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政协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11月11日至13日，由杭州市政协主办，杭州文史研究会、中国元史研究会承办的大型学术研讨活动“元代杭州论坛”在杭州召开。来自国内外近百名顶尖专家学者、文史工作者会聚杭城，共同探讨六百多年前元代杭州流星般神秘而闪烁的历史，全面展示杭州城市史上那段辉煌却不为人熟知的历史。

作为江浙行省省会，元代杭州人口超过百万，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和最为富庶的大都市。杭州是元代在东南统治的重心；作为京杭大运河南端，杭州也是元朝南北经济文化联系交流的枢纽；凭借上述两个有利条件，加上杭州湾港口条件，和广大腹地，元代杭州已经成为当时世界体系的中心之一。

由原浙西、浙东、江东、福建四路组成的江浙行省，是原南宋统治最核心的区域。入元后，社会经济不仅未遭破坏，且保持发展势头。江浙行省在全国十一个行省中，人口最多，社会最为富庶，地位最为重要。元代在江浙行省派驻的军队数量在南三省中最多，省官也由朝廷重臣担任。

元代结束了五代以来四百年南北分裂的格局。在大一统的国度内，以大都（今北京）为集结中心的南北大运河直线沟通，使得杭州作为大运河的南端，与包括蒙古高原在内的北方地区，乃至与全国的联系空前加强，从根本上改变了一、二个世纪以来偏于东南一隅的局面，并奠定了此后南北紧密联系的基本格局。这种联系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不仅是物质上的，也是文化上的。它成为此后数百年间统一的中华帝国不可或缺的基础之一。杭州与大都（今北京）一南一北，是当时经济文化交流融汇的两个中心。

成吉思汗被誉为“缔造全球化世界的第一人”。在成吉思汗祖孙三代大汗的推动下，13世纪以来东西海、陆交通空前展拓，“旧大陆”之间的联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就海上交通而言，与地中海地域遥相呼应的是以中国东南沿海为终点的海港体系。其中，泉州、广州是南洋、西洋贸易圈的终点；而庆元、刘家港则是对朝鲜、日本贸易交流的中心港。杭州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它是与广州、泉州和庆元等港口并列的重要港口；另一方面，它作为江浙行省首府和运河南端，又是这些贸易线路通向帝国首都和腹地的重要接入点。

元代有大量的西欧、非洲、阿拉伯和波斯、印度、东南亚等地的商旅来到杭州，马可.波罗等人只是他们中偶然留下记载的一员。但这偶然的记载却使六百年前的欧洲古地图中出现了杭州地名，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西方大航海的最初动力。元代的杭州有着浓郁的“国际”色彩。现杭州凤凰寺所存波斯文碑碣揭示大量的西亚、中亚人生于斯，歌于斯，死于斯。他们一方面保持着自己的文化，使用波斯文创作诗歌；一方面学习汉文化，创作大量汉文诗歌。埋葬在今柳浪闻莺的诗人丁鹤年就是这样一位诗人。至于前来杭州的高丽和日本的商人和僧侣，则如适门庭，更为寻常。这中外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史上最为瑰丽的一幕，即发生在元代杭州。

可以说，杭州在元代文化中的地位是全国性的。

比如佛教。由宋入元，“五山十刹”依旧，杭州在南方禅、教、律三宗中仍然占有首要地位。而以临安西天目为传教中心的高峰原妙和中峰明本更将禅宗推向一个历史高潮。其影响远及日本、韩国和我国云南，并开启明、清临济法嗣。

藏传佛教南传是中国佛教史上重大事件。杭州作为南方佛教最高管理机构——行宣政院所在地，是藏传佛教南传的中心。这对中国汉藏佛教交流有积极影响，对南方禅、教势力的消长也起重大作用。对于今天而言，它在飞来峰等地给我们留下大量精美造像，已成为杭州最重要的瑰宝之一。[SITESERVER_PAGE]

再比如道教。南宋杭州以皇权为依托的道教入元后全面衰落。但正一势力的扩展、玄教的崛起，为其融合其它符箓派提供条件；南方原有的内丹派也与全真合流。杭州是这些教派势力斗争融合的重要地区。我们熟知的“元四家”之首黄公望在杭州出家为全真道士，他是南派内丹白玉蟾三代传人金蓬头的弟子。其传世之作“富春山居图”即受道家思想影响。

还有其它宗教。元代杭州还居住大量穆斯林和基督徒，建有多所清真寺和教堂。其中位于今中山中路的凤凰寺始建于南宋，元代是其最辉煌时期。

杭州是雅文化的重镇。杭州是元代诗歌创作中心之一。南宋末江湖派和江西派在入元后的杭州发出历史的绝响。同时，杭州又是“宗唐得古”新风的发源地之一。在整个元代，杭州始终是诗人盘游之地，从汪元量、方回，到张翥、瞿佑，杭州是最重要的区域之一。词与散文的创作也是如此。

杭州是元代书画艺术传承和革新的中心区域。元代重要的书画家多有在杭仕宦或定居经历，杭州是他们重要的创作地点。从赵孟頫、高克恭、李衎到后来的“元四家”，大多如此。

杭州也是俗文化的中心。杭州是元代戏曲创作和表演中心。剧作家关汉卿在南北统一之初就来到杭州，并留下歌咏杭州的散曲。元中期后，杂剧中心南移至杭州，大大促进了南戏的繁荣。今可考的南戏剧目有二百余种，大多是元代作品。一般认为《荆》、《刘》、《拜》、《杀》四大传奇中，《拜月亭》、《杀狗记》根据北方杂剧改编，也有学者认为是根据北方话本改编。无论改编自杂剧还是话本，其创作者大多为书会才人。杭州是北方籍书会才人最集中的城市。可以推断，这些受北方影响的戏文有很大一部分在杭州创作，并在杭州搬演。此外，元代戏曲史上最重要的两部文献，钟嗣成的《录鬼簿》写于杭州，夏庭芝《青楼集》则作于华亭。

杭州还是小说创作中心。中国的戏剧小说系出同源。中国早期的小说与戏曲一样，都不是出于个人之手，而是集体累积型的创作。被后世誉为“四大古典小说”中的三部，《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性质都是如此。它们都经历漫长口头文学阶段而逐渐成书。元代是这些故事成型的关键时期，也是初步成书的时期。以《水浒传》为例，徐步奎先生指出：“从小说本身的语言和地理情况看，它的编著、写定者只有原籍北方又曾长期流寓杭州的人才有可能是，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在元代后期的书会才人中，这是普遍情况。

杭州在元代文化史上具有全国地位的成就，对后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杭州作为南宋故都，入元后又是南方，乃至全国最大的都会，不仅是浙西文化区的核心区域，还是元代南北文化融合的中心，是元代的文化之都。杭州在元代文化中的地位不是区域性的，而是全国性的。杭州的这段历史值得研究。

来源:媒体评论 栏目:时空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