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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朝初年派遣郑和七下西洋，几乎同时派遣内官亦失哈七上北海(今鄂霍次克海)，建立奴儿干都司，敕建永宁寺，立碑两座：一为《敕修奴儿干永宁寺记》，立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一为《重建永宁寺记》，立于宣德八年（1433年），反映了从武力征服到文化招抚的不同政治史过程，显示出统治模式的重构，开创了东北亚丝绸之路发展的新纪元。本文由亦失哈家族新资料的发现、永宁寺碑四种文字六字真言考和永宁寺碑与东北亚丝绸之路特点三部分组成，确证了亦失哈七上北海，永宁寺碑体现多元文化特征，并提出以北京为起点，明代卫所网络是东北亚丝绸之路发展的新样态。
关键词：明代 永宁寺碑 亦失哈 七上北海 东北亚丝绸之路
明代永宣年间是丝绸之路繁荣发展的鼎盛时期, 不仅体现在郑和七下西洋，而且也表现在亦失哈七上北海，通过海陆丝绸之路，不仅加强了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乃至印度洋沿岸国家的关系，而且东北亚丝绸之路也在明朝开拓北方水陆联运线后发展起来。
从元朝征东元帅府的流放犯人之地，[2]到明朝建立奴儿干都司，敕建永宁寺，立碑两座：一为《敕修奴儿干永宁寺记》，立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一为《重建永宁寺记》，立于宣德八年（1433年），反映了从武力征服到文化招抚的不同的政治史过程，显示出统治模式的重构，开创了东北亚丝绸之路发展的新纪元：以奴儿干为中心，直达北海（即今鄂霍茨克海）、苦兀岛（今俄国萨哈林岛）、日本北海道等地。对于奴儿干都司治所所在地的永宁寺碑，中外学界已有大量研究成果。[3]近些年来，俄国学者对永宁寺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又有新成果出版，推进了研究。[4] 从全球史的新视野出发，永宁寺碑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探讨，其反映出明代东北亚丝绸之路发展的历史事实，这些事实有助于理解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族群、语言、宗教与政治文化背景。基于整体丝绸之路的思考，本文发掘新旧史料，由永宁寺碑署名第一人亦失哈家族新资料的发现、永宁寺碑四种文字六字真言考和永宁寺碑与东北亚丝绸之路特点三部分组成，就此提出一些看法，就教于方家。
明代永宁寺二碑，曾树立在在黑龙江下游靠近鄂霍次克海出海口的奴儿干都司（在今俄罗斯特林地区），现藏俄国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市）阿尔谢尼耶夫滨海区国家博物馆。永乐碑呈长方形，大理石质，高103cm,宽49cm ,厚26cm,碑阳为汉字，额书“永宁寺记”，首云“敕修奴儿干永宁寺碑记”。碑阴为蒙古、女真文。碑两侧以汉、蒙古、女真、藏文刻写六字真言。宣德碑呈上圆下方，花岗岩质，高120cm,宽70cm,厚32cm,额书“重建永宁寺记”，碑文为汉文，碑阴与碑侧无文字。
永宁寺是明代敕修，碑文表明，立碑第一人是内官亦失哈。他作为皇帝的代表，在明永乐九年（1411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22年中，屡受朝命出使奴儿干，直达北海（今鄂霍茨克海），并于奴儿干都司所在地两度兴建永宁寺，后任辽东镇守太监16年。亦失哈来自海西，出身女真族，对于开拓东北亚丝绸之路做出了重大贡献。新发现的亦失哈之侄武忠墓志铭，即明黎淳撰《荣禄大夫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武公墓誌銘》[5]，提出了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亦失哈家族资料，藉此可以澄清亦失哈究竟几上北海的问题；同时还使得我们关注一个问题：明初开拓东北，海西女真人为朝廷所倚重，亦失哈家族即是一例，海西与东北亚丝绸之路发展的关系，也由此显现出来。
（一） 亦失哈究竟几上北海
亦失哈究竟几上北海？史学界一直存在歧义。对于亦失哈等巡视奴儿干等地的次数，中外学者很早就存在不同看法，长期以来有七上、九上、十上之说。罗福颐先生认为:“至亦失哈宣抚奴儿干先后凡十次,建永宁寺碑作永乐中‘五至某国’,其在宣德时则洪熙元年、宣德元年、三年、七年、八年亦五至。”提出永乐年间五次，再加上宣德年间五次,一共是十次。[6]钟民岩先生也同意十次之说。[7]日本学者江岛寿雄则认为亦失哈奉使奴儿干,永乐间为五回,宣德间为二回,先后共七回[8]。杨旸先生曾提出九次之说：即永乐九年（1411）、十年冬（1412），十三年（1415）~十八年（1420，有阿什哈达摩崖石刻为证），洪熙元年（1425），宣德元年（1426），宣德三年（1428），宣德五年（1430），宣德七年（1432）。进入新世纪，他也同意七次之说，并进行了论证[9]。但直至近年，仍有九上之说。[10]由此可见，这仍是一个尚待探讨的问题。
据武忠《墓志铭》记载：“洪武初有讳武云者，率其子满哥秃孙、可你、亦失哈慕义来归。太祖髙皇帝嘉其一门敬顺天道，尊事朝廷也，赐姓武氏，授田宅，给饩廪，恩养甚厚”。新资料的墓主武忠是洪武初“率其子满哥秃孙、可你、亦失哈慕义来归”的武云之孙。他家先世为“海西木里吉寨人”，“赐姓武氏”，是武云之子可你之子，即亦失哈之侄。亦失哈在洪武初随父武云归附明朝，“其后亦失哈入内廷为奉御，历升太监，镇守辽东”。说明亦失哈后来入内廷为奉御。奉御是内官之一种，从六品，地位低于太监、少监、监丞等，最终历升为辽东镇守太监。
重要的是，此《墓志铭》记载了墓主亦失哈之侄武忠随亦失哈前往奴儿干的事迹：“洪熙乙已奴儿干梗化，命亦失哈招抚，公从之有功。宣徳丁未归，授锦衣卫□戸。戊申再随亦失哈往奴儿干，中道奉勅谕山后有功，赏彩币；辛亥复随亦失哈往奴儿干，癸丑归献海青三百余，赏金织袭衣及彩币”。这里记载了武忠于洪熙元年（1425年）跟随亦失哈前往奴儿干招抚，宣德二年（1427年）归，授予锦衣卫百戸[11]；宣德三年（1428年）再随亦失哈前往奴儿干；宣德六年（1431年）复随亦失哈往奴儿干，至八年（1433年）归。由此，新发现的史料可以澄清以往关于亦失哈几次巡视问题的歧说，确证了亦失哈七上北海。
让我们结合《永宁寺碑》碑文分析。碑文说明永乐年间亦失哈有三次巡视，第一次是永乐九年（1411年）冬率官军一千余人，巨船25艘，开设奴儿干都司；第二次是永乐十年（1412年）冬自海西抵奴儿干及海外苦夷诸民；第三次是永乐十一年（1413年）秋，建寺塑佛。新发现的《墓志铭》则证明洪熙至宣德年间亦失哈三次到此巡视:第一次洪熙元年（1425年）去，宣德二年（1427年）归；第二次宣德三年（1428年）去；第三次宣德六年（1431年）去，八年（1433年）回归。虽然第三次所记宣德六年，与《重建永宁寺碑》的宣德七年有所出入，但是《墓志铭》记载此次至八年归，包括了七年在内,因此证实了亦失哈在永乐年间以后亦失哈三上北海的历史事实。这里还有一个余下问题需要解决，即《重建永宁寺碑》所云“永乐中上命内官亦失哈等”“五至其国”的问题。依前述《永宁寺碑》所记，明确只有三次，而依据学界早已发现的吉林船厂阿什哈达摩崖石刻，即在建寺立碑之后的永乐十八年（1420年），亦失哈还有一次巡视奴儿干。因此，永乐年间亦失哈就有四次前往奴儿干了；那么碑文中的五次，还有一次如何解释？这里我们可从碑文“永乐中上命内官亦失哈等”的“等”字上追寻，应是把《永宁寺碑》建碑之前，永乐皇帝先前派遣行人邢枢与知县张斌前往招抚的一次计算在内。《殊域周咨录》载:“本朝永乐元年,遣行人邢枢偕知县张斌往谕奴儿干,至吉烈迷诸部落,招抚之（吉烈迷进女色于枢.枢拒之不受)。于是海西女直、建州丈直、野人女直诸酋长悉境来附” 。[12]综上所述，永乐至宣德年间,总计亦失哈生平七次巡视奴儿干，即七上北海。加上其前邢枢最初招抚的一次，明朝永宣年间敕命招抚奴儿干达八次之多。
（二）海西女真亦失哈家族与开拓东北
俄国学者认为“亦失哈出身于海西女真,并在部落中有相当高的地位,与当时分布在松花江支流呼兰河流域的兀者卫的当权的氏族有血缘关系。在1395年中国与女真的战争中被俘,净身后在后宫任职。随之,凭借自己的才能,亦失哈受到青睐并逐步担任越来越高的职位”。[13]
根据武忠《墓志铭》新资料，亦失哈先世为“海西木里吉寨人”，这可以澄清文献记载中亦失哈误为广西人之说。[14]明代永乐七年（1409年）设有木里吉卫，后又见有木里吉河卫，位置在今嫩江县墨尔根江流域。亦失哈出身于海西女真, 有可能与当时分布在松花江支流呼兰河流域的兀者卫当权氏族有血缘关系，但是俄国学者推测他被俘净身，在新资料发现后已被证明是不确的。宣德十年（1412年）任命亦失哈为辽东镇守太监，至景泰元年（1450年）因其年高命回京，他在辽东镇守太监任上长达16年之久。后来奴儿干都司名称不太见到提及，但其所属卫所持续存在，根据亦失哈的镇守太监职任，可以推测当时奴儿干所属卫所已可能直接隶属于辽东都司了。
《重建永宁寺碑记》中记载: 奴儿干“道万余里，人有女直或野人、吉里迷、苦夷。非重译莫晓其言，非威武莫服其心，非乘舟难至其地。”这里说明“非重译莫晓其言”，奴儿干之地有女真人生活在那里，笔者认为无论是民族因素，还是语言因素，都是永乐、宣德皇帝考虑任命亦失哈为统帅多次巡视奴儿干的重要因素。根据新发现《墓志铭》，出身于海西女真聚落的亦失哈，其家族是一个海西军功家族，可证明海西女真人是明朝开拓东北黑龙江下游直通北海区域的主要依靠力量。亦失哈在奴儿干两次建立永宁寺，明朝以佛教作为具有凝聚力的纽带，团聚散在奴儿干都司区域的女真、失列迷、苦兀等地方各族，由此建立的贡赐关系，也即贡赏制度，是东北直达北海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也即东北亚丝绸之路发展的基础。
亦失哈深受重用，担任都知监太监，多次被派遣巡视奴儿干，后又任辽东镇守太监达16年之久，海西女真在建立奴儿干都司，和对明初开发东北黑龙江下游区域的作用，由此凸显了出来。亦失哈之侄武忠随亦失哈三上北海后，战功累累，是明初海西军功家族的典型一例。
武忠的经历，反映了海西军功家族的延续。据《墓志铭》，武忠出生于永乐九年（1411年），洪熙元年（1425年）当时他14岁就随叔父亦失哈前往奴儿干，他在三次前往奴儿干以后，其生平“衘命出使凡二十余行”。查《国朝献征录》载《中军都督武忠传》记：“宣徳中遣使奴兒干，授锦衣卫百户”后屡立功劳，为“会昌侯孙继宗之婿，子拱嗣为指挥使带俸锦衣卫，同知中军都督府事”。[15]会昌侯孙继宗是明宣宗孙皇后之兄，《明史·外戚传》载外戚中, “惟英宗时，会昌侯孙继宗以夺门功，参议国是”，因之“婿指挥使武忠进都指挥佥事”，乃至“宪宗嗣位……朝有大议，必继宗为首”。[16]在天顺至成化年间，武忠的身份是武官兼通事，在中央与东北地方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墓志铭》的内涵作全面的史学分析, 这个家族的历史表明，海西女真在明朝前期被倚重，在明初东北的开拓发展、对打通东北亚丝绸之路做出重要贡献。当时明朝信任海西女真人,因为他们会讲女真语, 熟悉派往地区各族的风俗习惯,明朝认识到他们在东北地区社会秩序建立中的重要性，对亦失哈家族的重用，是明朝民族政策的成功范例。长期以来，由于建州女真是后来清朝建立者，故备受关注，但亦失哈家族新资料提供的历史信息启示我们，明朝海西女真对于东北地区开拓治理的功绩值得研究。
永宁寺碑,为纪念永宁寺的修建而立。永宁寺是敕修寺庙，寺名寓意“祈愿奴儿干地区与人民永世昌宁”,不仅是佛教的象征，而且是明朝皇家对于北海边地的首次文化介入，标志着地域文化开启了新篇章。
碑刻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料,不仅能补充文献的遗缺,而且还可以真实的还原一个区域一段时期的政治文化面貌。元代颇具多民族国家的特征，形成多元文化一体、多民族融合的格局，为明朝所继承。从《永宁寺碑》可以看到奴儿干都司建立过程，以及明朝与奴儿干地区各族的关系，也凸显了奴儿干多种文化并存的情况。永宁寺碑正反两面刻有汉、蒙、女真三体文字，邢枢所撰《永宁寺记》的汉文,镌刻于碑的正面,而根据汉文译成的女真文、蒙古文载于碑的背面。碑文反映有多民族人士参与，适应这个地区民族“杂居”,即汉、蒙、女真诸族居住的特点,所以永宁寺碑用汉、蒙、女真文字铭刻，这很容易理解，但碑侧刻有汉、蒙、藏、女真四种文字的六字真言，这里为什么出现了藏文呢？杂居不能说明用藏文书写的问题，当地并未发现有藏族居住。以往学界对此没有太多关注，而六字真言正是藏传佛教的特征，它出现在永宁寺碑上，说明永宁寺是一座藏传佛教寺庙。
敕修永宁寺是一座藏传佛教寺庙，这还要从明朝永乐皇帝与藏传佛教的关系谈起。自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发展为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以及南传佛教三派。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是指传入西藏的佛教分支。明朝初年对藏传佛教人士的封授,以永乐年间封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为大宝法王、封萨迦派首领为大乘法王、封格鲁派高僧释迎也失为西天佛子(宣德年间加封为大慈法王)最为重要，其次是封藏传佛教的高僧为大国师、国师及禅师等。[17]永乐时藏僧哈立麻被迎至南京为“大宝法王”, “从者孛罗辈悉封为大国师，并赐印诰、金币等”，史载哈立麻传教就是教人念六字真言，“信者昼夜念之”。[18]
《永宁寺记》碑侧,用汉、女真、蒙、藏四种文字,镌刻的“六字真言”, 又称六字大明陀罗尼，汉文为‘唵嘛呢叭（口弥）吽’。“六字真言”是从印度传入西藏的一条梵文咒语, 在藏传佛教中最受尊崇，密宗认为这是佛教秘密莲花部之根本真言，亦即莲花部观世音的真实言教，故称六字真言，又称六字大明咒。至迟在8-9世纪时，六字真言在吐蕃中即已出现。随着藏传佛教发展，六字真言的广泛传播，始自元朝。
重要的是，此咒语在12世纪以后，在西藏成为专指观世音的真言。从永宁寺碑见有：“先是,已建观音堂于其上,今造佛寺”之文，可知此前那里存在一个观音堂，四种文字六字真言在此出现，也就不奇怪了。至于藏传佛教何时传入永宁寺碑所立的奴儿干地区的问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此地在明朝之前就已建立了观音堂，一般认为是在元朝建立，而抑或明朝在建立永宁寺前，先建立了一个观音堂？也未可知。以明朝官方到这里敕建永宁寺，第一次还遭到当地吉列迷人的拆毁，说明此前当地人没有接受和认同佛教，而当地人对于敕建佛教寺庙的接受与认同，不仅是一个文化传播与认同过程，而且还是对于明朝国家的接受与认同过程。明廷修建这座寺庙所化费的人力物力表明,中原王朝欲将地方社会纳入官方文化的轨道以安定北海边地。
杨富学先生指出：六字真言题字在全国各地都很常见。多为梵、汉、藏、八思巴4种文字。在通常情况下，不同文字的六字真言都是单体而刻，少数用2种文字合璧镌刻，如杭州飞来峰即有梵汉合璧的六字真言题刻。但三种以上多体文字镌刻的六字真言罕见。他认为仅于河西地区有发现，最负盛名的是今存于敦煌研究院的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年所立《莫高窟六字真言褐》，体现了对不同民族文化的尊重。[19]
两种以上的多语种佛教文献 “合璧”盛于元朝。元大都至正五年（1345）修筑的居庸关云台券门刻写六种文字 ( 梵文、汉文、八思巴蒙古文、回鹘文、西夏文、藏文)佛教咒语，彰显了元朝多元文化的恢弘气象。亦失哈在黑龙江入海口附近树立的 《永宁寺碑》，以汉文、蒙古文、女真文、藏文六字真言四体合璧的形式，昭示了明朝继承了蒙元帝国多元文化遗产，是多元文化远达于北海的历史见证。
六字真言自元代以来随着藏传佛教的流行而盛传。多种文字六字真言在奴儿干的出现，说明明朝希望通过以多体六字真言的方式，作为向不同民族宣教的纽带，凝聚当地各民族对尊崇藏传佛教的明王朝的向心力。这应该说是有效果的，经过两度建寺立碑，后来19世纪初日本松前藩派遣间宫林藏探察库页岛和黑龙江下游地区,曾亲见当地人“将所携带之米粟草实散布于河中,向此碑遥拜”。[20]
还有一个与六字真言相关的问题，就是当年永宁寺附近有一个大明陀罗尼真言的经幢存在。1855年，俄国帕尔米金发表《阿穆尔河航行志》，提到那里的八角形柱子，他请教了蒙古族喇嘛，读出了大明陀罗尼真言。[21]据此，曾经在永宁寺附近已佚的柱子或曾经被误为砖塔的，很可能是陀罗尼经幢。幢的本意是旌旗, 陀罗尼经流行后, 常将经书写于幢上,佛教信徒为使《陀罗尼经》永存, 将陀罗尼经刻在上有顶、下有座的八棱石柱上, 形成经幢。经幢一般由幢座、幢身、幢顶三部分组成，逐级雕刻,累建而成,多者达二十几级。经幢一般放置在寺院、交通要道、墓侧等地方, 对于经文流传有很大影响。经幢的建造兴起于唐代, 盛行于唐、宋，元代以后逐渐没落, 但明清时期仍有建造。
明永乐、宣德年间，亦失哈七上北海，从北京到吉林船厂出发，凸显出东北亚丝绸之路水陆联运的特点。
明人冯瑗《开原图说》记载：“国初开原幅员甚阔，西路四站直接广宁，东路九站直通朝鲜，北路九站径达海西。”北达海西，实际上即指海西连接奴儿干都司，贯通辽河平原、松嫩平原、三江平原，到达黑龙江入海口和北海库页岛。明代大量“丝绸诸物”由辽东“丝关”开原（今辽宁开原）经“海西东水陆城站”运往东北腹地乃至北海、库页岛，远至北海道。 海西之称，始自元代。一般说来，元明时泛指牡丹江、松花江会合处以西松花江流域，是明朝人对居住在松花江大屈折处及今哈尔滨以东阿什河流域女真人统称。根据学者考察，明代女真人分为海西女真、建州女真和野人女真三大部，是明朝后期形成的概念。明末姚希孟记述：“其族有三：曰建州女直、曰海西女直、曰野人女直。永乐初，野人酋长来朝，已建州、海西后先归附。置建州等卫一百八十四，设奴儿干都司以统之……仍市马于开原，野人处极东，毎入必假道海西，贡市无常”。[22]自奴儿干都司建立以后，直至黑龙江下游地区的卫所，往往都称为海西某某卫，据明人记载，后来将黑龙江下游的许多野人女真都归入了海西的范围。海西地区是明代辽东前往黑龙江流域的枢纽。值得关注的是，以海西命名的贡道有东西两条，充分说明了海西地位的重要性：
一是“海西东水陆城站”，从底失卜站(今哈尔滨市双城区西花园屯大半拉子古城)起，沿松花江而下，经松花江、黑龙江下游两岸45个驿站，到亨滚河(又名恨古河、恒古河)口北岸的满泾站(奴儿干西五里)止，共55个城站。这是奴儿干都司联系内外直达北海的交通道路。“海西东水陆城站”路从满泾站渡过鞑靼海峡进入“苦兀”（今库页岛）北端，再南下到达“苦兀”最南端白主。由白主南下越过宗谷海峡抵达北海道。中国的“丝绸诸物”，在那里称为“虾夷锦”。通过库页岛进入北海道，再传往日本内地。[23]
一是“海西西陆路”， 从肇州(今黑龙江省绥化市肇东县四站镇“八里城古城”)起，越过松花江、洮儿河、雅鲁河，经呼伦贝尔大草原，到兀良河(今归流河上游的乌兰河)。是明初兀良哈等卫的贡道。
综上所述，有“海西东水陆城站”通往黑龙江下游,有“海西西陆路”通往兀良河一带,还有沿嫩江北上通往今瑷珲一带的古道。明朝以海西为基地,以兀者等卫为中介,北进经营黑龙江流域；同时,黑龙江流域各女真卫所均经由海西南下朝贡。因此,明朝把海西地区的女真卫所和定期经由海西南来朝贡的女真卫所统称海西卫分或海西女真。海西卫分分布于开原之北、松花江及黑龙江流域的广阔地域, 《满文老档》卷七十九、卷八十、卷八十一中,载有卫所300余,基本上属于海西卫分;载有敕书360余道,是这些卫分在嘉靖后期—万历三十八年间先后换得的，表明这些卫分至明末仍然存在,并保持着与明朝的隶属关系。[24]
在东北不设州县而广设卫所，是明代对于东北之地管辖的特点。14I1年(永乐九年)，亦失哈等前往“开设奴儿干都司”，“兴立卫所”，“置只儿蛮、兀刺、顺民、囊加儿、古鲁、满径、哈儿蛮、塔亭、也孙伦、可木、弗思木十一卫”[25]。其中囊加儿卫设于库页岛的西北部（今俄萨哈林岛）。从此，“间岁相沿领军，比朝贡往还护送，率以为常”[26]。值得注意的是，从遥远的北海，女真、吉列迷、苦兀等民族朝贡封赏都是直接到达北京，以中原为起点，直达北海的东北亚丝绸之路以此在明朝漫长的近300年间连绵不断。
永宁寺碑的研究，牵涉东北亚丝绸之路研究的问题，揭示了整体丝绸之路研究视野的重要性，即海陆、水陆兼程是东北亚丝绸之路的特性。长期以来，东北亚丝绸之路的研究，学界关注的主要是驿站，其实这条丝绸之路上不仅有驿站的连接，而且也表现在明代卫所的设置上。从明朝奴儿干都司的卫所设置情况来看,与东北亚丝绸之路密切相关，这是以往学术界鲜见阐释的一个重要方面。根据嘉靖《辽东志》，笔者注意到河与卫的关系。在其中所载335个卫所中，有131个沿河设置，名称都是某某河卫，[27]这反映出明初所置卫所因河得名者多，而且还有以海为名的，都是设立在江河流域地带；甚而一些名称上没有河字，查其地理位置却也在江边的，这种现象凸显了江河流域与卫所的关系，反映了明朝设置一站式驿站交通要线外，沿江河广置卫所，大多在江河流域的节点上设立卫城的特点。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大量适应沿流域而居的民族迁徙特点设置的卫所，事实上成为明代交通网络的新样态。这些卫所布满通往北海的交通节点，也反映了流域文明的特性。明朝卫所分布陆海，内外联动，直接通往北海，即今天的鄂霍茨克海。海西东水陆城站的部分城站与卫所重叠，构成了黑龙江下游通往北海丝绸之路的完整系统。卫所多置于河流道路交通节点上，反映了交往道路类型的多样性，因此我们不应仅仅关注驿站，还应从卫所设置空间结构来看，卫所沿流域连接了重要城市与地区，说明了明代支线道路交通网络更为完善的历史事实。
明人杨道宾奏疏曾云: “自永乐初年野人女直来朝，其后海西、建州女直悉境归附，乃设奴儿干都司，统卫所二百有四，地面城站五十有八，而官其酋长自都督以至鎭抚，许其贡市，自开元以达京师”。[28]根据黎敬文先生研究，奴儿干都司的辖境，北到黑龙江口，南与辽东都司衔接。奴儿干都司建立以后,从永乐八年（1410年）)到正统十二年（1447年）,37年又增设了52个卫,加上以前设置的132个卫,共184个卫,还有20个所,58个地面、城、站。从景泰初到嘉靖末(1450-1566年)100多年间,明代又增加和改建了若干卫所。[29]据《明实录》成化十四年（1478年）记载,仅海西部分的卫所,就有200余个。[30]万历《明会典》记载,奴儿干都司所属卫所,包括兀良哈三卫在内,共384卫。[31]其中以海西地区设立的卫所最多，分布在开原以北,直至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明史》记载：“永乐间，设马市三：一在开原南关，以待海西；一在开原城东五里，一在广宁，皆以待朶颜三卫。定直四等：上直绢八疋，布十二，次半之，下二等各以一递减。旣而城东、广宁市皆废，惟开原南关马市独存”。[32]这也说明了海西女真在对外经济发展方面的优势所在。
更重要的是，明朝辽西向东北与以开原“丝关”为枢纽的丝路连接，进入“海西东水陆城站”路，直达黑龙江下游、北海库页岛境内；向西进入蒙古“兀良哈”部，与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相衔接；向东与朝鲜“贡道”相连。将永宁寺碑结合其他明代文献进行综合考察，表明当时陆海相连的东北亚丝绸之路，主要干线之一是北京-阿什哈达（吉林）-松花江-黑龙江-鄂霍茨克海-库页岛-日本北海道，所谓虾夷锦文化由此而生。
聚焦东北亚丝绸之路，在关注驿站的同时，应对于奴儿干都司给予更多的关注，其卫所设置及其网络是东北亚丝绸之路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
蒙元帝国崩溃后，如何面对外部世界，明代永乐皇帝做出重大抉择，明代丝绸之路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过去笔者主要关注了西域、东洋、西洋方面，亦失哈建立在奴儿干都司所在地的永宁寺碑，具有丰富的历史信息，以上的探讨，试图略补北海方面研究的阙失。在全球史视野下，无独有偶，郑和在永宣28年间（1405-1433）七下印度洋，亦失哈在永宣22年间（1411-1433年）七上北海，二者交相辉映，共同为丝绸之路的开拓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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