曾经经历了与刻本并存的阶段，其时间从《开宝藏》的刊刻延续到北宋末年。[②]其实，在北宋末年以前，江南地区还流行着几种写本藏经，其中流传至今的有：1）海盐金粟山广惠禅院大藏经（《金粟山藏经》）、2）华亭县敕赐海惠院大藏经（《海惠院藏经》）、3）秀州海盐县法喜寺转轮大藏经（《法喜寺藏经》）、4）江宁府句容县崇明寺大藏经（崇明寺藏经）、5）昆山县景德寺大藏经（《景德寺藏经》）、6）大和宁国藏经。

在诸种宋代写本藏经中，关注较多的是《金粟山藏经》。《金粟山藏经》的研究渊源有自，系统的研究自清代学者张燕昌始。张燕昌为海盐县人，痴迷于《金粟山藏经》，号金粟道人，著有《金粟笺说》《藏经纸说》二书，辑录了《海盐县图经》《金粟寺记》等史志中与《金粟山藏经》有关的材料，还著录了自己所藏、所见的《金粟山藏经》《法喜寺藏经》《崇明寺藏经》等宋代写本藏经。日本京都博物馆藏有《金粟山藏经》本《内典随函音疏》卷三百七，牧田谛亮和高田时雄先后对此写卷进行研究。[③]李际宁以国家图书馆的相关藏品为中心，在《佛经版本》一书中辟有专节介绍《金粟山藏经》，言及金粟山藏经纸的特殊之处以及作伪的手法。[④]沈津汇总了各大图书馆、博物馆所藏的《金粟山藏经》写卷，总计有二十五件。[⑤] 2009年，德宝秋拍上流出一件过云楼旧藏《内典随函音疏》卷二百六十四。[⑥]高田时雄又对这件写卷进行了研究，发表在《敦煌写本研究年报》上。[⑦]姜勇考察了历代金粟山藏经纸的流失情况，认为金粟山藏经纸原本籍籍无名，只是众多藏经纸中的一种，直到乾隆年间经宫廷和张燕昌的推崇才逐渐为人所重。[⑧]从以上的简述可以看出，前人对《金粟山藏经》有一定的研究。相对于《金粟山藏经》，法喜寺、崇明寺、海惠院、景德寺等宋代写本藏经由于存世写卷数量更为稀少，就笔者目力所及，目前尚乏专门之研究，仅梶浦晋先生介绍了几种宋代写本藏经的概况，但是对传世史料以及新发现的藏经零本关注有所不足。[⑨]有鉴于此，本文调查搜集了《金粟山藏经》以外现存的诸种宋代写本藏经零本的情况，以冀为写本藏经研究略尽绵力，提供一些研究资料。

一、《法喜寺藏经》

法喜寺与金粟寺同位于海盐县，该寺在县城西南三十里，从地理位置来看，与金粟寺很近，相距不过五里。法喜寺在宋代熙宁年间也曾写造过一部藏经。据《海盐县图经》记载：法喜寺原名通玄寺，是吴大帝孙权吴夫人舍宅所置。唐载初元年（689），武则天将其改为重云寺。[⑩]宋祥符元年（1008）赐额法喜寺，绍兴九年（1139），法喜寺改为禅寺。[11]方志和石刻史料中记载的《法喜寺藏经》相关的资料甚少，《海盐县图经》引徐绍增《法喜寺重请藏经碑记》云：“子顾子建阁法喜禅寺，请大藏教典六千四百余卷庋之……本寺旧有藏经，吾不忍其毁废而终泯耳。”[12]徐绍增所说的本寺所藏“旧有藏经”，极有可能是宋代的写本藏经。

现存《法喜寺藏经》仅有一卷，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八十九，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该卷卷首题“秀州海盐县法喜寺转轮大藏”，有“乾隆御览之宝”、“嘉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三希堂精鉴玺”等印，原为清宫藏品。《秘殿珠林续编》中亦载有此经卷，尾题“大宋熙宁十年（1077）岁次丁巳十一月二十六日起首，勾当写造大藏赐紫沙门思恭志”，此卷有张燕昌“燕昌飱霞馆”藏书印，原为张燕昌所藏，但《金粟笺说》中未载此经卷，张氏所藏不知何故流入清宫。

除此卷外，文献中也有《法喜寺藏经》的记载。清秀水人钱载(1708-1793)《萚石斋诗集》有“金粟寺”诗，诗句“天册吴碑目，熙宁宋藏经”下注：“余家收有熙宁藏经半卷。尾页款云：大宋煕宁十年岁次丁巳十一月二十六日起首，勾当写造转轮大藏赐紫沙门思恭志。”[13]虽然钱载诗所咏为金粟寺，然其所载半卷写经之款识与现存《法喜寺藏经》同，故知其所藏应为《法喜寺藏经》。             

二、《海惠院藏经》

海惠院位于松江府西六十里的秀州华亭县（今上海松江），与金粟寺、法喜寺相距亦不甚远。此寺建于宋建隆初，里人姚廷睿舍宅為寺，初名“兴国福寿院”。治平元年（1064），改额为海惠院。[14]据《金粟笺说》记载，海宁周松霭藏《元搨淳化阁帖》题签皆宋藏经笺，上有圆印，文曰：“兴国福寿院转轮大藏经”。[15]海惠院治平元年之前名为“兴国福寿院”，周松霭为海宁人，距海惠院甚近，他收藏的藏经笺有可能即从海惠院流出。陈舜俞撰《海惠院藏经记》记载了该寺藏经的概况：“秀州，槜李之奥瓖；华亭县，唳鹤之名邑。白牛村在其西，有人烟之富；海惠院于其间，为兰若之胜。先是赐紫僧奉英智力肤敏，杰为主者，乃募人书所传之经。其函八百，其卷五千四十有八。而居人吴氏子行义施，号为长者，为之募财僝工，作转轮而藏之。”[16]海惠院僧人奉英主其事，[17]召集经生抄写经典，写成一藏。藏经的规模与《开元释教录·入藏录》同为五千四十八卷。[18]藏经写成以后，又在当地人吴氏的帮助下募集钱财，修建了一座转轮藏来安放这些经典。

《海惠院藏经》现存六卷：

1.《法苑珠林》卷六十五，现藏于上海图书馆，卷首题“华亭县敕赐海惠院转轮大藏 陪 二十一纸”，尾题“圣宋治平元年岁次甲辰四月十五日起首，四明冯预敬写；精严寺沙门楚颜校证；住持募众缘写造大藏赐紫沙门守英；造藏檀越渤海吴延亮、延宥；耆宿讲经律论沙门昭益；法属沙门守荣、守宁。”卷末有“徐惠、翁秀、陈义舍墨”墨印。其中造藏檀越吴延亮、吴延宥，即陈舜俞《海惠院藏经记》中所说“居人吴氏子行义施，号为长者”。

2.《付法藏传》卷六，藏于日本国立京都博物馆。[19]该卷缺卷首，仅存三纸，卷尾题记云“圣宋治平元年岁次甲辰四月十五日起首，钱塘郭骘敬写；精严寺沙门楚颜校证；住持募众缘写造大藏赐紫沙门守英；造藏檀越渤海吴延亮、延宥；耆宿讲经律论沙门昭益；法属沙门守荣、守宁。”卷尾同样有“徐惠、翁秀、陈义舍墨”墨印。虽然卷首已残，但是根据卷末题记与墨印，可判断此经卷亦为《海惠院藏经》。

3.《历代三宝纪》卷八，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该卷亦载于《秘殿珠林续编》，卷首题“华亭县敕赐海惠院转轮大藏席 二十纸”，另行书写卷名“《历代三宝纪》卷第八《译经苻秦、姚秦》”。[20]尾题“圣宋治平元年岁次甲辰四月十五日起首，四明冯预敬写；精严寺沙门楚颜校证；住持募众缘写造大藏赐紫沙门守英；造藏檀越渤海吴延亮、延宥；耆宿讲经律论沙门昭益；法属沙门守荣、守宁。”[21]卷尾也有相同的墨印。

除此之外，据池丽梅的调查，《海惠院藏经》尚有《续高僧传》卷八（2019年保利春季拍卖，千字文帙号“承”）、《续高僧传》卷十二（辽宁博物馆，千字文帙号“达”）、《续高僧传》卷十六（京都博物馆，千字文帙号“达”）。[22]

三、《崇明寺藏经》

崇明寺位于江苏省句容县，初建于西晋咸宁中，郡人司徒舍宅为寺，初名义和。昭明太子萧统曾描绘该寺的样貌，当时有三十六院。唐会昌年间，因废佛政策寺院衰颓。宋太平兴国年间，改赐崇明寺。宋人马云夫撰有《崇明寺转轮藏记》，今已不存。[23]《江宁金石记》载元僧廷俊至正五年（1345）撰《崇明寺藏经院碑记》：“诸院皆习瑜迦教法，惟经藏为禅院。寺有藏经，相传有七人者过之，仪状甚伟，手书是经，合为一藏，字画宛如出一手。”[24]相传七人为北斗神，下凡手书是经，因此《崇明寺藏经》也称为“斗书毗卢法宝”。

《崇明寺藏经院碑记》后有严观按语，记录了五卷《崇明寺藏经》：“吾乡盛仲交先生家旧有佛经二卷：一署姑苏陆松书《道行般若经》，一署鲍升书《楼炭经》。后题“大宋元祐五年（1090）岁次庚午七月初六日起首书造”，又钤以“句容禅经藏禅寺斗书毗卢法宝”。延陵姜二酉家亦藏三卷：一钱唐张晖书《大云经》及《般若经》；一昆山潘泽书《法轮经》，后署年月朱印与盛藏俱同。”[25]盛仲交即盛时泰，他收藏的两卷写经收录在其《苍润轩碑跋记》中：“予办收两函，一为《道行般若》，卷后书‘大宋元祐五年岁次庚午七月初六日起首写造，姑苏陆松书’；一为《楼炭经》卷二，后书年月同，惟姓字是鲍升者。……但前有朱砂印曰‘句容经藏禅寺斗书毗卢法宝’，则又明言之，不知何也。”[26]姜二酉即姜绍书，其收藏的三卷写经见《韵石斋笔谈》：“余舞象之年闻其说而异之，留意采访，后先凡得三卷，皆朱丝界行，纸莹洁如玉，书体颇类眉山。其一为《大云经》，宋元祐五年庚午七月钱塘张晖书；其一为《般若经》，亦庚午年张晖书；其一为《法轮经》，元祐五年庚午七月昆山潘泽书。”[27]

除了《崇明寺藏经碑记》中记载的这五卷《崇明寺藏经》，张燕昌在《金粟笺说》中也记载了他所见的两卷《崇明寺藏经》：其一为《大般若经》卷五百二，首题“江宁府句容县崇明寺大藏 巨 一十八纸”，尾署“大宋元祐五年岁次庚午七月初六日起首写造，姑苏李䚮书；刘慷比证；徒弟僧法隆、法典、景初、守象句当；写造僧守明；阁主僧永真；都劝缘兴教禅院住持传法沙门清济；当县郭下延宾里坊制置里（开福谨案：此四字疑有误）奉佛弟子江舜臣谨舍。”[28]另一卷为《说一切有部品类足论》卷十一，首题“江宁府句容县崇明寺大藏 投 一十三纸”，尾署“大宋元祐五年岁次庚午七月初六日起首写造，姑苏陆云松书；扬州僧子修校证；徒弟僧法隆、法典、景初、守象句当；写造僧守明；阁主僧永真；都劝缘兴教禅院住持传法沙门清济。当乡崇德乡卢汪村崇德里奉佛弟子凌守宗谨舍。”[29]

上述文献中所载的七卷《崇明寺藏经》现仅有张燕昌所见两卷存世。其中《大般若经》卷五百二后为日本古写经收藏家守屋孝藏氏所获，今藏日本京都博物馆。《说一切有部品类足论》卷十一，今藏上海图书馆。

四、《景德寺藏经》

景德寺位于昆山县西南，晋咸和二年（327）置，旧名“宝马寺”，景德二年（1005）改额“景德寺”。[30]景德寺普贤教院中有诸天阁，范浩作《诸天阁记》云：“昆山普贤教院有阁翚飞……予尝访禅者昙益，因见住持讲僧渊，问谁为此？具言：政和癸巳，苾刍义明演经丐钱创兴普贤殿，邑人沈饶募缘，增堂庑以侑道场。”[31]《秘殿珠林续编》著录《景德寺藏经》本《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三十四：“标题‘昆山县景德寺大藏，河，一十二纸’，款‘皇宋治平四年次丁未闰三月初六日起首写，勾当写大藏经并建经楼首座沙门子珍。有顾瑛题：‘大元至正癸卯六月二十九日顾阿瑛再阅于碧梧翠竹。’收传印记‘顾瑛’、‘在家僧勾吴世家’，俱墨印。”[32]此写卷目前仍存，藏于天津博物馆。[33]

另，清邓显鹤(1777-1851)《沅湘耆旧集》“题子然上人所藏宋子珍《波若经》手卷有引”言：“子珍，宋治平中人，手卷长可三丈余。首题‘大波若波罗蜜多经卷三百一十五’，想不止此也。卷尾云：皇宋治平四年岁次丁未闰三月初六日起首写，勾当写大藏经并建造经楼首座沙门子珍。七百余载，纸光如新，真缁林珍玩。”[34]此处子然上人所藏《大波罗蜜多经》卷三百一十五，尾题与天津博物馆所藏相同，故知其也为《景德寺藏经》之遗。

《石渠宝笈续编》著录了淳华轩所藏《饶介书韩愈柳宗元文》一卷，云：“本幅金粟笺本。有‘弟子张子元’、‘景德大藏’二印”[35]。《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等书并未区分诸种藏经纸，从纸上的“景德大藏”印可看出这里所说的“金粟笺本”实际上使用的就是景德寺藏经纸。“弟子张子元”的印记应是与《海惠院藏经》中“徐惠、翁秀、陈义舍墨”墨印类似的钤印，是发心信徒的印签。

五、其他宋代写本藏经

除了上述五种写本藏经外，据笔者所见，国内外图书馆、博物馆中还藏有一些其他宋代写本藏经。其中之一为《大和宁国藏经》。该藏经详情不明，国图存《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五，每纸三十行，行十七字，千字文帙号为“平”，有“乾隆御览之宝”、“三希堂精鉴玺”等印，原亦为清宫旧藏。《秘殿珠林续编》将其列入宋代写经。此处，《秘殿珠林续编》还记载了另外两卷《大和宁国藏经》，分别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十，千字文帙号“平”；《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三十七，千字文帙号“育”。[36]但这三卷大和宁国藏经均无名款，无从得知其具体写造时间，参与写造人员等信息。据梶浦晋先生的调查，日本的诸种收藏目录中还记载了多件《大和宁国藏经》，但存世情况还需继续调查。2019年，嘉德国际拍卖公司春季拍卖会上亦出现两卷《大和宁国藏经》，分别为《华严经》卷五十一与卷五十二，但与国图藏本不同，这批经卷的卷轴中无藏书印鉴，流传情况不甚清楚。

山西博物院藏有《杂阿毗昙心论》卷十一，该卷卷尾题记云：“大宋至和二年（1055）癸未岁正月日净人怀证写记；校勘讲经论僧皓旻；都勾当讲经论寺主沙门智能；续藏弟子钟文逸”[37]，卷面及卷背有“钟文逸续藏纸”圆印。《金粟笺说》记载《秀州精严寺藏经》写造时间与此相同，募缘者为赐紫僧了乘，是否与此卷藏经同属《精严寺藏经》待考。[38]此卷的写造早于《海惠院藏经》的治平元年（1064），可能是现存最早的宋代写本藏经。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沈礼书《文殊经》一卷。此经卷见载于《秘殿珠林续编》，原亦为清宫旧藏。该卷卷首无题，卷尾有题记：“圣宋熙宁二年（1069）己酉岁三月日历阳沈礼书；募缘写造藏经僧梵璿；勾当写经同较勘僧修穆、崇俊；维那僧梵称；监寺僧晓幻；同校勘首座僧了熙；住持传法沙门慧观。”（见图四）虽卷首无题，但从卷尾题记来看，该写经有专门的募缘写造僧与勾当写经僧，写经组织完备，所写的经卷应为写本藏经之零卷。卷首或原本应有题，应是流传过程中被裁截。该经卷写于熙宁二年（1069），与现在所知的其他宋代写本藏经时间均不相同，题记中所载之僧人也未见于别处，目前尚无法判断该写本藏经的具体名称。

余 论

现存的宋代写本藏经数量虽然不多，但由于处于写本藏经和刊本藏经的过渡期，反应了该时期藏经的特点，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目前研究宋代写本藏经的相关文献，引用的史料多未超出张燕昌《金粟笺说》的范围，未对各图书馆所藏的写卷进行系统分析，也没有结合方志、石刻文献中所载宋代经藏相关史料对宋代写本藏经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而目前佛教大藏经的研究已经进入新的阶段，方广锠系统研究了敦煌出土的佛教写经，详细考证了唐代写本藏经目录与大藏经中千字文帙号的形成与流变，使得我们对写本藏经的发展与源流有更清楚的认识。[39]何梅详细考订了历代刊本藏经的雕造过程和藏经目录，我们对刊本藏经的认识也日趋深刻。[40]尤其是方广锠和竺沙雅章二人提出的刊本藏经的三系说为我们鉴别藏经的版本和厘定藏经的谱系提供指导作用。[41]以此为背景，若将《金粟山藏经》为代表的宋代写本藏经置于佛教大藏经从写本时代向刊本时代过渡的历史脉络中考察，对宋代写本藏经的写造时间、规模、地域差异以及与唐代藏经的差异等方面进行较为深入细致的分析，相信会对于宋代写本藏经有更为清晰的认识。关于这些问题，本文篇幅有限，笔者将另行撰文探讨。

*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从写本时代到刊本时代——江浙地区的宋代佛教藏经研究”（项目批准号：20JDZD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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