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艾娣:《乾隆皇帝谕英王乔治三世敕书》与有关传统中国对外关系之观点在20世纪早期的形成（上）-学术纵横-杭州文史网

摘要：本文对乾隆皇帝回应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使团要求的“谕英王敕书”予以考察，该敕书常被解读为是清王朝无知和狭隘的象征。基于更为广泛的档案史料阅读分析，敕书中那段广为引用的引文并不代表乾隆皇帝对英国使团的真实反应，乾隆主要是把此次事件看作一种安全威胁，而不是18世纪英国所担忧的礼仪问题。当该敕书在20世纪早期开始广泛流传时，英国人的观点又影响了中国和西方的学者。本文的考察主要集中在陈垣、沈兼士、许宝蘅和其他那些利用清宫档案编辑出版了《掌故丛编》第一卷的学者身上，以及利用这些档案资料创造了具有持久影响力的清朝叙事的蒋廷黻、邓嗣禹和费正清。考察该敕书是如何被解读的，显示了档案工作者作为历史共同创造者的作用，同时也展示出我们今天关于清史的许多观点在多大程度上仍然受到20世纪初中国政局动荡的影响。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上面这段文字曾被历史学家、国际关系学者、记者以及教师们广为引用，用以说明传统中国对正在兴起的西方力量的失于认识：乾隆皇帝愚蠢地认为乔治三世是在向他朝贡，而他对英国礼物的贬低则被认为是对西方科学甚至工业革命的拒绝；与朝贡联系在一起并体现在磕头仪式中的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与新兴欧洲国家间的平等外交形成了鲜明对照。这种结论中所暗含的对清朝政治文化的宽泛解读，曾受到专家们多年的批评。然而，对上段引文的传统解释是如何形成的呢？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它经久不衰？

对用乾隆敕书中的一段话定性前近代中国外交关系这种做法的批评已经存在多年。这种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类研究上：第一，针对西方科学对清廷影响的研究；第二，把清朝作为一个满族征服者王朝的研究。研究耶稣会教士在华历史的学者早就指出，清廷对西方天文学和数学很有兴趣。康熙皇帝曾在耶稣会教士的指导下研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以及其他数学著述，而他的孙子乾隆皇帝则收藏了大量欧洲制造的钟表、自动装置和天文仪器。乔安娜·薇丽·科恩（Joanna Waley Cohen）在《18世纪晚期的中国与西方技术》（China and Western Technology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这篇深有影响的文章中，对清初皇帝对耶稣会教士提供的欧洲军事技术的兴趣进行研究，科恩认为乾隆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才在上述引文中强调中国的文化优势和自给自足。还有一部分学者，他们利用满语和中亚语言文献进行研究，认为虽然清朝皇帝利用儒家的制度和哲学来管理他们的汉族臣民，但并没有把这些思想强加给其帝国的边疆民族，而是根据边疆民族的文化制度和思想来构建清朝廷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劳拉·纽比（Laura Newby）认为清朝在处理其与中亚地区的对外关系上也同样遵循了这一原则，并没有总是对这些地区采用儒家的朝贡体系理念。最近，马修·莫内卡（Matthew Mosca）又提出，18世纪的清朝官员已经意识到他们是全球贸易体系的一部分，而且知道英俄两国是重要的参与者，清朝坚持一口通商，因为清朝最初的体制结构赋予了地方官员如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和粤海关监督处理外交的权力。

尽管上述研究对传统解释形成了挑战，我们所熟知的那种对马戛尔尼访华事件的看法依然深有影响。在何伟亚（James Hevia）和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中，文化和礼仪都被放在了解释清朝皇帝对英国做出反应的中心地位，尽管在其他方面，他们在方法和论点上完全不同。此外，从《乾隆皇帝谕英王乔治三世敕书》中摘录的那段引文仍然是公众了解中国的一个熟悉途径。中学和大学里的学生们继续分析它，记者们依旧引用它；它也被当前国际关系学者们拿来作为可以诠释国际社会当今想法的一个历史例证，那种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外交想法是当今亚洲国际关系新的解读的基础。

上述引文之所以很有影响力，主要源自它是皇帝在一个重要外交文件中的原始文字。然而，这些年也不断有人呼吁，要批判地看待历史文件是如何被推到历史学家面前的政治进程。这始于当前一些学者所研究的主题与之前撰写和编纂档案的那些人所想的不一样。社会历史学家寻找无声群体的生活，以期从阅读历史文献中发现与表面文字不同的潜在信息。更进一步的思考则催生了安·劳拉·斯托莱（Ann Laura Stoler）关于档案编撰既有记录政治，又有塑造政治的力量的看法。就此，柯尔斯顿·韦尔德（Kirsten Weld）特别考察了为压迫人民（而隐藏那个压迫）编写档案的机构能够阻挠那些寻求平反的人。通过研究如何运用档案资料，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些无声群体，而且对研究政治和外交也很有价值，特别是重大政治转型之后，为了使当前合法化，而需要对过去的历史进行重建的要求。

辛亥革命后，清廷档案不再被用来作为提供朝廷决策信息和歌颂皇帝的文集，反而被用来作为解释清王朝灭亡之合理性的资料来源。对这个过程至关重要的是一群中国学者的工作。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出版了《掌故丛编》，而当时的政治形势则影响了他们对有关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清史资料的摘选，而这些经过摘选的资料却又成了具有权威性的史料。特别是，这批学者在关于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档案资料编纂中，着重选择了那些表现清廷关注仪式和礼仪的文献，而却忽视了那些有关清廷对英国威胁的军事反应的文献；而这些史料文字又通过费正清的研究传播给了西方读者。费正清想利用中国档案平衡当时西方人对中国外交史的流行看法，但他对中国档案的重视，也意味着他的研究将受到档案资料选择的严重影响，而他所接触到的档案资料又是经过当时管理清史档案的中国学者们筛选后，而公开给历史学者的那部分史料。

特里·库克（Terry Cook）呼吁历史学家应认真考虑档案资料编纂者作为历史“共同创造者”（cocreators）的角色，因为档案资料编纂者可以决定保留哪些档案和排除哪些档案。就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这一案例来说，民国档案管理人员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掌故丛编》中的《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被内容更为丰富的《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所取代。这些20世纪初的中国档案编纂者都是有重要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而现存的大量资料和研究也使我们有可能研究他们在档案资料编选过程中的态度和作为。仔细研究《掌故丛编》和《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这两套档案资料中有关马戛尔尼使团的历史文献，不仅使我们可以把英使团访华从一个人们所熟知的关于礼争的故事转变为一个清朝廷对英国威胁而做出军事反应的故事，而且也使我们看到档案编辑过程中资料取舍的重要力量；这种力量塑造了我们讲给自己和他人的历史。

关于《乾隆皇帝谕英王乔治三世敕书》的流行解释，令人吃惊的是，其几乎与清廷当时的反应没有多少相似之处，这一点可从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1996年出版的《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中看到。由于清史档案远未被完整保存，《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并没有囊括当时的所有档案，也没有收入与马戛尔尼使团研究相关的所有文献，而是只选用了涉及使团的资料。尽管如此，《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还是收集了六百多份相关文献，既有含有上述引文的《乾隆皇帝谕英王乔治三世敕书》，也有乾隆皇帝感谢英国所赠哔叽褂料的信件。《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按档案全宗编纂，但有一个便捷的目录，人们可以按日期顺序进行查阅。

如果我们按照日期顺序阅读《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故事是从一封信开始的：这是1792年10月英国东印度公司写给两广总督的一封信，信中告知英吉利国王打算派使团在乾隆皇帝生日的那一天前去祝贺。随后是中国沿海省份官员在等候英国船只出现时，朝廷与官员的诸多文件往来。1793年7月下旬，使团抵达天津外洋，在使团成员乘船前往北京，然后越过长城，前往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皇帝的路途跋涉中，乾隆皇帝和他的官员间有很多的公文往来。这些公文大多是关于行程安排的，其中也有很多关于英国所带礼品的讨论：让英国人提供礼品清单，以及礼品运送、装配和展示的方法，还有一些是关于使团觐见乾隆皇帝时的礼仪的讨论，只有少数文件提到了磕头问题，而其中的几个还是责备徵瑞自高自大，幻想大使应该向他磕头。

转折点发生在1793年9月底，当时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使团从承德返回北京后，清官员开始安排他们南向广州的行程；第二，英国的一系列要求被翻译成中文。当乾隆皇帝读到这些要求时，他感到非常不快。英国人不仅想在北京留任常驻大使（为了越过两广总督和粤海关监督），还想在沿海港口和北京进行贸易，要求享受税收减免，同时索要宁波港附近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岛屿和要求在广州附近建立一个基地。这些要求具有重大的政治上和财政上的含义，皇帝当然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之前已经写好的给英吉利国王的那封公式化的敕书被扔掉，一封新的敕书，按照皇帝的个人指示被起草。新起草的敕书对使团提出的所有要求予以逐条陈述和拒绝。尽管许多读者认为马戛尔尼遭到拒绝是因为其拒绝磕头，从而导致乾隆皇帝的愤怒，但敕书中并没有提到磕头或其他任何礼仪问题，而是集中在对使团各种要求的陈述和拒绝上。这个敕书便是前面那段著名引文的出处来源。在那段引文中，乾隆一方面对英国礼物轻描淡写；另一方面又强调自己的慷慨。这个敕书被正式交给马戛尔尼，使团亦匆匆离开北京。

紧随着这个上谕，是地方官员汇报自己遵旨采取各种行动的回奏，也有很多是关于如何摆脱当时停泊在舟山的五艘英国军舰的，特别是全副武装的“狮子”号舰。舟山岛有深水良港，这也是英国人希望在那里建立基地的原因之一。马戛尔尼曾解释说，因为许多水手生病了，所以需要在岛上休息。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狮子”号上暴发了严重的痢疾，导致多人死亡。乾隆皇帝接受了他们要在岛上休息的请求，但同时敦促地方官员让英国船只尽快离开。船长欧内斯特·高尔（Ernest Gower）在他的航行日志中曾记录，他们在沿中国海岸向南航行途中，曾遭到中国船只的驱逐，当地人还向他们的井中投掷脏物，致使他们没有干净的水。他们通过鸣枪展示力量，停靠在港口的中国船只也不时地鸣枪展示他们的力量。还有一些奏折是向皇帝报告，他们如何向正在往南航行的英国使团展示军事力量（这些也出现在英国人的记录中，里面提到沿途有大量的士兵巡逻，并对清兵所展示的大炮做了不屑的评论。）

与乾隆皇帝这些上谕混杂在一起的，还有松筠和爱新觉罗长麟写的一系列奏折，松筠负责使团的接待工作，长麟则随使团前往广州，接任两广总督一职，同时接手使团在浙江的护送工作。他们的任务是与使团进行贸易谈判，一方面打消使团制造麻烦的念头；另一方面对英国人提出的要求不做任何让步。从松筠和长麟上奏给乾隆皇帝的奏折和马戛尔尼给英国内政大臣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的报告中看出，松筠和长麟做得非常成功。档案资料给人的总体印象是，在乾隆皇帝的心目中，对英国要求做出有效的军事和外交反应远比在马戛尔尼使团抵达北京之前所讨论的磕头和其他礼仪问题重要得多。

整个19世纪，中国这边关于马戛尔尼使团的记述也呈现出近似的叙事。《清实录》中的乾隆王朝主要根据外朝文献编纂而成，其中缺少了一些可以在皇帝私下给大臣的谕旨中找到的军事细节。尽管如此，编辑人员对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史料的编纂还是较为公正的，收入了《乾隆皇帝谕英王乔治三世敕书》，以及皇帝关于军事行动的谕旨。20世纪30年代以前，《清实录》只对极少数读者开放；而在鸦片战争背景下出版的一些作品也强调了英国对领土的要求和清朝的军事反应。《广东海防汇览》（1838）收藏有乾隆皇帝谕英吉利国王的正式敕谕，同时还有一道乾隆皇帝针对英国要求而写给自己官员，立场更为强硬的敕谕，还有他对松筠和长麟在军事和商业方面应如何回应的敕谕。另外，《粤海关志》（1839）中还收藏有乾隆的另一道严厉的敕谕，强调不允许英国人占领岛屿的重要性，并以建立海防的敕令结尾。同样的主题也出现在19世纪90年代出版的清朝对外关系史中，把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置于当时清朝战胜廓尔喀人（Ghurkhas），并与俄国进行了成功边界谈判的强大王朝背景之下。在清王朝所有的文献记述中，马戛尔尼使团都被看作一个防务问题，重点放在军事准备和对英国人在广东贸易的管理上。

既然清廷把马戛尔尼使团看作来自英国的军事威胁，那么关于“礼争”的流行观点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看一看英国当时的文献。乾隆皇帝似乎十分清楚对外国使节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礼仪，而且也比较灵活，至少他没有要求他的官员，在长城以外离京城较远的承德避暑山庄对马戛尔尼使进行某种非正式的觐见时，推行全套的磕头礼仪仪式。相比之下，当时的欧洲则正处在一个各国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背景下，而外交礼仪则是关于这些关系该如何变化的谈判的核心。

研究近代早期欧洲史的学者指出，尽管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通常被认为是主权国家平等外交开始的标志，但事实上，主权观念是逐渐发展起来的，直到18世纪，旧的宫廷等级制度体系依旧存在。就如霍恩（D.B.Horn）在他关于英国外交的杰出研究中所评论的那样：“18世纪（外交官）重视礼仪的程度对今天的作家来说好像太过分了。”他指出，这一时期的欧洲大国不会接受其他国家驻派大使，除非这个国家的国力地位与其相当。他同时详细描述了因礼仪和特权问题，不同国家间很难互派大使的事例。其中一例就是，哈布斯堡王朝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曾拒绝授予英国国王“陛下”的称号，因为他只是一个国王（King）而不是皇帝（Emperor）。这使得当时的英国很难派遣大使到维也纳。“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更是加剧了这种问题，因为它们所创建的强大新国家是共和体制，在传统上属于宫廷等级中最低等级的实体。“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也使“平等”的启蒙思想在政治上崭露头角；在此之前，这一思想主要是针对个人，现在则开始从个人延伸到国家。然而，即使是在18世纪90年代，这种思想依然备受争议。在马戛尔尼使团回国后，托马斯·詹姆斯·马蒂亚斯（Thomas James Mathias）就发表了一首诗，他声称这首诗是《乾隆皇帝谕英王乔治三世敕书》中一段话的翻译，乾隆皇帝在诗中谴责了法国革命的领袖：

在等级外交仍然是欧洲公认的外交关系的背景下，英国在使团离开伦敦之前，就已经开始关注中国皇帝觐见英王使团的礼仪问题，这也就不足为奇了。马戛尔尼在写给邓达斯（Dundas）的信中，已经预想到了即将可能遇到“跪拜、俯伏和其他无聊的东方仪式”的问题，并表示他会灵活地处理这些事情。在詹姆士·吉尔雷（James Gillray）的著名漫画《外交官及其随从在北京朝廷的接见》（The Reception of the Diplomatique and His Suite at the Court of Pekin）中，英国人在一个斜躺着的东方君主面前俯首贴地，其经常被用来说明磕头对中国接见马戛尔尼使团的重要性。然而事实上，这幅画早在使团离开伦敦之前就已经发表了。这幅画代表的不是中国对礼仪的关注，而是英国民众对英国外交官身体姿势的关注，而且成为判断使团是否成功的一个核心标准。马戛尔尼在日记中经常提到礼仪，特别是磕头问题，这表达了他的焦虑，也显然是为了记录他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是多么的谨慎。马戛尔尼使团的约翰·巴罗（John Barrow）写了一本颇有影响的关于使团的书，书中强调马戛尔尼曾拒绝磕头，声称事实上是中国人在礼仪问题上过于呆板。对此，劳伦斯·威廉姆斯（Laurence Williams）则认为巴罗的表述恰恰反映了当时英国讽刺作品对后来者对使团描述的影响，他们以期通过辩护性的描述来颠覆讽刺批评。

这种对礼仪的关注继续出现在19世纪关于马戛尔尼使团的英文著作中，因为外交礼仪仍然是当时在华欧洲强权所关注的问题。西方人很重视他们与中国外交时的礼仪形式，他们的外交官拒绝按清朝的礼仪行事，称他们不是朝贡国的代表。清廷这边则是在——或完全拒绝接见，除非使团成员接受磕头仪式——或采用一种避免正式接见的替代性仪式——之间摇摆。1816年，英国又派阿美士德伯爵（Lord Amherst）率使团访华，清廷当时是拒绝接见，除非使团成员接受磕头仪式；可是清末也有几次朝廷采用了一种避免正式接待——英国人因此也不用磕头的——非正式仪式方式接见英国使者。在英国，礼仪问题的政治重要性持续发酵，这也体现在詹姆斯·布罗姆利·伊姆斯（James Bromley Eames）1909年出版的有影响的通史著作《英国人在中国》（The English in China）中；这本书批评马戛尔尼在磕头问题上的随意性，并在作者的序言中，将此书献给八国联军的一位英国军官。美国人威廉·伍德维尔·洛克希尔（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1897年在新创刊的《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磕头的文章《出使中国的外交使团：磕头问题》，1900年他被任命为“改革清朝外交礼仪执行委员会”的美国全权代表。可以说，一直到辛亥革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时的礼仪问题一直都是西方关注的焦点，而中国文献强调的则是英国人的威胁以及为应对这种威胁而采取的军事措施。

当时，《乾隆皇帝谕英王乔治三世敕书》并不广为人知。敕书的英译本早被遗忘在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档案里，就连孜孜不倦的荷西亚·鲍罗·马士（Hosea Ballou Morse），在他1910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也没有提到这道敕书。敕书的原件可以在关于粤海关防务的文件中找到，但直到1884年《东华续录》成书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896年，爱德华·哈珀·帕克（Edward Harper Parker）将从《东华续录》中摘取的乾隆敕书翻译成英文。当时帕克的兴趣是想利用这些新史料，研究18世纪90年代的廓尔喀战争，尽管他在伦敦的一本杂志上发表了乾隆敕书的译文，但并没有引起了任何特别的反响。

导致《乾隆皇帝谕英王乔治三世敕书》名声大噪的是清王朝1911年的灭亡和民族主义的兴起。1914年，两位居华英国作家把乾隆敕书的英译本收录进了他们编写的清朝野史。正是从这本英文著作中，中国学者摘选出了《乾隆皇帝谕英王敕书》。对他们来说乾隆在敕书中的愚昧和自满正好应和了民国革命。乾隆敕书是辛亥革命前后清史研究中广泛出现和流行的著名文献之一。另一个是《扬州十日记》，这本书绘声绘色地描述了17世纪清军征服时的残暴行径，也被翻译成了不同的语言出版发行。事实是，历史学者通过同样程序所得到的清史档案文献使革命的解释尤为有效和持久。

对于英国的作者们来说，马戛尔尼使团的失败赋予了英国强权在中国存在的合理性。出于这种目的，马戛尔尼提出的要求被概括为外交关系和自由贸易（而不是减免税收和索要领土基地）。马士（Morse）称之：“英国1793年提出的适度贸易权利法案，在1842年通过武力得到了实现。”英国作家们以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为始点讲述中英关系，通过讲述英国曾两次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实现国家间的正当平等关系，但却都不幸失败的故事，进而论证英国对中国使用武力的正当性，而在写作中则避而不谈使团的那些实质性要求。这样做所产生的一个效应，就是使当年清朝看起来更像是在对文化冲突进行反应。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埃德蒙·贝克豪斯爵士（Sir Edmund Backhouse）和约翰·奥威·珀西·布兰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就出版了一部关于清朝历史的著作，书中收录了《乾隆皇帝谕英王乔治三世敕书》的完整翻译。这是一本诙谐有趣的畅销书。该书把乾隆敕书呈现给公众，而一些人便将这道敕书作为中国人傲慢的罪证，进而为英国侵略中国辩护。然而，布兰德和贝克豪斯爵士自己则是倾向于浪漫保守主义，他们把乾隆敕书视为乾隆皇帝伟大的证据，使之与中国后来的衰落形成鲜明对照：“自它的统治者把自己描绘为‘天朝抚有四海’以来，这个伟大天朝帝国的衰落和受辱的过程是多么迅速和彻底啊。”此后，《乾隆皇帝谕英王乔治三世敕书》很快便被西方读者所熟知。出于对西方自身文化优越性的自信，西方人对乾隆敕书中的言辞常常报以讥笑。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在中国做过巡回演讲，他读过布兰德和贝克豪斯（Bland and Backhouse）的著作，并在他自己1922年出版的著作《中国问题》中，从乾隆敕书中摘录了一段很长的话，然后评论说：“除非敕书中的那种荒谬不再出现，否则没人能理解中国。”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也在20世纪30年代引用了乾隆敕书，他认为“治疗这种精神错乱的最好方法就是嘲笑”（尽管他认为当时西方存在着与他完全相似的态度）。汤因比和布兰德（Bland）一样，从中国18世纪的傲慢和当代的衰弱的对比中，看到了辛辣的嘲讽。读者和作者们在对乾隆敕书的讥讽中不谋而合，而一些作者更是试图从乾隆敕书的语言中，找寻出中国一些现实问题的根源，这无疑是导致敕书中那段引文在西方文献中经久不衰的部分原因。而此前，表达最多的观点则是清王朝在乾隆皇帝统治下的领土广袤和强盛。

布兰德和贝克豪斯的著作同样还迎合了许多中国精英掺和着保守主义、民族自豪感和共和主义的复杂情绪，以致布兰德和贝克豪斯的著作在出版后的一年内便被译成中文。把清朝堕落腐败的故事与构成中国新政治权威的中国西化精英对清朝的批判相结合，这本书的中译本一经出版便轰动一时，在1915—1931年间四次再版。然而，对刘半农这个中国读者来说，乾隆皇帝的宏大言论则并没有什么可嘲笑的地方，这些言辞符合中国传统，且皆出自人们所熟知的经典来源，也符合中国的外交惯例，这道敕书只不过是被纳入了书中对过去清朝的浪漫和悲剧的一般文字描述中。受到布兰德和贝克豪斯的著作的启发，刘半农决定对当时刚刚出版的马戛尔尼日记进行翻译。序言中，刘半农笔下的马戛尔尼和乾隆皇帝在谈判中都表现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灵活性，是中国未来处理对外关系的典范。然而，刘半农这个关于马戛尔尼使团的新鲜观点虽然受到欢迎，但却被认为不具有学术性。把布兰德和贝克豪斯的著作翻译成中文的译者们觉得他们有责任指出，刘的观点是多么不可靠，因为刘半农是小说家，而不是历史学家。

正是通过这些文字流行，有关马戛尔尼使团的英文文献引起了中国历史学家和档案学家的注意。1924年，清朝残余势力被逐出紫禁城，故宫博物院成立。随后，原来由国务院接手的军机处档案被转移到了故宫博物院。同时，故宫博物院也接手了故宫里尚存的案宗，包括各省官员的奏折原件。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关于马戛尔尼使团事件的流行看法，不过是过去重塑清朝历史这一宏大工程中的一部分而已，而这项工程是建立在如何获取和编纂档案的基础上，只是对清史档案内容的重新塑造被掩盖在了奋力抢救和整理历史资料的故事下面。

清朝灭亡之前，由于维护不善和为了节省空间，加上两次外国军队的破坏，许多文件已经丢失。后来，在辛亥革命后上台的民国政府又销毁了一部分民国官员认为无用的档案。对一些文献不予保留的决定，虽然会使历史学家感到沮丧，但却是国家档案管理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到了20世纪20年代，除了政治转型之外，兰克史学方法（Rankean historiography）也影响到了在海外学习的中国人。他们开始把档案研究作为一种西方的科学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与当初清朝考据学的传统相吻合。因此，当学者们在北京的市场上发现了一袋袋清代档案文件被作为废纸出售时，他们在报刊上报道了这个糟糕的事情，从而使得这批档案再次获得了学术（以及金钱）上的重视。

然而，抢救清史档案不过是一个拥有着强烈政治动机的更大工程的一部分，目的是利用这些档案寻找中国近代史的真相。换言之，也就是制造出一个批判清王朝的新历史。两名资深学者、历史学家陈垣和沈兼士，被指派负责故宫博物院的档案部门。沈兼士是一位知名学者，至今因他作为一位档案学家的工作而闻名。两人邀请了曾在清朝和民国政府任职的许宝蘅管理档案。这些人都经历了辛亥革命，而且都是民国政府的成员。陈垣是中国同盟会的成员，辛亥革命后进入国民议会，并在北京政府担任了一系列的政府职务。他还是早期外国人居华历史研究的杰出专家，并受聘于北京大学汉学研究所。此外，他还是沈兼士领导下的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历史与文学研究所的成员。许宝蘅是个官员，他和陈垣在同一个社会圈子里活动，都是“思误社”的成员。这个社团一个月见两次面，编辑文字和讨论学术。这个社团的另一个成员是历史学家孟森，他因研究雍正皇帝如何通过阴谋手段登基——这个清王朝最大丑闻之一——而出名。单士元，作为许宝蘅的助手，摘选并转录了许多文献，他是孟森的学生。这些新档案学家的个人背景和他们所在的圈子，几乎无可避免地会使他们青睐于那些有助于对清朝历史进行修正的历史文献。

许宝蘅于1927年12月首次到访档案馆。同其他到访档案馆的人一样，许也是怀着一个发现机密的念头。他发现了一个盒子，上面写着“雍正某年奉上谕，非圣御前不得开看，违者即行正法”。许宝蘅随后打开了这个盒子，发现盒子里装有许多一个个的小文件包，是关于控告中国文人反满文字的案子。他当时就决定从这些档案中选取资料发表。几天后，他又发现了康熙皇帝离京出行时，写给一位在京太监的一批上谕。这些上谕“就像普通人家的家庭书信”，这让许宝蘅异常兴奋。他决定将这批上谕放在他著作新卷的开头。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在陈垣和沈兼士的指导下，许宝蘅与助手们一起编纂了《掌故丛编》的第一卷。该卷收录了有关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47份文献，直到20世纪90年代《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的出版，这些文献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的主要中文资料来源。约翰·朗切洛·克兰默·拜格（John Launcelot Cranmer Byng）将其中一部分文件译成英文，并以《1793年马戛尔尼勋爵使团出使北京的中国官方文献》的标题出版。克兰默·拜格认为这些文献是关于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非常完整的记录”，但事实上它们只是档案馆里600多份有关文件中的一小部分，选择这些文献受到了档案原来的结构、编纂者先入为主的立场，以及当时政治背景的影响。

与其他政治转型期的档案工作者相似，陈垣和沈兼士也面临着同样的境遇，即最初创建档案馆的官僚机构反而导致了他们在档案资料整理上的困境。他们启用许宝蘅是因为他曾在内阁和军机处工作，希望他的内部知识能使他对档案的结构有更好的理解。然而，浩瀚的档案资料和许宝蘅有限的经验限制了他们。许多对马戛尔尼使团做出军事反应的文献都存于宫中档案，包括乾隆皇帝硃批的密折。然而，宫中档案都没有被公开过，因为这些防务问题既重要而又机密，并不像礼仪和仪式问题那样，是可以公开展示给人看的清朝外交的一部分。军机处是晚清最有权力的国家机构，许宝蘅曾在那里工作。他认为军机处的档案非常重要，而且已经移交给民国政府。所以，最先解密的是军机处档案，而不是宫中档案里的朱批奏折。

选择什么文献出版，同样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从基本层面上来讲，编者们对清朝历史的总体观点都受到那一代人民族主义反满思想的影响。当时选录和编释档案的大部分实际工作是由研究生承担的。指导这些研究生的沈兼士曾直白地写到，像有关明朝灭亡和文字狱案等的文献十分重要，其他文献可作为资料统计之用。另外一个更直接的政治背景是：1928年初，当《掌故丛编》的第一卷正在编纂时，蒋介石的国民军队正在北伐，这给故宫博物院带来了一个危险的局面。一方面，北洋政府中的保守派对把皇帝赶出故宫，并把故宫作为博物院深感不满：孙中山的支持者，广东人陈垣，就在北洋政府对国民党主要支持者的镇压中遭到逮捕；另一方面，博物馆也受到国民党内部激进分子的威胁。北伐中，国民党又通过了要将整个宫殿及宫内物品作为叛逆者资产予以出售的议案。在这种情况下，《掌故丛编》的编者们无可避免地要考虑，如何能使他们的工作更容易为新政府所接受。这个新政府不仅视自己为孙中山的接班人和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者，而且视自己为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正在着手从英国人手中拿回租界。

《掌故丛编》的第一卷就是在这种政治环境下诞生的。对文献的选择集合了编纂者的革命民族主义和国民党处理清朝历史时对反帝的强调。第一卷以康熙皇帝的照片和那些曾让许宝蘅兴奋的康熙离京出行时写给驻京太监的上谕开头，这样会给读者一种感觉，就是这些档案资料可以揭下清廷的面具，从内部窥探其真实的面目。照片和朱谕的后面是关于马戛尔尼使团的相关资料，其余的是与汉民族主义反满案件有关的皇帝敕谕（关于17世纪要求汉人蓄辫的有关敕令）和与中国边界防卫有关的文件（里面一位著名的汉族将领年羹尧在西藏作战，但却在雍正皇帝登基后的权力斗争中被处死），还有关于清朝对中国人思想和文化进行控制，实行“文字狱”的文献。虽然该卷并不是国家指导下的宣传册，但却是编纂者们的立场和当时环境推动下的产物。这些文献原本来自清朝的自身记录，文献本身对清朝并没有明确的敌意，但当把这些文献集合在一起时，就对当时的反清舆论做出了贡献。《掌故丛编》和当时其他档案资料汇编对这些主题的突出，在接下来的数年里，深深影响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

编者们在选择与马戛尔尼使团有关的档案资料时有着同样的考虑。许宝蘅在他简短介绍的一段文字中解释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中国国际关系的开端，而他的目的是提供《东华续录》中所没有的新史料。档案文件以百灵（Francis Baring）宣布大使馆成立开始，以马戛尔尼使团离开北京结束，大量文件涵盖的是使团向北京赶路和后来在承德接受觐见的这段时间；其效果是突出对礼品和礼仪进行讨论的这个时间段，从而漏掉所有与军事反应有关的档案文献，并通过《乾隆皇帝谕英王乔治三世敕书》，将这种叙事效果推向高潮。这种效果部分是因为利用了军机处档案，这些档案涉及的是从天津到北京的行程，还有使团在北京和承德的住所安排，而皇帝与松筠、长麟，以及各省负责沿海防务官员之间的公文往来，则大部分保存在宫中。尽管《乾隆皇帝谕英王乔治三世敕书》。

另外，许宝蘅还从八篇有关磕头礼仪的文献中选出三篇予以出版。这种突出磕头问题的做法，显然受到了英国学术长期以来强调礼仪和仪式的直接影响，而实际上磕头问题在整个档案资料中的地位并没有那么重要。许宝蘅的日记记录，他为了得到巴林信件的译文，而拜访过曾在英国受过教育的马来西亚华人辜鸿铭。或许是在辜鸿铭的建议下，许宝蘅随后购买了中译本的《马戛尔尼日记》和日本人稻叶君山（Inaba Kunzan）著的《清朝全史》（1914）。《马戛尔尼日记》里面多次提到礼仪问题，而稻叶君山的著作则是把使团放到平等外交礼仪争论的框架下进行叙述，最后以《乾隆皇帝谕英王乔治三世敕书》结尾。

总体来说，《掌故丛编》里那些经过挑选的档案文献制造出了一种效果，那就是清王朝被描绘成了一个面对正在崛起的西方力量，既无知又被动的王朝。清朝官员一方面对礼仪细节表现出过度的关注；另一方面又对他们所面临的军事威胁毫无觉察。这里的一个争论是，导致19世纪清朝军事力量弱小的原因是什么？这一争论符合20世纪初对儒家文化的批判，其与五四运动相关，而且也符合那种用文化差异来解释近代中西双方力量悬殊的更广泛的兴趣。双方都呼吁进一步西化，而陈垣等学者对汉化的历史研究，则是这场辩论的政治共鸣部分。上述批判的某些方面至今令很多学者信服；就像很多档案汇编在编纂时有意排除某些档案一样，《掌故丛编》的问题是，其在编攥过程中所受到的各种历史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并没有在最后的出版中体现出来。几句介绍之后，《掌故丛编》并没有对其所剔除的档案文献数目做任何提示，致使读者以为他们是沉浸在并未被修饰过的18世纪的清朝官员的原始声音中。和乾隆令各省官员做出军事反应的敕谕都在军机处档案里，且两个文件在当时也都已出版，但许宝蘅的选择是以《乾隆皇帝谕英王乔治三世敕书》结尾，而不是以随后几天皇帝令各省官员做出军事反应的敕谕结尾。

《掌故丛编》中有关马戛尔尼使团的清史档案资料又是通过费正清传到西方的。费正清强调中国档案资料的使用，并把这种研究风格传给了他的研究生，而这些研究生后来又成为美国主导中国研究的学者。费正清把马戛尔尼使团，尤其是《乾隆皇帝谕英王乔治三世敕书》，作为西方平等外交关系与中国所持世界统治观之间的冲突的象征，并认为这种冲突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背后推动力。通过利用当时正在出版的档案资料，他似乎是用清朝官员的真实想法来论证他的观点。然而，他接触到的那些档案资料实际上是中国史料编纂者挑选出来的史料，其结果自然是误导性的。

费正清师从英国杰出档案研究专家马士，但却决定从事中国的档案研究。1935年，他前往北京收集资料。作为一名中文水平有限，且在中国缺少关系的美国研究生，他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到故宫博物院掌管档案的资深学者。费正清通过蒋廷黻，接触到了上面提到的那些档案资料。蒋廷黻比费正清年长几岁，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他关于英国工党外交政策的博士论文。当时，蒋廷黻是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政治上也很活跃，是国民党新政府中的一员。20世纪50年代，蒋廷黻曾担任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代表，这或许也是他最为人知的角色。那时，他刚完成了一部颇具影响的档案汇编著作《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1932-1934》。

在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析中，蒋廷黻把他那一代人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沉迷，与英语著作所宣称的欧洲国家是在追求国家间平等的理想结合起来。他指出，中国与北方外族的关系早已有之，但那不是邦交关系。然而，他也对欧洲国家处理外交关系的动机是追求国家间平等的观点持怀疑态度。他在1938年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调查文章中不无讽刺地写道：“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中日战争爆发时，他充满忧患地写道，只有一个重要问题：“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

费正清直接参与了蒋廷黻朝贡体制思想的构建，他与邓嗣禹（S.Y.Teng）在1939年至1941年间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清史档案的文章。邓嗣禹对《大清会典》这部涵盖从外交实践中总结外交理念和外交礼仪等多个主题的著作进行了详尽研究。以邓嗣禹的研究为依托，费正清和邓嗣禹提出，朝贡体系主要是解决贸易问题，在这个体系中礼仪比实力更为重要。与蒋廷黻不同，他们对西方国家追求国家间平等外交这一观点颇为认同，认为这是西方的一个文化特征。然而同蒋廷黻一样，费正清也是在利用这些话题，来阐述中国能否实现现代化这一问题。几年后，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不久，费正清争辩道：“中国似乎比其他任何成熟的非西方国家，更不能适应现代的生活环境。”费正清认为现代生活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包括民族主义、工业化、科学方法、法治、企业家精神和发明创造；但他本人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中国的外交关系问题上，并将这个问题置于朝贡体系的框架内进行研究。

这些关于中国外交关系的观点，因费正清和邓嗣禹1954年出版的教科书著作《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的巨大成功而在英语读者中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这是一本编辑的资料书，它把一些“经过挑选和为了最大可能意义而浓缩了”的资料与具有很强隐意的文字叙述相结合。书的大纲最初由邓嗣禹按照中国革命史著作的一般框架而作，以清初汉民族主义的反满开始，以中共革命的胜利结束。但是，这一计划后来被费正清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以“问题与背景”作为该书的第一部分。然而，困扰着蒋廷黻和费正清那一代人的那个问题依然存在，那就是中国能否实现现代化？费正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重新阐述，以便可以将共产党如何获得政权这一部分也包括进去。

费正清在传统朝贡体系向现代国际关系体系过渡的框架内回答这个问题，把过渡过程中产生的紧张局势作为引起其他变化的推动力量。第一章以《乾隆皇帝谕英王乔治三世敕书》结尾，但敕书被严重删减，里面有关英使团主要要求的所有文字都被删除，“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则成为敕书的最后一句话。然后，费正清加了一段自己的话，使效果更加突出。他说：“按照这种说法，那些即将攻破城门、摧毁中央帝国古老优越感的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仍旧被视作文明范围之外未被教化的夷人。”邓嗣禹原本打算把乾隆敕书和《掌故丛编》中关于马戛尔尼使团的几个其他文献一同放进书中出版，但费正清将这些资料缩减为了只有一道敕书，并把这道敕书作为一个最著名的例子，用以说明清廷曾要把西方国家纳入它“传统且不合时宜的朝贡框架”里。

《中国对西方的反应》这本书开始编纂时，冷战刚刚开始，该书阐述了一个重要政治问题。正如费正清所说，中国共产主义力量的崛起是“美国整个亚洲外交政策史上”最可怕的一件事，因此“每一个聪明的美国人都必须要努力了解这一事件的意义”。然后，他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要了解历史。费正清在该书的简介中写道，如果我们不了解中国的现代史，那么“我们的外交政策就是盲目的，我们自己的主观设想就将有可能把我们引向灾难”。在对清朝因其官员不了解外国文化而灭亡的描写中，费正清也是在提醒美国，如果美国人不致力于了解中国，那么有些事情也会发生。正如一位评论家写道：“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因为他们领导人不愿接受令人不快的事实而受苦的民族。但毫无疑问，他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我们都应该从中得到警示。”所以，这本书既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也是对加强这一领域研究的呼吁，这一观点在随后几十年中得到了很多大学老师的认同。

《中国对西方的反应》这本书后来成了美英几代人的本科生教材，不仅现在仍在使用，而且继续影响着未来的资料编纂。用《乾隆皇帝谕英王乔治三世敕书》作为美国制定对华外交政策辩护的依据，其作用就像是何伟亚所指出的：用这道敕书来代表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文化主义、孤立主义和自给自足。整个冷战时期，整整一代人的教科书都在用乾隆敕书中的那段引文来说明传统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隔绝（这种说法并不令笔者信服，因为当初正是大量的贸易促使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从这里，《乾隆谕乔治三世敕书》又被引用到了世界史的教科书中和过去二十年的国际关系教科书中，用以帮助读者理解当前中国对东南亚的态度。只是在这里，上述引言第一次不再被当作笑话提起：中国的崛起意味着国际关系学者将准备按照自己的方式看待乾隆皇帝的陈述。新一代学者旨在用马戛尔尼使团事件，挑战国际关系学界中许多欧洲中心主义的学术研究，他们指出一直到不久前的现代之前，经常是非西方国家在制定外交关系准则，对这样研究很难不予以同情。然而，这样的做法又使他们极容易回到关于国际关系中欧洲平等主义、中国等级制主义的视角中。这种视角产生于向欧洲国家间平等礼仪关系转型中的紧张局势，它被中国的学者们写进中国历史，用以指责被他们推翻的清王朝分不清礼仪和现实孰轻孰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