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史料上看到，北宋也曾有过官窑。于是我联想到，同属大宋的两种官窑会不会一脉相承或有某种雷同之处？北宋建都是在河南开封。我到开封附近寻觅到了一些紫土，但经理化测试，开封的紫土和制作南宋官窑的紫土有天壤之别。我又上广东、江西、福建等地，一个人在那些荒无人烟的野僻山岭上又掘又挖。每当翻掘出来的泥土呈紫色时，我的心都会剧烈地颤抖起来。在近1年的时间里，我寻觅到的紫土不下500种。在采集到紫土后，我首先是作小包装处理，并作了编号、注明发掘地。每次外出采土，带回的紫土样品都有七八十斤，坐在火车上，人都不敢离开一步，生怕被贼骨头把紫土当作值钱的货物偷走。还让我难堪的是，列车员和乘警用怀疑的目光在那装着紫土的麻袋上反复扫视，似乎把我当作进行长途贩运的投机倒把分子。那时萧山火车站还在萧西路，离开我们厂的路程有10多里，下火车后，那七八十斤重的紫土，我是靠两个肩膀轮换挑着走到厂里的。
从南宋官窑碎片理化测试的结果来看，制作南宋官窑的土化学成份含量是高铝低硅多铁。我从广东、江西、福建采集来的500来种紫土经理化测试竟没有一种符合这一要求，经过上千次的配方、烧制，也没有取得成功。这使我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成了“无用功”。
在冥冥思索中，我忽然想到：
宜兴紫砂壶不也是紫色的吗，说不定宜兴的紫土能制作南宋官窑。
宜兴附近的山坳、沟壑中都留下了我的足迹。遗憾的是，从宜兴采集到的近百种紫土经分析和烧成试验属于陶土，不能用来烧制南宋官窑瓷器。
正在一筹莫展之时，我接受了一个重要使命。1977年上半年，有关部门调我赴京参与毛主席纪念堂的雕塑工作。那个时候，能去建设毛主席纪念堂，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一项莫大的荣誉，我当然也不例外。然而，更让我魂牵梦萦的还是那制作南宋官窑的紫土。在建设毛主席纪念堂的工作结束以后，我又奉命去南昌参与“八一”起义纪念馆的雕塑工作。这两项任务花去我9个月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虽然不能翻山越岭去寻觅紫土，但却让我能充分地展开自己的思维，更加符合逻辑地思考一些问题。我想，南宋建都临安后，整个国家仍是战乱不断，何况那时交通落后，运输基本靠人工、马匹、船只，在杭州乌龟山的南宋官窑，应该是就近取土，弄不好，南宋官窑的龙窑就是根据紫土矿的发现而选址在乌龟山的。这个想法成立以后，我就背起锄头重上了乌龟山。有一次，我和老哥在乌龟山上寻找紫土时，忽然乌云密布，雷鸣电闪，倾刻大雨滂沱，从山上泻下一股股雨水。因乌龟山多黄泥，这一股股雨水的颜色多数是黄色的，但有一股雨水的颜色却是紫色的。我和老哥顾不上浑身湿透循着那股紫色雨水一路攀去。这股雨水是从山体的一条夹缝中流出来的。雨停后，我就扒开夹缝中的泥土、石块，发现了呈紫色的泥土。当时的心啊，真是狂跳得快要蹦出胸口。我取回一些样品进行理化测试，这土果真是高铝低硅多铁。我断定，它就是南宋官窑的原料。
在瓷厂，最辛苦的工作数炉工。炉内烈焰窜腾，炉温高达上千度，炉外的温度也有六七十度，三九严寒的隆冬会让人大汗淋漓，酷暑难忍的夏天简直让人无法靠近。我每次把不同配方做成的样品置入炉内后，都要守候在炉旁观察火焰，记录炉温，常常是不分昼夜。1978年4月的一天清晨，附近农户家中传出的鸡啼声预示着新一天又将开始，这也是瓷厂出炉的时候。我像往常样，把在炉内烧制的用乌龟山紫土配方的20来只样品逐一取出。突然，我看到有一只样品的釉色粉青如玉，胎色紫口铁足，纹片文武冰裂。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南宋官窑吗！尽管出炉的样品还有余温，甚至还有些烫手，但我将它紧紧地捧住，吻了又吻，两眼不由自主地流下泪水。
不久，就举行了仿南宋官窑产品鉴定会。远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陶瓷组组长冯先铭先生风尘仆仆地赶来，亲任鉴定组长。专家们一致评定，这一批南宋官窑仿制品和真品相比，无论是外观、内质和制作工艺来看，都“无懈可击”“可以乱真”。这时，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2年半之久。在与会专家的一片击掌声中，我在心底里默默地对周总理说：“总理，你可以放心了，我们终于完成了您的嘱托和遗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