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兩種元明遞修本。一為鐵琴銅劍樓所藏、黃廷鑒校宋刻元明遞修本《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此本卷首有鈔補紹興十年黃次山紹興重刻臨川文集序、王珏《題後》，題為《臨川先生文集》總目，次為正文，卷末無題跋。瞿鏞著錄曰：

此臨川曾孫珏刊本。前有小序云：“曾大父之文，舊所刊行，（中略）王珏謹題。”又有總目，惟載某卷之某卷、某體詩、某體文。其細目載每卷前，目後卽接本文。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字。書中“桓”字作“淵聖御名”，“構”字作“御名”，“愼”、“敦”、“廓”字不闕筆。雖有後來修板，謬誤不少，而原書尚是紹興舊刻可知。^[93]

中國國家圖書館另藏一種宋刻元明遞修本《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二十冊。此本卷端題為“臨川先生文集”，書口題“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一”。然卷首無黃次山《紹興重刻臨川文集序》，無總目，而徑入正文，亦無黃廷鑑校語，惟卷末有王珏題識。潘宗周著錄曰：

此為臨川先生曾孫珏刊本，卷末有紹興辛未孟秋旦日右朝散大夫、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王珏題記，歷述校刊顛末。是本宋避諱至高宗至，蓋為是集最初刊本。惟印本漫漶，且多補刊之葉，然《臨川集》實以是為最古矣。

版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二字。左右雙欄。版心白口，單魚尾。上間記字數，下記刻工姓名。書名題“臨川集幾”。其有闊黑口者，皆補版，無刻工姓名。^[94]

關於“杭州本”和“臨川本”的關係。如上所述，王珏於杭州刊刻王集，所依據的主要是薛家所藏王集遺稿，以及自家所藏王安石遺文。遇有殘缺不全，王珏再據“閩浙舊本”、“臨川本”、“龍舒本”等校正補足。從其自述來看，“杭州本”決非來自“臨川本”，後者充其量只是他所用的一個校本而已。“臨川本”與“杭州本”，理應屬於兩個不同的版本系統，相差甚遠。

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江西巡撫何遷於撫州刻《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由於卷首錄入黃次山為“臨川本”所撰《紹興重刊臨川文集序言》，而在此之前，嘉靖二十五年（1546）象山應雲鸑於臨川知縣任上重刻《臨川王先生荊公文集》一百卷，明嘉靖十三年（1534）劉氏安正堂刻《臨川王先生荊公文集》一百卷，均無黃序，於是人們以為，何遷是據詹大和“臨川本”覆刊。四庫館臣曰：“今世所行本實止一百巻，乃紹興十年郡守桐廬詹大和校定重刻，而豫章黃次山為之序。”^[95]此後各目錄學家皆踵武館臣之說，如彭元瑞^[96]、陸心源^[97]、曾釗^[98]、丁仁^[99]、張之洞^[100]、葉德輝^[101]、祝尚書^[102]，等等，何刻覆宋遂成定說。瞿鏞曰：

覈之明繙詹大和刻本，卷第皆同，惟輓詞類中少《蘇才翁輓詞》二首，集句中少《離昇州作》一首，而多《移桃花》一首，詩云：“舍南舍北皆種桃，（中略）君能酩酊相隨否？”案此詩不似集句，疑當時誤編入也。^[103]

瞿氏接受館臣的觀點，認定“何刻本”即“繙詹大和刻本”，然與遞修本相對校，知二者實為同一版本系統，版式、編次均相同，只有一首挽詞、一首集句稍異。余嘉錫引上述文字評論曰：

近人張釣衡《適園藏書志》卷十一記所藏宋刊本，其說與瞿氏同。嘉錫按：黃次山末題紹興十年，王珏序題辛未，即紹興二十一年。序中所稱“臨川本”，正謂詹大和本也。薛昂奉敕編集，搜羅固應完備，所編之本，雖經兵燹散失，珏既訪諸其家而得其遺稿，則其所刻宜與詹本大相逕庭。乃據瞿、張兩氏所言，以詹本與之對覈，僅有詩三首彼此不同，其餘竟無以大相遠。然則珏所謂“是正精確”者，不過文字校勘而已，而初印本又不傳，究之精確與否，尚未可知也。^[104]

余氏也先認定“何刻本”為翻刻詹大和“臨川本”，繼而發揮瞿氏之說：既然王珏搜得薛昂遺稿，其“杭州本”理應與“臨川本”大相逕庭。乃據瞿、張所言，以“臨川本”與之對覈，僅有詩三首彼此不同，其餘竟無以大相遠。進而懷疑：“然則珏所謂‘是正精確’者，不過文字校勘而已。”

“杭州本”與“臨川本”理應“大相逕庭”，但以所謂翻刻“臨川本”的“何刻本”與“杭州本”相對勘，“僅有詩三首彼此不同，其餘竟無以大相遠”。顯然，這只有兩種可能：一是“何刻本”其實也只是“杭州本”，“直接或間接據杭本重刻”^[105]；二是“杭州本”直接根據“臨川本”刊印，故所謂翻刻“臨川本”的何刻本與“杭州本”無甚差異。^[106]

筆者以為，第二種可能性很小。如王珏所言，“杭州本”是以他家藏王安石遺文和“薛本”遺稿為主體刊刻而成，“臨川本”、“龍舒本”以及“閩浙舊本”等，只是充當了參校補足之用。很難相信，王珏是在信口開河。至於後人將“何刻本”視為覆刻“臨川本”的最重要證據——收錄黃次山序，其實並不稀奇。除了“臨川本”外，黃序尚保存于黃次山（彦平）的《三餘集》中，文字與“臨川本”全同。《三餘集》在南宋孝宗朝便已流傳士人群體中，淳熙十四年（1187），黃次山之子將《三餘集》刊印傳世，謝諤撰序，湯思謙題後曰：“《三馀》詩文，流誦士大夫間有年矣。”^[107]之後，《三餘集》流行不絕。《宋史》卷二百八《藝文七》著錄為“《玉餘集》十卷，黃季岑”^[108]，“玉”當為“三”之訛。元代中後期，黃氏後人在豐城仍然文脈相傳，蔚為地方名家。黃得禮（次山之父）七世孫黃壁重刻得禮文集，揭傒斯為之撰序曰：

豐城文物之盛，（中略）至宋彬彬不可勝載矣。而黃氏居沇溪之上，相望數世，以文章學術顯名天下，葢自柳州公始。公諱得禮，字執中。（略）惟黃氏由金華徙豐城，蓋數百餘年矣。訖宋之世，登進士第者十有三人，而公之子吏部郎中次山，公之孫禮部尚書疇若為最顯。其行事則載之國史，其文章則吏部《三餘集》、尚書《竹坡集》世多有之，故不復論。^[109]

《三餘集》“世多有之，故不復論”，可見其流傳之廣。它與《竹坡集》、黃得禮文集，共同構成了豐城地域文化的標誌。下迄明代，《三餘集》仍然廣為流傳，猶存全帙。明《文淵閣書目》卷九著錄：“黃次山《三餘集》，一部二冊，全。”^[110]《內閣藏書目錄》卷三載：“《三餘集》二冊，全，宋知邵州豐城黃次山著，凡十卷。”^[111]作為江西巡撫，何遷在刻王集時，完全有可能將《三餘集》中黃次山為“臨川本”所撰序言，冠于所刻王集之首。這也是明人刻書的一貫作法。

更重要的是，儘管除黃序、年譜、沿“閩浙舊本”等信息外，我們對“臨川本”的版式、內容等所知無幾，但“臨川本”既已流行，必有不少士人得見。根據南宋士人，特別是高宗紹興朝士人的片言隻語，我們可以大致瞭解其中所收詩文情況，由此將“臨川本”、“杭州本”甚至北宋“薛本”予以清晰界分。周煇《清波別志》卷中載：

王荊公志錢公輔母夫人墓，錢乞改定。公答書謂：“家廟以今法准之，恐足下未得立。得甲科，為通判，通判之廨有池台竹林之勝，何足為太夫人榮？”是固然矣。至云：“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荊公之文，信自有意義，後學焉能窺測？臨川荊公集志公輔母蔣夫人，末云：“孫七，皆幼。”豈從其所請，或後來増入耶？煇頃於故家，得汴都所刊荊公集,無“七孫，皆幼”四字，且以宗室墓誌別為一卷。今臨川本無之。^[112]

嘉祐六年（1061），王安石為錢公輔母親撰寫墓誌銘，撰成後錢頗不滿，因墓誌沒有提及錢母有孫七人、有子得甲科任通判等事。於是錢致書王安石，要求改寫，但遭拒絕^[113]。此即《別志》所述。周煇生於欽宗靖康元年（1127），長期居住杭州，至慶元四年（1198）時年七十二歲，“壽祉方增”。^[114]他所見的“臨川荊公集”、“臨川本”，即詹大和“臨川本”；他於故家所得之“汴都所刊荊公集”，應即北宋薛昂所編王集。周煇曾祖為周種，與王安石有中表親，曾受學于王，政治立場偏向新黨。元祐三年（1088），周種因上疏乞以王安石配享神宗而遭黜^[115]。所謂“於故家”，很可能即是同在杭州的薛家。北宋“薛本”與“臨川本”，周煇均曾寓目。據他所言，王安石為錢母所撰墓誌銘中，“薛本”中並沒有“七孫皆幼”四字（這應當是王安石初稿），但“臨川本”中則有。這既可能是王安石最終從錢所請，予以增加，也有可能是上石時喪家擅補。另外，“汴都所刊荊公集”中，宗室墓誌單獨列為一卷，但“臨川本”、“龍舒本”均無此卷。

今按“杭州本”、“何刻本”卷九十八收錄墓誌15篇，墓主分別是御史王公（平）、孔處士（旼）、致仕王君（乙）、員外郎張君（祹）、謝景回、司法參軍杜君（渙）、金溪吳君（蕃）、分司南京沈公（周）、吳錄事（蕡）、郡公宗辯、南康侯仲行、華隂侯仲厖、祁國公宗述、將軍仲夔、大將軍世仍，後6篇即宗室墓誌。而據周煇所言，“臨川本”則無此宗室墓誌一卷（“龍舒本”也僅有宗辨1篇，至於“臨川本”所“仍”之“閩浙舊本”，必然也無此6篇宗室墓誌）。這說明，“杭州本”的確是以“薛本”遺稿為基礎，而非來自“臨川本”。6篇特殊身份的宗室墓單獨列為一卷，這應當是“薛本”獨有，體現了奉詔置局修書的獨特優勢，而王珏將之納入“杭州本”。宗室墓誌之外的9篇墓誌，應是王珏重新分卷編排或取他本所補。“何刻本”與“杭州本”全同，證明“何刻本”決非翻刻“臨川本”，而是根據“杭州本”重刻。至於“孫七皆幼”，“薛本”中無，而“臨川本”、“龍舒本”有，今“杭州本”、“何刻本”皆有。這應當是王珏在刊刻時參校以“臨川本”、“龍舒本”，據以補足。

還有一條堅強的證據。洪邁《容齋四筆》卷七載：

“楊柳鳴蜩緑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荊公《題西太一宮》六言首篇也。今臨川刻本以“楊柳”為“柳葉”，其意欲與荷花為切對，而語句遂不佳。此猶未足問，至改“三十六陂春水”為“三十六宮煙水”，則極可笑。公本意以在京華中，故想見江南景物，何預于宮禁哉！不學者妄意塗竄，殊為害也。彼蓋以太一宮為禁廷離宮爾。^[116]

洪邁是南宋著名學者，主要生活于高宗、孝宗、光宗三朝，其《容齋隨筆》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此處所提及的“臨川刻本”，當然即詹刻“臨川本”。《西太一宮》兩首六言詩，是王安石詩歌中的傑作，素有六言冠冕之稱。然而，此篇第一首各本異文相去甚遠。據洪邁所見“臨川本”，是“柳葉鳴蜩緑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宮煙水，白頭想見江南。”而洪邁指出，正確的版本是：“楊柳鳴蜩緑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這與蔡絛《西清詩話》所載是一致的：“元祐間，東坡奉祠西太乙，見公舊題：‘楊栁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117]西太一宮建于仁宗天聖六年（1028）開封西南八角鎮，用以奉安太一神像。蔡絛所言，自是親眼所見，可為定本。且哲宗元祐初年，蘇軾、黃庭堅均有次韻之作，所次之韻便是“酣”、“南”。^[118]

王詩原作，應是“楊柳鳴蜩緑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而“臨川本”擅自將“楊柳”改為“柳葉”，將“三十六陂”改為“三十六宮”，遂遭洪邁嘲笑。但王珏刻“杭州本”，前二句與此大相徑庭，作：“草色浮雲漠漠，樹隂落日潭潭一作：柳葉鳴蜩緑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煙水一作宮煙，白頭想見江南。”詩中原注的“一作”，即“臨川本”。可見，王珏所刻前二句自有底本，應當就是沿襲“薛本”，而“臨川本”只是他所用的校本之一。這與王珏題識所言完全吻合。現存“應刻本”、“何刻本”等明刻本全作“草色浮雲漠漠，樹陰落日潭潭”，正說明它們同屬王珏刻宋元明遞修的“杭州本”系統，而決非“臨川本”（“龍舒本”同）。另外，此詩李壁注本作：“柳葉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注曰：“一作：‘草色浮雲漠漠，樹陰落日潭潭’者，非此篇。”又注曰：“‘春’，一作‘煙’。”^[119]李壁為王詩作注已是南宋中後期，“杭州本”必曾寓目，故所出異文有“草色浮雲漠漠”。而“春水”作“煙水”，則既非“臨川本”，也非“龍舒本”、“杭州本”，很可能就是“閩浙舊本”。

又如陸游《家世舊聞》卷下載：

先君言：“今《臨川集》中，有《君難托》一篇，是平甫詩，自載平甫集。議者便謂荊公去位後所作，此淺丈夫之論也。”^[120]

陸游父親陸宰，紹興十八年去世。他所見的自然絕非“杭州本”，而是詹刻“臨川本”。據他所言，其中便有《君難托》。而現在通行的“杭州本”、“應刻本”、“何刻本”中皆無此詩。

“臨川本”的收錄情況，由其他南宋筆記也可得知一二。《能改齋漫錄》就是考察“臨川本”的珍貴史料：

王荊公有唐律一首《寄池州夏太初》，今集不載。其敘云：“不到太初郎中兄所居，遂已十年，以詩奉寄。”詩云：“一水衣巾翦翠綃，九峰環珮刻青瑤。平生故有山川氣，卜築兼無市井囂。三葉素風門閥在，十年陳跡履綦銷。歸來早晩重攜手，莫負幽人乆見招。”^[121]

《漫錄》作者吳曾，字虎臣，政和二年（1112）生於撫州崇仁。夏太初名希道，慶曆年間知繁昌縣，頗有治績，王安石為撰《繁昌縣興學記》，曾鞏為撰《繁昌縣興造記》。《漫錄》所載“唐律一首寄池州夏太初”，今“杭州本”卷三十收錄，題為《不到太初兄所居遂已十年以詩攀寄》，“何刻本”、“應刻本”等同，“龍舒本”無。吳曾既云“今集不載”，則他當時所見的王集，必非紹興二十一年（1151）“杭州本”。其次，北宋“薛本”編成於宣和四年（1122），四年後遭靖康之變，毀於兵燹，僅有遺稿保存薛家。而靖康元年（1126）十五歲時，吳曾方隨伯父入太學，之前一直居住在撫州，入太學後，因遭靖康之變，吳曾旋歸撫州。直至紹興十一年（1141 年）六月，因獻《左氏發揮》，以布衣特補右迪功郎^[122]。作為一介普通士人，他幾乎沒有可能接觸到“薛本”。第三，“龍舒本”刻于舒州郡齋，紹興十年（1140）後刊行於世。吳曾在撰寫《漫錄》中此條目時，是否讀過“龍舒本”呢？按《漫錄》卷十一載：

荊公嘗任鄞縣令。昔見一士人，収公親劄詩文一卷，內有兩篇，今世所刋文集無之。其一《馬上》云：“三月楊花迷眼白，四月栁條空老碧。年光如水盡東流，風物看看又到秋。人世百年能幾許？何須戚戚長辛苦。富貴功名自有時，簞瓢捽茹亦山雌。”其二《書會別亭》云：“西城路，居人送客西歸處。年年即問去何時，今日扁舟從此去。春風吹花落高枝，飛來飛去不自知。路上行人亦如此，應有重來此處時。”^[123]

《馬上》《書會別亭》二詩，“杭州本”、“何刻本”、“應刻本”等皆收。“龍舒本”不收第一首，但收有第二首。既然吳曾明言此二詩“今世所刋文集無之”，那麼，他當時所見到的王集，也決非“龍舒本”。

從吳曾履歷、交遊來看，他當時所見應當就是與“閩浙舊本”屬於同一系統的詹刻“臨川本”^[124]。“臨川本”刻於紹興十年（1140）詹大和知撫州任上，半年後詹去世，其刻本當最先流行於撫州地區。而吳曾於紹興十一年（1141 年）六月因獻《左氏發揮》以布衣特補右迪功郎，之後久不得調，居撫州待闕。紹興二十二（1152）年，方任敕令所刪定官、太常寺主簿、玉牒檢討官等。直至紹興二十七年（1157），著成《能改齋漫錄》^[125]。作為居家侯闕的地方鄉賢，他應當可以最先接觸到詹刻“臨川本”。這在《漫錄》中也有跡可尋。雖然《漫錄》未載吳與詹的交往，但吳曾紹興十一年至二十年（1141—1150）居撫州期間，為詹刻本作序的黃次山也一直居於撫州，“肆力於學”^[126]。二人均為寓居撫州的鄉賢士大夫，且均對王安石持有同情回護之心，《漫錄》中即有數處引用黃的議論見解^[127]，可見二人交遊之密切。

既然吳曾所見只能是詹刻“臨川本”^[128]，那麼通過《漫錄》中所徵引的王安石詩文（吳自文集得見，而非其他詩話、筆記），就可以進一步瞭解“臨川本”與“杭州本”系統的差異。今列表如下：

其中，《漫錄》卷七載：“荊公上曾魯公詩云：‘且開京洛蕭何第，未泛江湖范蠡船。’”^[129]此二句出自王安石《謁曾魯公》詩，“杭州本”卷十七作：“且開京闕蕭何第，未放江湖范蠡船。”“闕”下，原注曰：“一作洛。”^[130]所謂的“一作”，便應指“臨川本”而言。

至於“杭州本”在何種程度上沿襲“薛本”，由於後者不傳，已無法確認。但從一些異文中，仍可窺見一些珠絲馬跡。例如《與薛肇明奕棋賭梅詩輸一首》，李壁注引吳曾《能改齋漫録》：

荊公在鐘山下棋,時薛門下與焉,賭梅花詩一首,薛敗而不善詩,荊公為代作，今集中所謂薛秀才者是也。^[131]

薛門下即薛昂，徽宗政和三年（1113），“蔡京復用事，昂復自尚書右丞爲左丞，遷門下侍郎”^[132]。元豐六年，薛至金陵拜訪王安石，弈棋賭作梅花詩，王安石為之代作。其時薛尚未及第，故吳曾所見“臨川本”稱其為“薛秀才”（“龍舒本”同），應是王詩原本。而今“杭州本”、“何刻本”等，“薛秀才”皆易作“薛肇明”。這極有可能是薛昂編文集時所改，以更加明顯地凸顯薛、王之間不同尋常的關係，而王珏刻印時則沿襲了薛本。於是“臨川本”、“龍舒本”中的“薛秀才”，被改成了“薛肇明”^[133]。“應刻本”、“何刻本”等皆源自“杭州本”，故全部相同。

“杭州本”刻成後，憑藉京都行在的便利條件，很快就以杭州為中心向周邊州縣士人群體中流傳。馬里揚認為，撰成于孝宗乾道三年（1167）的《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其中所引王安石詩歌即出自“杭州本”。^[134]王珏也曾將“杭州本”作為禮物，贈予僚友晁公溯。晁公溯《（與）王提刑四》曰：“特遣函使，賜之名酒嘉肴與《臨川文集》，此豈今世所有哉？”^[135]王珏卒後，晁為撰墓誌銘。紹興二十三年（1153），吳說在杭州刊刻《古今絕句》，收杜甫、王安石二家絕句共六卷，其中王安石作品占五卷，共613餘首^[136]。所收詩歌即吳說手書付梓，其編排次序，除《永昭陵》前十一首外，其他與“杭州本”全同。二者對勘，可知《古今絕句》即以“杭州本”為底本，同時參校“龍舒本”而編成。如“杭州本”卷二十九《題永昭陵》“神闕澹朝暉”，“澹”字“龍舒本”、李注本皆作“淡”，《古今絕句》作“澹”。六言詩《西太一宮》，《古今絕句》則同于“龍舒本”而非“杭州本”。吳說是著名詩人王令外孫，與王珏也有親戚之誼^[137]，極有可能是“杭州本”刻成後，王珏呈給吳說，而吳據之編選《古今絕句》。

孝宗朝後，王集在南宋的流傳至少有以下幾個版本：“閩浙舊本”、“臨川本”、“龍舒本”、“杭州本”。前二者大致相同，應當分為前、後集，共180卷。而後二者，則均為百卷本。至南宋中後期，《遂初堂書目》著錄王安石著述有《王荊公奏議》、《王文公臨川集》、《王文公日録遺稿》、《王文公日録》、《王文公送伴録》等數種^[138]，可惜卷數失載，不詳版本所屬。《郡齋讀書志》著錄《王氏日錄》八十卷^[139]，《王氏雜說》十卷^[140]，《臨川集》一百三十卷^[141]，《文獻通考》同^[142]。《直齋書錄解題》著錄王安石《四家詩選》十卷^[143]，《唐百家詩選》二十卷^[144]，《臨川集》一百卷^[145]，《熙寧日錄》四十卷^[146]。其中，《郡齋讀書志》所著錄一百三十卷《臨川集》，很可能是《文集》百卷再加上《奏議》三十卷並數之。曾釗《王臨川集跋》曰：“右王荊公《臨川集》一百卷，（略）按《文獻通考》，《王臨川集》一百三十卷，與此卷數不同。尤袤《遂初堂書目》有王文公《臨川集》，又有《王文公奏議》，此集不載奏議，當是別為編錄，或《文獻通考》並奏議數之，故多三十卷歟？^[147]這是一個合理的推測^[148]。

孝宗淳熙四年至六年（1177—1179），呂祖謙奉敕編撰《皇朝文鑒》，選取王安石詩文共199篇。將這些作品與“龍舒本”、“杭州本”對勘，便發現其底本是“龍舒本”。川蜀地區一直尊奉蘇氏蜀學，王、蘇二人生前在政事、學術上皆呈對峙之勢。南渡後，新學、新法成為北宋覆亡的眾矢之的，備受抨擊。蜀人杜仲容卻認為“蘇氏、王氏、程氏各一家言，皆非漢、唐先儒之所能到”，“王氏之學，其弊在於尚同，而施於政事者又不幸失於功利”，“至於文詞之雅健，詩章之精深，舂容怡愉，一唱三歎，盡善極摯，則無以議也”。於是裒輯王安石的論著，“合為大成集，鍥木以行於世。”^[149]程敦厚為之撰序。程主要活動于南宋高、孝兩朝，而高宗後期嚴禁程氏之學，至孝宗朝方馳禁。杜仲容刊刻王集，欲合程、蘇、王三家之長，博取約守，庶几可免只尊蘇氏之陋，這與孝宗朝的思想學術氛圍比較契合。可惜杜刻本的卷數、收錄等詳情，迄今一無所知。明代中後期，有一百六十卷本的王集傳世，不知是此蜀刻本否。嘉靖二十八年（1549），豐坊爲無錫華夏作《真賞齋賦》，提及華夏藏有《王臨川集》，並注：“世所傳止一百卷， 唯此本一百六十卷。”^[150]此一百六十卷本《王臨川集》，至清初已罕覯。何焯《跋茅鹿門評王荊公文鈔》曰：

內閣宋刻《臨川集》，其行數、字數、卷帙與此皆同，唯華中甫真賞齋所藏，獨為一百六十卷。此本不知尙在人間否？以中甫之力，能重開以傳，而獨私之為齋中珍玩，吁，可慨已！（中略）康熙丙戌八月焯記。

東澗遺老《小樓書目》有殘本《臨川先生集》一百六十卷之一百十四卷，殆與中甫所藏之本相同也。^[151]

元代中期，著名文人危素有感于王集零落，於是搜索諸本，增補校訂，總之凡若干卷，請理學家吳澄撰序。序曰：“比臨川、金陵、麻沙、淛西數處舊本，頗為備悉。”^[152]則其時王集諸本尚存，並行於世。然危刻本迄今未睹，刊行與否，不得而知，僅有吳序流傳。

入明以後，或因元末戰亂，王集各本散佚嚴重。惟王珏所刻之“杭州本”，“獨北京有荊公《臨川集》板，在國子監舊崇文閣，而所闕什一。”^[153]此刻版在明代永樂至成化年間，以及嘉靖初期，曾迭經修補^[154]。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三十九年（1560），應雲鸑、何遷皆據此“杭州本”遞修版刻印，於是八百年來王珏“杭州本”得以一枝獨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