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官藏本《續資治通鑑長編》傳續考

張 良

提要：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一書始於私撰，終成官修。其間多次易稿，迭經呈進，又特受時人矚目，尚未成書即廣爲傳録。故有關《長編》的編纂、奏進始末記載紛紜，卷秩著録多有牴牾，令人莫衷一是。前人成果頗多，仍不免治絲益棼之憾。本文聚焦《續資治通鑑長編》南宋官藏諸本，回溯歷次呈進、存藏、著録、宣取、傳布的實際情況，關照其書同南宋官修國史、實録之間的聯繫，以及成書過程背後的制度性因素。由此，透過紛繁複雜且互有牴牾的文獻記載，釐清南宋官藏本的傳存譜系，明確不同藏本之間的差異，判定《宋史·藝文志》著録本的性質和歸屬。以此爲出發點，勾勒出各傳本系統在宋以後的遞藏情況，徹底釐清《永樂大典》收録本的來歷，及其阙卷情況的成因。

關鍵詞：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瀘州本；遂寧本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自孝宗隆興元年（1163）至淳熙十年（1183），歷經五次進奏得以畢功。其編纂及上呈始末前人縷述甚詳[1]。惟其傳本系統之分析尚不愜人意[2]。要言之，或昧於《宋史·藝文志》的撰作體例及文本來源，混淆中朝藏本與外間傳本所致。加之記載紛繁，難免頭緒萬端，其結論與原書流傳的實情存在隔膜。

李燾《續通鑑長編》在南宋一朝即多有著録，大致分爲兩個傳本系統：其一爲中朝藏本，與作者歷次進呈密切相關，包含歷次修訂成果，文本、卷帙層累疊加的特點至爲明顯，又因不斷修訂，同一系統中亦包含了體量、内容有别的幾種異本；其二爲民間傳本，李燾素以史學名世，《長編》自立意至成書逾四十年之久，尚未成書時已廣受矚目[3]，歷次奏進本均爲時人過録節鈔，流傳於外，各家私藏書目頗見《長編》之名，早期多由此而來，而宋元時期各種冠以“通鑑長編”名目的民間刻本亦能從中追繹源流。在梳理南宋傳本源流過程中，應注意這一層背景。

有關《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帙的記載紛繁複雜，每令人莫衷一是，不易理出頭緒。實際上，這與其書分卷體式的遞嬗密切相關。李燾撰作《長編》，本爲追步司馬光《資治通鑑》故事，無論本人奏表還是時人評騭，均直言不諱；中秘謄録、結銜作序，每以司馬光成例爲準繩[4]；淳熙四年（1177）孝宗表彰其纂修之功，亦有“無愧司馬光”之語[5]。故《長編》創修伊始，編纂體例及修書規程大致趨步前哲，初次進呈開國十七年史事，便仿效《通鑑》年爲一卷的體例。其後乾道四年（1168）進呈五朝本，亦作如是劃分。惟其卷帙不均，一年之内載筆過多，故淳熙年間進神、哲、徽、欽四朝，即在年爲一卷基礎上，“以字之繁略，又均分之”[6]，大致合乎通行的分卷體式。嗣後淳熙二年（1175）進神、哲二朝四百一十七卷，三百四十册，四年（1177）進徽、欽兩朝三百二十册，淳熙十年（1183），又在此前二次進呈基礎上“重别寫進”九百八十卷奏上，即以内容多寡均分而成，不再拘泥於年爲一卷的舊例。

《續資治通鑑長編》不同進呈、謄録本的存藏情況也值得關注。此書曾分别收貯於秘書省下的秘閣、史館等處，國子監、經筵所也曾過録副本或調取其書。李燾《長編》的著録情況多有齟齬，與其不同版次多方傳録、存藏密切相關。而在撰述《長編》的同時，他還負有纂修《四朝國史》及重訂《徽宗實録》之責，《長編》與兩部官書至爲密切，值得進一步考索。

基於以上情況，本文謹重新梳理南宋《續資治通鑑長編》的成書經過、體制變化及存藏過程，並揭示早期流傳的面貌。不妥之處，望方家指正。

一、《長編》歷次進呈及存藏概貌

《續資治通鑑長編》的編纂始於高宗紹興年間，李燾意在接續司馬光《資治通鑑》創爲國初九朝編年史。周必大稱其“日繙史册，彙次國朝事實。謂司馬光修史，先爲《百官公卿表》十五卷，後頗散逸，乃徧求正史、實録，傍采家集、野史，增廣門類，起建隆，迄靖康，合新舊官制，成一百四十二卷，其重編者僅七之一。《長編》之書蓋始於此”[7]。孝宗隆興元年，李燾在榮州任内奏上太祖一朝《續通鑑長編》十七卷，自建隆迄開寶十有七年，年爲一卷[8]。有旨付史館收存[9]。此爲《長編》奏進之始。次年，李燾除潼川府路轉運判官[10]，任内通曉世務，治績顯著，受到時任四川制置使的汪應辰賞識；吏事之外則筆耕不輟，著述頗豐，“凡經傳歷代史書以至本朝典故，皆究極本末，參考異同，歸于至當。隨事論著，成書不一，皆可以傳信。”史才亦受推重[11]。乾道三年（1167）八月，李燾由外任召赴行在[12]，爲國史院編修官[13]，與汪氏舉薦不無關係。恰逢宋廷編修《四朝國史》，李燾此次赴任，實際擔負了總纂國史之責。

入都當年，太祖至哲宗七朝《長編》已大致完成。乾道三年八月，汪應辰倡言於朝：“切見左朝散郎李燾所著《續資治通監》，自建隆迄元符悉已成書。”並提議取其所撰太宗以後事迹，由“朝廷給劄，付本官抄録，發送秘書省校勘，藏之秘閣”[14]。次年四月，李燾即奏上“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閏三月五朝事迹共一百八年，計一百八卷”，亦年爲一卷；内文裝爲一百七十五册，加《目録》一册，共計一百七十六册[15]。詔藏秘閣。其中太祖一朝在隆興元年初次進呈本基础上稍有增補，此次重别抄録，彙同太宗至英宗四朝一併奏上[16]。五月一日，以纂述有勞特轉兩官[17]。是爲《長編》第二次進呈。

此後李燾續有增秩。乾道五年（1169）四月，遷秘書少監；當年冬兼權起居舍人[18]；依舊爲國史院編修官[19]。十二月二十三日，李燾上表稱：

⑴“臣先因《續資治通監長編》頗嘗收集參究，實録外略得一二。惟是《徽宗實録》疏舛特甚，難遂準憑下筆。”

⑵“臣頃因轉對，嘗具奏章，乞依祖宗典故，就委史院官重修《徽宗實録》，……未蒙施行。”

⑶“猥因進《續資治通鑑長編》，自建、乾訖治平，凡一百八卷，乃蒙誤恩，特與增秩，每懼不稱陞下奬擢之意。其治平以來自合依詔旨接續修進，乞特許臣專意討論徽宗一朝事迹，纂述《長編》。《長編》既具，即可助成正史。”詔從其請。[20]

此事意義重大，標誌《長編》從私人撰述到官修史書的轉變。乾道六年（1170），先前奏上的五朝一百七十六册全部交予秘書省，有旨依司馬光《通鑑》式樣繕寫[21]，正式位列國家典謨，其地位已與之前存於史館、秘閣以備史官參考不可同日而語。今考《永樂大典》《宋會要稿》轉録《長編》遺文，多見卷首冠以“帝紀”之名，與温公書體式一致（參見表1）。又因《徽宗實録》疏舛特甚，難以憑據，上言重修亦未遑施行。而李燾進奏之後，當時還没有纂輯的徽、欽兩朝《長編》，在官方修史層面，事實上已取得近乎國史、實録的地位，爲官修史書直接依憑。淳熙四年新修《徽宗實録》告竣[22]，據朱熹目驗，新録“大抵是用《長編》添修，然亦有不盡處”[23]。周必大亦稱，《長編》“自熙寧至靖康六十年中，朝廷之所設施，羣臣之所議論，推原審訂，登載甚詳。今之史志，摭取實多”[24]。可見其接續實録、正史，在宋代官方史書修纂中佔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

表1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首冠以“帝紀”之例

而《長編》性質的變化，必然會對其纂修體例産生影響。如果説乾道三年之前，作爲一種私人著作，《續通鑑長編》尚能追步《資治通鑑》年爲一卷的體例；那麽自肩負起徽、欽兩朝國史材料來源的職責後，勢必諸事必録，巨細靡遺，本已極爲龐大的篇幅因之再度擴展，年爲一卷的體例也愈發不合時宜。因此淳熙元年（1174），在瀘州任上的李燾提及神宗至欽宗《長編》纂修計劃時稱：“顧此六十年事，於實録、正史外，頗多所增益，首尾略究端緒，合爲長編。凡六十年，年爲一卷，以字之繁略，又均分之，總爲二百八十卷。”[25]分卷體例與先前投進諸本已有很大區别。

先是，李燾因屢次上言觸怒虞允文，於乾道六年六月出任湖北轉運副使一職[26]；八年（1172），又帥潼川，兼知瀘州[27]。到淳熙元年二月，虞允文去世[28]，李燾的仕宦生涯方出現轉機。秘書丞陳居仁倡議多用明習典故之人[29]，周必大亦不失時機加以保舉[30]，於是李燾得以赴行在就職。然此時瀘州失火，仁甫“行及國門，乞祠待辨，除江西轉運副使。”[31]淳熙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時李燾在江西任上，又奏進神、哲兩朝《長編》計四百十七卷，三百四十册[32]；二十七日，即因此次投進而轉授秘閣修撰[33]，再次赴都出任史職。次年（1176）正月，擢爲秘書監，權同修國史並實録院同修撰[34]。淳熙四年七月五日，又進徽、欽兩朝《長編》三百二十册[35]。隨著乾道四年，淳熙二年及四年三次進呈，北宋九朝一百六十八年《長編》大致完備（簡便起見，後文稱之爲“瀘州本”）。於是詔諭旌表，稱其編纂之功“無愧司馬光”[36]。淳熙四年八月，李燾官拜禮部侍郎，仍兼工部，拜表稱“自建隆迄于靖康，成書殆且千卷”[37]。可見此本既保留了年爲一卷的體式，又依據字之繁略而均分之，殆成千卷規模。而其書奏上後亦藏於史館，時纂修《四朝國史》多有採録[38]。值得注意的是，成於淳熙五年（1178）的《中興館閣書目》著録有建隆至靖康《長編》一百六十八卷，包羅百六十八年史事[39]；指的就是乾道四年至淳熙四年所奏之本。

此後，李燾又進一步整齊《長編》全文。自淳熙四年出居常德以來[40]，吕祖謙多次致書，極爲關心修潤之事：“武陵民淳事簡，公退，想多閑暇，《長編》莫曾下手再整頓否？”又言：“《長編》既已斷手，莫若及此暇時，參訂修潤，整頓凡例，刊削枝葉，兩存者，折衷歸於一是，遂爲完書。若秪廣記備言，以待後人，恐年祀浸遠，未必能明今日去取之意，使千載有遺恨，良可惜也。異時復還禁近，筆削之工，便不能專，此似不可失耳。”[41]稍後李燾復信應提到了改訂之事，於是東萊回復道：“聞復刊緝《長編》，條例當益嚴密，第恨阻遠，不得陪侍筆削爾。”[42]淳熙六年，李燾起知遂寧府[43]；九年（1182），全書修訂完畢，計正文九百八十卷，六百四册；又《修换事目》十卷，《舉要》六十八卷，《總目》五卷；以上四種共計一千六十三卷，六百八十七册[44]（因此本纂成李燾遂寧府任上，但以“遂寧本”稱之）。次年（1183）三月上於朝[45]，自此《長編》全書方告畢功。李燾爲此書萃聚了一生精力，恰如其在進書表中所言：“臣網羅收拾垂四十年，綴葺穿聯踰一千卷，牴牾何敢自保？精力幾盡此書。”[46]淳熙十一年（1184）李燾去世，周必大作詩憑弔，有“經學淵源史筆高，文章餘力捋風騷”，“鳴佩甘泉不乏人，誰能博古更通今”之句[47]，可謂其一生學術的寫照。

二、《宋史·藝文志》著録《長編》的來源

這樣在淳熙十年之後，南宋官府收藏了兩部首尾完具的《續資治通鑑長編》，其一爲乾道四年至淳熙四年三次遞呈之本（瀘州本），此本奏上後即藏於史館，可爲因事設立的國史院直接利用，其間神、哲、徽、欽《四朝國史》取資於此書極多；其二爲淳熙十年“重别寫定”之本（遂寧本），奏上後藏於秘閣[48]。兩本内容事目、卷册劃分存在差異，傳録情況亦有不同。

光宗紹熙二年（1191）十月，國子監丞彭龜年奏稱：“《續資治通鑑長編》一部，計一百五十四册，用黄帕三幅封進。外臣照對，此書元有兩本：一本燾知瀘州日投進，其書頗有未備去處；燾知遂寧府日，遂别删修一本投進，比之瀘州之本最爲詳密。燾又有一本，書名《長編舉要》，撮其凡目，尤可參考。缘本監所録止是瀘州本，其遂寧府所進本及《舉要》現藏秘書監，欲望聖慈一并宣取，庶幾可備乙夜之覽。謹録奏聞，伏候敕旨。”[49]彭龜年爲乾道五年進士，後遷國子監丞[50]。時有旨宣取國子監所藏《續通鑑長編》進呈乙覽，故有此奏[51]。紹熙四年（1193）三月，彭龜年除秘書郎；十二月任起居舍人[52]。五年（1194）正月上《内治聖鑑》，奏表云：“昨蒙陛下官之成均，成均舊有《國朝會要》及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録本，因得竊讀，于是祖宗修之身、刑之家者，可以略見一二。”[53]由此可見，孝宗朝之後，國子監曾收藏了一部瀘州本《長編》的過録本，其原本藏於史館，共計八百三十六册，而抄入國子監之後則合併爲一百五十四册；紹熙二年，國子監本又爲經筵所宣取，以供講讀。至於淳熙十年在遂寧府進呈的“重别寫進”本則一直收貯於秘閣。

《宋史·藝文志》收録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一百六十八卷，《四朝史稿》五十卷[54]；並不見《長編舉要》及《修换事目》之名。錢大昕指出：《宋志》著録百六十八卷“蓋以一年爲一卷”，頗中肯綮，惟其來歷未能著墨[55]。前人對《宋志》著録本的性質多有誤解[56]。值得注意的是，《中興館閣書目》亦見有《長編》一百六十八卷，解題云：“建隆訖靖康。”[57]與《宋志》所記卷數一致。《宋史·藝文志》主要依據宋代四種國史志雜湊拼合而成[58]，而四種國史志在今本《宋志》中所占比重存在差異。從時間來看，李燾《長編》一條的著録來源顯然是《中興四朝國史藝文志》，而《中興志》則沿襲自《中興館閣書目》及《續書目》[59]。因此《宋志》所收《長編》一百六十八卷最初來源就是《中興館閣書目》。

《中興館閣書目》成書於孝宗淳熙五年[60]，此時《長編》瀘州本已經奏上，而遂寧本尚未寫定。故《宋志》一百六十八卷本顯然是五年之前收入中秘的瀘州本。惟其如此，今本《宋志》未收《舉要》《事目》就可以理解了。

表2  《續資治通鑑長編》歷次存藏概貌

此外，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亦有《續通鑑長編》一百六十八卷，其“册數至餘三百，蓋逐卷又自分子卷或至十餘。”又有《續通鑑長編舉要》六十八卷[61]。前述二種當爲陳振孫傳録本，“册數至餘三百”亦絶非中秘體式之舊。此本來歷已不可考，然陳目的著録方式無疑受到了《中興館閣書目》影響。《遂初堂書目》史部國史類著録《續通鑑長編》並《舉要》《考異》三種[62]，亦屬遂寧本系統。此外，趙希弁《讀書附志》還收録“蜀本”一部，其中太祖至英宗一百七十五卷，神宗朝二百二十八卷，哲宗朝二百二十卷，徽宗朝三百二十三卷，獨缺欽宗朝，共計九百四十六卷[63]。值得注意的是，此蜀本神、哲兩朝共有四百四十八卷，較瀘州本四百一十七卷多出三十一卷。今遂寧本分卷不詳，這部“蜀本”的分卷模式極有可能反映了淳熙九年“重别寫定”的一些面貌。

《續通鑑長編》成書不久即流佈於外，廣爲傳刻。淳熙十一年，周必大在李燾身後作輓詩追懷，其中有“千卷《長編》已刻閩，争傳副墨價兼金”之句[64]。可見此時《長編》副本已流傳至閩地。稍後趙希弁《讀書附志》亦提及刻本，並與家藏本對勘，稱其“所藏蜀本視書坊所刊者爲詳”[65]。寧宗慶元四年（1198），朱熹致書李壁（李燾之子）云：“《長編》改定本只寫改處，不知有多少册，得爲致之爲幸。或云建炎、紹興事亦已成書，不知然否，尤所欲得，但恐字多難寫耳。”[66]可知當時朱熹尚未親見“重别寫定”本原書，既稱“只寫改處”，當爲《换撰事目》無疑。其時朱熹僻處東南，尤喜讀李燾《續通鑑長編》，徽、欽兩朝尤爲矚意。嘗語人曰：“兩日無事，閑讀《長編》，崇觀以來率是如此。”[67]又云：“偶看《長編》，至燕雲事，便覺胸次擾擾。”[68]其日夜摩挲之本，自當源於瀘州本系統。《朱子語類》：“近看《長編》有一段：‘徽宗一日問執政：東州逆黨何不爲處分了？’都無事之首尾。若是大反逆事，合有首尾。今看來，只是此事。”[69]略見初次進呈時草率之迹。嘉泰二年（1202）二月，趙彦衞奏：“近來忽見有本朝《通鑑長編》《東都事略》《九朝通略》《丁未録》與夫語録家傳品目類多，鏤板盛行於世。”[70]宋元以來，各種民間節本大行於世，附會李燾之名的僞作亦層出不窮。乃至“長編”之名亦追步“通鑑”，逐漸經典化，爲不少後出的編年體史書因襲。

三、南宋中朝傳本的下落

（一）明内府藏本流散始末

今本《續通鑑長編》爲清代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宋”字韻下輯出，不見徽、欽兩朝及英宗治平四年（1067）四月至神宗熙寧三年（1070）三月、哲宗元祐八年（1093）七月至紹聖四年（1097）三月事迹。《四庫總目》云：“徽、欽二紀原本不載，又佚去熙寧、紹聖間七年之事。”[71]裴汝誠先生據此推測，既稱“原本不載”，則“説明徽、欽二紀是《永樂大典》原來所無”；而“佚去熙寧、紹聖間七年之事”，屬“清初《永樂大典》已遭散失的結果”[72]。惟僅據《四庫總目》屬辭加以推測，至於四庫館臣是依據什麽得出前述看法，則語焉不詳。

考《永樂大典》殘卷，尚存治平至熙寧若干年《續通鑑長編》原文。如⑴《大典》卷八七〇六“僧”字韻引《續通鑑長編》：“熙寧元年十一月，中書言：‘太皇太后生辰，凖條給祠部牒二百，以半度僧。今凖内降給紫衣及師名共六十四道，餘並給度牒。’詔具條制進入。”[73]又⑵卷一九六三七“目”字韻：“《續資治通鑑長編》神宗帝紀：熙寧二年，乙未，兵部員外郎、集賢殿脩撰兼侍讀周孟陽爲工部郎中同提舉萬壽觀。孟陽老而目昏，每進讀，面覆案上，音吐梗澀，左右往往竊笑，故遷官而罷之。王安石言：‘先帝舊臣，宜與優遷。’曾公亮、趙抃以爲當遷待制。”[74]⑶卷七五〇六“倉”字韻：“《通鑑長編》：范景仁曰：‘常平倉，始於漢之盛時。賤則貴而斂之，恐傷農也；貴則賤而散之，恐傷民也。最爲近古，雖唐虞之政無以易也。’”[75]《長編紀事本末》繫之於熙寧三年正月條下[76]。⑷卷一三四九六“制”字韻：“《續通鑑長編》：宋哲宗紹聖二年，侍御史翟思言：‘昨日嘗疏錢勰批答鄭雍詔書有“群邪共攻”之語，又聞却作群邪交攻，意有未盡，須至再陳。恭惟陛下以武王之孝，繼志述事；以大舜之知，任賢去邪。朝廷清明，天下欣慶。今勰乃以臣等忝任風憲，指爲群邪，則未知勰之處心積慮，仰視陛下爲何如主也。伏望聖慈詳酌盡理施行。’”文辭較《長編紀事本末》轉述有大段刊略。此外，還有⑸卷八〇九〇“城”字韻：“《續通鑑長編》：哲宗紹聖四年，知太原府孫覽議復取葭蘆，遂敗夏兵。虜師度不能支，遁去。覽曰：‘可矣。’乃遣王愍、折克行將兵出麟府，張世永、王舜臣出嵐石，遂城故葭蘆。未就，虜數萬猝至，覽按兵不動，而使張世永將輕騎由麟州道出其後擊之。虜前不能進，而後爲世永所擊，大敗。卒城葭蘆而還。”[77]按《哲宗紀》，此事繫於三月[78]，恰爲輯本失載。

以上諸條散見《永樂大典》各韻，今檢覈《長編》節本並《宋史全文》諸書均不見對應記載，可知與《大典》“宋”字韻下所載《長編》同源。故遲至《永樂大典》成書時，治平、熙寧間若干卷尚未遺失。那麽，元祐、紹聖所闕事迹當初是否爲明人所見呢？按《宋會要輯稿·職官》“都大提舉茶馬司”條附入小字：“《續通鑑長編》：宋哲宗紹聖二年八月辛卯，朝散郎、直秘閣、都大提舉成都府利州陝西等路茶馬陸師閔權陝西路轉運使，仍兼領茶馬事。”[79]陳智超先生指出：“《宋會要》作爲政書，一般是不會引他書作注的。”[80]另從竣稿年份看，《輯稿》此段只可能出自虞允文、陳俊卿乾道六年所上《續會要》，或張從祖嘉定三年（1210）進呈之《國朝會要》。《續會要》成書時間在《哲宗長編》之前；《國朝會要》告竣於《長編》之後，兼爲個人撰作，似有條件採納《長編》原文作注。然此書經進呈御覽，著爲典册，其體例似不應偏離舊式。按《永樂大典》編修凡例：“若諸史中文有重複者止存一家，或事文互有詳略則兩存之，或事同而文有詳略者則存其詳者。先儒詳論亦各依次附載。”[81]其“詳略兩存”之法，常見以大小字區别主次，二者各有不同來源，繫以事目、時序互相耦合爲一個單元，不同材料因此呈现穿插排布的面貌[82]。因此從種種迹象來看，《輯稿》中這一段《長編》佚文同樣爲明人所加。

綜上可知，《續通鑑長編》元祐、紹聖諸卷在永樂年間尚存。由此向前追溯，《大元大一統志》“葭州”條下同樣收録了紹聖四年二月事一則，起首標《通鑑長編》之名[83]。可見《長編》元祐、紹聖一段在元明兩朝的流傳軌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