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应该是有“标签”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古谚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典型而著名的“标签”。从它最初的雏形，从一个还不能称之为谚语的誉美之词，逐渐变化、变异，并脱胎而成为一句谣谚，最后在大众传播中得以最后“定型”，在这个历程的背后，隐现着各类阶层、多种民族和国家的无数人众的口口相传。而这所有的传播都在描述和印证着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那一页：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而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这也反映了宋文化对于世界的影响。杭州的“天城”之誉极大地影响了欧洲人，甚至也给我们考察哥伦布开辟东方新航路、开启大航海时代，是否受到了杭州“天城”的刺激或触动，留下了想象和研究的空间。厘清这句名谚的源流变迁及其传播的大致轨迹，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业已传颂上千年的历史“标签”的意义。

      范成大（1126—1193）生活于南宋高宗和孝宗时期，他记载“天上天堂，地下苏杭”这一谚语的《吴郡志》的成书年代，清代学者认定“为成大末年所作”。而另一位早于范成大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人物、生活于两宋之际的曹勋，则在其《松隐文集·进前十事札子》中，对这一谚语记载道：

      曹勋（1098—1174）《宋史》有传。靖康元年（1126）金军攻破北宋东京（今开封）后，他跟随被俘的宋徽宗一起被押送北方，但在途中成功逃脱。曹勋在应天府（今商丘）见到刚即帝位的高宗赵构后，呈递了太上皇帝徽宗书写于衣领的亲笔求援信，还写了不少在金营中以及逃归途中的见闻，报告给高宗，以供决策参考。

      其中《进前十事札子》是曹勋在建炎元年（1127）刚逃回南宋时所作（是年范成大两岁）。据此时间记载，曹勋的这篇札子成文时间应比范成大“末年所作”的《吴郡志》，要早60年左右。

      对于《松隐文集》中涉及当时历史的记载，因是曹勋亲历亲见亲闻，是以清代四库馆臣评价道：“勋尝从徽宗北狩，奉密诏南归。后又奉使至金迎宣仁太后。故其诗文多可以考见时事。” 曹勋另有《北狩见闻录》一卷也为“四库全书”收录，馆臣评价为：“所记北行之事，皆与诸书相出入。惟述密赍衣领御书及双飞蛱蝶金环事，则勋身自奉使，较他书得自传闻者节次最详。末附徽宗轶事四条，亦当时所并上者。纪事大都近实，足以证《北狩日记》诸书之妄。且与高宗继统之事尤为有关。虽寥寥数页，实可资史家之考证也。”可见，曹勋著述的真实性还是得到后人认可的。

      一句名谚形成其“流传定式”，必有一个萌发、孕育、脱胎而出的发展过程。事实上，在范成大之前，这一谚语已经有了一个相当长时间的发展过程。在曹勋记述金人这句传闻时，金军还没能渡过长江而涉足于苏杭地区，所以，这句话虽由金人口出，但必有所据，而这个依据极有可能与“地上天宫”相类似。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当萌发于北宋初年。陶穀《清异录》卷上“地理门”中，有“地上天宫”条称：

      陶穀（903—970）本姓唐，避后晋高祖石敬瑭讳改姓陶。五代时在后晋、后汉、后周为官，入宋初为礼部尚书、翰林承旨，累加刑部、户部二尚书。《清异录》虽是一部笔记体著作，但更多的是借鉴了类书的形式，分为天文、地理、君道、官志、人事等37门，每门若干条，共661条（涵芬楼本），多记唐、五代时人称呼当时人、事、物的新奇名称。

      应该说，“地上天宫”的这一比拟性的“别称”，虽然还未形成作为谚语那样应有的“韵语”格式，严格意义上说还不成为谚语，但它却是后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谚语脱胎的“母本”所在。正是有了“地上天宫”这一说，才孕育、发育而生成后来的这句名谚。

      北宋之前的杭州别称或别名，阙维民先生从唐诗中辑录出29个之多，但没有一个与“天”相关的。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陶穀的“地上天宫”是一种开创。故而倪士毅和徐规等学者均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谚语最早应源自陶穀《清异录》，“杭州有‘天堂’之称，从这时开始”。

      而在北宋，对于杭州的赞美，“天宫”并非是惟一的比拟。生活时期稍晚于陶穀的潘阆（?—1009）有十首著名的描写杭州西湖的《酒泉子》，其中第一首开头就说：“长忆钱塘，不是人寰是天上” 。潘阆以“天上”美誉杭州，与“天宫”用词不同，却为同一含义。又如北宋文学家、“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描述杭州风物，有“若金城天府之疆” 之喻。这“天府”与“天宫”以及后来出现的“天堂”一词，均为同义词，只是杭州这几个“别称”影响十分有限。

      类书性质的《清异录》其价值突出体现在典故、词语方面，并为后代词人墨客所引用。几乎和曹勋同时记载到类似“天堂”之说的是两宋之交从汴京逃难到杭州的袁褧，其《枫窗小牍》说：“汴中呼余杭：‘百事繁庶，地上天宫’。”

      袁褧这段有关杭州“地上天宫”的叙述，与陶穀的著述不差一字，可见就是出自《清异录》。也就是说，从北宋之初陶穀对杭州有“百事繁庶，地上天宫”的记录，直至两宋之交这一百多年间，这一赞誉至少已影响到了东京。而且作为国都，其民众对于世事的见闻，即便是口口相传，也具有很强的传播力。由此也可推知，女真人在南侵北宋的过程中，在攻破东京后，完全有机会、有可能从东京人口中了解到杭州是为“天堂”的传闻，并对这一传闻根据女真人的理解和习惯而有所改易，最终成为曹勋所见识的“版本”。

      当然，女真人所传的与袁褧所叙的显然是两个不同的“版本”，也就是说，在两宋之交流行的有关杭州美誉的传说，并行着两个相异的“版本”，而袁褧记叙的为北宋初年的“旧版”，女真人获悉并传言的则是“新版”。这个“新版”已经完全从“旧版”中脱胎而出，而自成一格，不但第一次以“苏杭”并称，也完成了“谣谚”的架构，具备了“谣谚”的格式和特点。

      应该说，这句名谚从《清异录》发祥而来，它最初的“萌芽”并非是成型的谚语，仅仅是一种比拟，仅仅提到了杭州，而未及苏州，直到女真人相传时才有了质的“突变”，成为了一种谚语，并关联兼顾了苏杭这一更大的区域。而且，这个“突变”为以后这句古谚的最后“定型”，打下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

      那么，曹勋的记载为何是“上界有天堂，下界有苏杭”，而不是后来范成大所说的“天上天堂，地下苏杭”？应该说，这两者还是有细微差别的，因为“上界”和“下界”之说，更符合女真人的口吻。

      女真人在宗教上信奉萨满教。萨满亦称“珊蛮”，南宋徐梦莘在《三朝北盟会编》中第一次用汉字记录下女真语“珊蛮”一词：“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变通如神。”

      在萨满教的基本信仰中有一种“三界观念”，即宇宙分为上、中、下三界，上界为天堂，众神所居，又分七层，最权威的神灵居最上层；中界是人和动植物所在；下界是阴间，也分若干层，分别为祖灵、一般亡灵和大小鬼魂所住。

      需指出的是，曹勋所记录的“下界有苏杭”的“下界”，当然不是指亡灵鬼魂所居的阴间，明显应是指凡人世尘的概念。通过“上界”和“下界”这一女真人特有的口吻，我们也能窥见曹勋记载的这一谚语的真实程度。

      比南宋范成大记载再晚的，是元代初年奥敦周卿的小令《[双调]蟾宫曲》吟咏到的这句古谚：

      奥敦周卿这首小令共有两首，均是描写西湖景色之美和游乐之盛。在此应注意的是曲中的“真乃”一词，这说明作者在亲眼目睹西湖美景之前，已经听说到“天上天堂，地下苏杭”的说法，而现在他是眼见为实，果然如此。这里的“真乃”一词，也证实“天上天堂，地下苏杭”这句谚语早已传世。

      元曲中受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俗谚影响的、以类似方式赞美、抒写和刻画杭州西湖的作品，还有不少，如睢玄明《[般涉调]耍孩儿·咏西湖》：“[尾]看方今宇宙间，遍寰区为第一。论中吴形胜真佳丽，除了天上天堂再无比。”乔吉《[双调]水仙子·中秋后一日山亭赏桂花时雨稍晴》：“……坐金色三千界，倚天香十二阑，不是人间。”徐再思《[双调]蟾宫曲·西湖》：“……万古西湖，天上人间。”又《[双调]蟾宫曲·西湖夏宴》：“……只此是人间醉乡，更休提天上天堂……”这说明到了元代，这句名谚业已大行于世。

      而曹勋所记载的、范成大所说的、以及奥敦周卿所吟咏的这句名谚，无论字句有何不同，其实质含义却是完全相同的，这已无须多言。

      宋末元初，除了中华各民族的转述吟咏外，还有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以及稍后于他来华旅行的斡朵里克等人的记载：

“苏州的名字，就是指‘地上的城市’，正如京师的名字，是指‘天上的城市’一样……此城名称苏州，法兰西语犹言‘地’，而其临近之一别城行在（Quinsey）, 犹言‘天’，因其繁华，故有是名。”

“行在云者，法兰西语犹言‘天城’”。”

      由此可见，马可·波罗也听说了类似“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谚语，只不过他对于这句谚语的理解发生了偏差，把苏州、杭州和“地下”、“天上”拆分开来解释，并理所当然地把当时南宋行在杭州说成是“天上”的城市，而苏州是“地上”的城市。是以冯承钧在翻译“行纪”时，即指出了他的这种错误。

      《马可波罗行记》描述的Quinsay（即杭州）对中世纪的欧洲影响极大，除了它屡屡以重要地理坐标出现在西方古地图上之外，甚至有可能影响到哥伦布航海探险发现美洲新大陆、开启“大航海时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1474年六七月间，热那亚航海家哥伦布致函其同胞保罗·托斯加内里探讨航海中国事宜，他在保罗的一封回信中读到了这样的叙述：

      保罗在此将里斯本（葡萄牙首都）和杭州两点一线式地串联起来，明显就是以杭州指代中国。张星烺先生认为，保罗的这封信后人已在哥伦布日记中查出，信中的这段话当是引用了马可·波罗游记。由此可见，马可·波罗此书在欧洲的广为传播，让一生无缘于中国的哥伦布也知晓并领略到了杭州的繁华及其“天城”之誉。

      清初，又有罗马尼亚人米列斯库（1636－1708）《中国漫记》记载到杭州的“天堂”之说：“湖上有装饰得金碧辉煌、五彩缤纷的游船，船上轻歌曼舞，一篇歌舞升平景象。中国人所谓的‘地上天堂’，确实名不虚传。”这个“地上天堂”的比拟竟然和陶穀最初的“地上天宫”极为相似，也是一奇。晚清时，英国人伯德在她的中国旅行中记载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谚语；美国人克劳德著有《杭州天堂》一书，他在书名上直接采用了“天堂”之喻。

      这句古谚从类书、诗词、笔记等著述，从汉语到女真语、到后来马可波罗的“法兰西语”，广为传颂，而到了清代则遍播寰宇。

      最后再看这句古谚在明清时期的流变。

      明初南海人邓林有诗道：“游遍江湖未到杭，不知人世有天堂。”邓林此诗直指杭州是天堂。

      明代嘉靖时，郑若曾在其如何抵御倭寇侵扰的军事专著《江南经略》中论述道：“国家财赋仰给于东南，东南财赋莫重于苏州，次松江，次嘉湖杭。谚不云乎，‘上说天堂，下说苏杭’是也。”

      不少明清小说、话本、弹词等民间说唱文学，都讲到苏杭之地风景秀丽，市容繁华，为许多外地人所倾心、眷顾。如明代冯梦龙话本《古今小说》中有这样的叙说：“那伙同伴商量，都要到苏州发卖。兴哥久闻得‘上说天堂，下说苏杭’，好个大马头所在，有心要去走一遍，做这一回买卖，方才回去。”

      清同治时的杭州民俗代表作《杭俗遗风》称道：“杭州素称繁华之地，吴山既多胜景，西湖又属名区，俗语故有‘上数天堂，下数苏杭’之说。”

      在明清时期，这句谚语除了上面这两个版本之外，在明清小说中更多的则是采用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一版本的说法。以下几个例子可以显见：

      《水浒全传》在讲述宋江领军抵达杭州时，专门有一段话描绘杭州道：“目今方腊占据时，还是钱王旧都；城子方圆八十里，虽不比南渡以后，安排得十分的富贵，从来江山秀丽，人物奢华，所以相传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明代罗懋登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说道：观音菩萨合掌恭敬回复燃灯老祖道：“南膳部洲有个古迹，名叫做杭州。自古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是个善地。”

      清代光绪吴毓昌弹词《三笑新编》有段祝枝山[付]和一船主[丑]的对话：“[丑]……个一向立朵啥场化发财？[付]立朵杭州居来。[丑]介末唔俚游虎丘哉那。[付]游子杭州，还要游啥虎丘介？[丑]啥说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晚清刘鹗小说《老残游记》有言说道 ：“江南真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不象我们这地狱世界。”

      晚清曾朴小说《孽海花》中有这样的描写：“宝廷周围看了一遍，心中很为适意，暗忖：怪道人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一只船也与北边不同，所以天随子肯浮家泛宅。原来恁地快活！”

      晚清蘧园小说《负曝闲谈》全书第一回劈头就道：“俗语说的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单说这苏州，自从吴王阖闾筑了城池，直到如今，那些古迹，都班班可考，不要说什么唐、宋、元、明了。”

      从以上例子可见，明清通俗文学中引用这句谚语时，采用元人奥敦周卿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个版本者居多。而对于这句古谚的普及功效，民间通俗文学又往往大于学者专家的著述。这也是世上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为这个古谚最终“定本”，且广为传播的一个主要原因吧。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谚语高度概括和印证了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那一页——中国经济重心向东南转移。它也因此而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罕见的、能够传颂上千年，并且影响世界历史的一个“标签”。 

作者系杭州文史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