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自身的经历，龚自珍非常强调人才对国家的重要性。他认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所恃者，人材必不绝于世而已”。他在诗中痛斥了清廷“万马齐喑”的悲哀现状，对当时在专制制度下人才遭受摧残，政坛一片死寂的局面进行了讽刺和抨击，他在诗歌的最后响亮提出了“不拘一格降人材”的口号，无疑是有极大的现实意义的。

一直以来，龚自珍都在批评清廷思想统治造成人才选拔制度僵化、人才奇缺的恶果。道光三年（1823），他在第四次会试落第的时候，就曾写有《夜坐》诗两首，其中一首写道： 

在龚自珍看来，清廷已经到了“一睨人材海内空”的严重局面，他希望能够打破现状，锐意改革，显然在那个时候，已经埋下了“不拘一格降人材”的伏笔。 

那么，怎么样“不拘一格降人材”呢？龚自珍将批判的矛头转向了当时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上，他曾有一首著名的七律诗《咏史》，以辛辣的笔墨描绘了在那种人才选拔制度下构建的官场：

当时的官场里，充斥着一群帮闲，这些人或者是靠着溜须拍马奔走门下才得以挤入官场，或者是靠着欺上瞒下趋炎附势成为横行一方的土霸王，而在清廷文字狱的高压政策下，所写所说的都是俗不可耐的文字，这群帮闲文人的嘴脸让龚自珍深恶痛绝，而清廷的官场选拔恰恰就是从这样的人中选拔出“人材”的。而选拔的制度就是已经僵化的科举制，靠着一篇八股文评价人才的好坏。龚自珍就在《己亥杂诗》中尖锐讽刺说：

所谓“新蒲新柳三年大”就是暗喻三年一选人的科举制度，靠着八股取士出来的头脑僵化的读书人，立刻成为官员要为国栋梁，这意味着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发挥巨大作用的科举制度，到了晚清这个时代已经不得不面临变革。

就在己亥年，龚自珍还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病梅馆记》，他借着江宁的龙蟠里、苏州的邓尉山、杭州的西溪这三地所产的梅花，表达了自己的人才观。他说那些所谓的“文人画士”认为梅花“以曲为美”“以欹为美”“以疏为美”，认为“直则无姿”“正则无景”“密则无态”，纯以个人的好恶来压制其自然的姿态，造成“江浙之梅皆病”。龚自珍表面是写梅花，实质上是抨击对人才的压制和摧残，要求改革政治，解放禁锢人才的精神桎梏。

除了人才制度，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还对清廷的“衰世”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在清廷的统治下，土地兼并严重，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百姓民生疾苦，龚自珍在诗中对当时的底层生活多有表现。比如他对江南地区重赋剥削的控诉：

江南富庶地区是全国的赋税重地，而当地官吏横征暴敛，定额的国税经过层层盘剥，巧立名目，到了“国赋三升民一斗”的境地，农民不得已屠宰耕牛作消极的对抗。这种阶级矛盾尖锐对立的情况，清廷中许多短视的官员却视而不见，龚自珍再次提醒：

清廷的统治已经到了“势如累卵”的危急关头，但是众多官员浑浑噩噩，私欲不断膨胀，导致民生凋敝，嘉道年间的遍地烽烟，原因就在于此。

除了内忧，龚自珍还以敏锐的眼光看到了清廷面临的外患，特别是当时的西方殖民者以鸦片走私为手段，试图敲开中国的大门：

龚自珍虽然对现实多有批判，但是他仍然对当时的国家政权抱有希望，他的诗作也都是希望“天公重抖擞”，做出自我变革。他在己亥年辞官出京时，就写下这样一首自明心迹的诗：

这首诗前两句表达自己辞官归里的轻松心情，特别是“吟鞭东指”，表达一种挣离牢笼获得自由的洒脱气概。但是后面两句话锋一转，以“落红”自况，隐晦地表达出一种自己壮志未酬，还希望为国效力的复杂心情。

所以，在《己亥杂诗》这一组杰作中，龚自珍表现出了在时代潮流的变迁中挣扎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批判精神和矛盾心理。一方面，他鞭挞现实，批评“衰世”，写出了希望改革的战斗诗篇；另一方面，他彷徨无措，把希望寄托在落后阶层的自我觉醒和自我变革上，体现出了时代的局限性。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苛求龚自珍，他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己亥杂诗》真实记录了大变革前夕中国社会的景象，具有时代的进步性和思想性，在今天看来依然是具有时代光辉的优秀作品。

作者系杭州文史研究会理事、

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