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杭州西湖区双浦镇西部“灵山幻景”景区，唐宋时期以“恩德寺”名闻遐迩。白居易于杭州刺史任上曾与友人共游于此，并写下《游恩德寺》诗、序。白居易此诗此序，反映了唐代法律关于地方官行为规范之一斑，也反映了唐代钱塘县西部界址之所在。

01

白居易《游恩德寺》诗、序

白居易所游恩德寺，位于今杭州市西湖区双浦镇杨村西大湖山东部山峰之一的灵山山麓。右倚大湖山，左临湖埠溪，隔溪与昙山相望，溪水自西向东流向钱塘江。钱塘江经此而通往浙南、浙西，缘江而上直达富阳、桐庐、建德。交通方便而无车马喧哗，地近城市而无叫卖嘈杂。尤其是六朝以前，钱塘江自闻堰经六和塔下至富阳段江道（现今以闻堰至建德梅城段江道为富春江），江面向南开阔，浮山悬于波涛之中；北岸旁依山麓，杨村、定山淤沙成滩。“宦游车盖惮于渡江，缘陆为多”。客旅往返依山牵行。20世纪80年代笔者前往考察时，昙山岩壁牵痕犹清晰可见。杨村恩德寺、风水洞位处水陆交通要道，故很早就为人所知，并有寺院之建。南宋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七《寺观》云：“慈严院，太康间葛稚川舍宅为寺。上元间，赐额‘恩德’。天成二年，吴越王重建。大中祥符二年改今额。”

葛洪，字稚川，生于283年，卒于343年或364年。“太康”为西晋武帝司马炎年号，时在280年至289年。“太康间葛稚川舍宅为寺”云云，当为托古之词，因为太康间葛稚川还是一个孩子。又，唐高宗、肃宗均有“上元”年号，高宗上元年为公元674—656年，肃宗上元年为公元760—761年。此“上元间”当为高宗上元。“今额”即慈严院，一作“慈岩院”。

与恩德寺相依的还有风水洞。《祥符志》描绘其洞云：“风水洞，一名恩德洞。……洞极大，流水不竭。顶上又有一洞，过立夏，清风即自内出，立秋即止，故名风水洞。洞内石子，各有红点如丹，持出即隐，置于内复然，此其异也。”志书关于风水洞之所述，其实只是大湖山下石灰岩溶洞于地表的初露。1982年，大湖山下石灰岩溶洞终于重见天日，人们发现这是一组喀斯特溶洞群，全洞作竖井式分层，高大深邃，迥环交叠，洞内风、水、气、瀑，交织于石笋、石柱、石景之间。“洞分上洞和下洞，两洞之间由高差4余米的石栈天梯相连结。缘梯攀登而上，近旁峭壁相压。这种洞中登山的情趣，在国内众多溶洞景观中是罕见的。”“一支高24.5米，直径6米的石笋，占去地面20平方米，几乎要透过顶部空间向蓝天伸去。这样巨大的石笋在全国已开发的溶洞中还是第一支。”在灵山幻境风景区后来“又陆续地探明了……二十多个溶洞”。在大湖山地下溶洞重见天日之前，上述云云，无疑增添了恩德寺、风水洞一带的神异气氛，激发人们前往探索。

▲风水洞

1982年杭州市西湖区地名普查时，曾在洞内石壁上发现用硬物刻写的“主财十四洞，梦水阳钟泉”诗句及“大明六年”落款。说明至迟在南朝刘宋大明六年（462）已经有人深入此洞。此后也不断有人入洞探奇。上引《祥符志》所言“洞极大，流水不竭”“洞内石子，各有红点如丹，持出即隐，置于内复然”，显然也是人们曾经入洞考察的记录。后来的苏东坡“细细龙鳞生乱石，团团羊角转空岩”，司马槱“我凝此山空，石脚连沧溟”等诗句，或许也是借此而发。20世纪80年代西湖区开发“灵山幻景”旅游景点时，杭州大学地理系周宣森教授曾腰缠长索，只身入洞，下决心一探究竟。临入洞时，周教授嘱托身旁同伴：只要我拉动绳索，你们就将我往外拉。结果虽然未遇意外，但绳索已尽，也未及见底，只得返还，可见溶洞入山之深远。正是人们对于宗教的崇信以及对于洞穴的探险精神，成就了此寺此洞成为历史时期杭州的著名旅游风景区，同时也留下了许多题咏，唐白居易《游恩德寺》诗及序即其一。

白居易于长庆三年（823）秋九月杭州刺史任上陪同卢贾、萧悦等人游览于此，写下了《游恩德寺》诗并序云：

予以长庆二年冬十月到杭州，明年秋九月始与范阳卢贾、汝南周元范、兰陵萧悦、清河崔求、东莱刘方舆同游恩德寺之泉洞。竹石藉甚，久矣及兹，目击果惬心期。因自嗟云：到郡周岁，方来入寺，半日复去，俯视朱绶，仰睇白云，有愧于心，遂留绝句：

云水埋藏恩德洞，簪裾束缚使君身。

暂来不宿归州去，应被山呼作俗人。

《序》中所说与之同游诸君，分别出自范阳（今河北涿县）、汝南（今河南汝南）、兰陵（今山东兰陵）、清河（今山东清河）、东莱（今山东掖县）。可见杭州的恩德寺、恩德洞，其时也称得上闻名全国了。

02

“暂来不宿”的法制观念

明明是一次“目击果惬心期”的旅游，白居易何以宁冒“应被山呼作俗人”的世俗藐视，而毅然决然地“暂来不宿归州去”？究其原因，就在于意识到自己的“簪裾束缚使君身”，意识到此时的自己不是平民百姓，而是杭州刺史。既然穿上了这身官服，行为举止就得遵守地方官员的行为规范。

▲白居易

唐朝政府对官员的行为规范有明文规定：《唐律疏议》卷九《唐律·职制》：“诸刺史、县令、折冲、果毅，私自出界者，杖一百。注云：经宿乃坐。”从法律上划定了刺史、县令、折冲、果毅各级官员私自外出允许的地域和时间范围，即外出地域不得越境，外出期间不得经宿。违者将受法律惩处。

其时，恩德寺与杭州州治钱塘县的距离，有“（离）钱塘县旧治五十里”；有“平昔尝闻风水洞，重山复水去无穷”等说。按照唐朝对行程的规定：“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溯河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则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

由此可见，自杭州州治至恩德寺，如不“经宿”，其行程时间相当紧张。但是不能“经宿”的规范要求必须执行，否则就要接受惩罚。白居易《游恩德寺序》所说“方来入寺，半日复去”，《游恩德寺》诗所说“暂来不宿归州去”，显然就是对自己不能违反规定而在恩德寺“经宿”的说明。

而且，白居易来杭州任刺史之职的一个重要原因，乃是为了借此远离“朋党之争”旋涡的中心。唐朝“朋党之争”是官僚集团内部为争权夺利而进行的派系斗争。唐朝晚期，这种斗争集中表现在牛僧孺、李宗闵和李德裕两派之间的对立。元和三年（808），宪宗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牛僧孺、李宗闵在对策中极力指责时政之失。主持考试的吏部员外韦贯之对牛僧孺、李宗闵大加称赞，但却遭到宰相李吉甫的反对，韦贯之等人为之被贬官。这可以说是唐朝“朋党之争”的开端。元和九年（814）十月李吉甫去世，其子李德裕继续与牛僧孺、李宗闵持对立态度，朋党之争愈演愈烈。唐朝的“朋党之争”从宪宗到宣宗，历经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六帝四十年之久。两派之间，没有严格的政治观点的区别，也并非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的利害冲突，而是两派争权夺利的斗争，斗争双方也互有胜负。

白居易因为写了大量讽喻诗，如《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等，深刻反映了社会现实，刺痛了权豪贵戚；白居易在朝为官，也免不了得罪这些或那些权豪贵戚，因此也自然而然地成了“朋党之争”双方关注及攻击的目标。《旧唐书·白居易列传》即举有二例：“（元和）十年七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置彼周行。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书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

可以说白居易长庆二年（822）七月离京出任杭州刺史，其本意就是希望远离朋党之争的旋涡，追求“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的意思。因此举止行动自然得特别小心，何况已有法律明文规定，自当严格遵守，免得招来是非。所以只能选择“暂来不宿归州去”。

03

恩德寺所在区域的地方行政归属

唐朝政府对于刺史、县令的外出，除了规定不得“经宿”，还规定不得“出界”，即刺史不得出州界，县令不得出县界。

唐代白居易任杭州刺史的年代，杭州领有钱塘、盐官、余杭、富阳、于潜、临安、新城、唐山等8县。恩德寺（今杭州市西湖区双浦镇杨村）位处富阳县东、钱塘县西。但是其所处地域在地方行政区划上究竟属于钱塘县抑或富阳县？未见明确记载。当然，白居易作为杭州刺史，应该清楚其地方行政归属。可是其诗其序于此却只字未提。之所以只字未提，可能是因为寺观道院乃方外之地，有其特殊的政策（以至于后来发生了“会昌毁佛”），作为“俗人”的白居易（自嘲“应被山呼作俗人”），毕竟是朝廷任命的杭州地方的最高长官，不便多说什么；也可能因为白居易既然是杭州刺史，其行迹不出杭州州境即不能视为违规，恩德寺地面归属钱塘抑或富阳无关紧要，所以在《游恩德寺》诗、序当中，没有任何涉及行政区域的文字。直到白居易游恩德寺百年以后，即五代后梁龙德二年（922），才有了第一次相关记载。

是年，吴越国王钱镠奏请：析分钱塘县为钱塘、钱江（宋改仁和县）两县；割盐官县部分和富阳县长寿、安吉二乡属钱江县。（关于这一行政区域的调整，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三《杭州·仁和县》记载为：“仁和县本钱塘、盐官之地，唐麟德二年（665）析二县之地置钱塘（江）县于州郭。国朝太平兴国三年（978）平江东，改为仁和县。”南宋乾道《临安志》卷二《历代沿革》作：“龙德三年（923），析钱塘、盐官地置钱江县（今仁和县也），与钱塘分治城下。”《十国春秋》考证：“乐史《太平寰宇记》言唐麟德二年析钱唐、盐官二县为钱江，非是。”咸淳《临安志》卷二十《疆域·乡里》记载长寿、安吉二乡属钱塘县而非仁和（原钱江）县，或后来钱塘、仁和两县境域又有调整。或本就划归钱塘，而记载误为钱江。亦即清吴仕臣《十国春秋》卷一一二《十国地理表·吴越·钱江》所云：“吴越天宝十五年割钱塘、盐官各半置钱江县，割富春之长寿、安吉二乡入钱江。”

上述长寿、安吉二乡，根据南宋咸淳《临安志》卷二十《乡里》记载：安吉乡管杨村、社井、转塘三里；长寿乡管淡竹、大斗、凌溪、白升四里。安吉乡相当于今周浦、社井一带；长寿乡相当于今周浦、社井以西富阳东坞山、祝家村一带。而恩德寺、风水洞所在正处杨村地面。

谭其骧先生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讲授《中国历史地理概论·政区》课时曾经说过：政区有一种继承性、稳定性，（而且）往往是相当强的。谭先生在《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一文中也说“（县）乃历代地方行政区划之基本单位。州郡置罢分并无常，境界盈缩不恒，县则大致与时俱增，置后少有罢并，比较稳定”。既然之前——自秦至五代——钱唐县未见有境域变迁的记载，不妨认为自秦置钱唐县以后直到后梁龙德二年，一直维持原有的境域不变。如此，则秦置钱唐县之时，恩德寺、风水洞不在其中，而属西邻余杭县，并以此为两县接境。其后，余杭县析置富春县，恩德寺、风水洞地域改属富春县。又其后，富春县改名富阳县，其地遂为富阳县。按此，恩德寺、风水洞地面，唐代应属富阳县辖境。

后梁龙德二年（922）钱塘县行政辖区的调整，是钱唐县自秦始皇设置以后见于记载的第一次调整。杭州从而形成了（钱塘、仁和）两县同城而治的局面，并且扩大了地域范围，为吴越国建都创造了行政区域地理条件，也为南宋建都打下了基础。这是杭州城市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但此乃后话，兹不赘言。