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爷爷叫李成虎。1921年9月27日，在爷爷的组织下，爆发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个农民运动——衙前农民运动。反动政府惊惶失措，把爷爷抓进监狱。1922年1月24日，爷爷在监狱中被反动政府迫害致死。这年，爷爷他68岁。噩耗传来，我小伯和父亲从衙前撑一只小船到萧山城内，把爷爷的遗体运回家里。这时已是农历十二月廿九，临近年关，才19岁的父亲没了主意。在沈定一先生的慷慨帮助下，爷爷被安葬在衙前凤凰山上。沈定一还为爷爷的墓碑题写了碑名。因爷爷一生从未拍过照片，沈定一的大儿子沈剑龙为爷爷画了张画像。这一切，都是奶奶说给我听的。奶奶在1951年去世，这年我19岁。 
爷爷的坟墓，和凤凰山上的其他坟墓一样，没有什么特别显眼的地方。因为解放以后，对衙前农民运动没有做过多少宣传，爷爷这个人，也只有很少的人知道，只是有一些书刊文章在评说我国早期农民革命运动时，才对爷爷有几句评价。在漫长的岁月中，到了每年的清明节，我都去凤凰山，到爷爷的坟前烧一柱香，添一撮新土。 1969年，农业学大寨运动轰轰烈烈掀起。大寨人在虎头山上用石块垒起的层层梯田，纷纷被各地效法。凤凰山上的坟头在事先没有告知坟主的情况下，被全部扒平。这年10月的一天，我的堂姐夫周阿金跑到我家，说：
祖坟被毁，我无比痛心。但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在明里为爷爷去收拾遗骨，我还真有些害怕，因为我家还带着个地主成份的帽子，地富反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四类分子、管制对象，不好轻举妄动的。也许有人看不懂了：李成虎带领贫雇农造反闹革命，他的家庭、他的后代怎么一下子变成地主了呢？这又要把我奶奶告诉过我的话讲给大家听了。原来，爷爷死后，沈定一看到奶奶一家生活非常艰辛，很是同情，就划出50亩沙地给奶奶家，名义上是代耕代种。奶奶全家就从西曹（现衙前镇凤凰村）搬到了沙地（现在我们居往的坎山镇三盈村）。这50亩沙地奶奶家就一直种到解放。尽管这50亩沙地是奶奶家为沈定一代耕代种的，但在土改划成份时，也不分这50亩沙地的所有人是谁，使用人是谁，就看实际是谁家种的，因此，奶奶家就被认定为拥有50亩土地而被划为地主成份。这件事，如果爷爷九泉有知，也一定会想不通的。 在得知爷爷坟头被毁的当天晚上，我悄悄地从家里出发，连走带跑1个多小时，赶到凤凰山。我用手电筒照着，看到爷爷的坟头已被扒平，墓碑、碑坊都已不见了，爷爷的遗骨有的裸露在泥地上，我小心翼翼地一截截、一块块拣起，有的掩埋在泥土中，我用手在坚硬的乱石、泥土中翻挖，一只手挖破了流出了血，又用另一只手挖，直到把爷爷的每一块遗骨全部挖到，装进随身带去的一只草包中，扛到凤凰山上一个满是乱石的隐蔽地方埋下，然后在上面做了一个我自己知道的暗记号。这以后的清明节，我都到风凰山上去转一下，一方面去祭拜爷爷，更重要的是去看看我做的埋藏爷爷遗骨的记号在不在。就这样，时间过了一年又一年，爷爷遗骨埋藏的秘密一直在我心中藏着，从不对外人说起。 1979年，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杨福茂发表了一篇文章，杨教授认为李成虎是我国早期农民运动的先驱，他作出的贡献不可磨灭，他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应给予充分肯定。接着，杨之华的女儿瞿独伊受中央领导委托也来到衙前考察衙前农民运动，带来了党史界的有关重要信息。这以后，萧山党史界也积极行动起来，把研究李成虎的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县委宣传部长孙恪懋同志对我说：
老李，你爷爷是萧山的骄傲，我们要把你爷爷的事迹广为宣传，把他用过的东西收集起来，教育子孙后代。
爷爷用过的斗、升箩（均为量谷的量具）等我们一直在用，爷爷用过的烟管、毡帽和曾经穿过的几件衣服也还在家里。我一件一件地收拢，交给了县里有关部门的领导。县里有关领导还问我：
老李，以前知道李成虎有个墓，这个墓后来怎么没有了呢？ 爷爷的坟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被扒掉了，但爷爷的遗骨我藏着。
我没有讲我是像偷东西一样在夜幕中把爷爷的遗骨拣藏起来的。领导闻之，说：
1983年底，县里决定修建李成虎烈士陵园。我是李成虎的后代，义不容辞地参加了陵园的修建工作。1984年10月24日，县委、县政府在凤凰山上隆重举行李成虎烈士陵园落成暨李成虎遗骨安葬仪式。县领导费根楠、马支才、费黑等参加。我带领儿孙们，亲手把爷爷的遗骨从我藏着的那堆乱石下挖了出来，盛放进一个木盒里，放进新建成的墓穴。从爷爷的坟被毁到这时，爷爷已在风凰山那堆乱石下整整“躺”了15个年头，才迁到他的“新居”，接受人们的瞻仰。在后来的好多年里，一些来参观烈士陵园的人问我：
你爷爷在1922年就被反动政府害死在监狱，这墓是新建的，里面葬的是你爷爷么？
当我把保存爷爷遗骨的曲折故事讲给他们听后，他们都夸我不愧为烈士的后代。
李成虎墓落成后，县里、镇里考虑到陵园应有专人负责日常管理和介绍讲解等方面工作，专门找我谈话，希望我能住下来守护烈士墓地。那时我在红山农场当农民师傅，传授农民种菜、种地的技术，一个月有200来元的收入，是全家9口人的主要生活来源。而到陵园做管理员一个月只有45元的工资。我当时也没考虑经济上这么大的落差，只是想，为爷爷守陵园，作为后代是应该的，就答应了下来。但回到家里，我把情况一说，家里没一个人赞成，老伴气得3天不和我说话，她说天下没有我这种傻人，听了几句好话就当钱用。亲戚朋友、邻居也不理解，还嘲讽我、泼我“冷水”，说我当大官赚大钱去了。我这人，脾气还真有点像爷爷，很倔的，看准了、想定了的事非做不可的。我也不管家里什么意见不意见，铺盖一卷，上凤凰山为爷爷守墓去了。那年我54岁。 李成虎墓落成后，县里、镇里考虑到陵园应有专人负责日常管理和介绍讲解等方面工作，专门找我谈话，希望我能住下来守护烈士墓地。那时我在红山农场当农民师傅，传授农民种菜、种地的技术，一个月有200来元的收入，是全家9口人的主要生活来源。而到陵园做管理员一个月只有45元的工资。我当时也没考虑经济上这么大的落差，只是想，为爷爷守陵园，作为后代是应该的，就答应了下来。但回到家里，我把情况一说，家里没一个人赞成，老伴气得3天不和我说话，她说天下没有我这种傻人，听了几句好话就当钱用。亲戚朋友、邻居也不理解，还嘲讽我、泼我“冷水”，说我当大官赚大钱去了。我这人，脾气还真有点像爷爷，很倔的，看准了、想定了的事非做不可的。我也不管家里什么意见不意见，铺盖一卷，上凤凰山为爷爷守墓去了。那年我54岁。
起初的几年里，纪念馆未造好，条件很艰苦，吃、住都是在凤凰村做过畜牧场的一间15平方米的旧小房子里。为了在本来就微薄的工资当中再省些钱下来贴补家用，减少家里的一些怨言，我在山脚边开垦了一小块地，种些蔬菜，还养了两只鸭，鸭蛋和自己种的菜就是我每天下饭的菜。由于离家远，家里的事情真是一点也顾不上了，我每日的工作是清扫墓地、培育花木、接待参观的人，给大家讲李成虎和农民运动的事。介大一座风凰山，到了晚上没人来了，就我一个人。每年的大年三十，我回到家，和家人一起守岁吃团聚饭吃完饭又回到爷爷的陵园，家里人也拉不住我。因为我想到正月初一到爷爷陵园的人很多，没有人照管，花草苗木会被损坏，卫生也会受到影响，所以非去不可。 1984年，萧山县有关部门推荐我为第六届政协委员。在那年开政协会议的时候，我向大会提出愿将李成虎故居贡献出来，作为文物点加以保护。我的意见很快被采纳、落实。我在贡献爷爷故居的同时，把爷爷睡过的眠床桌子等，也一一捐献出来，陈放在故居中。 我为爷爷守护陵园已经23年了。这23个春夏秋冬，我每天早晨5点多起床，花3到4个小时，打扫200多米的山路和大片墓地石阶，保持陵园和纪念馆的整洁。有一年夏天，我发高烧，被人送到山下卫生院，医生建议我住院，但我心里放不下，还是回到山上。衙前农民运动纪念馆开馆的前二天，我因疲劳和油漆中毒，被送进医院抢救。医生说，再迟到1个小时，就有生命危险，就是这一次我也没有回家休息。 
如今纪念馆周围和陵园已经是郁郁葱葱，四季花开，花木有30多个品种，400多棵（盆），这些都是我一手栽种起来的，没有向政府要一分钱。杭州市园林局的领导来参观，他们问我纪念馆及周边的绿化是不是有人帮你设计的，我说，这些都是我自己脑子里想想出来的。 2002年，我已75岁，上级领导认为我年事已高，已经不适应参观要求了，决定向社会公开招聘解说员，接替我的工作。我动员孙女李亚、李娜报名参加应聘。 李亚在萧山一大型企业工作，环境和工资待遇都不错，虽然她对祖宗也有感情，但我那种寂寞生活，她显然是不适应的。当时20岁的李娜正在杭州某高校上学，成绩在班级里名列前茅。按李娜的条件，在杭州找份理想的工作并不难。但她认为，青年一代有责任和义务宣传衙前农民运动的历史，作为烈士的后代，更是责无旁贷。经过笔试、面试，李娜在11位应聘者中总分名列第一，成为衙前农民运动纪念馆的管理员。李娜是李成虎的第五代。 我退休后回到家。儿孙们专门为我们老俩口装修了房子，装上了空调，生活是惬意了。但我忽然觉得我已经离不开爷爷的陵园和纪念馆了，待在家里比什么都难过，我去向领导们请求发挥余热。这样，我又回到了爷爷的陵园，抚弄着那些葱笼的花草，清扫着一级一级的石阶，陪伴着敬爱的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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